1 引言

幸福感是指个体以个人的经验、人际关系、情感、整体功能为基础对自己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估（彭怡, 陈红, 2010）。近年来，研究者试图采取一种整合的观点来阐释幸福感，进而提出新的阐述幸福感的“心盛”理论。Keyes（2007）认为，心盛是一种完全、高度心理健康的表征，心盛者常常充满热情活力，对生活充满积极情感、心理和社会功能完好。Seligman（2011）认为，积极心理学的主题是福祉，而福祉测量的标准则是心盛，并且积极心理学的目标就是增加个体的心盛。心盛被看作是最高水平的幸福感，包括积极情绪、沉浸体验、人际关系、人生意义、自我实现五个要素，简称PERMA。综上所述，心盛是一种最佳的心理健康状态，也是一种高度幸福的理想状态，达到心盛的个体不仅充满幸福感和积极情绪，而且具有明确的生活目的和意义以及乐观、善良、乐于助人等特点。心盛理论一经提出就受到广泛关注，国外大量研究探讨如何使个体达到心盛状态。然而，国内心盛研究才刚起步，尚没有开发出测量心盛的有效工具。

人格特质是影响个体幸福感的最可靠、最稳定的指标之一。大量研究探讨人格特质与幸福感的关系，发现尽责性和神经质与幸福感关系最为密切。有研究发现，神经质、尽责性和主观幸福感的各方面显著相关，并且神经质能负向预测积极情感与生活满意度，而尽责性能正向预测积极情感（Diener, Oishi, & Lucas, 2003; Steel, Schmidt, & Shultz, 2008）。鉴于心盛与幸福感具有内在联系，因而神经质、尽责性与心盛密切相关。此外，有研究发现，神经质、尽责性不仅与心盛相关，而且能显著预测心盛（Villieux, Sovet, Jung, & Guilbert, 2016）。然而，人格特质相对稳定，很难做到通过改变人格特质进而使个体达到心盛状态。因此很有必要探讨神经质、尽责性影响心盛的中介机制，进而可以通过对中介变量干预而使个体达到心盛状态。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身情绪的形成、保持、回避和抑制能力的评价及对内部情绪调控的信心或者信念，分为表达积极情绪的自我效能和调节消极情绪的自我效能 （Caprara, Alessandri, & Eisenberg, 2012; 汤冬玲, 董妍, 俞国良, 文书锋, 2010）。研究表明，神经质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负相关，尽责性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正相关（张萍, 汪海彬, 2015; 赵鑫等, 2014）。由于高神经质个体不善于调节自己的情绪，对消极情绪更加关注，对积极情绪的关注较少；而个体情绪调节方面的差异取决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水平，高神经质个体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相对较低（黄敏儿, 郭德俊, 2003; Caprara & Steca, 2006）。另外，高尽责性个体具有高能力感，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一种个体管理自身情绪的能力感（Caprara et al., 2012），因而高尽责性个体有高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总之，神经质、尽责性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密切相关。

近年来，“心盛”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但尚未见到探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心盛关系的研究。有研究发现，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幸福感有关，并且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影响社会心理功能和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因素；同时，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幸福感稳定预测变量（Caprara, Pastorelli, Regalia, Scabini, & Bandura, 2005）。高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个体面对成功或其它愉快性事件时，能积极体验或表达积极情绪，具有高水平的情绪幸福感（Caprara, Steca, Gerbino, Paciello, & Vecchio, 2006）。另一方面，情绪幸福感、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都与心盛密切相关，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能显著预测幸福感；因而可以推测，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心盛的预测因素。

神经质与尽责性是影响心盛的两个最主要的人格特质。同时，它们能显著预测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心盛密切相关。研究表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人格特质与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张萍, 汪海彬, 2015）。鉴于心盛是一种最高层次的幸福状态，由此推测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可能在神经质、尽责性与心盛之间起中介作用。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假设H1-神经质直接影响心盛；假设H2-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神经质与心盛之间起中介作用；假设H3-尽责性直接影响心盛；假设H4-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尽责性与心盛之间起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取样法，选取西安市某所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共412人，年龄在17~22岁之间，其中男生 176 人，女生 236人。

2.2 研究工具 2.2.1 心盛量表

采用Diener等（2010）编制的8个题目的单维心盛量表（the flourishing scale），每个题目按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计分，得分越高表明心盛水平越高。采用双译程序，先由心理学专业人士将英文量表翻译成中文，然后请英文专业人士回译成英文，题目内容与原英文量表基本一致。随机选取30名大学生进行预测验，确保各题目不存在理解问题，最终形成正式量表；代表性题目有“积极地为他人制造快乐和幸福”。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单维模型拟合较好，χ²/df = 2.61，RMSEA= 0.07，NNFI= 0.96，CFI = 0.98，GFI = 0.96，说明该量表结构效度较好。本研究中心盛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9，间隔两周后的重测信度为0.79。

2.2.2 大五人格量表简式版

采用王孟成、戴晓阳和姚树桥（2011）编制的大五人格量表简式版（Chinese big five personality inventory brief version, CBF-PI-B），共40个题目。采用1（非常不符合）~5（非常符合）计分，分数越高表明人格倾向性越强。本研究只选取神经质、尽责性分量表，代表性题目有“我常担心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做事讲究逻辑和条理是我的一个特点”。本研究中神经质、尽责性分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74和0.82。

2.2.3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

采用张萍、张敏和卢家楣（2010）修订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量表（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scale, RES），共12个题目，包括表达正性情感的自我效能、克制失望沮丧的自我效能及控制愤怒情绪的自我效能三个维度。依据Caprara等（2008）和窦凯等（2013）的观点，将量表的后两个维度合并成调节消极情绪的自我效能。按照1（很不符合）~5（非常符合）评分，高分代表高情绪调节自我效能。代表性题目有“令人高兴的事情发生时，我会表达自己的愉悦之情”、“受到父母或其他重要人物斥责时，我能够控制自己的消极情绪”。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2。

2.3 数据分析

运用SPSS 17.0、Mplus7.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神经质、尽责性、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心盛的相关分析

表1显示，神经质与表达积极情绪效能、调节消极情绪效能、心盛负相关；尽责性与表达积极情绪效能、调节消极情绪效能、心盛正相关；表达积极情绪效能、调节消极情绪效能与心盛正相关。

3.2 中介效应模型

考虑到题目数量过多，对数据进行打包处理（侯杰泰, 温忠麟, 成子娟, 2004）。将神经质、尽责性、心盛、调节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项目分别打成三个包，将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项目打成两个包。

3.2.1 神经质对心盛的中介效应模型

运用Mplus7.0软件根据研究假设建立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神经质与心盛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拟合指标如下：χ²/df=1.74，RMSEA=0.05，CFI=0.98，TLI=0.97，SRMR=0.04。剔除该模型中不显著路径（神经质-心盛，β=–0.02, t=0.071, p=0.83）后得到如下模型（见图1），拟合指标为：χ²/df=1.69，RMSEA=0.05，CFI=0.98，TLI=0.98，SRMR=0.04，说明该模型拟合良好。

由图1可知，神经质对心盛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不支持假设H1；神经质通过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两个维度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心盛，支持假设H2。神经质对心盛的总效应为–0.33，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为–0.15，占总效应的44.52%，调节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为–0.18，占总效应55.48%。

3.2.2 尽责性对心盛的中介效应模型

运用Mplus7.0软件建立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尽责性与心盛间的中介作用模型（如图2），拟合指标为：χ²/df=2.03，RMSEA=0.06，CFI=0.98，TLI=0.97，SRMR=0.04。表明模型拟合良好。

由图2可知，尽责性直接影响心盛，支持假设H3；同时通过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两个维度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心盛，支持假设H4。尽责性对心盛的总效应为0.62，其中尽责性的直接效应为0.30，占总效应48.95%；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为0.22，占总效应36.07%；调节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为0.09，占总效应14.98%。

3.3 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Bootstrap程序检验中介效应显著性。若中介效应值95%置信区间不包括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Shrout & Bolger, 2002）。表2表明，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与调节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在神经质、尽责性与心盛之间的中介作用均显著。

4 讨论 4.1 神经质、尽责性人格特质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心盛的关系

首先，神经质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负相关；尽责性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正相关。这与以往研究一致（Caprara et al., 2006; 张萍, 汪海彬, 2015）。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身情绪调节能力的自信心，属于自我意识的一部分，而自我意识是人格的核心，因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人格特质在情绪调节领域的表现（Caprara et al., 2012; 田学英, 卢家楣, 2012）。其次，神经质与心盛负相关，尽责性与心盛正相关。这与Villieux等人（2016）的研究一致。神经质与尽责性是影响幸福感主要因素，基于心盛与幸福感的内在联系，因此，神经质、尽责性与心盛显著相关。最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心盛显著正相关。研究表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幸福感高度相关，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促使个体有效应对压力、提升人际关系以及增强幸福感（Caprara et al., 2006; 窦凯, 聂衍刚, 王玉洁, 刘毅, 黎建斌, 2013）。由于心盛是幸福感的最高状态，因而心盛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显著相关。

4.2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神经质与心盛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神经质与心盛之间起中介作用。这与张萍和汪海彬（2015）的研究结果具有内在一致性。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一种个体管理自身情绪的能力感，水平高低会影响个体情绪调节的实际效果，个体情绪调节的实际效果会影响个体的情绪幸福感，而情绪幸福感是心盛的重要成分（Caprara et al., 2006; Keyes, 2007）。此外，有研究发现，神经质与情绪调节自效能感都是幸福感的显著预测变量；而高神经质个体情绪稳定性较差，缺乏有效调节情绪的自信感，导致负性情绪体验较多，幸福感下降，从而难以达到“心盛”状态（Steel et al., 2008; 窦凯等, 2013）。因而，神经质可以通过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心盛。

4.3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尽责性与心盛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尽责性直接影响心盛。由于尽责性是一种细心、认真严谨的人格特质，高尽责性个体有较高目标导向，能有计划、有条理地实现目标，面对挑战时能更快调整自己的状态，其人际关系质量也会较高，这些优势预示着高尽责性个体更容易达到“心盛”状态（Huppert & So, 2013）。

本研究还发现，尽责性通过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间接影响心盛。研究表明，尽责性正向预测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而心盛是一种高度幸福状态，进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也可正向预测心盛（Caprara et al., 2006; 田学英, 卢家楣, 2012; Huppert & So, 2013）。另一方面，高尽责性个体表现出高水平管理自身情绪的能力感，他们更容易体验到高水平幸福感，从而达到“心盛”状态。因此，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尽责性与心盛之间起中介作用。

本研究对心盛干预实践具有一定启示：一方面，应该针对不同人格特质的个体采用个性化的干预措施来提高其心盛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对中介变量的干预，即通过培养个体管理自身情绪的信心、提高其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从而使个体达到心盛状态。

5 结论

本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神经质与表达积极情绪效能、调节消极情绪效能、心盛负相关；（2）尽责性与表达积极情绪效能、调节消极情绪效能、心盛正相关；（3）表达积极情绪效能、调节消极情绪效能与心盛正相关；（4）神经质通过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心盛，同时尽责性不仅直接影响心盛，还能通过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心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