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少年核心自我评价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希望的中介效应 |
2. 玉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玉林 537000
青少年正处于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对自我的评价会对他们的个性、人际关系、生活满意度等多个方面产生影响。Judge,Locke和Durham等提出的核心自我评价(core self-evaluations, CSE)这个概念,指的是个体对自身能力和价值所持有的最基准的评价,由自尊(self-esteem)、一般自我效能感(general self-efficacy)、神经质(neuroticism)和控制点(locus of control)四个基本特质组成,这四个特质组合成一个潜在的、宽泛的结构(Judge, Locke, Durham, & Kluger, 1997),并作为一个积极心理资源在青少年多方面的成长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核心自我评价是一种总体自我评价,影响着对具体领域的自我评价(黎建斌, 聂衍刚, 2010)。
希望是人们对未来的积极期望,对青少年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希望(hope)是一种积极心理品质,是积极心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近年来日益引起学者的广泛兴趣(刘孟超, 黄希庭, 2013)。Snyder等提出的希望理论(Snyder et al., 2002)在积极心理学领域得到广泛认可。Snyder等认为希望是一种个体对目标达成的认知思考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设定明确的、有意义的目标,根据先前设定的目标产生动机和相关策略,最终达成目标。
Snyder等认为自尊和自我效能感是影响个体希望水平的两个重要的心理变量(Snyder et al., 2002)。核心自我评价虽然是一个单维结构,但包括自尊、一般自我效能感、神经质和控制点四个基本特质,因此核心自我评价对个体的希望可能具有预测作用。另外,希望具有缓解个体消极心理、增进个体积极心理的功能。Sanyal,Fernandes和Hazari(2016)的研究表明,希望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希望与一年之后重测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正相关。在中学生群体中开展的研究发现,高希望水平的个体在生活满意度上的得分高于低希望水平的个体(de Jager-van Straaten, Jorgensen, Hill, & Nel, 2016)。也有针对367名青少年开展的为期2年的追踪研究,发现希望在生活满意度对心理健康的预测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Beri & Jain, 2016)。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逐渐兴起,作为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活满意度逐渐获得研究者的关注。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是个体根据自身设定的独特标准对其生活质量进行的总体评估(Shin & Johnson, 1978)。提高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有利于促进其学业发展,同时能够预防他们产生心理行为问题(Blackie, Jayawickreme, Forgeard, & Jayawickreme, 2015)。因此,探讨影响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因素就显得非常必要。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Morsünbül, 2016)。个体因素中的人格因素与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密切相关。研究表明,作为一个整合的人格理论,核心自我评价与“大五”人格理论相比,对工作满意度和工作行为表现具有更好的预测作用(Gün & Büyükgöze, 2015)。核心自我评价能显著预测个体的生活满意度(Hirschi, 2011; Judge, Bono, Erez, & Locke, 2005; Steel, Schmidt, & Shultz, 2008; Shin & Johnson, 1978),是生活满意度的保护性因素(胡炳政, 2013)。同时也有研究发现,核心自我评价不仅能直接预测生活满意度,还能通过工作特征知觉、自我和谐与目标实现、感知社会支持等其他中介变量对生活满意度起间接作用(何丹, 易芳, 2013; 孙兰, 孟慧, 仲伟佶, 2014)。因此,核心自我评价是生活满意度的重要预测变量。
青少年时期是人心理发展的变革时期,探讨青少年的核心自我评价、希望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进一步探究希望在青少年核心自我评价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基于前人研究,本研究建立如下假设:在青少年被试群体中,(1)核心自我评价对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影响;(2)希望在核心自我评价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中起中介效应。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在福建、广西、黑龙江、河南四省方便选取普通中学,向初一到高二五个年级的学生发放问卷1020份,收回980份,回收率为96.08%。剔除无效问卷后,剩余934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95.31%。被试年龄最小为12岁,最大为18岁,平均年龄为14.85±1.39岁,初一到高二的被试人数分别是188,186,178,197,185人。其中男生平均年龄为15.03±1.42岁,男生总人数为422人,初一到高二的男生人数分别是84,61,68,109,100人;女生平均年龄为14.71±1.35岁,女生总人数为512人,初一到高二的女生人数分别是104,125,110,88,85人。
2.2 研究工具 2.2.1 核心自我评价量表任志洪和叶一舵(2009)修订Judge的核心自我评价量表(core self-evaluations scale, CSES),有8个项目,单一维度,李氏5点计分,1-5分别代表“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核心自我评价总分由8个项目相加而得,得分越高说明被试对自己总体自我评价较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78。
2.2.2 儿童希望量表赵必华和孙彦(2011)的儿童希望量表(children’s hope scale, CHS)有6道题目构成,李氏6点计分,1-6分别代表“从不”到“总是”。奇数题目属于动力思维分量表,偶数题目属于路径思维分量表。儿童希望量表的总分由6道题目得分相加而得,得分越高,希望感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75,动力思维和路径思维分量表的α系数分别为0.71和0.66。
2.2.3 青少年生活满意度问卷张兴贵等在Huebner等的青少年多维生活满意度量表的基础上编制的青少年生活满意度问卷(adolescent students’ life satisfaction scale, ASLSS)(张兴贵, 何立国, 郑雪, 2004)。包含36道题目,分为6个领域的生活满意度,分别是友谊、家庭、学业、自由、学校和环境的满意度,采用李氏7点计分,各题目从1-7评分,分别代表“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最后的总分为生活满意度的得分,得分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α系数为0.91,友谊、家庭、学业、自由、学校和环境满意度各分量表的α系数分别为0.74,0.87,0.80,0.70,0.86,0.79。
2.3 统计方法采用SPSS 23和Amos 22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es, CMB)的检验(Podsakoff, Mackenzie, Lee, & Podsakoff, 2003)。用Amos 22进行模型检验,中介效应显著性用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non-parametric percentile bootstrap method)(Preacher, Rucker, & Hayes, 2007; 方杰, 张敏强, 2012)进行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所有数据都是通过被试自己填答问卷获得,因此测量中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强调匿名、保密以及调查仅限于学术研究等说明以便对调查进行程序控制,即便如此,也需要对该研究进行统计控制。为确认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的影响大小,用SPSS软件做Harman单因子检验,将核心自我评价、希望和生活满意度放到一个探索性因子分析中,检验未旋转的因子分析结果。结果发现,共析出了10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且第一个公共因子方差解释率仅为21.42%,不超过40%,因此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结果影响不大。
3.2 青少年核心自我评价、希望和生活满意度得分的相关分析由表1可知,青少年核心自我评价同希望和生活满意度各维度呈正相关(p<0.001),希望各维度同生活满意度各维度也呈正相关(p<0.001)。
| 表 1 青少年核心自我评价、希望和生活满意度各维度的相关(N=934) |
3.3 青少年核心自我评价、希望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模型
首先建立路径分析模型。由于核心自我评价为单维结构,可以用其总分代表青少年核心自我评价的总体评估,也可以采用项目打包(item parceling)(Landis, Beal, & Tesluk, 2000; Yang, Nay, & Hoyle, 2010; 吴艳, 温忠麟, 2011)的方法生成潜变量来对核心自我评价进行评估。研究表明,项目打包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中有很多好处,比如可以提高模型拟合度、模型估计稳定等(吴艳, 温忠麟, 2011)。另外,研究也表明,打成3个包时,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较好(Bandalos, 2002; Rogers & Schmitt, 2004)。因此,本研究将核心自我评价的8个题目按随机法(random algorithm)打为3个包,其中第1、3、6题为第一个包,第2、5、7题为第二个包,第4、8题为第三个包。希望有动力思维和路径思维两个维度,因此用两个维度衡量希望水平。生活满意度有友谊满意度、家庭满意度、学业满意度、自由满意度、学校满意度和环境满意度六个维度,因此用六个维度来说明生活满意度的高低。
用Amos22对该模型进行检验,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maximum likelihood,ML)进行估计,得到图1所示的路径分析模型系数。模型的拟合指数分别是:χ2/df=2.43,GFI=0.92,NFI=0.88,CFI=0.89,RMSEA=0.10(90%的置信区间为[0.09, 0.11])。一般认为,χ2/df的取值在1-3之间,GFI、NFI、CFI的取值大于0.90时说明模型拟合很好;RMSEA的取值小于0.05时模型拟合非常好,当其取值大于0.05小于0.08时模型拟合良好,大于0.08小于0.10说明该模型尚可(吴明隆,2009)。本研究的模型拟合指数中,χ2/df和GFI的取值达到模型拟合很好的标准,NFI和CFI的取值也很接近模型拟合很好的标准,RMSEA取值达到了模型拟合尚可的标准。因此,总的来讲,本研究建构的路径分析模型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模型。
![]() |
| 图 1 青少年核心自我评价、希望和生活满意度的路径分析模型图 |
核心自我评价到生活满意度的直接效应为0.40,核心自我评价通过希望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间接效应或中介效应为0.54×0.40=0.22,核心自我评价影响生活满意度的总效应为0.40+0.22=0.62。因此青少年核心自我评价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中,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64.52%,通过希望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的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35.48%。
用Amos 22中的Bootstrap程序进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检验。从原始数据中随机抽取2000个Bootstrap样本,保存2000次运行后的各条路径的路径系数,采用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计算中介效应的平均路径系数。结果发现,从核心自我评价到生活满意度的中介效应的95%的置信区间为[0.15, 0.29],区间不包含0,故中介效应显著。因此,青少年核心自我评价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希望在核心自我评价和生活满意度中起中介效应。
4 讨论青少年处于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对自我的评价的高低对他们心理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核心自我评价是研究者在探讨影响工作满意度的人格因素中提出来的,将其引入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研究中,有利于探讨核心自我评价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同时本研究将希望作为青少年核心自我评价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变量,提出了青少年核心自我评价对生活满意度的路径模型,并对该模型进行检验。
模型显示,核心自我评价对生活满意度有正向直接预测作用(r=0.40, p<0.001),核心自我评价对生活满意度的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64.52%,说明核心自我评价对生活满意度有重要的作用,同前人研究结果一致(Hirschi, 2011; 胡炳政, 2013)。核心自我评价高的青少年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具有较高的评价,因此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就高。核心自我评价作为一种基本的人格特质,在这种人格特质上一贯的积极自我评价会使青少年更加积极地面对生活中碰到的各种状况,有利于消解不良心理,使其保持较好的心理状态。因此,高水平的核心自我评价不仅仅是青少年对自己能力和价值的较高评价,而且是对自我的一种保护,使自我向正常和积极的方向发展。
核心自我评价通过希望对生活满意度有间接影响,其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35.48%。核心自我评价对希望有正向预测作用(r=0.54, p<0.001),因此核心自我评价高的青少年其希望水平也比较高。核心自我评价是一个包括自尊和自我效能感的单维人格测度,因此本研究验证了Snyder等人认为自尊和自我效能感是影响个体希望水平的重要的心理变量(Snyder et al., 2002)这个观点。同时本研究也发现,希望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r=0.40, p<0.001),也同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杨青松, 石梦希, 孙焕良, 胡义秋, 朱翠英, 2015),都认为希望对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高希望水平的人群生活满意度也比较高。
Snyder等(2002)的希望理论指出,希望是个体为了达到所追求的目标所建立的认知评估机制,由路径思维与动力思维的相互影响促使个体达成目标。路径思维是个体相信自己能够产生有效途径来达到期望目标的信念和认知;动力思维是激励个体制定目标,并沿着所设计路径前进的动力系统。因此希望是一个信念和动力系统,通过信念来维持动力最终达到目标。而核心自我评价是对自身能力和个人价值的评价,是一个宽泛的人格结构,因此两者在构念上不是同一个理论框架。希望作为维持个体自我和谐和生活满意的信念和动力系统,在核心自我评价这个人格因素与生活满意度这个生活质量总体评价中起中介作用。核心自我评价高的青少年的希望水平也比较高,可能是因为青少年对自己能力和价值具有较高的评价使其能够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学习和生活中碰到的困扰,可以维持较强的信念和动力去追求自己设定的目标,从而达到自我和谐与生活满意。
本研究探讨了在青少年群体中,核心自我评价、希望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以及希望在核心自我评价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核心自我评价能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说明人格因素影响个体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较高的自我评价有利于促进个体对自己生活的正性评价,提高生活满意度。同时,本研究将希望作为中介变量并进行模型检验,找到了一个维持个体生活满意度评价的信念和动力因素,建立起核心自我评价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桥梁,为促进青少年生活满意提供了另一种途径,也就是一方面通过干预核心自我评价来提高青少年生活满意度,另一方面干预核心自我评价进而产生对希望的促进作用或直接干预希望,有助于青少年维持较强的信念和动力,进而提高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
5 结论综合以上探讨,本文认为,在青少年被试群体中,(1)核心自我评价、希望和生活满意度存在两两显著正相关;(2)核心自我评价对生活满意度有正向预测作用,希望在核心自我评价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中有中介效应。
方杰, 张敏强. (2012). 中介效应的点估计和区间估计: 乘积分布法、非参数Bootstrap和MCMC法. 心理学报, 44(10), 1408–1420. |
何丹, 易芳. (2013). 青少年核心自我评价、积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1(6), 891–892. |
胡炳政. (2013). 青少年核心自我评价的发展特点及其与多维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 21(4), 361–363. |
黎建斌, 聂衍刚. (2010). 核心自我评价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心理科学进展, 18(12), 1848–1857. |
刘孟超, 黄希庭. (2013). 希望:心理学的研究述评. 心理科学进展, 21(3), 548–560. |
任志洪, 叶一舵. (2009). 核心自我评价量表的中文修订.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 157–163, 172. |
孙兰, 孟慧, 仲伟佶. (2014). 员工的核心自我评价与多维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感知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心理科学, 37(5), 1232–1237. |
吴明隆. (2009). 结构方程模型——AMOS的操作与应用.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
吴艳, 温忠麟. (2011). 结构方程建模中的题目打包策略. 心理科学进展, 19(12), 1859–1867. |
杨青松, 石梦希, 孙焕良, 胡义秋, 朱翠英. (2015). 社会支持对留守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希望感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3(3), 534–537. |
张兴贵, 何立国, 郑雪. (2004). 青少年学生生活满意度的结构和量表编制. 心理科学, 27(5), 1257–1260. |
赵必华, 孙彦. (2011). 儿童希望量表中文版的信效度检验.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5(6), 454–459. |
Bandalos, D. L. (2002). The effects of item parceling on goodness-of-fit and parameter estimate bias i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9(1), 78–102. |
Beri, N., & Jain, M. (2016). Personal growth initiative amo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fluence of emotional self efficacy and general well being. Rupkatha Journal on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Humanities, 8(2), 43–55. |
Blackie, L. E., Jayawickreme, E., Forgeard, M. J. C., & Jayawickreme, N. (2015). The protective function of personal growth initiative among a genocide-affected population in Rwanda. Psychological Trauma: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 Policy, 7(4), 333–339. |
de Jager-van Straaten, A., Jorgensen, L., Hill, C., & Nel, J. A. (2016). Personal growth initiative among Industrial Psychology students in a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in South Africa. SA Journal of Industrial Psychology, 42(1), a1283. |
Gün, F., & Büyükgöze, H. (2015). The role of self-efficacy on personal growth initiative among research assistants. Journal of Faculty of Education, 4(2), 418–432. |
Hirschi, A. (2011). Vocational identity as a mediator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e self-evaluations and life and job satisfaction. Applied Psychology, 60(4), 622–644. |
Judge, T. A., Bono, J. E., Erez, A., & Locke, E. A. (2005). Core self-evaluations and job and life satisfaction: The role of self-concordance and goal attainment.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0(2), 257–268. |
Judge, T. A., Locke, E. A., Durham, C. C., & Kluger, A. N. (1997). The dispositional causes of job satisfaction: A core evaluations approach.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1), 151–188. |
Landis, R. S., Beal, D. J., & Tesluk, P. E. (2000). A comparison of approaches to forming composite measures i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3(2), 186–207. |
Morsünbül, Ü. (2016). The relations between personal growth initiative and identity styles among youth. The Online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Education,5(3), 31–38. |
Podsakoff, P. M., Mackenzie, S. B., Lee, J. Y., & Podsakoff, N. P. (2003). Common 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8(5), 879–903. |
Preacher, K. J., Rucker, D. D., & Hayes, A. F. (2007). Addressing moderated mediation hypotheses: Theory, methods, and prescriptions.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42(1), 185–227. |
Rogers, W. M., & Schmitt, N. (2004). Parameter recovery and model fit using multidimensional composites: A comparison of four empirical parceling algorithms.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39(3), 379–412. |
Sanyal, N., Fernandes, T., & Hazari, Z. (2016). Perception of psycho-social school environment, personal growth initiative and fear of failure among EAMCET aspirants. IR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 Multidisciplinary Studies, 4(2), 323–345. |
Shin, D. C., & Johnson, D. M. (1978). Avowed happiness as an overall assess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5(1–4), 475–492. |
Snyder, C. R., Shorey, H. S., Cheavens, J., Pulvers, K. M., Adams, V. H., III, & Wiklund, C. (2002). Hope and Academic Success in Colleg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94(4), 820–826. |
Steel, P., Schmidt, J., & Shultz, J. (2008). Ref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4(1), 138–161. |
Yang, C. M., Nay, S., & Hoyle, R. H. (2010). Three approaches to using lengthy ordinal scales i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Parceling, latent scoring, and shortening scales. Applie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34(2), 122–142. |
2.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Yulin Normal University, Yulin 537000
2017, Vol.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