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身认知观认为，人们对事物的理解或表征并不是一个单纯而又抽象的信息加工过程，而是根植于我们的感觉运动状态以及相应的感知觉经验中的一种认知活动，也就是说，我们的认知活动与置身于环境中的身体密切相关（Barsalou, 2008; Lakoff & Johnson, 1980, 1999; Wilson, 2002）。具身认知的核心观点与传统的、主张心智是一种纯粹的对符号进行程序化计算过程的第一代认知科学观针锋相对，它使人们对认知过程的理解从单纯的类比计算机的符号化处理的模式转变为身体、心理、环境交互作用的动态模式。围绕这一观点，研究者开展了一系列实证研究。例如，在感知觉方面，有研究发现人们对物理重量的感知可以影响他们对事物重要性的评价判断（Jostmann, Lakens, & Schubert, 2009）；有研究发现人们对物体表面的触摸可以影响他们对人际关系的理解与处理（Ackerman, Nocera, & Bargh, 2010）；也有研究提出了对周围温度体验的变化会显著影响人们的人际知觉与行为的证据（Bargh & Shalev, 2012; IJzerman & Semin, 2009）；还有研究发现清洁感受与道德体验以及道德判断存在联系（Lee & Schwarz, 2010; Zhong & Liljenquist, 2006）。在情绪情感方面，研究者发现人们对情绪的感知与体验也与人们的感觉运动系统关系密切，例如有研究发现通过自身表情模拟等方式可以提高人们对情绪的体验及判断（Niedenthal, 2007; Niedenthal, Winkielman, Mondillon, & Vermeulen, 2009）；也有研究发现厌恶情绪会提升人们道德判断的苛刻性（Schnall, Haidt, Clore, & Jordan, 2008），而相反的，人们在身处能够引发宜人情绪的环境中则更容易产生清洁感受以及亲社会行为（Holland, Hendriks, & Aarts, 2005; Liljenquist, Zhong, & Galinsky, 2010）。综上，来自各种感知领域的大量研究都表明，人们对身体状态的感受能够对高级认知活动产生影响，表现出带有具身认知意义的“身-心”效应。

在大量关于具身认知的实证研究中，身体动作对情绪，态度和认知活动的影响是研究的热点（Stepper & Strack, 1993; Tom, Pettersen, Lau, Burton, & Cook, 1991; Wells & Petty, 1980），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研究问题是“推拉”动作对情绪效价判断所产生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的早期研究发现被试做“拉”或“推”的动作会影响其对积极或消极概念进行效价评定的反应速度。具体而言，当要求被试以“推拉”杠杆的动作来对情绪词汇进行分类判断时，对积极词做“拉”的反应要快于做“推”的反应，而对消极词做“推”的反应则快于做拉的反应（Chen & Bargh, 1999; Solarz, 1960）。这个结果表明，“拉”反应更易使被试产生一种接近感，这与积极词给予人们的感受相吻合，而“推”反映则易使被试产生一种远离感，与消极词给予人们的感受相吻合。由于“推拉”动作与情绪效价之间存在这种联系，因此，当“推拉”动作与所判断词汇的情绪效价相匹配时，被试的判断反应时便会加快。表现为一种身体动作对高级评价活动所产生的影响效应。这种效应反映出，“推拉”动作不单纯是一种简单的肌肉活动，而是一种兼带动作属性和情感属性的躯体运动行为。由于“推拉”动作具有这种多模态的特性，因此它既是一种对外界刺激进行评价的有效途径，又是对刺激态度的认知表征的组成部分。

虽然“动作-评价”效应一直被看作是支持具身认知观的经典证据，但是随着对该效应研究的深入，不断有研究探索出该效应的各种影响因素。因此对该效应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息，这一点可以从不同的研究对该效应的命名上反映出来。例如该效应曾分别被命名为“自动评价效应”（“automatic evaluation effect”）（Chen & Bargh, 1999）；“运动相容性效应”（“movement-compatibility effect”） （Markman & Brendl, 2005）；“接近/回避效应”（“approach/avoidance effect”）（van Dantzig, Zeelenberg, & Pecher, 2009）；“情绪的S-R相容性效应”（“affective S–R compatibility”）（Zhang, Proctor, & Wegener, 2012）等等。相应地，不同的研究也为此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解释。

最初的特定肌肉激活观点（the specific-muscle-activation account）认为，“动作-评价”效应反映了人们终生存在一种将好的事物拉向自己，不好的事物推离自己的行为倾向，这种倾向与效价评定任务中手臂的收缩和拉伸活动相结合，使人们产生“拉-接近-积极，推-远离-消极”的行为模式，进而表现出这种评价活动受动作影响的效应（Cacioppo, Priester, & Berntson, 1993; Chen & Bargh, 1999; Rotteveel & Phaf, 2004）。由于这一观点将手臂的伸缩活动和情绪效价进行了绝对的关联，即认为手臂的收缩有且仅关联积极效价，而手臂的拉伸有且仅关联消极效价，因此其在对“动作-评价”效应的解释力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发现“动作-评价”效应的表现模式并非固定，推拉动作和情绪效价之间的关联模式会受到诸如动作参考物，效价刺激和参考物之间的相对位置等许多情境因素的影响。例如Markman和Brendl（2005）的研究发现，当被试在执行“推拉-效价”任务时，如果背景中呈现写有被试姓名的文本信息，而效价词汇出现在“姓名”周围时，被试会以自己的姓名作为动作执行的参考物，从而通过推拉动作产生将效价词汇接近或远离该参考物的感觉。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动作执行的标准从以往的“自身”转移到“自身之外”的参考物上，因此“动作-评价”效应的表现也发生了变化，当效价词汇出现在被试的“真实自身”与姓名参考物之间时，“推”动作则表征为推进参考物，而“拉”动作则表征为远离参考物，“动作-评价”效应的易化模式相应的就变为“积极-推，消极-拉”。研究者将这种“离身”的结果解释为一种表征身体（body）之外的自我（self）的现象，它表明推拉动作与效价评定活动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人们如何在空间当中表征自我，而这种对自身的表征并不完全依赖于被试真实客观的身体。与这一结果相似的，van Dantzig等（2009）的研究也发现，如果将这种作为动作参考物的姓名信息换成效价词汇或者空白方格，同样可以使传统的“动作-评价”效应发生类似的变化。此外，还有研究发现，这种效应的发生不仅限于“推拉”动作，实际上，如果某些中性动作通过足够的练习而被赋予接近或回避的意义，那么随后这些动作的执行同样会表现出这种“动作-评价”效应。例如，van Dantzig, Pecher和Zwaan （2008）通过训练让被试将键盘按键（如“Z”、“M”键）反应与接近/回避运动轨迹建立联系后，再让被试以这种按键操作来对效价刺激进行判断，结果发现这种按键操作反应也表现出类似推拉反应那样的“动作-评价”效应。

这些研究表明特定肌肉的活动与情绪效价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绝对和唯一的，动作和评价活动之间的关联结果取决于人们如何对动作行为进行表征，而这种表征过程会受到动作参考物，参考物和效价刺激的相对位置以及动作结果的影响。进而，研究者对评价活动中的动作行为进行了重新的界定，认为如果一种行为的结果使行为主体和待评价刺激之间的距离减小，那么这种行为就是一种接近行为，反之，如果一种行为的结果使二者的距离增大，那么这种行为就是一种回避行为。接近/回避感受与情绪效价之间的联系是绝对的（即积极-趋近，消极-回避），而与具体的推拉动作之间的关系则会在不同的情境中产生相对的变化（De Houwer, Thomas, & Baeyens, 2001; Krieglmeyer, Deutsch, De Houwer, & De Raedt, 2010; van Peer, Rotteveel, Spinhoven, Tollenaar, & Roelofs, 2010）。

相应地，研究者又提出了两种理论来重新解释这种接近/回避动作与效价评定之间相关联的具身效应。评价编码理论（the evaluative-coding account）认为，如果一种行为带有“接近”的意义，则这种行为在被表征时会被赋予“积极”的语义标签，而如果一种行为带有“回避”的意义，则这种行为在被表征时会被赋予“消极”的语义标签。这样，在评价刺激的情绪效价时，动作的“效价”就会与刺激的效价发生叠加，如果这二者的效价一致，则会促进动作的执行，如果这二者的效价冲突，则会阻碍动作的执行（Eder & Rothermund, 2008; Lavender & Hommel, 2007）。动机定向理论（the motivational orientation account）则认为人们在加工带有情绪效价的刺激时，会自动的激活趋近或回避的动机，进而趋近动机会诱发人们做出减少其与情绪刺激之间距离的行为，而回避动机则会诱发人们做出增加其与情绪刺激之间距离的行为，最终使人们表现出动作与效价相关联的具身效应（Strack & Deutsch, 2004）。

评价编码理论与动机定向理论的主要分歧在于动作和效价刺激之间是否需要通过动机进行联接（Eder & Rothermund, 2008）。评价编码理论认为动作和效价刺激可以直接联接，而动机定向理论则认为这种联接需有动机做中介（郑健, 刘力, 史佳鑫, 赵显, 黄桢炜, 2013）。虽然这两种理论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是他们都是通过趋利避害的动作或动机来对“动作-评价”效应进行解释的，即两种理论都认为动作和效价刺激之间构成了“接近-积极，回避-消极”的关系，这种关系最终产生了动作和效价相关联的具身效应。因此有研究者将这种效应概括为趋利避害的相容效应（张晓雯, 禤宇明, 傅小兰, 2012）。

然而随后又有研究认为，动作和效价刺激之间应该是一种更为广泛的匹配关系，而这种关系不仅限于趋利避害的范畴。例如Zhang等人（2012）的研究发现，在进行推拉评价任务时，若空间中出现好人或坏人的头像为参考物时，除了参考物与情绪刺激之间的相对位置影响“动作-评价”效应之外，被试还会根据该参考人物的性质来进行“推拉-效价”任务。如参考物为“希特勒”的头像时，增加参考物和效价刺激间距离的推拉行为与积极词相匹配而减小这二者间距离的推拉行为则与消极词相匹配；相反，当参考物为“爱因斯坦”头像时，增大或减小参考物和效价刺激间距离的推拉行为与词汇效价之间的匹配关系则相反。这一结果很难用趋利避害的动机关系来解释，因此研究者又提出一种匹配观点（the matching account），认为“动作-评价”效应取决于待评价刺激与动作参考物之间的情绪效价的匹配关系。当这二者之间的效价匹配一致时，“接近”行为快于“回避”行为，反之，当这二者不匹配时，“回避”行为快于“接近”行为。

此外，McCall, Tipper, Blascovich和Grafton （2012）的研究也发现，如果要求被试通过一些本身并不带有“接近/回避”含义的动作（如顺/逆时针旋转和左右移动摇杆）来反复的对效价刺激进行评分，就会使这些中性动作获得一种效价特异性，进而在执行这些动作时表现出类似的动作-效价匹配效应。需要注意的是，此时这些动作仍然没有接近或回避的意义，它们只是通过条件性的练习而形成了与正性或负性效价的匹配关系。进一步的fMRI实验表明，这种动作-评价匹配模式的建立涉及背侧前运动皮层（PMd）和后顶叶（posterior superior parietal lobule），而这些脑区与感知运动神经元之间的条件性联接（arbitrary sensorimotor mappings）的形成相关。因此研究者认为动作与评价活动之间的联结是具有可塑性的，二者可以通过条件性的训练形成任意的匹配关系，而这不仅限于趋利避害。

综上所述，涉及外部动作与评价活动之间关系的问题虽然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被提出（Solarz, 1960），但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受第一代认知科学理论的影响，认知与实验心理学界更为关注一种纯认知活动的研究，因此，这种涉及身体动作行为与认知活动关系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然而在最近十几年，随着认知科学理论的更替，具身认知观逐渐成为主流的认知科学理论，“动作-评价”效应由于正契合了具身认知观关于身心交互作用论的核心观念，因此该效应作为支持具身认知理论的主要证据而又成为了研究者们的关注热点，使得大量关于该问题的研究都涌现于最近十几年。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对这一效应的认识不断加深。从最初认为这一效应的易化模式固定为“推-消极，拉-积极”到发现这一效应受空间信息，情绪信息，练习经验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研究者们不断为剖析该效应的本质而提出新的理论与解释，这些理论解释从多个角度对该效应进行了阐述，为我们理解身心活动的交互作用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尽管到目前为止，学界对该效应仍然没有一个确定的称名，但是综合以往研究，该效应主要涉及身体动作与效价评定之间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并不仅限于带有“接近/回避”意义的“推拉”动作，因此笔者认为将这种效应概括为“动作-评价”效应更为合适。而以上关于“动作-评价”效应的研究也表明，在涉及情绪感知和判断的活动中，主体所发出的动作会被赋予或激活情感属性，进而使动作带有一种“动作-效价”的联结，并且这种联结并非固定，虽然在多数情境下，这种联接表现为“趋利避害”，但是其仍然可以依据动作发出时的情境而灵活变化。因此，“动作-评价”效应实质上应该是一种情境性的经验启动效应，人们在进行感知动作活动时，会在特定的情境中建立各种感知动作与情绪间特定的联系经验，以后当相似情境中涉及到某种感知动作时，该感知动作就会内隐地启动这种特定的经验，从而影响即时进行的认知评价过程，最终表现为一种动作感影响效价评定的效应。

目前关于具身认知的研究已相对形成一套体系，研究者分别从感知觉，情绪，身体动作等领域对具身认知观展开了实验验证。同时，也有一些理论和研究对多种具身效应的适用范围进行了探讨，从而对具身认知观的范畴做出了限定，这可作为一个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其中，解释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 CLT）就为这一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论证。根据该理论，人们在加工远心理距离的刺激时会倾向于使用带有主要、核心、本质等特点的高解释水平思维，而加工近心理距离的刺激时会倾向于使用带有次要、辅助、非本质、细节化等特点的低解释水平思维（Trope & Liberman, 2010）。据此，Maglio和Trope（2012）提出，由于具身效应与身体直接相关，故应在加工近心理距离的刺激时表现更为明显，而当刺激处在远心理距离条件下，需要使用高解释水平思维对其进行加工，此时具身效应的表现就会减弱乃至消失。他们的实验也表明身体负重所引起的对距离高估的具身效应仅适用于被试处于具体思维（低心理解释水平）活动过程中，而重量影响重要性评判的具身效应也仅适用于被试评价处于近时间距离条件下的事件情境中。

CLT理论对具身认知观的限定为进一步研究“动作-评价”效应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因为该效应在一般情境下主要涉及动作主体和效价刺激之间接近或回避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可能会受二者间的心理距离所调制。当动作主体和刺激之间空间距离较远时，推拉评价动作有可能不会使主体产生强烈的接近-回避感，因此“动作-评价”效应也就会相应减弱。事实上，以往关于“动允性”（affordance）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Gibson, 1966）。一些研究表明，人们在加工可接触的（reachable）目标时，会自动的激活一种够触目标的行为倾向，即动允性（鲁忠义，陈笕桥，邵一杰，2009）。例如在对带把手的杯子进行简单按键反应时，杯子的把手如果与被试的按键手在同一侧则会加快被试的按键反应，反之则会减慢（Tucker & Ellis, 2001）。这说明人们对刺激的加工伴随感知运动神经元的激活，带有多模态性质。但是当刺激物位于远离身体的“体外空间”（extrapersonal space）时，这种“动允性”效应则会减弱。研究者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与CLT理论相契合，认为“近体空间”（peripersonal space, 与近空间距离相关）可以更容易的诱发观察者对目标的互动倾向，而“体外空间”（与远空间距离相关）则限制了观察者的行动能力并且弱化了对目标的行为动机（Ambrosini & Costantini, 2013; Costantini, Ambrosini, Tieri, Sinigaglia, & Committeri, 2010）。根据这些结论也可以相似的推导出，在“推拉-效价”任务中，刺激物呈现在空间的远端和近端使被试产生的接近/回避感受是不同的。刺激呈现在近空间位置时，会增强被试对刺激物的互动倾向，提高接近/回避感受，进而表现出“动作-评价”效应，在远空间位置时，受高解释水平思维的影响，被试会更加概括的表征“推拉-效价”任务，推拉动作只是一种判断方式，伴随推拉动作所产生的接近/回避感受则会减弱，相应的，“动作-评价”效应会被降低。因此，“动作-评价”效应可以作为检验心理距离弱化具身效应假设的有效手段。此外，如果这种假设成立，那么当空间中出现参考物时，参考物与被试之间的心理距离也会对被试的“离身”表征产生影响，被试会更容易的将自我表征到那些距离自己相对接近而不是远离的参考物上，这也会使得在有远近参考物的情况下，“动作-评价”效应受被试不同程度的“离身”表征的影响而出现变化。

此外，以往“动作-评价”效应的研究大多考察的仅是远近径向空间情境，因此，进一步的研究可以考虑对空间情境做出更为复杂的操作。在诸如垂直空间情境，水平横向空间情境以及前后径向空间情境中对该效应进行考察，进而检验这种效应的情境性启动的特点。一种可能的假设是，不同情境所启动的动作-情绪联系经验是不同的，因此相同的动作在不同的情境空间当中会表现出不同的“动作-评价”效应。例如被试对推拉动作的表征在垂直空间情境中应该为“推-向上-积极，拉-向下-消极”，而在前后径向空间情境中则为“推-向前-积极，拉-向后-消极”，由于表征经验的不同，被试在不同情境中执行相同的推拉动作的结果往往也会出现差异。

再次，对“动作-评价”效应的进一步研究也可以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进行。目前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McCall等人（2012）的fMRI研究则为探索该效应的认知神经机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此外Roelofs, Minelli, Mars和Toni（2009）的fMRI研究还发现左侧眶额皮层（OFC）也对“动作-评价”效应敏感，因此，诸如背侧前运动皮层、后顶叶、左侧眶额皮层等脑区可以作为后续“动作-评价”效应脑成像研究的重点观测脑区。并且，“动作-评价”效应是具身认知的经典实证研究中少数以反应时作为因变量的研究问题，因此其可重复测量的特性也方便学者对其进行事件相关电位的研究。因为“动作-评价”任务需要被试依据目标刺激的情绪效价执行相应的动作，因此可以认为目标刺激本身既包含情绪信息，也包含动作信息，被试在对刺激的认知过程中需要对这两类信息进行整合进而发出最终的动作执行信号。因此与多重信息整合相关的P2成分可以作为探测这种效应发生的脑电指标。当实验任务的反应模式与实验情境下的“动作-评价”模式相一致时，则有利于被试对刺激的多种信息进行整合，然而，当这两种模式相冲突时，信息整合的难度就会增加，进而诱发更大波幅的P2。此外，与反应时相关的偏侧预备电位（LRP），与任务难度和心理资源分配相关的P300等脑电成分也可以作为探测该效应表现的参考成分，进而与反应时结合，共同说明该效应的时间进程和心理机制。

“动作-评价”效应从开始被提出到现今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最初很长一段时间该效应一直被“冷落”，然而伴随具身认知观的兴起，关于“动作-评价”效应的研究又逐渐引起学界关注。虽然这种效应所强调的身体动作与高级认知过程之间的联系在最初的研究看来是一种固定的模式，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发现这种联系并不是单一和绝对的，而是会受到多种环境因素的影响。进而，这些研究提出了多种观点对“动作-评价”效应进行解释，以更为深入的探索这种效应的本质。尽管关于“动作-评价”效应的理论解释总在发生变化，但是不可否认“动作-评价”效应在具身认知观的实证研究中的地位。今后的研究仍然有必要对“动作-评价”效应做进一步探索，以形成能够统合以往相关研究的理论，揭示动作感知与高级认知评价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为具身认知观做出更为全面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