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语熟练度对汉-英二语者英语wh疑问句加工策略的影响 |
2. 上海师范大学心理系,上海 200234
在二语习得研究领域,许多学者通过研究wh特殊疑问句来考察双语者对二语句子的加工机制(Tsimpli & Dimitrakopoulou, 2007; Hsin, 2012; Mikhailov, 2014)。在加工英语中的wh疑问句时首要问题是识别间隙点(gap site),即识别wh疑问词指代的是什么(Omaki & Schulz, 2011)。阅读者在对wh疑问句加工判断间隙点位置时,一般采用两种策略,一种最简单的加工策略则是:一直读下去,直至读到句子句法有问题的地方。如果插入一个间隙正好可以解决这样的句法错误,此时,读者就会假设填充物(filler, 也就是wh短语)就是在这个位置。例如,在例句“Bill wonders what the manager wants the assistant to put in the sales next week”中,读者读到“the manager wants the assistant to put in”时会发觉语法结构有些问题,因为put和in当中似乎少了个宾语,除非当中有个间隙,可以把填充物“what”放在间隙里。这种间隙识别策略首先由Wanner和Maratsos(1978)在扩充转移网络文法中提出,Foder(1978)将此该策略进一步命名为“最后间隙策略(gap as last resort strategy)”(Wanner & Maratsos, 1978; King & Kutas, 1995; Friederici, Rüschemeyer, Hahne, & Fiebach, 2003; Xiang, Dillon, Wagers, Liu, & Guo, 2014)。
与此相反,阅读者加工wh句子的另一种策略是,在句子理解的过程中,先确认一个wh填充物(wh-filler),比如例句1中的what,然后把它纳入到随后发生的句子加工过程中,紧接着积极地预测句子中哪里会出现间隙。这样的策略允许阅读者在碰到真正有问题的语法结构之前先假设存在一个间隙。例如,当读者加工“Bill wonders what the manager wants”时,就会假设“wants”之后就有一个间隙,然后立刻把填充物“what”作为“wants”的直接宾语。在碰到“the assistant”时,之前的分析就被取消了,阅读者会等待下一个语法上可能的间隙出现。这种策略称为“填充驱动策略(filler-driven strategy)”(Lewis & Vasishth, 2005; Friedmann, Belletti, & Rizzi, 2009; Staub, 2010)。
大量研究表明,英语母语者在加工wh疑问句时采用的是“填充驱动策略”(Lewis & Vasishth, 2005; Friedmann et al., 2009; Omaki & Schulz, 2011)。例如,Omaki和Schulz(2011)在实验中选取英语母语者完成生成意义即止任务,实验中wh疑问句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呈现,被试读到某一个单词时,如果发觉句意不合理,就可以立即按键做出不合理判断。实验结果表明,被试在句子中可能的(但不一定是真正的)间隙点之后放慢了阅读速度,说明他们在这个间隙点上被迫重新分析句子结构,即采用了“填充驱动策略”。实验中还发现,在wh句子理解中,高熟练双语者不仅会形成表层结构表征,同时会积极地寻找间隙的位置。
研究者们普遍认为,阅读者加工wh疑问句时对间隙加工的程度主要受制于次范畴规则(sub-categorization)与合理性限制。其中,次范畴规则的作用是对粗略的句法范畴,即我们所说的词类再作进一步细分。例如,在句子“The boy will dream John of the fact that Bill dreamed”中,“John”并不能充当任何一个动词的宾语,如果把“dream”替换为“persuade”,它就可以作为“persuade”的宾语。所以次范畴规则采用了一些句法特征来区分词类的具体作用(约翰内斯, 1997)。比如这里的“dream”,其后只能跟“noun”或者“of noun”,没有“dream noun of noun”这样的结构。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发现句意的合理性对阅读者加工wh疑问句产生着重大地影响。例如,在句子“The nurse wondered which patient the orderly hurried quickly towards”中,在“hurried”之后就没有出现填充间隙效应。这说明阅读者不会在不及物动词之后假设直接宾语的间隙。但是,这项研究也发现,当把不及物动词换成及物动词之后,虽然在合理和不合理两种情境下实际的间隙点都不在及物动词后的直接宾语的那个位置,但是相对于合理的填充物,当填充物不合理时,动词的阅读时间会更长。例如,在例句“The teacher wondered which song the students read quietly about”和例句“The teacher wondered which book the students read quietly about”中,被试在前一句的“read”上停留的时间更长。这说明句意不合理并不能阻止阅读者假设间隙的存在,即句子的合理性对阅读者加工句子会产生一定影响。
采用生成意义即止任务(stop making sense task),又称实时合理性判断任务(on-line plausibility task),Boland,Tanenhaus,Garnsey和Carlson(1995)提供了相关证据。在这个任务中,一句话被拆分成一个个单词逐个显示。当阅读者读到某一个单词时,如果发觉句意不合理,就可以立即按键做出不合理判断。如,在例句“Which prize did the salesman visit...”和例句“Which movie did your brother remind...”中,在前一句的动词上,阅读者做出不合理判断的概率要远高于后者。为此,Boland等人认为,虽然后一句的填充物作为动词的直接宾语也是不合理的,不过也可能被解释成潜在的第三个论元角色。这样的可能性便削减了阅读者对直接宾语分析的心理投入,因而阅读者不太可能做出不合理判断。
Yang,Mo和Louwerse(2013)采用眼动追踪技术,对60名心理系的研究生进行实验,所有被试的母语均为美式英语,被试阅读包含主语从句的句子和包含宾语从句的句子,句子分为合理句和不合理句,例如:(1)The child that chased the babysitter squealed with delight at the game(主语从句不合理句);(2)The child that looked after the babysitter squealed with delight at the game(主语从句合理句)。实验结果表明,被试对包含宾语从句的句子加工要难于对主语从句的加工,加工速度在宾语从句中动词之后变慢,说明被试在这个间隙点上被迫重新分析句子结构。此外,Yang等(2013)还发现,被试对合理性句子的加工速度要快于不合理句子,说明合理性限制对于被试句子理解存在较大的影响。
虽然近些年来有大量关于双语者对wh-句子加工的研究(Jiang, 2007; Papadopoulou & Clahsen, 2003),但鲜有研究探讨汉英双语者在wh-句子中的加工机制。Juffs和Harrington(1995)最早探讨了这一问题。在实验中,他们要求高熟练汉英双语者和英语母语者判断包含wh-的疑问句和是否合理。实验句子如下:(1)What does the man think crashed into the car?(Subject extraction);(2)What does the man think the car crashed into?(Object extraction)。实验结果发现,高水平的汉英双语者和母语者在句子1)中“think”后面放慢了阅读速度,说明他们在这个间隙点上被迫重新分析句子结构。Juffs(2005)选择了一语为不同语言(汉语、英语、西班牙语)的高熟练度双语者(二语均为英文)重复了此实验,得到了相同的结果。
另一方面,关于二语者是否和母语者在wh疑句子加工中采取相同的策略,一直存在着争议(Clahsen & Felser, 2006a, 2006b; Dussias & Piñar, 2009)。例如,Clahsen和Felser(2006a, 2006b)认为,二语者在动词短语或者名词短语占主导的句子中的加工机制和母语者类似,但他们在加工wh疑问句时却和双语者不一样。有研究表明,二语者对句子的加工受诸如熟练度、工作记忆容量等因素的影响(Dussias & Piñar, 2009),其中主要体现出二语熟练程度的影响( Frenck-Mestre, 2002; Hopp, 2006; Jackson, 2008)。例如,Jackson(2008)采用自控阅读速度的方法研究了二语(德语)熟练程度不同的双语者对主语/宾语模糊词的加工策略。实验结果表明,高熟练度的双语者能迅速判断指代模糊的主语/宾语的指代词,但低熟练度的双语者却花费过长的时间来加工这些模糊词,这说明二语熟练度可能会对双语者的加工产生影响。
那么,英汉双语者对wh-疑问句的加工究竟是怎样的?是否和英语母语者一样采用“填充驱动策略”?句子的合理性是否会影响双语者对wh-疑问句的加工吗?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为此,本研究旨在探究熟练程度不同的双语者在生成意义即止任务中的加工策略,检验高水平和低水平汉-英二语者在阅读wh疑问句时是否都会发生填充间隙效应以及对句子合理性是否敏感。本研究中采用了Williams,Möbius和Kim(2001)设计的实验材料(见表1)。
| 表 1 实验材料举例 |
从表1中可以看到,本实验的实验材料分为合理句和不合理句两种类型。这里的“合理”与“不合理”指的是把句子中的填充物当做句子中动词的直接宾语并忽略之后的句子成分时句子的合理性。例如,在上述例句中,判断句子的合理性与否是指忽略句子中动词“push”之后的句子成分,而将句子中的“which girl”或者“which river”当做句子中动词“push”的直接宾语来判断句子的合理性。实际上,所有实验句中的填充物都是介词短语“push the bike into”的宾语,所有实验句其实都是合理的。所以Williams等(2001)将这两种情境命名为“合理的-at-V”与“不合理的-at-V”。
根据填充驱动策略,阅读者在读到动词“push”时,开始都会把填充物“which girl”或者“which river”当作“push”的直接宾语。当遇到之后的名词短语“the bike”时,他们就不得不对句子的结构进行重新分析了。此时,阅读速度就会明显下降。与此相反,根据最后间隙策略,在动词后的名词短语上应该没有明显的阅读速度下降,因为阅读者并没有把填充物插入到表层结构中。直至碰到一串不合语法的词,并且这时候插入填充物正好能使句子重新符合语法时,他们才会插入填充物。所以,阅读速度的减缓应该发生在介词之后,也就是发生在时间段“late last night”上,而在动词后的名词短语“the bike into”上则不会出现阅读速度的减缓。
在实时加工时检验合理性效应时,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很难分辨语义信息使用失败是因为某一类阅读者特有的问题,还是因为其他原因(比如在实验中阅读大量的前后没有关联的句子而引起的疲劳效应)。当一个无效的结果(所谓无效的结果就是被试没有利用任何语义信息)出现,就需要注意被试在实时阅读中是不是真的想要看懂句子,而不是乱做。如果不是乱做的,那么这仍旧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结果。所以本实验还采用了Williams等(2001)使用的实时生成意义即止任务,以保证被试能够认真参与实验。在这个任务中被试每次只阅读一个字,这样就可以测定每个字上的阅读时间。然后要求被试在觉得句子意思变得不合理的时候马上按另一个按钮反应。如此一来,这种方法就提供了两种互相有关联的数据:一是在句子各个位置上被试做出不合理判断的比率,二是句子关键区域上的反应时(即阅读时间)。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反应时数据都可用。如果被试做出不合理判断比率总体比较低的,那么在不合理判断做出之前或之上的词的阅读时间的数据才可用。
2 方法 2.1 被试被试分为低熟练度双语者和高熟练度双语者两组。其中,低熟练度双语者19人,来自非英语专业的在校大学生且均未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CET-4)。高熟练度双语者18人,全部来自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且均通过大学英语六级考试(CET-6)将高、低熟练度双语者的四、六级英语成绩进行方差分析,得到F(1, 35)=155.79,p<0.001,η2=0.818,差异显著,说明两组被试之间的二语熟练度确实存在显著差异。
所有被试均无神经系统或精神病史,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均为右利手。所有被试之前并未参加过类似实验,实验结束后获得一定报酬。
2.2 材料所有实验句选自Williams等人(2001)研究中所采用的实验句:由16对英语which疑问句组成,每对2个句子,2句句子仅一词之差。每句长度11-12个字,句子结构都一模一样,除最后的时间状语之外,之前9个字的词性也都一模一样。这些材料事先通过随机选择的各20名高-低二语熟练者进行难度评价,均认为句子中的单词都认识。这说明实验材料在难度上是适合的。
由于实验句结构高度相似,如果不加入干扰句,很快就会被被试探查出实验句的模式从而使实验失效。对于一个被试而言,所呈现干扰句数量为实验句的两倍,即32句干扰句。32句参照Williams(2001)干扰句的类型结构,查阅英语教材和词典之后自行编写:2句动词直接宾语不合理句,2句附加语(adjunct)不合理句,6句填充物和间隙点距离较短的论元提取(argument extraction)不合理句,3句填充物和间隙点之间距离较长的论元提取不合理句,3句附加语提取(adjunct extraction)不合理句,10句合理的简单陈述句,3句合理的论元提取句,3句较长的论元提取合理句。
本实验的所有材料,即实验句和干扰句,全部随机呈现。由于本实验2/3的材料都是干扰句,所以一般2个实验句之间也会间隔2个干扰句,最少间隔1个干扰句。
不同于Williams(2001)的是,本实验中仅仅呈现一半的实验句:16句。因为16对(32句)实验句中,每对实验句中的2句句子仅一字之差,两句都呈现可能会对实验结果有影响,所以实验程序仅仅在一对实验句中随机选择一句呈现。而且如果呈现全部的32句实验句,那么就需要64句干扰句,这样一个接近100句的实验耗时会超过20分钟,很可能导致低水平被试崩溃,影响实验效果。
2.3 程序本研究的实验程序采用Linger软件编写,此软件主要是为运行自控速度阅读而设计的。(Rohde, Linger: Home, 2001-2003)。实验采用遮盖的自控速度阅读(masked self-paced reading)范式,任务为生成意义即止任务。实验一开始首先在屏幕中呈现实验的指导语,接着会出现一个注视点“*”,随后实验句子会逐词呈现,被试需要判断呈现的句子是否合理,当觉得句子的意义不合理时即按键终止句子呈现,并进入下一个试次。另外,为了帮助低水平的被试更好地理解什么叫“语义不合理的句子”,在实验的练习阶段特别对两句句意不合理的句子进行了回放和解释,举例如下:
练习句2:
Which student did the teacher eat yesterday morning?
因为“老师吃学生”这太荒谬了,很容易判断句意不合常理,所以当被试看到“eat”或者“yesterday”或者“morning” 之后,就可以按J键跳过该句。
同时,需要告知被试本实验只需被试判断句子的意义是否合理,而不需被试对句子的语法结构进行判断。
3 结果剔除每种情境下(合理和不合理)每个位置(实验句中的每个词都算一个位置)上超出平均数±2.5个标准差的反应时数据值(异常值)。分析动词、动词后的限定词、再之后的名词、再之后的介词上的反应时,例如表1中的“push the bike into”这四个词,把这四个词在实验句中的的位置定义为关键区域(critical region)。然后计算每个被试在每种情境下在关键区域反应时变化的百分比,例如动词“push”相对于之前的主语“man”反应时增加的百分比,限定词“the”相对于“push”反应时减少的百分比,动词宾语“bike”相对于“the”反应时增加的百分比,介词“into”相对于“bike”反应时减少的百分比。计算出每个被试的反应时数据之后,分别对各个水平被试的反应时变化百分进行谱系聚类分析。分别剔除低熟练度双语者和高熟练度双语者各4位被试(还剩15人)和7位被试(还剩11人)。然后分别计算不同水平被试在不同情境下每个位置上的反应时,在此基础上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对于所有被试的关键区域进行多因素混合设计的方差分析,其中被试水平为组间变量,位置与合理性为组内变量。被试水平有两个水平:高水平被试与低水平被试。位置有4个水平:动词、限定词、名词、介词,以例句1为例,分别为push, the, bike, into四个水平,合理性有“合理”与“不合理”两个水平。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位置主效应显著,F(3, 42)=8.00,p<0.001;位置与被试水平存在有交互作用,F(3, 42)=2.76,p=0.048。这说明在关键区域的不同位置上,不同水平的被试反应时有着很大差异,说明不同被试的阅读模式不同:低水平被试和高水平被试在阅读有多个可能间隙点的which疑问句时,所采用的句法分析策略不同。
选取位置和合理性作为组内变量,分别对低水平和高水平被试关键区域的反应时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低水平被试的位置主效应显著,F(3, 42)=8.99,p<0.001。同样对高水平被试却存在位置与合理性的交互作用,F(1, 10)=0.15,p=0.705,交互作用显著,F(3, 30)=4, 69,p=0.008。
分别对低水平和高水平被试动词、限定词和名词这3个位置上的不合理判断率在不同情境下进行相关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只有高水平被试在动词和限定词位置上存在显著差异:动词位置t(10)=2.236,p=0.05;限定词位置t(10)=2.36,p=0.04;在名词位置上没有差异t(10)=0.2,p=0.846。
为了证明低水平被试更加偏好使用最后间隙策略,在不同被试水平、不同情境下分别做动词位置和最后一个词位置不合理判断率的相关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低水平被试合理情境下差异显著,t(14)=4.87,p<0.001;低水平被试不合理情境下差异显著,t(14)=4.09,p=0.001;高水平被试合理情境下差异不显著:t(10)=1.07,p=0.331;高水平被试不合理情境下差异仍旧不显著,t(10)=0.58,p=0.575。
4 讨论实验结果表明,低水平被试的合理性没有主效应,合理性和位置也无交互作用。这意味着在关键区域的4个位置上,低熟练度双语者对于合理句和不合理句的反应时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低水平被试对合理性限制完全免疫,完全没有利用语义信息去调整句法分析策略。这一结果符合Just和Carpenter(1992)以及Pearlmutter与MacDonald(1995)的研究结论:工作记忆容量相对较小的被试,语义信息对初始的句法分析的决策毫无作用,这一结论也得到大量研究的支持(Frenck-Mestre, 2002; Hopp, 2006; Jackson, 2008; Dussias & Piñar, 2009)。
与此同时,上述结果也是低水平被试采用“最后间隙策略”的一项证据。如果阅读者采用最后间隙策略,他在碰到动词“push”时并不会把填充物“which river”当作其宾语。也就是说,阅读者在碰到动词时并未对句法结构形成任何预测,所以之后也不会发生由于重新分析句法结构而引起的反应时增加。此论断也证实了Williams等人(2001)提出的猜想:非母语的英语学习者更可能采用最后间隙策略而非填充驱动策略。
如果低水平被试采用最后间隙策略,应该能在真正的间隙之后(比如“late”一词上)观测到由于整合句子结构所引起的反应时增长。但是,由于最后间隙策略本身就对语义信息免疫,所以实验中的合理句与不合理句就无法直接进行横向比较,因而无法确定真正间隙之后的反应时是不是真的增长了。此外,与之前或之后的词的加工进行纵向比较也不可靠,因为由于词性和位置不同,本身就能引起反应时的差异。所以,要检验低水平被试是否真正的使用了最后间隙策略,还需要设计新的、不以合理性限制来区分控制条件与实验条件的实验材料。
此外,在对动词push的加工上,不管是本次实验,还是Williams(2001)实验中的汉语母语者和英语母语者,合理与不合理两种情景下反应时均无显著差异,这符合填充驱动策略的假设。因为填充驱动策略在判断反应时的方法是填充间隙效应,而填充间隙效应只在可能的间隙点之后出现。在本实验中所有的实验句上,可能的间隙点都在动词之后,所以动词上没有出现反应时的差异,这一结果符合理论假设。在动词后的限定词the上,实验中的高水平被试表现了与英语母语者一样的难以理解的情况,合理句的反应时显著低于不合理句,而不是像汉语母语者一样的反应时相同。这可能是因为之前语义信息的启动作用,使被试在限定词时已开始重新分析句子结构,所以导致反应时增加。
而在之后的名词上,不管是汉语母语者还是英语母语者,合理句的反应时都显著高于不合理句,Williams(2001)将其实验中的这一结果解释为合理句在这个位置发生了句子结构的重构,而本实验的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合理句与不合理句在动词反应时差异不显著。这一结果说明被试要么在两种情境下都对句子进行了重构,要么在两种情境下都有对句子进行重构。但由于本实验选取的高熟练度双语者在二语熟练程度上和英语母语者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所以在对句子重构时需要花费的时间比英语母语者要多,这也是本实验结果和Williams(2001)的经典实验结果略有差异的原因。在试验中,要求被试对于不合理句作出快速反应,因为被试受二语熟练度的影响,所以在限定词the上的重构并未完成,延续到了名词上;对于合理句,被试在限定词the上没有重构,看到bike后不得不重构了,所以名词上差异不大。
此外,对于句子中动词之后的介词into的反应,高熟练度双语者被试在不合理句上的反应时显著低于合理句,显示不合理句上的填充间隙效应已经减弱,说明不合理句重构已经完成。而合理句上,可能是由于本实验中所选用的的高水平被试水平仍旧不够达到母语英语者的水平,对这样的句子结构不熟悉,所以还在重构,导致反应时偏高。但两组被试在这点上的反应时差异,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被试在合理情境中在介词上存在填充间隙效应,再次证明了高水平被试使用了填充驱动策略。
5 结论高熟练度双语者和低熟练度双语者在加工wh-疑问句时采用了不同的加工策略。高熟练度双语者在加工wh-疑问句时和英语母语者类似,采用了“填充驱动策略”,并且易受句子合理性的影响,但是填充间隙效应出现的会比母语英语者晚。低熟练度的双语者很可能采用了“最后间隙策略”,而且他们在初始的句法分析阶段对合理性限制完全免疫,这和高熟练度的双语者的加工策略存在很大的不同。这说明二语熟练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双语者加工wh-疑问句产生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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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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