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世界历史理论和世界历史进程是研究世界历史概念的两个维度。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是一种自为发展，是马克思根据当时社会历史发展图景及自身对知识的占有程度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科学认知，之所以强调“对知识的占有程度”，是与世界历史理论发展阶段有关，通过对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等文本的研究，可以确证世界历史理论直到马克思晚年才成为一种成熟完善的理论体系。这个时期正是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等重要文献资料的产出期。世界历史进程则是自发的社会现象，尽管马克思强调是资产阶级对世界市场的开辟使世界历史成为可能，但不应该说世界历史进程仅是资本主义时期才有的社会现象。只是在资本主义时代，世界历史进程加快了发展速度。应当承认，在人类社会初期，甚至在原始社会时期，世界历史进程就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因为受制于社会发展水平，世界历史进程在人类社会初期始终处于萌芽状态。正是如此，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才从人类社会早期入手，将世界历史进程的资本主义时期和人类社会早期连接，形成一个完整的演进结构。同时，作为自发现象的世界历史进程，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成为一种自为现象。因此，世界历史进程在成为一种自为现象之前必须始终接受世界历史理论的指导，世界历史理论也应随着世界历史进程在不同阶段呈现出的时代特征而自我发展，共产主义社会、世界历史进程和世界历史理论至此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1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自为发展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是一种自为发展，是对现实的科学总结，是对世界历史进程、世界历史实践的理性认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发展大体可以被分为早期、中期、晚期3个阶段。

世界历史理论形成的早期也是理论期。因为马克思在这个时期对世界历史的认知与研究更多集中理论层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系统阐述了世界历史理论。对世界历史形成的主体和逻辑前提、内在动力、基本形式、重要推进作用等进行了翔实的论述。首先，世界历史形成的主体和逻辑前提是人，是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没有人这个历史主体就没有世界历史的产生。人对更高层级的物质需要、精神需要、交往需要、发展需要促使社会不断前进，世界历史正是在人的作用下通过变革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分工方式等促成。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1]146。其次，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方式的变革为世界历史的真正形成提供了原始推动力。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世界历史的阐述是“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成为世界历史”^[1]168。马克思对世界历史所作的论述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世界历史的产生得益于生产方式的不断改变，得益于生产力的不断解放与发展。再次，分工的产生和交往形式的多样化同样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原因。“生产力、分工以及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决定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这一原理是公认的”^[1]147。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各项工作逐步朝精细化、专业化、合作化等形式发展。个人很难独揽流水线上的所有工作，分工与协作便产生了。分工与协作同时也促进了交往的发展。交往逐渐由村落之间演变为城镇之间、国家之间，并最终形成全球一体化的交往模式。生产力、分工、交往形式这三种要素在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最后，形成世界历史的基本形式是劳动。分工、交往的出现，生产力的发展，语言和文字的形成都得益于人类的劳动实践。

世界历史理论形成的中期也可以称之为实践期、运用期。这个时期，世界历史理论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同期的诸多经济学手稿中阐述了实践期、运用期的世界历史理论。除了对既往的世界历史理论进行理论论证外，马克思更注重利用世界历史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进行细致地分析，同时对未来社会作出合理构想。“《资本论》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指马克思从人与自然之间物质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出发，通过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演进，尤其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机制运演阐释必然走向人类解放和自由个性普遍实现的历史过程的理论话语，包括‘三大社会形态’演进理论、资本文明化及其界限理论、国家专政性与相对独立性理论、世界多样性与共产主义跨越发展理论”^[2]。通过对《资本论》及众多经济学手稿中蕴藏的世界历史理论进行分析，可以得知资本主义这个庞大的社会形态的演变历史、发展规律、内在矛盾、社会危机等是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层面研究的对象与重点，而其研究目的是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内在不可调和的生产关系矛盾来论证共产主义的必然性以及构筑未来社会的宏观图景。同时，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马克思严格论证了世界历史理论中关于历史连续性和发展性的论述。任何社会形态的更替都具有连续性和发展性，没有哪一个社会是不经过较低级社会的充分积累而凭空产生的，也没有哪一个社会能不经过充分发展而突变到更高级社会形态。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3最后，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空间性的研究也昭示人类大同世界——共产主义的必然性。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超越其狭隘的资本利益，变革其无法调和的生产关系矛盾，共产主义就可以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中诞生，到那时，“人的存在才真正是直接的‘世界历史性存在’”^[4]。马克思用世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肌理进行了手术般的实践剖析，是对世界历史理论的一次科学运用。

世界历史理论形成的晚期也是成熟期。经过这一时期的补充与完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趋于成熟。马克思在这个时期更注重对世界历史的总体性把握，把原始社会和东方社会都纳入研究范围，抛弃了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更加全面、系统、成熟。“考察公社占有制时，他涉及了非洲、阿拉伯、澳大利亚、南美、印度、俄国、斯拉夫以及西欧等地区；考察整个古代社会的历史演化时，他既重视了印度、锡兰的文明发展，也没有忘记诸如爱尔兰、阿拉伯等的古代状况。总之，他把全世界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对待，使其理论的地理辐射成为世界性的”^[5]。世界历史不是封建主义的历史，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历史，而是人类社会逐步走向统一、联合，民族史走向世界史的历史进程、历史趋势。因此，马克思没有放弃当时“新鲜出土”的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资料。通过对人类早期公社形式的考察，马克思将世界历史理论从资本主义社会拉回人类社会初期，使其成为一个完整的链条。世界历史理论的早期、中期呈现出一种结果态，晚期更多地体现了一种过程态。结果态是一种既定的事物，而过程态则体现了一种运动的图景。过程态和结果态的结合丰富了整个世界历史理论，使世界历史理论更富统一性、逻辑性、整体性。

2 世界历史进程的自在发展

世界历史进程是一种自在发展。这里的自在发展包含两重哲学意蕴。其一，世界历史作为一种社会的演进趋势、进化现象、发展进程是一种自在行为。在任何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理论还未落于书籍时，世界历史的实践活动就已经开始发生。从众多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来看，甚至是在人类社会初期，世界历史已经处于了萌芽状态。尽管与真正的世界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相比，它还是个婴儿，但它始终是存在的。世界历史进程自在发展的第二重哲学意蕴是指：这种自在发展包含了很多偶然性、盲目性、随机性，甚至是非人道性。尽管世界历史进程始终遵循着其发展的内在规律，但在它的起点与终点之间是有无数条路径可供选择。规律往往是宏观的规定，它只能表明起点与终点。至于如何从起点到达终点，规律不会对复杂多变的过程态作出解答，过程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任何人、任何社会都是处在当下，处在既定的历史时空中，人不可能超脱既定的外在环境去追寻一个没有过程态的结果。就像在美洲大陆上发生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这个阶段是世界历史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正是资本的原始积累为后来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但对于美洲大陆的原住民来说，他们感受到的只是掠夺与剥削。世界历史进程给当时的原住民带来的恐怕更多是灾难。当然，人们很难对世界历史进程作出令各方信服的价值评判，能做的就是对其进行引导，对其发展的各种可能性进行预估，从而使世界历史走向共赢之路。无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世界历史进程的一种合理引导。同样，对于世界历史进程而言，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必须经历的阶段，社会主义反而是一条通往共产主义的独具优越性的现实道路。

世界历史进程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从人类社会初期到16世纪是前世界历史时期。前世界历史时期并不是意味着一个与世界历史毫无关联、相去甚远的时期，相反，这个时期乃是世界历史进程的萌芽期，是世界历史进程的开端。16世纪之后一直到现在并将持续到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是世界历史时期。共产主义时期是后世界历史时期，也是世界历史的成熟期，即是世界历史的终点，但终点并不意味着终结，而是意味着人类历史“真正”走进了世界历史，走进了人类大同、世界大同，走向了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新世界。

原始村庄、部落、公社等集体生活方式的形成，使人类历史从史前史进入到了人的历史。人的历史也就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前世界历史时期。尽管我们不能具体确定在哪一个时期内，人类结束了如同古猿一样无意识的生活状态进入了“真正的人”的历史，但我们可以确定，一旦村庄、部落、公社等聚集形态的生活方式产生，世界历史便成为时代不可逆的潮流，裹挟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剩下的考证工作就只能依靠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在历史的废墟中完成。从人类历史的原始村落期直到封建社会晚期一直都是前世界历史时期。尽管唐朝就出现了万邦来朝的盛况，明朝也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马可·波罗曾远到中国，日本也和古代中国发生过密切的文化交流，但这些零星的人类交往史与后来机器大工业创造的真正的世界历史相比，就只能算是孩童的游戏。但不能否认，整个前世界历史时期为后来的资本主义的繁荣，为世界历史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文化基础。

直到资本主义时期，历史才真正进入了飞速发展的世界历史时期。正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405世界市场的开拓、交往的日益扩大、资本的全球化、分工的愈来愈精细化等都是世界历史进程的结果，也是世界历史不断向前推进的动力。在当前乃至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历史都会处于世界历史的高速发展期，并且这种发展是带有一定“反人道”“血腥”“不可控”的色彩。世界历史进程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内在的演进趋势、发展规律，并不具有价值层面和道德层面的意义，并且充斥着偶然性、盲目性、随机性。稍微回顾一下近代资产阶级的发迹史就可以看到世界历史进程的非人道主义，资产阶级前进的每一级台阶都是由工人的血泪砌成的。资本的原始积累要么通过暴力与掠夺，要么通过奴役与剥削来完成。近代美洲大陆的历史就是一部活生生的资本扩张的血泪史。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说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297一切“障碍物”在世界历史进程中都脆弱不堪，要么被裹挟着向前，要么被无情撕碎。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历史进程在近代资本主义早期所显现出来的“非人道”色彩并不能说明世界历史进程自身是“非人道”的历史过程。世界历史进程能内显的只是它的起点和终点，对于以何种形态前进则取决于现实的人，人才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主体和逻辑前提。因此，资产阶级不是世界历史唯一的、合法的、科学的主体，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世界历史的成熟形态和终点。历史证明了无产阶级才是世界历史进程中更加合理、有力且被人民选择的主体，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将世界历史引向符合全人类利益的终点——共产主义社会。

终点并不意味着终结，而是说世界历史进程在共产主义时期达到了第一个目的地。之所以说世界历史进程在此时到达了第一个目的地，是相对于之前那种“偶然性”“盲目性”“无序性”的世界历史进程而言。在共产主义社会，世界历史进程必定会被作为主体的无产阶级引向科学、合理、共赢的坦途。任何“非人道”的世界历史形式都应该被摒弃，转向符合全世界大多数人类利益的向度。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的漫长阶段是世界历史逐步迈向成熟、摆脱剥削的伟大历史变革期，而中国就是这个伟大变革期的引领者。纵观当代社会，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已经开始带领中国人民向世界历史进程的新阶段前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使世界历史进程导向坦途的科学理论之一，也是世界历史向共产主义发展的过渡阶段。历史证明了中国正逐步屹立于世界政治舞台中央，为世界历史进程的合理化发展贡献中国力量、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3 世界历史理论和世界历史进程的关系及其当代价值

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理论和世界历史进程的统一体，是自为发展和自在发展的统一体，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也是理论与现实的统一体。世界历史理论作为世界历史的内在逻辑、理论凝结，呈现出一种自为发展的样态。这种发展是一种有序的发展，是作为历史主体的现实中的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认识水平不断深化的过程图。马克思为这一现实主体创建了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人类社会由民族到世界，由地区到全球，由分散到统一的历史规律作了科学阐述。同样，世界历史进程作为历史的现实发展状况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前始终呈现出自在发展的样态。其自在发展在宏观上是一种有序状态，即遵循唯物史观内在规律向前发展。但在微观层面，世界历史进程是一种无序状态，它通过合理或者不合理的，人道或者非人道的方式使世界强制走向统一。因此，世界历史理论和世界历史进程除了具有统一关系之外，还应当存在引导与被引导的关系，即世界历史理论引导世界历史进程的发展。尤其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性、随机性、盲目性很容易将人类社会导向灾难，必须用世界历史理论将其引向有序的发展轨道。

厘清世界历史理论和世界历史进程的关系有助于各个地区、民族、国家自觉融入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潮中，在实践层面推动世界历史进程走向和平、共赢、有序的道路，同时在理论层面丰富和发展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层内涵，并自觉认识到世界历史理论在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性及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指导意义。从村落走向国家、从地区走向国际、从民族史走向世界史的世界历史进程是由人类社会内在发展规律决定的。追逐世界历史前进的洪流，自觉推进世界历史的有序发展是符合各个地区、民族、国家共同利益的时代使命，任何企图在世界民族之外发展的行为都是违背历史，倒行逆施并注定失败的。那些持“逆全球化”理念的国家是在开历史倒车，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漠视和不负责。通过对世界历史理论和世界历史进程各自发展脉络的研究及二者统一、引导关系的系统梳理，可以窥见世界历史理论和世界历史进程在当今社会所彰显的时代意义及历史价值。

一方面，研究世界历史进程有利于促进全球合作，有利于各国自觉融入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潮中，认同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同样，世界历史进程是反对“逆全球化”的有力武器。在世界历史逐步从民族史走向世界史的今天，有些国家却走“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极端道路。世界历史进程的史实正是对抗这种开历史倒车行为的有力武器。从人类社会的村落时代一直到当今的21世纪社会，人类历史总体上是朝着协作、统一、交流、共赢的方向发展。任何闭关锁国、偏安一隅的行为都只能使国家、社会停滞不前，只有开放合作才能赢得历史发展的机遇。晚清闭关自守使国家止步不前，落后于西方世界。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40多年的发展，中国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这些历史性成就除了源自党和人民的艰苦奋斗，也充分证明自觉融入世界历史发展大潮是时代之所趋，任何“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行为注定是要失败的。并且，世界历史进程为各个地区、民族、国家的和平发展，加强同世界各国联系，走向世界舞台提供了合理依据。世界历史进程描绘了各个地区、民族、国家逐步加强交流合作，走向一体化的历史图景。每个国家的发展都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一环，每个国家的发展都是符合世界历史走向统一、融合、共赢的内在要求。同样，每个国家的发展都是世界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因此，不应该有任何势力对别国的和平发展、和平崛起说三道四、暗中破坏。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沿海国家还是内陆国家，都有自我发展的要求和愿景，这是符合世界历史进程史实的。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发展自身，并带动地区乃至全球发展，进而推动世界历史进程。世界历史进程有利于消除各个地区、民族、国家发展差异，促进合作共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世界历史进程就是全球逐步走向一体化的发展过程。全球一体化给各个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全球一体化进程也是消除差异、隔阂，促进合作共赢的历史发展新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尤其要警惕资本逻辑对本国金融市场的控制，警惕外来企业对本国商品市场的垄断，警惕国内原材料的过度消耗，要合理预见并规避发展过程中的危害。

另一方面，对世界历史理论的真理性认知，有助于发挥其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指导作用。世界历史理论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引导世界历史从“无序”走向“有序”是世界历史理论作为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第一重功效。世界历史进程的“无序”性并不是说世界历史的发展是杂乱无章，无规律可循，更不是借世界历史进程的“无序”性来否定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此处的“无序”是指世界历史在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上所表现出来的偶然性、随机性、盲目性。这种“无序”仅指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无序”，而不否认世界历史终点的“有序”。正是世界历史的“无序”性使其在资本主义早期处处显露着“非人道”“非理性”“血腥残暴”的一面。世界历史理论同马克思的其他任何科学理论一样，都具有鲜明阶级立场、政治立场。世界历史理论的立足点仍然是包含所有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它的目的在于引导人类社会和谐、有序、共赢地走向共产主义，而不是夹杂着血腥与残暴向前。因此，摒弃世界历史进程的“无序”性，把世界历史引向“有序”是世界历史理论的第一重功用。其次，世界历史理论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引导作用并不是通过理论{\dash}实践的结构来实现的，而是通过主体{\dash}实践的结构来实现。理论必须通过掌握它的现实的人去付诸实施。最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人民群众的世界历史主体地位提供了理论支撑。人民是世界历史的主体，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是世界历史的有力推动者。长期以来，人民群众的身体被繁重的体力劳动所束缚，思想被资本家创造的“合理社会”理念禁锢。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正是解开束缚、打破禁锢，使人民群众恢复身体自由、思想自由的有力武器。世界历史理论驳斥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体地位，也批判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性存在”。

4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世界历史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是世界历史走向其本质——共产主义的一次伟大尝试。历史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世界历史“有序”发展要求，是将中国自身发展融入世界发展浪潮，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理念的科学发展模式。中国模式正逐渐成为世界谋求和平发展的国家竞相研究、学习的对象，中国道路也正逐渐成为世界历史向共产主义迈进的独具优越性的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一种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科学价值观，是对世界历史理论的合理继承与发展，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命题，是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6]。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有序”发展提供了具体可行的措施，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世界历史迈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了世界历史理论的哲学基础、理论视野，深化了世界历史理论关于人类解放，世界民族的论述。世界历史理论强调原始封闭的民族历史向广阔的世界历史的转变，强调世界各民族互相依存并走向统一，强调人类社会通往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样继承了世界历史理论的上述原则、要求、特征。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共同权利、共同利益、共同治理、共同维护等方面论述了全人类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合作关系。具体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3个方面继承了世界历史理论。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世界历史的形成具有相同动因。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交往范围的普遍扩大、世界市场的形成、分工的愈来愈精细化等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原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同样基于以上要素，且以上要素在新时期具有新的特点：生产力相比资本主义早期有了更为迅猛地发展，交往范围和世界市场的进一步扩大使世界进入了全球一体化时代，分工的精细化要求各个国家交流合作愈加紧密。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世界历史具有相同的理论归属。世界历史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必将到达共产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世界历史的进一步推进，是当今时代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摒弃了偏见、隔阂，谋求合作、发展，倡导全人类共同利益。但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没有抛弃自己的崇高目标，随着世界历史的继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要向共产主义迈进。其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世界历史理论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论述高度契合。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只能从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的方向不断前进，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但并不是说每个国家都必须经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才能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同样，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共同体意识”是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基础，具有普遍性。至于各国以何种方式加入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贡献自己的力量，每个国家都具有差异，这是特殊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当今世界仍根据意识形态不同被划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根据经济发展情况不同被划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世界各地人民也因为宗教信仰不同被划分为穆斯林、基督徒、佛教徒、无神论者等不同群体。凡此种种，各个地区、民族、国家因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具有天然的隔阂。但不可否认，和平与发展是全人类共同追求和倡导的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合作、弱化冲突、搁置争议、求同存异，旨在消除对抗、矛盾、敌视，走共建、共赢、共享之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合作关系，强调世界历史发展的全球视域，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之处。具体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其一，世界历史理论关于人类社会通往共产主义，全人类的自由解放，世界民族的形成等方面的论述是一种宏观概述，是一种高屋建瓴式的伟大构想，对于具体的实现方式、解决途径，世界历史理论没有作出回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在继承世界历史理论全球视野、人类视野的基础上，提供了实现全人类自由解放的具体措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包含了经济、安全、社会、文明与生态五位一体的发展蓝图。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将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与生态5个方面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一带一路”正是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符合全人类利益的，解决全球发展困境的科学举措。其二，世界历史理论强调无产阶级是世界历史进程真正的现实主体，是推动世界历史走向共产主义的动力。尽管资产阶级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历史进程，但其并不是世界历史的真正主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冲突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是不可避免的，阶级矛盾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特别强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强调全世界各个有差异的地区、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强调全人类的利益，但并不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摒弃了阶级差异、摒弃了构建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而是说世界历史进入人类命运共同体时期，搁置争议、暂缓矛盾、相互包容、密切合作、共建共赢现已成为世界历史进程的时代潮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在应对新时期、新时代、新社会的矛盾冲突下提出的一种继承并超越了世界历史理论的新发展理念。其三，世界历史理论更强调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使世界历史进入共产主义。在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异常尖锐。但是，历史进入了21世纪以来，资产阶级通过自身的改良和改善工人阶级的工作环境、提高工人待遇及福利、允许工人阶级通过工会组织表达诉求等措施缓和了劳资矛盾，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也陷入了低潮。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阶级斗争显然不符合时代潮流，正如恩格斯所言，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不是取得胜利的唯一手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的“不仅仅是个人、本民族与自己国家的利益，而且还强调把个人的利益与命运与社会的利益与命运，民族与国家的利益与命运同整个人类的利益与命运的有机结合”^[7]，认为平等对话、密切合作才是新时代促成世界历史向前推进的更为符合国情、世情的合理举措。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世界历史通往共产主义的一种方式，不仅具有理论属性，还体现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特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流的当代社会，全世界、全人类的命运被紧密相联：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开不开其他国家的发展和全球发展的整体态势；任何国家的发展也为其他国家的发展创造了机遇；任何地区、国家的动荡都有可能演变成世界范围的动荡。和平安定的世界环境需要所有国家共同维护，繁荣富强的发展局面依赖于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基于这种时代特征，可以说世界历史进入了人类命运共同体阶段。在这个时期，全世界、全人类拥有共同利益。正如习近平所说：“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8]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时期是世界历史通往共产主义的一个过渡，而非终点，世界历史进程还要通过漫长的历史时期才能最终达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但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过渡阶段为世界历史的有序发展提供了积极引导，并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历史进程。

5 结语

综上所述，世界历史内含着理论与现实的两重维度。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作为自为性、必然性的思维成果，是对现实的科学总结，是对世界历史进程、世界历史实践的理性认识。世界历史进程的偶然性、自在性发展是其现实的维度，包含两重哲学意蕴，其一是指世界历史作为一种社会的演进趋势、进化现象、发展进程是一种自在性行为，其二是指这种自在发展包含了很多偶然性、盲目性、随机性，甚至是非人道性。世界历史的这种自为性与自在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理论性与现实性共同构成了其价值内涵与内容主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一种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科学价值观，是对世界历史理论的合理继承与发展。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了世界历史理论的哲学基础、理论视野，深化了世界历史理论关于人类解放，世界民族的论述。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强调弱化冲突、搁置争议、团结合作、求同存异，消除对抗、矛盾、敌视，走共建、共赢、共享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