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15年3月，习近平在全国“两会”期间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核心是人，重心在城乡社区，并要求上海努力走出一条符合特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2017年7月，时任中组部部长赵乐际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了“城市基层党建”的概念。他指出，城市基层党建就是以街道社区党组织为核心，有机联结单位、行业及各领域党组织，实现组织共建、资源共享、机制衔接、功能优化的系统建设和整体建设^[1]。自此，中组部开始从顶层设计层面将传统的街道社区党建向城市基层党建推进了一大步，在顶层设计上实现了对城市基层党建乃至整个基层党建的重构性改革创新，并将改革创新拓展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更大领域。城市基层党建的提出和推开，适应了城市发展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是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提升组织力的有力举措，也很好地回应了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的要求^[2]。城市基层党建概念乃至整个理论框架和改革架构的提出，既是基于新时代城市基层党建面临的新情况新变化新要求，也是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新探索新进展。尤其是上海市委自2014年以来，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2014年、2015年、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改革创新精神探索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引领社会治理的路径，为城市基层党建及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当然，“上海会议”召开后两年多来，全国范围内的214个示范市也创设了很多可借鉴的经验，如北京在总结平谷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路子。但与此同时，从全国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很多地方在对城市基层党建概念的理解上还很不到位；另一方面，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缺乏引领型、示范性的典型，尤其是缺乏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具有前瞻性的城市基层党建新模式。显然，相对于上海、北京等地，地处中国南大门的粤港澳大湾区更具备进行这一探索的天然优势与基础条件。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3]。珠三角地区自近代以来便领风气之先，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领先一步、先行先试，率先实施改革开放。改革开放40多年来，广东经济总量连续30年居全国第一，进出口总额占全国四分之一，而包括港澳在内的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圈更是在5.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承载了6 957万人口，创造了1.52万亿美元的GDP。换言之，粤港澳大湾区以小于全国1%的国土面积承载了全国5%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经济总量12%的经济奇迹。此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就地城镇化的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城镇化率高于全国，且城乡一体化程度比较高，深圳甚至实现了100%的完全城市化。在此背景下，珠三角9市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方面有了很好的基础，也一直在该领域的改革创新中走在全国前列；港澳两市更是全球范围内良好治理的典范。由此，粤港澳大湾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有着很好的基础条件和独特优势，也面临着新时代的新契机、新路径。更为重要的是，粤港澳大湾区本身既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在经济层面的发展目标之外，粤港澳大湾区同样要通过制度创新，特别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创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印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而发挥好“两个窗口”的作用。

1 粤港澳大湾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的基础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地处华南边陲地带，是国家治理的南大门，更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区。相对于全国其他地方，粤港澳大湾区在社会基本特质、基层治理基础、地域文化特色等方面有自身的特色，这些特色也构成了粤港澳大湾区开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的基础条件与独特优势。

1.1 传统性与现代性有机融合

起点决定路径，原型规制转型。“走得再远，走到再辉煌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4]。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5 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5]。中国道路的鲜明特点是历史延续性而不是断裂性，而延续性的主要力量在于内在的动力与活力^[6]。在现代化突飞猛进之际，是古老传统的复兴和挖掘，而传统的复兴，恰恰是因为华南社会的历史社会基础^[7]。华南社会是中国传统文化保留最好的地区之一，无论是在广大乡村地区，还是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乃至在完全城市化的深圳，传统的宗族都还发挥着重要的治理作用。例如，在深圳龙华的松元厦社区，每年在立村先祖振能公的“祖诞日”都会召集遍布全国乃至居住在海外的族人回乡庆祝，振能后人欢聚一堂，捐款捐物，修祠堂，建书院，在社区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深圳罗湖区的罗湖社区，原住民每年都会请深圳河对岸的族人回村吃“大盆菜”，在提升社区居民内聚力的同时，还进一步巩固了深港两地居民的情感连接。

此外，从黄花岗起义到国民革命，从黄埔军校到广州农讲所，从海陆丰起义到东江纵队，红色广东一直勇立时代潮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个历史节点不断谱写新篇章。改革开放40多年来，粤港澳大湾区更是创设了改革开放经验、留存了改革开放历史、凝聚了改革开放精神，积累了丰厚的改革开放红色文化资源。由此，粤港澳大湾区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粤港澳大湾区的红色文化资源是全民族的光辉记忆，更是在新时代激发和团结包括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在内的中华儿女共同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力量。粤港澳大湾区传统性与现代性有机融合的社会基质为新时代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1.2 强政府与强社会相互促进

长期以来，在西方话语体系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被奴役化、停滞性的“东方专制主义”所定格。亚里士多德就种下了“西方是自由的，东方是专制”的种子，孟德斯鸠也严厉地批判东方专制主义，魏特夫更是通过“治水社会”的研究成为宣扬东方专制主义的集大成者^[8]。但西方理论界的问题在于：一是以既有的理论遮蔽了丰富的事实，二是以上层政治遮蔽了基层社会，他们没有看到在传统中国的中央封建统治之下的广大基层社会，有一个长期被遮蔽的东方自由主义传统^[9]。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一个有为的积极政府是中国的政治优势，但西方主流价值一直为历史上伴随积极政府产生的负效应所遮蔽，甚至被扭曲，未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和理解^[10]。仅从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成就看，广东地区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85.85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89 879.23亿元，年均增长12.6%，2019年已超越10万亿。人均生产总值也由1978年的370元增加到2017年的81 089元，增长了46.4倍。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还是在于国家治理中的“积极政府”。在打造“积极政府”的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各市都致力于打造“高效政府”。香港本就是全球范围内的“高效政府”典范，深圳、广州、佛山、东莞、中山、珠海等地近年来也是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实现了在“高效政府”方面的再一次跃进。与“积极政府”“高效政府”相对应的是，在“强政府—强社会”“强政府—弱社会”“弱政府—强社会”“弱政府—弱社会”的区分下，粤港澳大湾区与国内其他地方相比，显然形成了一个相对“强政府—强社会”的格局，即在“积极政府”之外有一个得到很好发育的社会。粤港澳大湾区社会的发育与传统性的延续一脉相承，也与市场经济的发达、临近港澳的区位有很大的关系。当然，更与地方政府的改革创新、引导培育有很大关系。尤其是21世纪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普遍开展的“政经分开”“政社分离”改革，大力推进的“三社联动”建设，尤其是参照香港经验培育社会组织、引入社工团队、政府购买服务等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育，或者说为社会发育提供了充足空间与有力支撑。

1.3 包容性与开放性兼容并蓄

从全国范围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是全国最开放的地区之一，这种开放性既包括对内的包容性，也包括对外的开放性。随着珠三角率先一步的改革开放和领先一步的经济社会发展，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珠三角，让珠三角成为全国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倒挂”现象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据统计，2018年东莞非户籍人口占比高达72.4%，深圳高达65.3%，佛山达到52.6%，中山紧随其后居全国第4。其实，这组数据显然在很大程度上被低估了，以深圳为例：深圳户籍人口460万，常住人口1 200万，实际管辖人口已经突破2 200万。以此数据测算，深圳非户籍人口占比接近80%，而在这460万的户籍人口中，有很多是近年来通过人才引进等方式入户的“新深圳人”。由此可见，深圳是一个典型的由外来人口组成的移民型超大城市。粤港澳大湾区内的这种人口结构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发展使然，但也与其包容性有很大关系。深圳“来了就是深圳人”的理念已经融入了特区人的骨血，其入户政策在国内一线城市中也堪称是最友好的。外来人口多也直接导致深圳成为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中使用普通话交流的城市。中山市近年来也在积极推进“新老中山人融合”，甚至该工作一度成为市委主要领导的“一号课题”。在中山坦洲，为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原居民社区无法为外来人口提供社区服务的问题，专门成立了为全坦洲外来人口提供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的金斗社区。在对内包容的同时，对外开放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显著的特征之一：香港、澳门是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化大都市；广州千百年来就有着对外开放的传统与传承；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更是骨血里就带有对外开放的基因；佛山、东莞、中山、珠海也是在对外开放中发展起来的“亚洲四小虎”；肇庆、惠州尤其是江门更是侨胞聚集的地方，与海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没有对外开放，就没有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今天。虽然因历史的原因，粤港澳三地之间长期存在地理、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粤港澳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尤其是深港、珠澳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形成了地域相近、文化相连、利益相关的紧密共同体。

1.4 基础性与创新性并驾齐驱

长期以来，珠三角的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社会治理改革创新也是走在了全国前列。从20世纪80年代深圳万丰村的农村股份制改革，到新世纪以来全面推开的“政经分开”；从东莞“三驾马车”的坚持，到深圳“社区工作站”的探索，这些都体现了珠三角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领域的持续探索与多种尝试。党的十八大以来，珠三角各市更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开始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一轮探索。尤其是深圳市，自2015年开始，大力推进社区党建标准化建设。到2018年底，社区党建标准化达到了100%。深圳社区党建标准化建设打破了以往党建工作中“盆景党建”的问题，实现了党建工作的整体推进与全面过硬。与此同时，深圳市委在夯实社区党建的基础上还积极推进城市基层党建“标准+”，创设出很多城市基层党建的典型。例如：深圳市罗湖区就在京基100的“楼宇+物管”党建、互联网高新园的“党建+统战”党建、律师行业协会的“行业协会+驻企党员”党建、住宅物业小区的“四位一体”党建、外来务工人员的“同乡村”党建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实现了党的组织、党的工作的全覆盖。此外，深圳还针对其互联网企业多的特点，积极推进互联网企业党建。深圳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中形成了两项亮点：一是建立智慧党建系统，为城市基层党建及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插上了互联网的翅膀，为城市基层党建提供了坚实的信息化支撑；二是打造党群服务中心体系，在全市范围内打造“1+10+N”共1 050个党群服务中心，作为基层党组织物质形态的战斗堡垒。在深圳，党员群众平均一公里内就有一个党群服务中心，找到党群服务中心就找到了党组织、找到了家。中组部组织二局局长石军曾就深圳党群服务中心指出，遍布城市基层的党群服务中心，就是老百姓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党组织“化身”，是我们在城市开展党建、治理、服务工作的实体性节点，这些节点联接成网，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的实体骨架就有了，党领导城市基层治理就基本具备了实体支撑。珠三角各地市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领域都有很好的探索，这些改革创新为下一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改革创新显示出了湾区人的改革基因与创新活力，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在新时代率先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探索尝试的重要保障。

2 粤港澳大湾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的崭新契机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不仅要重视物的现代化，而且更要重视人的现代化。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11]。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构想。由此，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时代使命，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崭新契机。

2.1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最主要的依据便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领先全国一步，在新时代到来之际也率先感受到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这一转化在大湾区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新时代还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2018年3月，习近平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寄语广东要在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上走在全国前列、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上走在全国前列、在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2018年10月，习近平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再次来到广东、深圳，赋予深圳“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的新使命。这不仅是对深圳的新期待，更是对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新要求，实质上是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看待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求粤港澳大湾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全国前列。这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而言，是压力，但更是动力；是要求，但更是契机。

2.2 现代化治理新挑战

广东经济社会领先全国一步，但也率先面临着发展中的问题，如深圳近年来就面临着土地、资源、环境、人口等难以为继的困难，进入了结构调整、发展转型的阵痛期。另外，超速发展也带来了所谓的“广东烦恼”，其中之一就是基层治理紊乱，成为全国群体性事件高发省，特别是大量群体性事件经过高度开发和发达的媒体传播而广泛扩散，引起世界性反响^[7]。据中国社科院对14年间群体性事件的统计，在871起百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中，广东独占267起，占总数的30.7%。党的十八大以来，广东持续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推出村（社区）书记主任“一肩挑”、“两委”成员交叉任职、乡镇（街道）领导干部驻点普遍直接联系群众等重要举措，在社会治理尤其是社会稳定、社会秩序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当前的治理与习近平提出的“管理和服务要像‘绣花’一样精细，使社会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与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最安全稳定、最公平公正、法治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的奋斗目标仍有较大差距。不足就是发展的空间，挑战就是前进的动力，现代化进程中的新挑战同样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崭新契机。

2.3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新契机

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崭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从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身来看，大湾区建设不仅仅有科技创新、基础设施、现代产业等方面的内容，同样要推进的还有生态文明建设、优质生态圈建设等方面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相对于其他对外开放新平台，粤港澳大湾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种关税区”的特殊性为其创新提供了特别的社会土壤。早在1988年6月3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会见“90年代中国与世界大会”的与会代表时说：“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次年5月，邓小平在与当时的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重申：“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12]。”小平同志之所以提出再造几个香港，除借鉴香港的经济繁荣经验之外，更重要的还有香港的社会管理治理水平。1992年，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广东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3]。由此，新时代，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道路上，粤港澳大湾区有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独特优势。

2.4 全面开放崭新平台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了香港、澳门在内的“9+2”城市圈，更为重要的是，在广东省的9个地市中，又有很多更具前瞻性、更大改革开放力度的试验性平台。这些平台为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积极借鉴香港、澳门等地社会治理经验、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模式提供了载体与平台。如原属广东自贸区的前海深港社会服务业合作区、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横琴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等，都是探索新型党建与治理的有效平台。自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启动以来，东莞设立了滨海湾新区，并积极筹建大湾区大学；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则是在更大范围、更大限度地引入港澳管理模式；深圳市罗湖区则致力于在全域范围内打造深港社会融合试验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粤港澳城市大学等推动深港合作的崭新平台。当然，在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内，还有广州科技城、珠海西部生态新区、佛山粤港澳合作高端服务示范区、惠州潼湖生态智慧区、中山翠亨新区等平台，平台内又有深港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粤港澳青年创新工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华侨华人创新产业集聚区等载体。这些平台和载体既属于粤港澳大湾区，又是大湾区内开放程度更高的试验田，为探索未来城市发展模式、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3 粤港澳大湾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的路径探索

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承载了全新的使命、面临着崭新的契机，有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区的过程中创设出具有前瞻性、引领性的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模式，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湾区人应有的贡献。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可以跨越的，需要湾区人从理念到实践的全方位努力。

3.1 党建引领与人民中心相结合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14]。粤港澳大湾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工作的推进，关键在于加强党建的引领作用。一方面，要在广东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强化省委组织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参与力度，加大对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统筹力度；加大各层级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中相关力量配备与工作覆盖，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要加大大湾区内9市的城市基层党建主体架构建设，即拧紧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党组织组成的一贯到底、强劲有力的“动力主轴”，尤其是增强市、区两级党委的领导力、组织力、牵引力^[15]。在各市委、区委的直接领导下，加大大湾区内各创新载体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工作。与党建引领相对应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还要切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行的初心使命和动力源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以实现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前提，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在这个过程中夯实党建扎下根的能力、提升群众跟着走的自觉。

3.2 顶层设计与地方试验相结合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广东省贯彻落实 <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实施意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等政策性文件的相继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入了快车道。在此背景下，首先要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的顶层设计，对标习近平近年来对广东提出的“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把更多资源、管理、服务放到社区”“管理和服务要像‘绣花’一样精细”等要求，从整个大湾区的高度制定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的规划性、制度性文件，指导大湾区9地市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并确保改革创新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开展。与此同时，要鼓励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创新性平台先行一步，率先推进试点、探索经验，为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走出一条新路。尤其是前海、南沙、横琴、深港科技合作区等区域，要积极创新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方式，在社会建设方面走在时代前列。东莞、中山、惠州、佛山、江门等地也要充分利用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区等平台，借鉴港澳社会治理经验，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

3.3 统筹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

粤港澳大湾区的基层党建与治理工作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而且整个基层党建与治理的创新路向基本一致。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需要而且也完全有能力打破传统党建与治理创新中的“以点代面”的“盆景式”桎梏，整体性、系统性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看到各地市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方面所处的不同方位。整体而言，近年来，深圳在社区党建标准化的基础上推进城市基层党建“标准+”建设，并将城市基层党建创新向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领域延伸，且在党群服务中心体系建设、智慧党建系统开发、互联网企业党建等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逐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华南特征、深圳特点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路子。更为重要的是，深圳被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新使命。由此，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党建引领创新，要在统筹推进的同时，特别利用深圳市场经济发达、社会发育良好、移民底色浓厚、开放意识超前等特点，推动其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方面率先突破，取得可借鉴、可推广的经验。

3.4 问题导向与目的导向相结合

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一方面，必须要坚持问题意识，从当前困扰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的问题出发，着力破解根本性难题，如基层党建治理体系“职责同构”的问题、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即传统集体经济）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困扰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关键性问题。另一方面，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也要注重克服“只低头干活，不抬头看路”的问题，要在坚持问题导向、关注实践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目标导向、更加注重前瞻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不仅要着眼于解决当前党建与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而且要在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乃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基础上，推出具有前瞻性的系统性改革创新举措，让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更好地契合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进而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南粤力量。

3.5 国内经验与国际视野相结合

近年来，在全国城市基层党建及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中，上海以“1+6”文件出台为基础领先全国一步率先探索，北京推出“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杭州、合肥、武汉等地也是亮点纷呈。粤港澳大湾区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需充分借鉴国内城市基层党建创新经验，充分吸收社会治理领域改革成果，在此基础上再领先一步，创设面向未来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模式。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也需要有国际视野，要充分借鉴全球范围内的良治、善治经验，尤其是要深入研究新加坡、日本等东亚国家的治理经验，深入研究港澳台等地社会治理的先进经验，尤其是对其基层治理的社会土壤进行研究，进而借鉴其有益经验，汲取它们探索过程中的教训，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