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唐代边塞诗与甘肃”是中国古代文学与甘肃地域文化交叉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是唐代边塞诗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年来唐代文学研究领域关注的一个热点。

学术界关于唐代边塞诗的研究，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展开：1924年，徐嘉瑞在《中古文学概论》一书中提出了“边塞诗”的概念；1927年，胡云翼的《唐代的战争文学》一文中亦大致框定了“边塞诗”的范畴；1930年，胡云翼在其《唐诗研究·唐诗的分期》中，进一步归纳了边塞诗的特征；1934年，贺昌群对唐代边塞诗做了粗略的数量统计，《文学》二卷六号上发表其《唐代的边塞诗》一文，对边塞诗的特质和分期做了大致勾勒；1935年，刘经庵在《中国纯文学史纲》一书中对“边塞诗”做了界定。

20世纪50年代以后，研究者们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重新审视唐代边塞诗。到80年代以后，学界对于唐代边塞诗的研究日渐增多，研究成果丰硕，研究学者辈出，进一步拓展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相关的学术著作有胡大浚的《唐代边塞诗选注》^[1]、西北师院中文系编选的《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2]、费振纲主编的《唐代边塞诗传》等^[3]。与此同时，学术界对唐代边塞诗的研究日趋精细，交叉领域的相关研究增多，边塞诗与甘肃、边塞诗与丝绸之路、边塞诗与地域文化的相互关联等问题开始进入学术界的视野。而唐代甘肃籍诗人规模甚众，也创作了不少边塞诗，再加上一些著名诗人如岑参、高适等人行经甘肃也有大量边塞诗留存，且大多与唐代军政大事、经济、文化有密切的关联，这一点引起了研究者们的注意。相关的研究论文有柴剑虹的《岑参边塞诗和唐代的中西交往》^[4]、胡大浚的《边塞诗之涵义与唐代边塞诗的繁荣》^[5]、陶尔夫、刘敬圻的《盛唐高峰期的西部诗歌岑参边塞诗新探》^[6]、赵伯陶的《李益及其边塞诗略论》^[7]、韩玉珠的《琵琶起舞换新声评唐代边塞诗中的西部风情美》^[8]、兰翠的《从李益的边塞诗看唐代边塞诗的兴衰》^[9]、任文京的《唐代边塞诗的文化阐释》^[10]等。这些著作和文章，或对唐代边塞诗进行宏观整体的风格把握和内容梳理，或偏重于对个别作家作品的分析和研究，取得了一定成就。

然而，在2000年以前，学术界关于“唐代边塞诗与甘肃”等相关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21世纪之后，特别是2010年以来相关的研究增多，主要以唐代边塞诗中涉及的甘肃地理、人物、历史事件为切入点，紧密围绕文本，从地域文化、文学地理、景观书写、审美意象、民族关系、历史意蕴等多个角度入手，寻求甘肃标志性的地理元素在边塞诗乃至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典型意义，探究出塞诗人对甘肃境内生态景观的书写，并进一步研究唐代边塞诗与甘肃地域文化之间的关联等。

1 唐代边塞诗中的甘肃典型地理元素的研究

探寻唐诗中甘肃典型的地理元素所具备的意蕴内涵，是近年来边塞诗研究领域的一个主要问题。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玉门关”“阳关”“凉州”“临洮”“河西”等几个典型地域展开，集中探究以上地理元素的文化意蕴、内涵嬗变、文学意义等。此类研究是对甘肃地域文化、文学研究的有益补充。

1.1 唐代边塞诗中的“玉门关”研究

研究唐代边塞诗中“玉门关”的意蕴内涵，是近年来这一类研究文章的热点。如王志鹏的《玉门关在唐诗中的歌唱及其文学意义》^[11]，认为唐代玉门关诗歌或表现从军征战，或念远思亲，或表现边地荒寒、戍边苦辛，或描写边塞奇景与塞上风情，其文学意义主要在于“玉门关”意象所蕴含的特定内涵，具有鲜明的西北地域特色，在边塞诗中有突出的地位，且对后世诗歌影响深远。高建新的《“丝绸之路”上耸峙的雄关唐代玉门关诗意蕴再探析》^[12]，此文列举了大量史实、典故，在深入分析唐诗中涉玉门关诗的基础上，指出玉门关在唐诗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认为“玉门关既是边关也是战场，与功名和胜利紧密关联”，同时又是“遥远异乡的象征”，作为唐诗中最重要的审美意象，玉门关熔铸了深长的感情，交织着报国、思乡等多种情感，此文注意到了玉门关与历代战争以及唐人渴望建功立业、英雄情怀的关系，是学界关于唐诗中的“玉门关”意象内涵的拓展。此外，石云涛的《唐诗中的玉门关意象》^[13]，列举了大量两汉、南北朝所涉玉门关诗，与唐代涉玉门关诗进行深入对比，在前两文所总结的玉门关意蕴基础之上，进一步增加了玉门关意象“对统治者开边政策的谴责”这一内涵，并明确指出“唐后期河西走廊陷于吐蕃，玉门关在诗人笔下又成为失地的象征”，认为玉门关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具有独特意义、内涵丰富的永恒意象。陈习刚在其《<全唐诗>所见玉门关》^[14]一文中，对《全唐诗》中涉及玉门关的诗歌做了粗略统计，以了解此类诗歌的时代分布情况，并以时间顺序做了分期，指出李白是创作玉门关诗最多的诗人；同时对“玉门关”的泛指性进行了辨析，在概括唐诗中玉门关地理位置的笼统性、边关边塞的泛称性、作为边区和内地分界性等方面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出玉门关作为符号性、象征性的意象所蕴含的唐人特有的“玉关情怀”。

李并成的《玉门关历史变迁考》^[15]披检有关史料，经反复实地考察，研究从西汉设置开始，玉门关历经千年的前后延续的情况，为相关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切实可靠的研究成果。

1.2 唐代边塞诗中的“阳关”研究

因阳关与玉门关相距不远，故唐人对阳关的关注不及玉门关，近年来学术界对边塞诗中“阳关”的研究也不多，仅有的几篇如：蒋方在《唐诗中的阳关》^[16]一文中，统计了《全唐诗》有“阳关”一词的诗46首，将其分为闺怨、边塞、送别、杂咏四类，并纵向比较了南朝相关诗歌，从唐人对“阳关”的吟咏研究该意象的内涵，指出唐诗中“阳关”意象的多重意蕴。庞娟、李斌的《唐诗中的阳关、玉门关》^[17]则是将玉门关、阳关进行横向比对，统计了唐诗中阳关诗和玉门关诗的数量，认为阳关、玉门关因其地理位置特殊、军事位置关键、对外交往重要，在唐人心中有独特地位，指出涉及阳关、玉门关的诗多与边地战争、边塞苦寒、域外风情以及建功立业、征人思归、民族融合等内容有关。石云涛的《唐诗中的阳关意象》^[18]则利用文学地理与史书记载，结合唐人的“阳关”诗展开研究，认为“在唐诗中阳关是边塞、前线和丝路要道，寄托着将士们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和立功边陲的志向，表达了他们对家乡亲人的思念”。王兆鹏的《千年一曲唱<阳关>——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的传唱史考述》^[19]则主要从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一诗入手，研究唐代盛行的《阳关曲》在后世的传唱情况，是唐诗经典化研究的成果之一。

1.3 唐代边塞诗中的“凉州”研究

凉州作为唐代河西大都会，一直备受关注。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凉州”的研究多围绕凉州意象的嬗变，以及《凉州词》研究展开。还有个别研究是在唐诗文本的基础上研究凉州都市文化的，如郝润华的《唐诗“凉州”意象及其嬗变》^[20]，作者对南北朝至明清时期诗中的《凉州词》《凉州歌》《凉州曲》等进行了归纳，指出诗中的“凉州”主要是“指地名以及由地名演化而出的乐曲、乐舞名”，而宋以后“凉州”一词经文人的改造，意蕴发生嬗变，“出现多样化、丰富化的趋向，相继产生出边塞、词曲名、葡萄、葡萄酒、女儿等诸多意义”，并认为唐诗“凉州”意象及其嬗变“与后代文人的盛唐情结与爱国情思有关”。郝润华另有《从<凉州词>创作看声诗的断代问题》^[21]一文，主要从唐人的《凉州词》出发，进而研究唐声诗的断代问题。此类文章还有郭丽的《唐代边地民族乐府<凉州>考论》^[22]，考察了乐府诗《凉州》的产生、音乐特点、传播、创作方式及文化意义，认为“《凉州》是唐代民族乐府第一曲调”，同时对《凉州》曲在文化承载上的内涵做了更进一步的阐释。

以唐诗为文本进而研究凉州地域文化，是近年来唐诗与地域文化结合研究领域的亮点。以朱瑜章的《试论唐诗中的凉州都市文化》^[23]为代表，通过对唐诗中有关凉州诗的研读，总结出作为河西重镇的凉州城在诗中亦指以凉州为政治军事文化中心的河西诸州，从而扩大了凉州的外延。作者认为出塞的唐人在此地创作的大量诗作，反映了丰富的凉州都市文化，在凉州的繁华景象、凉州歌舞、凉州民俗与士人精神风貌、凉州的衰落等方面均有表现，凉州都市文化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典范。作者将诗歌研究和地域文化研究相结合，是此文的创新之处。

1.4 唐代边塞诗中的“临洮”研究

“临洮”在唐代位于丝绸之路东段的南线，是直通吐蕃的边塞要冲，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临洮”的研究多围绕着“临洮”意象与边塞情怀的关系展开。如马真明在《唐诗中的“临洮”意象与边塞情怀》^[24]一文中，在对唐诗中所涉临洮诗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唐诗中的“临洮”无论是从独特的战略位置还是从边地风物之于唐朝诗人的特殊感情，“临洮”意象反映出诗人们对于安定西北、乃至安定大唐的重要意义，并进一步解读了“唐代的边疆政治走向以及诗人复杂的边塞情怀”。连振波在《唐宋诗歌中“临洮”意象发微》^[25]一文中，从回顾临洮的历史沿革出发，着重阐释了唐宋两朝对于临洮的经营及其陷落的经过，通过对唐诗中临洮诗的分析，得出临洮“既是边关要塞、战场烽烟的象征，也是生离死别、悲壮苍凉的象征，更是爱国安民、建功立业的象征”的结论。这两篇文章的结论基本一致，作者都认为“临洮”意象是与建功立业、保家卫国为主的边塞情怀相关。

1.5 唐代边塞诗中的“河西”研究

自西汉以来，河西一直是历朝的军事战略要地，这在唐朝尤为突出。唐朝历代皇帝十分重视河西，大量文人出塞，写下了许多光辉的诗篇，这一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充分重视。相关的研究以河西学院刘梅兰的系列研究文章为典型，如其《高适河西纪行诗述评》^[26]一文主要对边塞诗人高适的河西之行所作诗歌进行研究，结合作家生平，得出“（高适）纪行诗歌艺术上尚质主理，风格上慷慨悲壮，承续了高适边塞诗一贯的创作风格，也是高适边塞诗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结论；其《唐代河西边塞诗史论》^[27]一文，对唐代著名诗人陈子昂、高适、岑参、王维、王昌龄等的河西边塞诗进行分析研究，总结了河西边塞诗在唐朝初盛中晚四期的不同风格，以及风格变化情况；其《文学地理学视阈下的唐代河西边塞诗歌研究》^[28]一文，从唐代河西边塞诗的地理环境认知、边战认知、地理意象研究三个方面，研究河西边塞诗地理文化内涵、边塞情怀以及时代特征；其《唐代河西边塞诗歌历史地理背景论》^[29]一文，从河西的历史沿革、地理位置的角度出发，进一步研究创作唐代边塞诗的历史地理背景。刘梅兰另有一篇与刘全山合作的《汉匈关系与河西边塞诗》^[30]，则是从西汉与匈奴的关系探讨其对汉唐边塞诗的影响。总之，刘梅兰对唐代河西边塞诗的关注和研究，填补了唐代边塞诗中书写河西的边塞诗研究领域的不足，对于研究唐代河西边塞诗的主旨内涵、艺术特色、风格嬗变等十分有益。

总体而言，以上研究成果均是以典型的甘肃地理元素为研究对象，主要以阐释这些地理意象的多重意蕴内涵为主，兼之以历史沿革、时代背景、声韵发展、文学意义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这些既有成果在研究甘肃地理元素与甘肃地域文化、边塞诗歌中的甘肃地理与丝绸之路文化关联方面缺乏全面和纵深的把握与关注。

2 唐代甘肃籍诗人的边塞诗研究

相较于唐代边塞诗中甘肃典型地理元素的研究，近年来学术界对唐代甘肃籍诗人的边塞诗研究成果较少，主要以围绕李益的边塞诗展开研究，对其他甘肃籍诗人关注不多。

2.1 李益的边塞诗研究

近几年来，学术界关于李益的研究着眼点主要集中在对唐传奇《霍小玉传》的研究方面。相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盛况，对李益诗歌特别是边塞诗的关注日趋减少，仅有的几篇文章或就其某一首诗入手研究李益边塞诗的大历风格，或探讨其游侠诗中的侠义精神，或研究李益边塞诗的音乐描写、意象特点、建功情怀等。

从李益边塞诗的文本研究出发，进而关照其诗对唐代边疆地理景观的书写，可以说是近年来研究李益边塞诗的一个亮点。此类文章有高建新的《李益边塞诗及其对唐代中国北疆的书写》^[31]一文，作者从李益边塞诗中有关唐代边疆（特别是北疆）的描写出发，指出李益边塞诗中的英雄情怀与盛唐边塞诗精神一脉相承，其中的乡愁和厌战情绪，又与诗人所处的边患四起的时代形势密切相关。作者认为“李益的边塞诗能将深沉的思绪融入特定的情景之中，并善于捕捉瞬间而起的音乐对人心复杂微妙的影响”，还注意到“李益关于中国北疆的书写，和岑参、高适对于西域的书写，共同描绘出了唐代中国北方、西北方连绵壮阔的边塞风景线，体现了唐人开放的视野”，从而肯定了李益作为中唐时期边塞诗人的代表，其艺术风格和对边疆景观的书写是与盛唐时期的高岑遥相呼应、一脉相承的。

从出身籍里、家世源流的角度出发，进一步探寻李益边塞诗与陇右关系的，近20年，仅郭锋的《论李益边塞诗歌与陇右的关系》^[32]一篇。该文主要从辨析李益的籍里和家世源流两方面入手，研究李益少年时代居住在陇右，陇右诸郡陷没吐蕃前举家东迁这一特殊的经历对其报国情怀和边塞诗风的影响。21世纪后，郭锋以对李益的籍里家世考辨分析为切入点，进一步考释甘肃地域文化对诗人诗风的影响。郭锋的文章可说是对李益边塞诗乃至甘肃籍诗人的边塞诗研究领域的开先河之作，惜未深入，有待进一步挖掘。

2.2 其他唐代甘肃籍诗人的边塞诗研究

除李益外，学界对其他唐代甘肃籍诗人的边塞诗研究呈零散状态。相对而言，2001—2009年间学术界对李白的边塞诗的研究多一些，或研究李白对战争的态度变化^[33]，或研究其边塞诗中的民族观念^[34]，或从其边塞诗的主旨和艺术风格方面进行全面把握^[35]，或探讨其诗中的将士形象^[36]。2010年以后，对于李白的边塞诗研究多为其他相关研究的周边研究，几无成果。

此外，关于唐太宗李世民的边塞诗创作，多关注其东北边塞诗，此类论文有彭飞、沈文凡的《论唐太宗东北边塞诗创作》^[37]，从揭示李世民作为政治家、军事家及诗人的多重身份，进而关注其边塞诗歌创作中的鲜明特征，通过对唐太宗征辽东所作东北边塞诗的研究，指出诗歌“不仅具有纪实特征”，还扩大了唐诗的表现范围，有一定的艺术性。刘国利在《启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唐太宗李世民边塞诗研究》^[38]一文中，肯定了唐太宗的边塞诗在亲身经历的基础上，以帝王胸怀审视战争，且扬弃六朝浮华文风，还“注重运用刚健的语言和写实境的诗境来开创一种雄浑阔大的艺术境界”，并指出太宗的边塞诗对唐代边塞诗的繁荣起到了推动和引领的作用。

除以上诗人外，学术界对其他唐代甘肃籍诗人的关注甚少，涉及令狐楚的有马强、潘玉渠的《隋唐时期敦煌令狐家族谱系考略》^[39]《隋唐时期敦煌令狐氏家族文化研究》^[40]两篇史学研究文章，主要以历史文献与新出土唐代墓志资料为依据，对隋唐敦煌令狐氏家族的来历、世系和迁徙作了考订，并以此为基础研究其家族文化。此二文材料翔实，论据充分，论证严密，其研究成果对文学研究领域研究令狐楚大有助益。阎晓雪、薛志清、勾正刚、冀素兰在《唐代令狐家族上行流动之原因探析》^[41]一文中，探讨了令狐家族作为由陇右内迁的世家大族代表，其子孙对唐代文学的影响，以及令狐家族流动所反映的中古时期各种家族势力发展与变化的趋势，对于研究令狐楚的诗文创作也有帮助。此外，学术研究领域对于权德舆的关注多为对其诗文理论和实践、学术思想、为政理念、与古文运动的关系、散文成就等方面，没有其诗歌与甘肃、陇右等的关联研究。其余甘肃籍诗人研究极少，概不赘述。

总而言之，进入21世纪后，学术界对甘肃籍诗人的边塞诗的研究文章数量逐渐减少，研究方向也多集中在对文本本身的内容主旨、艺术风格方面，内容相对比较单一，缺乏创新。如能从诗人的籍里家世以及地域文化的影响出发，进一步研究诗人诗歌与甘肃地域文化、丝绸之路文化的关联，应当会有更大的拓展。

3 唐代边塞诗中涉甘肃军政大事的研究

甘肃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其从西汉开始一直都是中央控制西北的重要通道，唐时甘肃所属的陇右道是朝廷联通经营西域的门户，其南线与吐蕃接壤，地理位置至关重要，此地也常有唐蕃间的重大战事发生，学术界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成果不多。

3.1 唐代边塞诗中河湟沦陷以及唐蕃问题研究

大唐与吐蕃连年的战争在唐代出塞陇右的诗人笔下记载很多，对于中唐河湟地区的沦陷在诗歌中也有一定反映，但相关的学术研究论文不多。石云涛在《河湟的失陷与收复在唐诗中的反响》^[42]一文中，主要通过对中晚唐诗人反映河湟陷落诗的分析，结合相关史料，研究唐诗中所体现的唐人痛失河湟的悲伤、收复河湟失地的呼声和欢庆河湟收复的心情，以及对于朝廷决策的歌颂，对河湟恢复英雄张议潮的赞颂，进而辨析反映出的唐王朝与归义军在河湟问题上的不同立场。王树森的《唐蕃角力与盛唐西北边塞诗》^[43]则是从唐朝与吐蕃持续角力的角度出发，通过研究西北边塞诗体现出的唐蕃局势，得出了“西北边塞诗的和平描写说明和平始终是民族关系的主流”这一结论。

关于河湟失陷和收复问题的史学研究文章有：徐乐军的《唐朝收复河湟始末探究》^[44]，该文主要探究了自安史之乱后河湟沦陷为吐蕃所侵占，直至唐宣宗时期才收复的百年历程；陆离的《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制度研究》^[45]一书，运用敦煌、新疆出土的汉藏文献和汉藏传世史籍、金石碑铭等史料，对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宗教制度等方面补充新材料、提出新问题。以上史学研究成果为相关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支撑。

3.2 唐代边塞诗中的陷蕃诗研究

唐失河湟后，陇右大片土地落入吐蕃之手，连同大量滞留此地的文人也随之被俘。这些诗人在陷蕃期间创作了不少诗歌，多保存在敦煌遗书P.2555中。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近年来，有顾浙秦的《敦煌诗集残卷涉蕃唐诗综论》^[46]。文章以敦煌唐人诗集残卷P.2555、P.3812中的涉蕃诗为研究对象，探求落蕃文人被羁后的生活境遇、精神面貌，并对诗作关涉的中唐时期河陇陷蕃后的社会状况、民族关系以及吐蕃社会生活等作了大致的概括总结。钟书林在《唐代开元盛世的边疆格局及其西北民族关系以敦煌遗书P.2555陷蕃组诗为中心》^[47]一文中，则是通过考证72首陷蕃组诗的创作年代以及诗歌内容，判定组诗作者身份为大唐出使吐蕃的吏部尚书、皇室宗亲李暠，并从组诗研究出发辨析唐代开元盛世的边疆格局及唐与西北各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

关于陷蕃问题的史学文章，则有李军的《唐代河陇陷蕃失地范围考》^[48]，作者以《会昌一品集》所收录的《赐缘边诸镇密诏意》为主要研究对象，考证了唐朝陷蕃的“河西、陇右四镇一十八州”的具体范围，廓清了失地范围，并得出此地“正是吐蕃统治河陇以及晚唐政府收复和经营河陇的核心区域”的结论。郑红翔在《唐安史乱后河陇陷蕃问题再探》^[49]一文中，从河西与西域留守的军队与边地各州、军缺乏协作、边将和外族部落的离心以及陇右东部爆发的部落叛乱等方面，进一步细化了唐失河陇的原因。以上研究成果为相关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史学支撑。

总之，近年来关于唐代甘肃所属的陇右道发生的重大事件，学术界以关注唐蕃关系为主，围绕河湟的失陷和收复进行分段式的文史相结合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缺乏纵贯全唐时期的全面把握，没有进一步关注到吐蕃与唐胶着两百多年期间的战争走向和民族关系变化，以及陇右人民生活的蕃化问题。另外关于陷蕃组诗的问题，多以判定组诗作者和关注组诗中体现的民族关系为主，而对诗中有关的甘肃（特别是河西）书写、边塞情怀以及特有的抒情叙事手法缺乏关注。

4 其他相关问题研究

除以上三大方面外，丝绸之路与唐代文学的嬗变、唐代陇籍诗人与关陇文化、丝绸之路与唐诗境界的开拓也值得研究者关注，学界前贤也做了有益的探索。如李明伟的《唐代文学的嬗变与丝绸之路的影响》^[50]，着重研究了中西经济交流背景下的唐代文学嬗变问题，并特别关注了丝绸之路的兴衰对唐代边塞诗的推动和影响。杨晓霭的《唐代陇籍诗人诗作与关陇文化渊源》^[51]，对《全唐诗》《全唐诗补编》中的95位陇籍诗人的3 000首诗做了归纳总结，撷举陇西李氏诗人中特色鲜明的数人为例，对他们的创作进行了深层文化观照，以透视地域文化的积淀；杨晓霭、胡大浚的《陇右地域文化与唐代边塞诗》^[52]通过唐代边塞诗反映的陇右山川地理人文风物，从文学层面展现了陇右的地域文化特征；杨晓霭的《“丝绸之路”上的人物往来与唐诗境界的开拓》^[53]，以典型的唐诗为例，探讨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以及丝绸之路与唐诗境界开拓之间的关系。杨晓霭在《瀚海驼铃》^[54]一书中，详述了丝绸之路开辟以来的人物往来和文化交流情况。此外，崔凤珍在《陇右文化与盛唐边塞诗》^[55]一文中，通过研究盛唐边塞诗，粗略梳理了陇右文化对盛唐文人所作边塞诗的影响。马悦宁的《唐代丝绸之路的盛衰与边塞诗风的嬗变》^[56]，则从丝绸之路的兴衰对唐代边塞诗的风格变化的影响来论证。

近年来关于边塞诗与丝绸之路的关联方面的相关研究，有高建新的《展开在“丝绸之路”上的文学景观——再读张籍<凉州词三首>其一》^[57]，主要以张籍的诗为切入点，探讨丝绸之路景观在文学中的呈现；其《诗圣笔下的丝绸之路》^[58]，研究丝绸之路在杜甫诗中的书写，两篇文章均以一首诗或一位诗人为切入点，关照唐诗中的丝绸之路书写问题。虽然其余同类型的相关零散研究也不少，但以高建新的文章较为典型。

5 结 语

总体而言，近20年来，学界围绕《全唐诗》等经典文本，结合相关史料、史学研究成果，在“唐代边塞诗与甘肃”等相关问题上进行了广泛而有益的探索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首先体现在学术界开始注意到甘肃标志性的地理元素在唐诗中的意蕴内涵及典型意义的问题，特别是对“玉门关”“阳关”“凉州”“临洮”“河西”等典型地域的关注，对于进一步研究边塞诗中的甘肃典型地理元素所体现出的甘肃特有的地域文化很有帮助；其次，学界对甘肃籍诗人的边塞诗关注虽热度稍有减退，但却有一定的创新，某些学者开始注意到从诗人的籍里背景、家世源流方面入手探究甘肃地域文化对诗人边塞诗创作的影响，并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再次，研究者们注意到甘肃在唐代特殊的战略位置，开始将甘肃放在唐代西北军事战争和民族关系的大背景下，研究河湟地区的失落和收复在唐代边塞诗中的体现，以及敦煌陷蕃组诗和陷蕃诗人的创作情况，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对丰富扩充甘肃地域文化的内涵很有助益；最后，在丝绸之路与唐代文学的嬗变、唐代陇籍诗人与关陇文化、丝绸之路与唐诗境界的开拓等相关问题研究方面，多年以来学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为进一步研究“唐代边塞诗与甘肃”这一研究主题提供了思路和借鉴。

然而，在肯定以上研究成果的同时也要看到一些不足：首先，虽然研究者们对唐诗中的甘肃地理元素研究较多，但在全面把握唐代边塞诗与甘肃地理、甘肃地域文化的联系，边塞诗中的甘肃人文风情书写，以及边塞诗歌中的甘肃地理与丝绸之路文化关联方面存在一定欠缺；其次，在作家作品的研究方面，从诗人的籍里家世出发，进一步研究诗人诗歌与甘肃地域文化以及丝绸之路文化的关联的相关研究寥寥可数，而且只是初步探索，不够深入；最后，在唐诗中反应陇右军政大事的关注上，缺乏纵贯一代的全面把握。以上均为今后研究中应当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