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和分析，一般关注的重点是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但是，通过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分析和整体考查，就会发现异化劳动理论的确立仅仅是马克思分析的一个逻辑起点。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四重规定的分析，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异化劳动表现为人与物之间的背离关系，而且也揭示出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关系。同时，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四重规定内在地凸显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相背离的生产关系，在整个生产辩证关系上，它既生产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也生产出工人的工资，从政治经济学的视阈观之，工人的工资恰恰是私有财产的一种基本样态。所以，不论是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还是工人的工资，其实质都是这种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物。通过严密地逻辑分析和确证，马克思得出结论，这种呈现出社会分离样态-工人的异化劳动背后被遮蔽的是私有财产的二重特性，随着私有财产客观方面矛盾运动和主观方面特性的不断发展，作为异化劳动发展的一种归宿-共产主义的实现-异化的扬弃必然导致异化劳动的衰亡，具有和异化劳动同一性的私有财产也必然走向衰亡。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首先把他的论证过程建立在“我们从当前的国民经济事实出发”^[1]156这个前提之上。这个前提也是从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基本事实出发。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普遍性表征是工人给社会生产的财富越多，自己却越贫困。工人的生产表现为物质形式的商品却成为反对、劳役工人异己的他者，同工人对立，这就是工人的劳动异化。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四个规定的具体分析得出一个结论：“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 ^[2]277和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的看法截然相反，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不仅仅是异化劳动产生的原因，隐藏在这种物的形式背后也是异化劳动不断运动变化的结晶。“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性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性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变成了相互作用的关系”^[2]277。可以说，异化劳动最后的必然归宿一定是私有财产。“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2]277。因而，没有工人的异化劳动，就不会有私有财产的产生，没有异化劳动的不断进行，也就不会有私有财产的积累和增加，更不会有私有财产统治整个社会的主宰地位。

马克思得出这一结论并非仅仅是通过对异化劳动单向度的研究，而是通过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私有财产发展历史状况的考察而得出的。私有财产，作为一个法律的、经济的、甚至于社会的概念和范畴，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乃至其他方面的理论家，被当作是所谓的天经地义、铁定的“经济事实”来看待，这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个不需要论证并且必须遵守的事实前提。“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论断都是以私有制为前提的，这个基本前提被政治经济学当做确定不移的事实，而不加以任何进一步的研究......”^[3]但是私有制何以可能成为一种确定不移的事实？马克思通过对货币主义、重商主义、重农主义乃至斯密、萨伊、李嘉图、穆勒等国民经济学家的研究和考察，通过发现财富的本质到发现劳动本质的过程，得出了最初的结论：“地产是私有财产的第一个形式。”“工业是完成了的劳动。”^[2]293马克思通过对当时社会条件下私有财产中动产(机器生产\)和不动产(土地生产)的考察，指证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发达的私有财产”对“不发达、不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胜利，即“发达的私有财产阶级”(资产阶级)对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胜利。而“发达的私有财产”占有统治地位之后，必然导致“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所以，马克思指出，以“工业资本”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关系确立后，“工业资本”所代表的这种私有财产就完成了对人的统治。“只有这时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的力量。”^[2]293这就是说，这种工业资本所体现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地繁殖壮大，其强大的力量很快从一国向全世界扩展，最后资本达到了扩展的极限，占据了整个世界。但是，在这种私人工业资本所代表的社会主导形式-资本主义大工业中，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落后的私有制度之间的矛盾作为高度发达的大工业所造成的后果和产物，必然通过一定的破坏性甚至灾难式的方式所体现出来。并且，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路向来看，由于资本主义在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阶段和私有财产的生成性过程中也具有同一性，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所蕴含的内在矛盾就体现为私有财产的前进运动和扬弃过程的同步性。

马克思还认为，对于异化劳动的物质的表现形式私有财产而言，其实质是一种“实践的、现实的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通过异化劳动，不仅生产出同他相异己的、相割裂的劳动产品以及和他相敌对的劳动活动，而且也生产出了“非工人”与工人的劳动产品和劳动活动之间的关系，最后理所当然也就生产出工人和“非工人”之间的关系。“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劳动的主人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因此，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2]293。虽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还没有提出“生产关系”这一科学概念，但是我们已经从其论述中可以看出“生产关系”起初的意涵表述。所以，这种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与资本家的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集中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财产”上，这也是马克思从人本身的劳动活动中所推导出的社会关系的规定，即从社会的某种生产方式的规定中论证了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是相互融贯的关系，由此，从工人身上表征的这种异化劳动彰显的就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辩证性关系。异化劳动既生产出了整个社会中资产阶级的财富-私有财产，又生产出了无产阶级的劳动报酬-工资，很明显，工人的工资也可以被看作是私有财产的一部分。从根本上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工资和私有财产是同一事物性质相同的两个方面(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都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和结果。因为这种完全异己的活动凸显的是人作为一种抽象的存在，对工人来说，单纯的劳动“沦为绝对的无”^[2]38，成为工人的一种现实的非存在。因此，这种现实的对立一旦达到某种程度，异化劳动必然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衰亡，那么，作为异化劳动产物和结果的私有财产也必定跟随着异化劳动的消灭而消亡。所以，对于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来说，把私有财产看成是天经地义的经济事实，实际上也是间接地承认了异化劳动的一般规律。

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一节中，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不同于古典时代(如在罗马、土耳其等)的特点，它自身蕴含着内在的矛盾和对立。马克思指出，不论是普鲁东还是傅里叶都看不到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他们仅仅从私有财产的客体方面来考察，因此只能看到私有财产的有害性。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只看到了私有财产中的主体方面，看到了背后的“工业劳动”，看到了私有财产的对立面的主体方面。马克思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一节的第一段就强调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财产具有两重性的特点，即私有财产包含着主体本质和客体化的劳动二者的对立统一，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财产是一种对立发展的能动关系的物的表现形式。“作为财产之排除的劳动，即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和作为劳动之排除的资本，即客体化的劳动，-这就是作为上述对立发展到矛盾关系的、因而促使矛盾得到解决的能动关系的私有财产。” ^[2]277]工人的异化劳动不仅生产出一种异己的、敌对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还生产出一种工人与“非工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对于工人来说表现为异化的、和他敌对的东西，在“非工人”那里也必然表现为一种异化的、敌对的状态。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两重性的私有财产背后所隐藏着的关系必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有关问题的探讨，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之间关系的探讨，从根本上都是为了寻找异化劳动扬弃的方法和途径，那么如何实现异化劳动的扬弃呢？马克思在“私有财产的关系”一节中指出，假如可以从外化的劳动和异化的劳动的规定中得出资本主义社会私有财产的根源和实质，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基本的规定和概念来说明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相关范畴和由此所引申出的概念。马克思通过这种推导还指出，我们会发现国民经济学中任何一个范畴，例如商业、商品、竞争、资本、地产、货币等概念和规定，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活动的这两个基本因素-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所特定展开的表现形式而已。因此，对于异化劳动这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中心概念来说，它背后所体现的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复杂的生产关系，它贯彻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中，是一种在整个社会中起决定作用的根本的关系。马克思进而指出，异化劳动背后所蕴含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整个工业大生产条件下割裂为出卖劳动的工人和拥有生产资本的资本家两种必然的趋向，而由这两大阶级涵盖的社会固化结构则是现代社会奴役制度的渊薮。所以，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背后所隐藏的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分析，得出了扬弃违背人性的异化劳动的过程就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从扬弃私有财产到打碎资本主义奴役制获得根本解放的论断。“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旦达到极限，就必然成为全部私有财产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2]283这种对立的解决具有彻底的颠覆性，具体表征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性解放，且指证了一种必然性维度-整个人类的解放。“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整个工人的解放就包含着全人类的解放。”^[2]294在这里，马克思指证了工人劳动背后所隐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表征的整个人类的奴役制关系。通过这种指证，异化劳动的扬弃也上升为一种社会关系能动演变的必然性逻辑，这种扬弃代表着人的劳动不再是一种抽象的非现实的劳动，而是一种最高的普遍性存在。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异化劳动当作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当作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产生的根源来分析。所以，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来说，异化劳动的扬弃就是私有财产的消除和资本主义的消灭，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过程。马克思通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一节初步对共产主义进行了界定：“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它是人与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278这是马克思第一次采用辩证的方式正面阐述关于共产主义的科学观点。这段话蕴含着丰富的科学内容，代表着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总体认识和宏观思考，表现了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的宏观体察和具体愿景。

在这段总括式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理性把握和总体态度。从这段话中还可以发现，马克思像以前的共产主义者那样把废弃私有财产作为共产主义的基本特点。但是马克思和其他共产主义者的最大不同在于，马克思揭示了私有财产的产生根源和内在本质特点，从而在这种矛盾揭示中找到了彻底消灭私有财产以及杜绝私有财产得以再生产机制的方案。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作为一种产生于人的异化物，是一种人的劳动异化以物呈现的样态，其实质上是一种人的自我异化，即人的异化的表征形式。因此，私有财产从形态上来看是物、是客体，就其本质来说，它又是一种主体活动的异化，是一种主体本质的投射。对于扬弃异化进而实现共产主义来说，要想否定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考察就不能仅把私有财产看作一种物质客体来考察，不能只想着去扬弃人的异化的物的形态，而是要从主体方面考察，从扬弃人的自我异化(即人的异化劳动)着手。只有扬弃了异化劳动，人才能实现人的本质的“确证”，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由此看来，异化劳动的扬弃被马克思看作是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马克思所阐述的共产主义，是在扬弃异化劳动这一基础上产生的。通过异化劳动的扬弃，“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303。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私有财产和私有制的消除，人彻底消灭了造成人被束缚的不自由因素，获得了全面的解放。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指向的是人本质的自我占有，是人向其自身、向社会的人的最终复归。这样，人作为主体的人，不再是一个自我异化的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而和人相异己的客体的对象，也不再是一种和人相对立的对象，它成为了人的本质和力量的一部分，是人的本质和力量的体现，这样，人也就成为完整的全面发展的人。在马克思看来，人从根本来说是社会的人，人的本质就在于其具有的这种社会本质。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同构性的支配下，本质上已经丧失了其社会性，变成了利己的孤立的个体，同他人与社会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中。而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要实现对自身的本质的占有，就要克服人的社会本质的异化，向社会的人复归。“在积极扬弃私有财产的前提下，人如何生产人-他自己和别人，直接体现他的个性的对象如何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同时是这个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2]298。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在共产主义社会，个人自由状态下的对象化是为了别人的存在而生产。这个存在对象一方面就是别人存在的确证，另一方面也确证了别人为自己而存在。对于另一个人来说，这种确证也是相互的，所以对于每个人来说，通过生产产品而生产着双方的存在。可以看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之间的劳动和劳动产品，不再互相异化和对立，而是通过劳动来互相生产着对方，生产着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关系，生产着整个社会。这样的社会，列宁曾经概括为“大家为人人，人人为大家”^[4]的社会。这里的人们的生活和乐趣，不论从其本身内容来说还是从其存在的方式来看，都是真正的“社会活动和社会的享受”^[2]301，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种生产劳动和生活享受相背离相对立的状况，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是狼”^[5]的敌对现象也不复存在。因此，共产主义社会不论从其本身内容还是形式方面来看，人们之间的生活活动和享受活动都完全和生产劳动相统一。人们把劳动当做一种生活享受和自我满足，整个社会呈现出的这种和谐状况已经表明了人的社会本质的根本复归。

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一种人类社会自我异化、自我扬弃的过程性归宿，它同人的自我异化到自我回归的发展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这两者具有路向的同一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无产和有产之间对立和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这种宏观的历史的科学认识让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超越了当时社会其他的空想共产主义学说，对共产主义的论证也进入了科学阶段。对于如何扬弃异化劳动和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认为，决不能像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等“德意志意识形态家”那样，只以“解释世界”为己任，把自己能够介入现实并有实践潜力的思想封闭在抽象的思维体系之中，认为扬弃异化劳动只不过是一种认识活动，是一种理论方法问题。要“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1]533，马克思认为，不能仅仅认为只要提高了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水平整个工作就算是完成了，而不需要去改变或变革事物本身。恰恰相反，应该去彻底改变或变革事物本身。而人们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通过实践的途径，所以，对于实现共产主义，不能仅靠有共产主义思想就以为完全可以了，“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6]。并且，对于理论本身而言有关问题的解决，同样也不能离开实践，“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7]。所以，理论问题的解决，也必须通过实践的方式，只有通过人的实践力量，才能解决问题的真理性。尤其是人民群众的实践能力，是促进整个社会发展与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从本质意义上说，理论问题的矛盾和对立，只不过是现实实践中矛盾对立在主体中的内在表征，所以，对现实生活中异化表现的扬弃以及理论上矛盾和对立的克服，无不需要通过人的社会实践才能实现和完成。马克思说，“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1]75，这句话所揭示的是人类社会通过实践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结果和整体趋势。因此，在马克思科学理论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人的实践活动是联结两者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