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般认为，龙云是西南军阀的代表，其主政期间也被认为是西南军阀统治的继续^[1]。但龙云主政期间，改变前任唐继尧的穷兵黩武政策，集中精力于省内建设，使云南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目前，关于龙云治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思想来源和具体措施方面。潘先林指出龙云治滇思想的来源及其局限性^[2]，并系统论述了龙云建设“新云南”的各项举措^[3]144-158 。吕志毅、王文光、龚卿从财政政策角度阐述了龙云治滇的措施^[4-5]，马平从经济政策的角度论述了龙云的改革及其影响^[6]。龚卿从政治、经济、观念转换三个方面论述了龙云治滇措施对云南近代化的巨大推动作用^[7]。此外，在有关龙云的传记中也不同程度涉及其治滇措施^①。这些论著从不同方面深化了对龙云治滇的研究，但是对其治滇的特点、不足及其原因的分析却较少。而从军阀政治生存规则的角度看，龙云治滇的成就与局限皆与此密切相关。因此，本文以龙云治滇为个案，论述其各项措施的特点及成效，进而分析地域建设与军阀组织生存规则的内在关系。

^① 参见[美]江南（刘宜良）：《龙云传》，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年版；谢本书：《龙云传》，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马子华：《一个幕僚眼中的云南王——龙云》，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缪云台：《缪云台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1 龙云改革的主要措施

1929年，龙云经过近三年的混战统一了云南，并赢得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云南进入龙云统治时期。龙云主政期间，专心于省内建设，使云南得到了休养生息。龙云改变前任唐继尧的对外扩张战略，主要是由于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初步实现中国统一，大规模对外扩张的机遇已失，同时三年内战已让云南兵疲民穷，暂时无力扩张。另一方面，之前的经历和现实的情况使龙云意识到，要想使自己的统治得以稳固，首先就要安定内部，否则对外扩张的成果也不稳定，必将重蹈唐继尧祸起萧墙的覆辙。因此，从1929年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龙云以增强军力为核心，在云南实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措施主要集中在人事、经济两大领域。

1.1 全面掌控人事，加强军队控制

民国初年以来的历史表明，军队对于军阀组织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军队不仅是军阀组织的核心，更是“政治主体赖以生存的凭借” ^[8]168。在龙云改革的各项措施中，对军队的整顿和改革是中心环节，其他所有改革和整顿都围绕这一中心目标展开。

在军队的编制方面，龙云吸取了1931年卢汉、张冲、朱旭、张凤春四师长“倒龙”的教训，实行“废师为旅”，剥夺四师长的兵权。各师所属中下级军官，都经过一番整顿淘汰，团、营长任免都由龙云直接亲裁^[9]145。龙云把团、营一级的军官任免权集中到自己手中，直接插手军队中下层管理，军队原有的金字塔式的人事结构变成扁平式的人事结构，大大削弱了军、师一级军事主官的人事权。高级军官联合兵变的可能性被大幅降低，与之相随的是龙云对军队的控制强化。

在对军官的控制方面，主要体现在对军官的培训和任用。龙云非常重视军官的训练，亲自主持培训。早在1928年，龙云就成立了军官团。1930年，为向各部队补充新的基干人员，又成立教导团并兼任团长，对学员施以学、术两科教练，并进行以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为内容的精神教育。1930年，龙秉灵、龙泽汇约请中央军校第八期同学景阳、李长雄、严中英、杨剑秋等18人到教导团任职。同时，经常抽调滇军各级军官到中央军事专科学校、陆军大学和各种短期训练班受训^[10]429。1935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昆明分校成立，龙云任校长，唐继麟任主任，主要培养滇军骨干。这类教导团训练下级军官4000余人，奠定了龙云集团军事人才的基础。在中国的社会关系中，师生关系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有时在重要性上甚至超过夫妻关系和兄弟关系” ^[11]36。龙云以教导团模式培养军事人才，并兼任团长，使他和下属之间除了上下级关系之外，还存在着师生关系。传统观念中的师生权利义务关系就成为联系龙云和下属之间的重要纽带，“对上下级关系的破坏就等于是对传统师生关系道德观念的践踏，势必承担起道德的谴责。这实际上是对军阀组织内部上下级庇护关系的强化” ^[8]96。

在军官尤其是高级军官的人选上，龙云尤其注重以血缘、族缘的方式强化对军队的控制。“在中国社会，最牢固的忠诚和义务来源于家庭关系” ^[11]36，与其他关系相比，血缘关系最稳定，因此也被龙云普遍使用。在龙云统治时期，云南逐步形成了以龙云、卢汉为首的“龙、卢、安、陇”四大家族，有人又称为“龙、卢、陆、安、陇”五大家族，或称为“龙、卢、陆、安、陇、禄”六大家族^[3]1。这四大姓、五大姓或六大姓掌握着云南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大权。在军队中，这个集团的主要人物有：“陆亚夫（滇越铁路军警总局长、军法处长）、禄国藩（边防督办、宪兵司令、普洱道尹）、安恩溥（曾任六十军军长、立法委员、省民政厅厅长）、龙绳武（龙云的大儿子，师长），龙绳祖（龙云的二儿子，师长）、龙绳曾（龙云三儿子，团长）、卢濬泉（卢汉叔父，兵团司令）、陇生文（安恩溥的表弟，师长）、陇耀（师长）、龙泽汇（卢汉的妻弟，任九十三军、十三军军长）、龙雨苍（龙泽汇之兄，旅长）、龙奎垣（龙云的侄子，师长）、龙沛霖（陇体要妹夫，宪兵团长）” ^[12]95。可见，这个统治集团中的核心成员多与龙云有血缘关系，血缘关系成为龙云用来强化内部凝聚力的重要纽带。“相比纯粹的利益关系又多了伦理纽带，从而使联盟更加团结” ^[11]35，以族缘关系强化内聚力，“是龙云不同于全国其他军阀的特色之一” ^[3]126。龙云是彝族，彝名纳吉鸟梯，民族身份成为他强化内部团结的重要举措。在高级官员的任命中，是否是彝族成为龙云重要的参考标准。1931年“废师为旅”后任命的六个旅长中的三位“张冲、龙雨苍和安德化也是彝族” ^[13]。龙云统治集团中的重要成员，如“安恩溥、陇体要、陆崇仁、禄国藩、张冲等人都是因为同一民族的关系与龙云联结在一起的” ^[3]126。因此，有学者指出，“彝族赋予了龙云最重要的信心” ^[13]。族缘成为仅次于血缘的重要纽带，与血缘一并成为龙云集团维持内部团结的重要方式。龙云能够在周围其他各路军阀大都被翦除的环境下，仍统治云南达十八年之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这个以龙云为首、有相当内聚力的统治集团作为支撑。

1.2 推行经济改革，增加财政收入

控制军队固然重要，但维持军队更为关键，这就需要稳定、充足的资金来源。如果缺乏充足、稳定资金的保障，军队的给养就难以为继，战斗力势必受到影响。因此，“军阀政府对获得资金非常关心” ^[14]。龙云统一云南之初，鉴于唐继尧时期频繁对外用兵，加之云南三年内战的破坏，全省经济衰退，财政系统紊乱，在经济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概括而言，主要分三期：“初则改变征收本位，以其增益，清偿前政府历年积欠，以救目前危机，是为第一期。次则整理税收，务求收支适合，以奠财政基础，以其所余，补充军实，而谋经济、交通之基本建设，是为第二期。再次则谋增加生产，扩充官营事业，以经济树财政之基，而救财政之穷，是为第三期” ^[15]77。具体而言，主要分为整顿税务、整顿金融、统制外汇、拓展税源、兴办官办企业五个方面。

第一，整顿税务。唐继尧时期为应对庞大的军费开支滥发纸币，致使全省通货膨胀，财政系统紊乱。龙云统一云南后，为解决财政问题，成立了整理财政金融委员会。从1928年到1929年，龙云先后任命原第五军军法处处长陆崇仁、机要秘书朱景喧为财政厅长，但都由于税收机关多为军人控制，始终未能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直至1929年底，起用军人出身的卢汉，以九十八师师长身份兼任财政厅长。卢汉以“枪杆子”为后盾，一方面整顿机构、调整人事，将税收征收权收回；另一方面实行“财政商业化”，对烟、酒、厘金等税实行“招商投标”，数月之内，税收大增，财政趋于稳定。但弊端在于投标分子十分复杂，“凡烟商、市侩、流氓、劣绅、闲散军官、卸职官吏，无不争先恐后，大力投标。致使标额递增，受害者仍是民众” ^[16]。

第二，整顿富滇银行。富滇银行是云南首家地方银行，在云南金融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唐继尧时期为应付巨额军费，省政府不断向富滇银行借债，迫使富滇银行在准备金不足的情况下增发钞票，声誉一落千丈。1929年8月，省政府召开整理财政、金融会议，成立审查委员会，通过考查过去金融混乱的症结后认为：政府财用不足，全恃银行发行纸币以资挹注，因财政而影响金融。又因币值低落，财用愈感不足，复由金融影响财政而蒙其害。为此，会议制定了专门整改方案：“（一）确定纸币与银币之比率，为纸币五元，折合银币一元，以后不使暴涨暴跌。（二）政府收入，以银币为本位。如用旧银行纸币交纳，照比率折收，则财政收入，即可增加五倍。（三）政府收入，骤加五倍，除必要支出外，剩余之数，即拨还银行欠款。一面另筹特捐，购银鼓铸。充实银行准备基金，维持发行信用，使不至再影响财政。” ^[15]77并设立整理金融委员会，另外筹设新行。1932年，富滇新银行宣告成立，以富滇新银行之纸币为云南省通用货币。“经此次彻底改革之后，云南之金融基础得以奠定” ^[15]77。新富滇银行代表省政府执行地方金融政策、统制外汇，发挥了地方央行的作用。

第三，精炼云锡。云锡即云南大锡，是云南最主要的出口物资。1929年，缪嘉铭担任云南省实业厅厅长后，主办精炼云南大锡出口。由于过去个旧炼锡技术不高，成色低杂，只能运往香港交给广商回炉提炼，故云锡售价吃亏很大。针对这一情况，缪嘉铭聘用英国炼锡专家亚赤的克到个旧精炼云锡，把云锡成色提高到99%以上。从1931年起，云锡直接运销伦敦市场，大大增加了云南财政收入。从1929年至1937年，仅在经过蒙自海关出口的商品中，大锡平均水平就占总额的85%。而在云南出口商品总额中，大锡占出口额的比重则从1924年的80%上升到1936年的93%，出口额更从1927年的1 400万元（国币）上升到1937年的2 900万元^[12]86。

第四，拓展税源。其一，清丈耕地，核实产权，改田赋为耕地税。从1929年起，全省设立清丈总局，至1938年，先后完成110个县的土地测量，让征收田赋有了切实的凭据。改田赋为耕地税，全省田亩税款，则由清丈前的130多万元，增至清丈后的280多万元。其二，1933年后，烟酒牲屠一律改为委办，由税务局统筹征税。至1935年，牲屠税收入为国币四十万六千余元，烟酒税收入也有国币三十万元^[9]221。其三，垄断鸦片贸易。云南出产的鸦片质量优良，“云土”驰名全国。虽然鸦片备受舆论谴责，但是由于其高额利润，各地方势力为解决财政危机，铤而走险者大有人在。民国初年，云南地方政府曾一度厉行禁烟。1920年，唐继尧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改行禁烟罚款，即“寓禁于征” ^[17]。1934年后，龙云被迫停止“寓禁于征”，但其重点放在内地坝区，在边疆民族地区，鸦片种植面积不减反增。为垄断鸦片贸易，还成立了“特货统运处”，对外独家垄断出口，对内则强迫收购、不准私运，这样就最大程度地垄断了鸦片贸易的巨额利润。1935年，云南输出的鸦片总值仍在国币2000万元以上^[9]218，足见鸦片在云南经济中的地位。

第五，兴办官办企业。1934年，成立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作为管理云南经济企业的机构，以缪嘉铭为主任委员。经济委员会下成立了大量的子公司，缪嘉铭又成为这些公司的董事长，并且还任富滇新银行的行长，经济委员会与富滇新银行相依为用，企业投资也就有了保障。正如缪嘉铭所说：“在云南各类企业的发展，大多是富滇银行和经济委员会合作的结果” ^[10]430。“据《云南行政纪实》及云南省政府历年办理建设事业资金一览表，云南省经济委员会所属主要企业达39个” ^[15]78。据谢本书先生统计，“地方企业收入在1936年只占全省总预算的3%，到1937年就上升到35%” ^[12]88。此后，工业收入逐渐取代鸦片收入成为主要收入，改变了云南的财政基础，对云南经济的长远发展意义重大。

2 龙云改革的成效及局限

从1929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八年间，云南战乱较少，社会局势比较安定，为经济建设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环境。龙云以军事为中心，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与整顿，使财政收入大幅增加，经济有相当发展，统治集团内部凝聚力有所提高，滇军实力也得到恢复和发展。

通过整顿税务金融、拓展税源、兴办官办企业等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云南的财力大为增长，为扩充军备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在此基础上，龙云先后向法商马湘洋行和龙东公司购办大批军火，可够40个团的装备。经过精良训练，又有较好武器装备的滇军，大有“兵强马壮”之势，甚至比中央军还略胜一筹^[10]430。抗战全面爆发后，滇军出省参加抗战，杜聿明在湖南看到滇军后也认为“拥有法式武器装备，军容之盛，中央军似有逊色” ^[18]。龙云通过对军队进行编制改革、以师生关系和血缘关系强化了内部的凝聚力，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通过整顿税务、统制外汇、控制金融、扩展税源等方式积累了资金，在此基础上扩张军力；以军事力量为支撑，对内稳定统治、对外同南京中央政府周旋。在周边各路军阀大多先后被翦灭的情况下，龙云维持了其在云南的统治，主要靠的就是这支由自己控制的、有相当实力的军队。当红军长征过云南之时，蒋介石欲乘机解决云南的半独立问题，但是考虑到龙云掌握的这支颇为强大的武力，非贵州王家烈可比，所以不得不把解决龙云问题推后，直至抗战胜利后趁滇军主力赴越南受降，才发动“十月事变”解决云南统一问题。

但是，龙云的改革也有其内在的、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以私人关系构建起来的控制体系，随着规模的扩大，其内在凝聚力将随之减弱，并形成新的次生派系。这不仅使貌似强大的军阀集团出现内在的分化，而且形成对现有核心的潜在威胁，卢汉的崛起就属于此情况。同时，以扩军备战为目标的经济建设军事色彩浓厚，追求财政收入而未能彻底铲除鸦片种植，都反映了这场改革的局限。

3 从龙云改革看军阀组织的生存逻辑

龙云能维系在云南的长期统治，固然得益于其本人在各方势力的角逐中随机应变，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充分利用云南地理位置偏僻、少受外界影响的有利条件专心于内部建设，建立了一个高度集权的财政和军事体系。具体而言，龙云改革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3.1 地域建设的重要性

地域建设对于军阀组织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在军阀割据状态下，“能通过集中化的行政体系和财政制度，有效抽取经济资源，终将战胜那些缺乏固定地盘和资源分散的对手” ^[19]。龙云的相对成功，“主要在其长期经营固定地盘，致力于打造高度集权的行政控制和资源抽取机制” ^[19]。相比之下，冯玉祥所率领的西北军，在巅峰时曾一度拥兵四十余万，控制了华北和西北的广大区域，是一支足以与中央军抗衡的强大军事力量。但是，冯玉祥缺乏一个稳定的基地，也就没有可靠的财政收入来支撑其军事力量。尽管他曾尝试过各种办法，但一直未能有效解决军费问题，最终在中原大战后轰然瓦解。

从龙云的例子可以看出地域建设对于军阀组织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云南位于西南边陲，位置偏远且相对孤立。云南的军事强人最初是唐继尧，自1913年起，他统治该省长达十年，后来更因在护国战争中首举义旗而被时人称颂。唐继尧于1918年打败贵州、四川的竞争对手，任“靖国联军总司令”，其影响力达到鼎盛。然而，云南毕竟资源有限，制约了他更大的军事扩张。唐继尧在随后的军事扩张中屡屡受挫，加之内部的不稳定，最终在“二六”政变后黯然下野。而唐继尧之后的龙云，虽未积极参与新军阀混战，但却凭借着“保境安民”的地域建设增强了自身实力，经营了一块较为稳定的根据地，统治云南达十八年之久。

3.2 统一人事的关键性

唐继尧时期，内部人事存在重大缺陷，其核心指挥官顾品珍、“四镇守使”的倒戈对他形成致命一击。相比之下，1929年以后取代他统治云南的龙云更加成功。龙云进行的人事改革，将行政和军事等权力集中在手中，建立了一个新的权力中心，避免了云南地方高层再次出现类似唐继尧下野后的混战。龙云以师生、血缘等纽带强化内部凝聚力，组织了一个有着相当内聚力的统治集团，维系了统治的稳定。简言之，龙云的成功之处在于将自唐继尧下野后的山头林立的权力格局整合成较为单一的行政、财政和军事实体。相比之下，冯玉祥集团除了缺乏稳定的财政来源这一因素外，同样致命的是人事管理的松散，“冯从未能够认真整编所属各军、师、旅，加以集中控制” ^[19]，一旦遇到大的挫折，貌似强大的西北军系统就轰然倒塌。更鲜明的例子是云南的邻省四川。该省拥有孕育一个有全国竞争力的强势地域集团的理想条件：地处西南边陲，地形外险内缓，四周虽然群山环绕，内部却是沃野千里的成都平原，是中国最富庶的区域之一。但是，四川缺乏一个像龙云这样能控制全省的军政领袖，导致该省实际处于分裂之中，使得任何一个四川军阀都无力在国内政治中发挥与该省的财富和人口相匹配的影响力。

3.3 龙云改革的独特性

云南有限的资源极大地制约了其军事潜力，难以支撑在对外扩张中的长期消耗，这在唐继尧时期的对外扩张中已经得到证明。第二次“滇桂战争”的惨败使龙云意识到最好的生存策略就是“保境安民”、坐山观虎斗，不再卷入新军阀的混战。所以，龙云采取了与唐继尧时代截然不同的途径来增强实力。唐继尧多以外扩型的方式掠夺邻近省份的资源供养滇军，如推行“以川粮养滇军”的对外战略；而龙云以内缩型的方式，专心于省内建设，积蓄资源以逐渐增强滇军实力。为了扩大和维持军力，龙云通过几个渠道来创造财政收入，除了征收田赋和工商税之外，还大规模兴办官办企业，范围涉及矿业、纺织、电力和国防工业。更重要的是，龙云大力发展工业，使云南财政逐渐摆脱了对鸦片的依赖，意义深远。因此，有研究者提出，龙云改革“对云南经济的长远发展意义重大，而且是云南能够在一个较长时期保持相对独立，或者说保持地方割据的经济基础” ^[12]88。尤为重要的是，龙云改革为抗战期间大批企业内迁奠定了良好基础。总之，在龙云的努力下，云南内部战乱较少，社会局势安定，在日本入侵之前，基本上免于社会动荡和战火蔓延，云南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西南各省独树一帜，对“云南近代社会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 ^[3]152。

4 结语

总之。龙云主政云南时期“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 ^[20]，他主持的一系列改革和整顿，使云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建设有了显著进步。正如有学者指出，“各派军阀能否在竞争中取胜，要看其内部政权建设水平，尤其是动员和利用各项资源、打造其财政和军事实力的能力” ^[19]。龙云专心于云南地域建设，不仅有助于他维持在云南的统治，更为云南成为全国抗战的大后方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龙云的改革是在中国内战不断和民族危机日趋严峻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开展的，所以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也使其不可避免地有局限性：“有兵始有政”“有兵始有权”的政治现实要求龙云为求得生存，就必须控制军队；为维持强大的军队，就必须取得充足资金；有了充足的资金才能进一步招募士兵、购买军械、扩张军力，求得生存与发展空间。而这就是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下的生存逻辑，是政治泛武装化、武力独大下的必然选择。客观地看，龙云主持的云南地域建设，“从更为宽广的国家转型视角来看，是中国国家重建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突破” ^[19]，是从地域建设走向国家统一的重要环节。尽管龙云与南京政府在政见上有分歧甚至冲突，但是在维护国家利益上却高度一致，并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