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人类学的兴起，缘于人们对异文化、异民族独特的好奇心。当某一社会的人们发现无论在体质形态、语言和风俗习惯等方面都与自己迥然不同的另一人类群体时，就势必产生探索这一群体奥秘的兴趣和冲动。人类意识到不同人类群体之间的异同及对其加以思考和探索虽然由来已久。但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的起源，却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扩张而产生的。自16世纪起，随着西方殖民主义扩张步伐的迈进，不断有新地域被发现，从而引发西方人的殖民地探险热。在探险过程中，大量生活在异域的人类群体“被发现”，并成为观察和研究的对象，由此逐渐形成以研究殖民地土著为对象的人类学。

与此同时，人类学家对殖民地土著的研究又往往被殖民者采用，成为制定统治政策的依据。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中追述“人类学”的发展历程时，敏锐地指出人类学与殖民主义之间所存在的知识与权力相结合的关系。“在欧洲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以及美国与被征服的印第安人部落发生冲突的时期，有很多资料可以提供人类学在科学以及其他更广泛方面的研究（后者常常被归类为‘实用’‘应用’人类学：将人类学在科学方面的知识与执政者的政策做连结。）” ^[1]12可见，早期人类学研究目的并不单纯，而是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

日本人类学的发展与日本帝国主义扩张有密切的联系，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殖民主义的烙印。一方面，日本侵占台湾、朝鲜、满洲等地的帝国主义扩张活动为日本人类学的发展客观上提供了调查研究的资源。另一方面，日本人类学家在台湾等殖民地的调查中所获取的知识为日本殖民统治提供了支持。这一点在对台湾殖民统治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日本人类学家（许多人都在殖民机构任职）不仅依托殖民统治机构来开展人类学调查，还将调查所获取的知识直接与殖民权力相结合运用到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中去。

1 日本人类学家在台活动概况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全面转向学习西方文明，并派遣了大量留学生到欧洲国家留学，不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还学习西方的社会文化思想。从欧洲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又将所习知识引入日本，加以推广普及。日本人类学的诞生就是其中一例，其重要创始人坪井正五郎就是从法国留学归来。1892年，坪井正五郎从法国回到日本后在东京帝国大学担任人类学教授，并以东京人类学会为中心推广人类学知识，鸟居龙藏、田代安定、伊能嘉矩等人都直接或间接受其影响。虽然人类学在19世纪尚属新兴学科，但由于西方人类学研究起步早，而且有横跨亚、非、拉的殖民地可以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源，因此学科发展速度快。与之相比，日本国土面积狭小，民族成分比较单一，除了晚近被征服的北海道虾夷族外，别无其他研究对象，因而面临研究资源匮乏的尴尬窘境。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成为日本拥有的第一块殖民地。这无疑激起了日本人类学家的研究热情。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后，就有一批人类学家自愿或受机构委派，从日本陆续赶赴台湾开展人类学调查。事实上，在最早一批随军前来“接收”台湾的人群中，就有日本人类学家的身影。早在1895年4月，田代安定就以“东京地学协会派遣地理调查”的名义，随大本营军队到澎湖，并于该年6月进入台北城，是当时第一批进入台北城的日本官吏之一^[2]。随后，伊能嘉矩于1895年11月来到台湾，并在坪井正五郎的建议下不久就与田代安定一起组织成立“台湾人类学会”。鸟居龙藏也于1896年7月受东京帝国大学的委派首次来台湾进行人类学考察，并在考察过程中与森丑之助结识。在鸟居龙藏的影响下，森丑之助也进入人类学研究领域，并逐渐成长为一名有影响力的人类学家。其后，随着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日益稳固，又有许多日本人类学研究者来台湾进行人类学调查。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最基本也是最常用的方法，人类学家常常需要深入研究对象居住的村社进行细致的观察记录。日本人类学家也一样，来到台湾后需要克服重重困难，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原住民村社进行考察。总体而言，就着手对台湾原住民进行人类学调查的时间、调查的范围以及影响力而论，伊能嘉矩、鸟居龙藏和森丑之助三人被公认为台湾早期人类学调查“三杰”。三人都有关于台湾原住民调查的专著问世，其中部分著作经过台湾学者杨南郡等人的整理翻译成中文出版，比如伊能嘉矩的《台湾踏查日记：伊能嘉矩的台湾田野探勘》和《平埔族调查旅行：伊能嘉矩 < 台湾通信>选集》、鸟居龙藏的《探险台湾：鸟居龙藏的台湾人类学之旅》、森丑之助的《生蕃行脚：森丑之助的台湾探险》等等。这些文本为我们考察日据时期，日本人类学家在人类学研究的名义下参与殖民地统治的情况提供资料基础。

2 日本人类学调查的殖民主义动机

关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福柯曾言：“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 ^[3]29他指出：权力关系造就了一种知识体系，知识则扩大和强化了这种权力的效应^[3]32。人类学的诞生和发展就是最好的例证。

自16世纪起，随着西方殖民主义扩张步伐的迈进，不断有新地域被发现，从而引发西方人的殖民地探险热。在探险过程中，大量生活在异域的人类群体“被发现”，并成为观察和研究的对象，由此逐渐形成以研究殖民地“他者”为对象的人类学。由此可见，早期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并不单纯，而是帮助建构了一个符合殖民主义霸权的学术权威。

日本人类学的发展也是如此。日本人类学研究的兴起也同样与日本帝国主义扩张有密切的联系。日本占领台湾，客观上为日本人类学家提供了一个可供自由探险的地域。对日本人类学家而言，台湾原住民的存在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对象。伊能嘉矩、鸟居龙藏和森丑之助三人在日据初期曾经多次深入台湾原住民居住的“蕃地”进行人类学调查。鸟居龙藏的研究主要偏向体质人类学，而伊能嘉矩和森丑之助主要偏重文化人类学研究，即以民族志研究为主。鸟居龙藏在考察台湾东部原住民时曾发出“人类学博物馆”的惊呼^[4]138。森丑之助也在一次演讲中兴奋地说到：“从统治者的立场看台湾，台湾岛上今日仍有‘野蛮人’居住于山区，对统治者构成难题，也是一种可悲的现实。但是，反过来从学术立场看台湾，岛上所谓野蛮人的存在，却是令学术研究者雀跃万分的研究场地啊！” ^[5]520然而，从日本人类学家来台湾的目的和动机来看，他们对台湾原住民的考察并不像他们所宣扬的那样纯粹为了学术研究，而是带有浓厚的殖民色彩。

其一，就日本人类学家来台湾的动机而言，受到西方殖民探险精神的影响和激励。比如，1897年，鸟居龙藏在发表于《东京地学协会杂志》上的《红头屿行之一》中，将自己在红头屿与原住民一起生活的场景比喻成英国殖民探险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所描写的生活：早晨和岛上的蕃人驾独木舟远航到大海，晚上坐在椰子树下仰望太平洋上的明月。再比如，1900年，伊能嘉矩受台湾总督府委派对全岛原住民进行考察，旅途中写下一篇《回想余笔》的长文。他在这篇自剖式的长文中谈到，自己当年是受到英国殖民探险家斯坦利的影响而萌生出到台湾探险的念头。“当初，我在日本内地晏然翻阅斯坦利（Henry M Stanley）所写的《横越最黑暗的非洲大陆》一书，脑子里幻想著蕃地探险是男儿毕生的一大块事。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6]11接着，作者在谈到即将被总督府派往“蕃地”考察，多年夙愿即将实现时，兴奋地写道：

“在过去的年代，欧洲探险家都甘冒各种危险，与艰难搏斗，以安全通过蕃地为目的。然而，本次我受命做全岛蕃界探险，主要的是要探查蕃地内的实情为目的。我万分高兴之余，曾私下忧虑我是否真的能够达成使命？是否能够完成十分之一的重任？这时候，我正在阅读航海家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的传记。当他要离开故乡的时候，对他的父亲说：‘儿子此行若非达到目的，不管是什么危险，绝不回避。’读到这一幕对话，瞬间我原先的忧虑被一扫而空，抱着不回避任何危险的决心，于受命后第十天，就踏上了旅程。” ^[6]12

其二，就日本人类学家来台湾的目的而言，与台湾殖民事业有密切的联系。比如，伊能嘉矩宣称来台湾考察原住民的目的是为了所谓的“蕃人教化”。他来台湾以后，随即创立“台湾人类学会”，并在学会之下分设“蕃人教育部”，他主张原住民调查的终极目标是教育^[6]10。森丑之助对来台湾进行原住民调查的目的更明确，是为了帮助有效地统治台湾原住民：

“我想，既然台湾已成为我国新领土，日本人统治台湾时，非把这十二万的所谓‘化外之民’做有效的治理不可。他们所占居的土地，将是我们日本人亲手开拓，并做有效利用的地方，也就是说，这是殖民事业的一个重要舞台。因此，认识台湾这块土地和土著人种，对将来的台湾经营是不可或缺的要务。” ^[5]513

不仅如此，日本人类学家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台湾殖民机构的殖民统治事务。早期来到台湾进行人类学调查的日本人类学家大都依附于台湾殖民统治机构。以伊能嘉矩、鸟居龙藏和森丑之助三人为例，伊能嘉矩曾先后在台湾总督府所属的民政局等好几个部门任职，森丑之助曾担任总督府殖产局附属博物馆的馆员，专门负责与台湾原住民相关展示资料的搜集、陈列与解说工作。二者对台湾原住民的人类学调查都具有官方背景。鸟居龙藏虽说主要受东京帝国大学委派前来台湾进行人类学调查，但在台湾调查期间曾接受台湾总督府委托协助调查原住民地区的“殖产事业”，而且在出入“蕃地”的过程中受到殖民机构的大力协助^[4]133。甚至有部分人类学家还直接参与殖民当局对原住民的殖民统治事务。最突出的列子就是森丑之助。森氏被称为台湾“蕃地调查第一人”，曾进入台湾大部分原住民村社进行人类学调查，是日据时期著名的“蕃通”。他在台湾总督府任职期间，一方面忙于对台湾原住民的人类学调查，另一方面积极参与总督府针对原住民的“理蕃事务”。1913年，因日本樟脑商人入侵山地导致太鲁阁原住民的反抗，森丑之助向总督府呈文请求前去说服太鲁阁原住民归顺，他在呈文中给出的理由是：“本人已有10多年从事全岛蕃地与蕃人的实地调查，已能完全了解蕃人的心情。照我本人‘已经蕃化的头脑’思考，我有信心用个人的方法操纵蕃人，使他们归顺。” ^[5]499

另外，日本人类学家对台湾原住民的调查结果，为台湾总督府“理蕃政策”的出台和对台湾原住民的殖民统治做出了“贡献”。比如，台湾总督府民政局设立“临时旧惯调查会”后，伊能嘉矩曾受总督府委派对全岛台湾原住民进行192天的大调查，目的是为了向总督府相关部门提供“蕃地实情”，以便为台湾原住民治理提供依据。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殖民当局在人类学家关于台湾原住民“猎首”习俗调查的基础上，对“吴凤故事”的改写与运用。吴凤的故事原本是清朝时期在汉人社会中流传的一则民间故事，讲述了一位名叫吴凤的汉人通事，为了保护乡人免遭台湾原住民猎头而甘愿牺牲自己的故事。1855年刘家谋的《海音诗》和1895年倪赞元的《云林县采访册》中均有关于吴凤事迹的记载。日据台湾后，殖民当局为了充分了解台湾社会的文化习性以制定统治政策，先后派遣大批人类学家对汉人和原住民社会进行调查，掌握了大量文化信息，其中就包括吴凤的故事。日本殖民者为了宣传“皇民化”等目的，大幅改编吴凤传说，在改编中刻意将为保护汉人而牺牲的主题，转移为感化土著而成仁^[7]。如：1909年嘉义厅长津田义一编纂了《吴凤传》，1912年中田直久撰写《杀身成仁的通事吴凤》，对吴凤故事进行艺术加工，1913年日本当局出资重修吴凤庙，日本文部省还将吴凤故事编入台湾小学教科书，改编成歌舞剧等。日本殖民者在改写吴凤故事的过程中，巧妙地将“文明VS野蛮”等殖民主义思想植入其中，透过汉人版本中猎头主题来强调原住民的野蛮性，“透过漫不经心的叙述口吻来完成一种象征性的排斥战术：把他者的恐怖野蛮性当成一种既成的公认事实来述说。” ^[8]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彰显吴凤的伟大，也是为了让日本的殖民统治具有某种正当性。

3 日本人类学家的在台活动与日本的殖民主义话语建构

在西方的诸多学科中，人类学是一门以研究他者为主的学科。18世纪、19世纪中叶，欧洲出现了对“他者”认识的热潮。在“被发现”和被殖民统治的地域，传教士、商人、探险家不断地出没于“他者”的世界，大批猎奇式的对“异文化”记录和描述的文本开始在欧洲流行起来。在和“他者”的不断接触中，欧洲人逐渐确立了西方中心的文化立场，他们把新大陆、非洲、亚洲等广大殖民地为代表的“他者”的世界，视为“野蛮”和“未开化”的世界。而这一“他者”相对应的欧洲被认定为“理性”和“文明”的世界。这样，欧洲社会慢慢形成了关于文明和未开化、野蛮和理性这一相对立的二元价值判断，同时也形成一种把欧洲文明置于现代而把非欧洲社会视为未开化、处于低级状态的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单线进化论。人类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中萌芽并发展起来的^[9]。

回到日本语境。日本人类学的发展与殖民地的开拓和统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日本人的自我与他者也正是在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形成并创造出来的。可以说，这种自我与他者形象的形成或创造过程，同时也是日本作为民族国家建构自我认同的过程^[10]。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全面转向学习西方，其思想界甚至提出“脱亚入欧”论，其目的无非是想跻身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所代表的“文明”世界。然而，要想被西方列强接纳和认可，就必须像西方列强一样拥有臣服于帝国的殖民地。因为殖民地作为“他者”对于维持和提升帝国在“文明世界”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当然，日本扩张殖民地不单是要提升地位，更主要的是要掠夺资源。日本作为一个领土狭小、资源匮缺的国家，掠夺资源对它具有生死存亡的关键意义。日本积极仿效西方国家走上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老路，并且在扩张过程中像前文所述的大英帝国一样寻找并确立殖民地“他者”。日本人类学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从人类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人类学调查研究的对象往往是一些被认为“原始”“落后”的人类群体。而日本人关于台湾原住民“野蛮”“原始”的印象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下半叶，就有西方船只在台湾失事后被原住民杀害的消息陆陆续续传到日本，日本国内开始形成台湾岛上有“食人生番”的传闻。1871年琉球飘民遭台湾原住民馘首的“牡丹社事件”发生后，日本借机于1874年5月以“膺惩台湾生蕃”为由出兵台湾，讨伐的对象是台湾南部琅峤地区的牡丹社排湾族原住民。当时，日本国内刚刚兴起的报纸、杂志等大众媒体对“牡丹社事件”的大肆炒作，使日本民众对台湾原住民“野蛮”“原始”“食人”等印象进一步增强。根据台湾学者陈萱的研究，明治时期日本民众形成的关于台湾原住民“野蛮”的印象与《东京日日新闻》关于台湾原住民的报道有很大关系，其专栏中关于台湾社会、种族、风俗习惯等内容，不仅为当时的日本人广泛阅读，成为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也是日本人建构台湾原住民印象的重要资讯来源，《台湾信报》上长达6个月的连载，使原住民的野蛮形象已根深蒂固地深植于日本人的脑海之中，虽然在战争结束之后，岸田试图将原住民爱好和平的另一种面貌传达给日本的读者，却也因战事结束，民众对台湾的关注降低而减弱其影响力^[11]。

这些印象无疑对日本人类学家构成了影响。森丑之助在谈到来台湾探险的动机时，坦陈因小时候听说台湾岛上住有“鬼魅一样可怕的生蕃”所产生的好奇心所致^[5]557。1910年，鸟居龙藏在东京帝国大学《理科纪要》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台湾原住民的《人类学研究》论文。在文章开头的“概观”部分，作者简要地描述了台湾的历史、地理情况，接着重点谈到台湾原住民的社会形态以及对台湾原住民进行人类学调查的缘由。

“丰饶而美丽的台湾，是日本的新殖民地，它是一个漂浮在太平洋上的海岛，与中国大陆东南隅的福建省相对。岛上有南北纵贯的山脉，险峻而人迹未到。被连绵的山岳阻隔的本岛东部，一直不容他人侵越，除了濒临太平洋的海岸地带外，其地在历史上迄今一直与文明隔绝，原始未开而且残忍的多数的原住民聚居在那里。我发现分布于岛上，亟需调查的那些原住民，不管是那一族都顽强地坚守祖先留传的原始习惯，悍然拒退外来文明与他们接触的任何意图，台湾虽然邻近中国，但是岛上未开化的原住民，对于任何从外地来的旅行者而言，自古以来就是最令人惊异的研究对象。

从文明的观点来看，或者从人类连带性的眼光看，台湾原住民族显然地正处于不幸的状态，值得我们怜悯他们的境遇；但是对人类学者来说，他们正是展开在眼前的，令人惊叹的研究领域。” ^[4]50

在这段引文中，作者将台湾原住民视为“在历史上迄今一直与文明隔绝，原始未开而且残忍”的族群，很显然是受到对台湾原住民既有印象的影响。作者用“原始”“未开化”“残忍”、与世隔绝等来描述台湾原住民，在他看来台湾原住民尚处于原始蒙昧阶段。这样的群体虽然在“文明人”眼光看来值得“怜悯”，但对人类学者而言，更是“令人惊叹的研究领域”。可见，对于日本人类学家而言，在帝国范围内没有比台湾原住民更适合的“他者”。

如果说以往一般日本人关于台湾原住民的“原始”“野蛮”的印象更多是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之上，比如将台湾原住民想象成“食人生番”等，那么日本人类学家建构台湾原住民“他者”形象的过程，则是建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的最基本方法，要求研究者深入研究对象所生活的环境，对研究对象进行仔细、全面的观察并做出准确的记录。日本人类学家对台湾原住民调查的过程，也就是日本人对台湾原住民“他者”形象的建构的过程。日本人类学家对台湾原住民的调查主要偏向文化人类学方面，即以调查台湾原住民的文化习俗为主，并涉及到语言、考古等方面。在调查的过程中，往往通过发掘和展示台湾原住民文化习俗的原始性来显示其落后，诸如台湾原住民的馘首、黥面、鸟占等等习俗都是重要的调查内容。

以台湾原住民的“猎首”习俗为例。不管是17世纪殖民台湾的荷兰人和西班牙人，还是19世纪在台湾活动的欧美人，都将此视为台湾原住民“原始”“野蛮”的明证。日据台湾后，日本人类学家同样将台湾原住民的“猎首”行为作为人类学重点调查的文化习俗。伊能嘉矩、鸟居龙藏、森丑之助等人，虽然他们对台湾原住民的调查侧重点不同，但都对其“猎首”习俗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们在调查的过程中，每到一个原住民村社，必定会设法了解其猎头习俗，并观察存放头颅的头骨架。甚至还发生鸟居龙藏和森丑之助二人在调查过程中偷窃原住民猎取的头颅作为人类学“标本”的事件^[5]280。森丑之助认为台湾原住民猎首行为，属于毫无理性的迷信习俗，是为了展示“生蕃精神” ^[5]589。铃木质也认为台湾原住民猎首是在迷信或旧惯习支配下纯粹为了得到首级的野蛮行为，“这种野蛮的馘首行为，在文明人看来是残忍又无理的行为，更是人道上无可容赦的罪恶”，是台湾原住民共通的恶习^[12]110。

此外，鸟居龙藏还于1897年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台湾东部诸蕃族》的论文，在文中就有对台湾原住民“猎首”习俗的专节论述。在这篇论文中，鸟居龙藏对台湾原住民“猎首”习俗的由来、“猎首”的目的以及与南亚土著民族类似习俗的关联性做了讨论。他认为台湾原住民猎头是一种古老的习俗，这种习俗与东南亚菲律宾群岛上的土著猎头习俗属于同一类。他将东南亚“土人”的猎头行为分为两种：“婆罗洲型”和“菲律宾型”，他认为婆罗洲的土人猎头是因为心里想要人头，把猎获的人头带回供祭祖先之灵，或当做家屋的装饰、添列于头骨架，而菲律宾土人猎头则是为结婚做准备^[4]206。在他看来，台湾原住民猎头习俗属于“婆罗洲型”，即猎头行为的发生是因为天性野蛮和后天迷信使然。

除了馘首被视为迷信以外，台湾原住民的鸟占、梦卜、禁忌以及祖先崇拜等习俗，都被日本人类学家视为迷信。正如铃木质所言：原住民的生活里充满著迷信，但在他们的眼中，那些都是千真万确之事，他的威力及影响面都与他们的生活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12]148。显然，对于崇尚西方科学精神的日本人而言，文化习俗中充满“迷信”的台湾原住民族群肯定算不上开化之列。日本人类学家正是在这样大量调查的基础之上，逐渐建构起台湾原住民原的“他者”形象。正是台湾原住民这个原始、落后、野蛮的“他者”，才得以衬托出日本的文明和进步，才使日本殖民者在台湾行使殖民统治权名正言顺。

4 结语

在近代日本殖民主义扩张浪潮中，日本人类学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推动日本殖民扩张、建立和巩固殖民统治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一方面，日本对外殖民扩张，客观上为日本人类学发展提供了梦寐以求的实践基地。另一方面，日本人类学家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展开大规模人类学调查，为日本殖民统治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甚至有部分人类学家加入殖民统治机构，直接参与殖民统治政策的制定。特别是在对包括台湾原住民在内台湾人民的统治过程中，日本人类学家更是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