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关于清末西藏地方的教育新政，近人论述颇多，但总的来看，大多数学者把研究的视角仅集中在张荫棠驻藏期间所创办的新式学堂方面，缺乏系统性的研究。事实上，晚清时期西藏地方新式教育的出现既不始于张荫棠，也不终于张荫棠，它是清中央政府于全国范围内实施新政之一部分。故对于张荫棠查办藏事期间于西藏地方所推行的新式学堂教育，理应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予以实事求是地考察。笔者拟将清末查办藏事大臣张荫棠的教育新政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他驻藏期间相关的奏稿进行全面地梳理与分析，探讨他在西藏近代化教育改革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以此丰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1 张荫棠在西藏推行近代教育改革的社会背景

晚清时期，外部危机深重，列强环伺，觊觎中国领土，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舰船巨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国门，迫使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得中国由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蜂拥而至，竞相蚕食中国，中华民族矛盾日益深重，清王朝的统治更是危机四伏。当时，西藏地方总的形势是“俄人觊觎于北，暗中诱之以利，英人窥伺于西，近且胁之以兵。藏人则愚顽性生，罔知利害，亦且心怀疑贰……且西藏之地南通云南，北连甘肃，东接四川，万一西藏不守，则甘肃云南四川俱属可危，而内外蒙古长江一带，亦俱可虑” ^[1]。尤其是英帝国主义在1888年和1904年两次武装入侵我国西藏，并强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藏印续约》和《拉萨条约》等，使西藏开始沦为英国的半殖民地，造成我国西南地区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西藏问题一时间凸显出来，若不采取措施解决矛盾，“几年之后，不但西藏的地位难以确保，就是和西藏毗邻的川滇甘青诸省也会相继沦入列强之手” ^[2]。这迫使清政府不得不以积极的态度来对待和处理西藏问题，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中央政府“命直隶特用道张荫棠以五品京堂候补前往西藏查办事件” ^[3]，由此拉开了西藏教育新政的序幕。

“张荫棠字憩伯，广东南海人。光绪十八年纳资为内阁中书，十九年考取海军衙门章京……二十八年唐绍仪赴印，与英议藏约，派充参赞......三十二年绍仪在北京与英使萨道义议定藏约，清廷命张荫棠以五品京堂候补并赏副都统衔入藏查办事件，妥议商埠章程” ^[4]。张荫棠是清末一位颇有抱负和敏锐政治洞察力的官员，他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劾前任驻藏大臣有泰及其僚属昏聩误国、贪污腐化的恶行，这为他后来在藏推行改革扫清障碍。而时值晚清之季，清王朝之所以整饬藏务，目的是加强中央对西藏地方的统治，以抵御英、俄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以及在西藏推行新政。20世纪初，在全国救亡图存的浪潮中，清政府被迫推行了一些包括教育改革在内的新政。清末新政的指导性文件《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对兴学予以了应有的高度重视，其中强调“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兴学不能育才”。随后，清政府下令废科举、设学堂，创办了一批新式学校，1905年清政府在中央设立学部总管全国教育工作，又先后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具体指导全国的教育工作，各省也相继成立了教育机关，由此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教育体制走向瓦解，步入了近代教育的历程。在内地“兴学风潮”的推动下，派驻西藏的官员也纷纷实施新政、倡导兴学以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在张荫棠藏事改革之前，西藏地方的文化教育甚少，西藏地方主要实行的是传统的寺院教育。由于西藏封建农奴主贵族对教育权的长期垄断，使得大多数农奴没有享受到公平的受教育权利，大批藏族儿童不能上学，没有知识与文化。据统计，当时西藏地方文盲率高达95%以上，而有知识有文化的也只是为数不多的喇嘛。总之，“西藏地方传统的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宗教特征，是完全为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服务的，教育的局限性不仅不利于西藏文化的传播，也严重阻碍了西藏地方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5]。

2 张荫棠在西藏推行近代教育改革的主要措施

基于藏民“多不识藏文，既系中国百姓，又不识汉文，不懂汉语” ^[6]1336的现状，张荫棠意识到要想在“夷情犷悍”“声教隅绝”的西藏使“政令推行”长久，就必须要“广兴教育，使藏民人人能读书识字，以开民智” ^[6]1336。同时，再宣谕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纲常，革除“番地”旧有习俗，使西藏地方教育最终纳入中央王朝的管辖之下，巩固国防以抵御英、俄等帝国主义国家对西藏的侵略。因此，张荫棠极为重视兴学一事，把“兴学破其愚”作为首要大事，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2.1 设立兴学管理机构——西藏学务局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张荫棠在他的教育新政大纲中率先提出“练兵兴学，以图抵制” ^[7]1328。该口号的提出在当时来讲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其内容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练兵兴学”即是仿照西方训练新式军队，兴办近代化的新式学校；而“以图抵制”则是前者的目的，就是以此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西藏的侵略。因此，张荫棠的这一口号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这对巩固中央对西藏地方的主权，加强国防建设，防止和反对帝国主义乘隙侵犯西藏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受到了当地人民的拥护，也“给西藏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解放前，他的一些政绩，仍在僧俗人民中间继续流传着” ^[8]。为保证该口号的顺利实施，张荫棠创办了西藏地方史上首个统管全藏学务的机构——西藏学务局。此局汉官总办依照清政府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并参酌西藏地方实际，制定了“学务局章程”共计十二条，兴办教育的具体措施集中体现在该章程之中。“学务局章程”具体内容如下所示：

学务局应办事宜

“总办二员。文案二员。帮办二员。巡学官二员（每年往各处考察学务，择共善普寺各寺改良）。

一、藏属大小寺千余间，每寺应设学堂一间。凡大寺学生以三百名，中寺以百五十名，小寺以八十名为率，俱选十二岁以上，二十岁以下者充学生。前三年专学习汉文汉语，兼习笔算数学、兵式体操。三年后兼习英文，学级程度日高，共以五年毕业。

二、汉人教习，用湖北、四川、北洋、广东陆军学堂毕业生，兼晓算学者，每人每月薪水约百元。

三、幼童如不识藏文者，加藏文教习一员，夜间专教藏文经典，月薪四十两。

四、学堂购备地图、书籍、测量仪器、天文镜、显微镜、兵式体操器械，以备学生公用。

五、学堂一切支用经费，由该寺大喇嘛总理，月薪四十两。

六、各学堂奏明学部立案，毕业后考试分别等第，赏给举人、秀士、进士，或充汉藏文武官，或充教习，或补额兵。

七、学生毕业后，选高等者派往外国，入专门学堂，每年酌给学费津贴。学农、工、商、矿路，机器制造、声、光、电、化、医之学，五年毕业回藏者，赏给最优等文凭，拔升高官。

八、汉文教习，暇时宜兼学藏语，以期浃洽。

九、学生在学堂中宜专讲汉语，所用服役小娃宜用川人，则一年全通汉语。他日到中国游学经商，皆有裨益。藏人往中国内地贸易，皆大发财。

十、每晨七点半钟各学生到学堂上课，夜七点半钟散学回家宿。

十一、学堂无论汉藏僧俗皆可收录，不分界限，暂免学费、午饭糌粑应由寺给。

十二、官绅助学堂经费，即是祖佛普度众生之旨，功德无量。” ^{[9]1350–1351}

从上述内容来看，学务局章程对办学宗旨、性质、教学用地、教师任用、教学设备、课程设置、经费来源、学生入学条件以及学后出路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章程既体现了张荫棠办学理念中传统的尊孔忠君、明伦爱国的思想，也展现了该时期西藏新式学堂教育的新风貌。特别是在学生入学条件上，“学堂无论汉藏僧俗皆可收录，不分界限”和“暂免学费”这一规定，打破了长期以来西藏地方教育为农奴主秉持的垄断局面。这种民族平等思想和做法，在当时来讲是较为切合实际而又超前的，它对于近代西藏教育的发展也是大有裨益的。西藏学务局是近代西藏地方历史上成立较早的一个官方机构，它的成立开启了西藏近代化教育的进程，这在西藏地方教育史上是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张荫棠对“兴学”的开创之功值得肯定。

2.2 兴办各类新式教育

张荫棠在西藏兴学的内容和形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学堂教育。他提倡教育乃根本，西藏地方各行业发展应以办学为先，把办学作为开发我国西南边疆的要务，认为“士农工商，各有学问，件件都要考究，凡天文、地理、机器、工艺、商业、农业、算学、兵刑、钱谷、水利、矿务、一切经典史书皆要学习。至于声光电化医诸学，皆有益于民生日用，并宜设学堂，分门肄习” ^[9]1353。张荫棠首先提倡在西藏“广设汉文学堂，使通祖国语言文字。兼习学兵式体操，教习均用南北洋蜀粤陆军毕业生。三年后兼教英文，六年毕业。所有藏中官兵，均由此选” ^[7]1329。该学堂在招生方面“凡藏童七岁以上，一律入学堂教以汉文汉语，兼教以算学兵式体操，五年毕业，升入中学堂” ^[10]1398。为了普及西藏地方的基础性教育，张荫棠提出遍设蒙小学堂的主张，“拟就户口稠密之处遍设初等蒙小学堂，专课汉文汉语，凡男子七岁以上，皆许就以识字谈话之音，造句成章之法，以期渐归同化” ^[11]1449。从这一初步计划看，张荫棠兴办学堂教育的目的有二：一是通过教育“广开民智”，培养专门人才；二是兴办学堂教育达到“渐归同化”之目的。在这一问题上，多数学者认为张荫棠的“民族同化”思想伤害了藏族民众的感情，是一种典型的“民族主义”心态，而对于张荫棠筹藏之际的“民族主义”思想，有国内学者认为：“清政府在西藏地方推行新政过程中，以大民族主义者的姿态，采取军事高压等强制方法，企图通过办学等手段让藏族民众全面接受儒家之封建伦理、纲常礼教，这是其落后反动的一面，也是封建王朝的本性使然。” ^[12]甚至有的学者将张荫棠的“民族主义”思想直接冠名“大民族主义”予以全面否定，这一指责有点误读了张荫棠，而从他筹藏的整个过程来看，康欣平对他的评价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他认为：“张荫棠是一个以儒家文化为本位的大民族主义者，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具有世界眼光，亦是普适主义价值的推广者。” ^[13]他对张荫棠筹藏思想的评价还是较为中肯的。

同时，鉴于“西藏内属二百余年，语言不相通，办事致形隔膜，汉番时相仇视” ^[10]1398的状况，张荫棠认为解决该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使语言文字相通，然后能团结其祖国思想” ^[14]。他举例道：“查英据印度，即广设英文义塾，以教印民语言文字，实为属地与祖国同化之要枢，” ^[10]1398为切实做到这一点，张荫棠在人口稠密繁盛的市镇建立初等蒙小学堂56间，带动了这一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另外，他还举办近代职业教育，为西藏地方培养专门的技术性人才。

西藏近代医学教育是张荫棠在藏事改革中关于教育兴学的重要内容。张荫棠提出应在西藏设立医学堂，他认为：“卫生一节，民众攸关，藏人素不明医药洁净卫生之理，不知种痘育婴之法，是以疵疠病短折者众，生齿日绌，亦由于此，亟应设卫生总局，附设施医院，派北洋医学堂毕业生数人，赠施医药，并设医学堂，招聪颖藏童数十人，教以西医诸法，五年毕业，学成俾往各属地治病谋生，以广传授。” ^[10]1400“医学为民命所关，兼可考究物理化学，宜选派聪明少年，往印度学医或学制药剂，六年可以学成回藏。” ^[9]1349由此可见，张荫棠对医学教育极为重视。显然，此番“劝学”是强调通过教育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因而他的这种“通变善学”思想在他的藏事改革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除此之外，在培养专科高等人才问题上，张荫棠提出于西藏设立工艺学堂，派学生出国留学专习西方工艺以满足近代西藏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张荫棠认为：“往外国学工艺并非心随了外人，此等议论，是粗人浅见，我因外国人有此富强利器，学问材具，将挟以制我死命，我必忍辱苦心学了他的本事，我亦可以抵制他矣，又恐外国人不肯尽心秘法教我，必多派学生，或往中国、印度、俄国、日本、哲孟雄、廓尔喀等处，分门学习，融成一贯矣，现万国交通，各国亦不能秘其法，此国不教我，彼国亦教我也，学生忍辱游学，是第一等人物，热心爱国报仇，第一妙方，勿效粗人浅见，骄傲自误，致终为他人之奴隶牛马，又先派学生往保定入陆军学堂，机器局，工艺局学习，可奏明办理，不用学费，而盘川亦较廉，但宜先习汉文汉语一二年，以为预备。” ^[9]1349对于具有“通变致用”思想的张荫棠来说，学习外国工艺的目的较为纯粹，其强调学习西方“利器”，亦可抵制西方，这与近代魏源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不谋而合。这从侧面反映了晚清时期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空前严重的情况下，清政府的一些开明官绅试图以工艺器物层面的革新来达到挽救危局的一种心态。

在培养专科高等人才的问题上，张荫棠提议派遣学生赴国外和内地学习各门工艺，以期回国为我所用。如：“选派深通藏文少年数人，往印度学习英文，以为译才之预备，闻藏人有在大吉岭英文学堂，通英文者亦可招回酌委，以免为外国所用。” ^[9]1344又如：“选派年轻勤敏子弟数十人，分赴印度，四川各工艺局学习工艺，每年优给学费津贴，学成回藏，可教授藏众兼购式样机器，以备参考。” ^[9]1349再如：“路政局须选派聪勤少年往印度或入学堂，或入铁路局学习铁路工程，学成俟商务矿务兴旺后，以为修筑铁路之用。” ^[9]1350由此可见，派遣学生到国外和内地学习技艺的内容涵盖方方面面，包括医学、财税、道路交通、语言等，这些在张荫棠的藏事改革中都有落实，此举为西藏的近代化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是值得肯定的。

关于军事教育，张荫棠在劝谕“全藏僧俗官民筹办要政亟图自强”时强调：“如今欲求救亡之法，只有兴学练兵两事是最紧要。农工商矿为致富根本，练兵多御外辱根本，均非广开学堂，切实考究，不能开通智识，增长才艺。” ^[15]张荫棠把练兵兴学放在藏事改革的重要位置，为此他在西藏设立武备学堂，着“南北洋大臣选派教习及陆军学堂毕业生，来藏统带训练。其旧设之游都守千把各缺，均一律裁撤，以期饷不虚縻，兵有实用。” ^[10]1399在练兵方面，张荫棠重点强调番兵应由汉官充任教官统带，对此，他举例道：“英驻印兵，率用土人，以英官驾驭其上，四出征剿，均调用印兵，并无抗命滋扰之事。” ^[10]1399这一点足以证明他开明的军事思想。

2.3 多方劝导民众子女就学，奖励边学教师

新政初期，多数藏民对学堂茫然无知，不愿送子女入学就读，甚至是阻拦，或者消极进行抵抗，将子女藏到寺庙牧区，或者向官吏递廪求免，雇佣贫穷子弟冒名顶替。针对这种情况，西藏地方当局采取了一系列优待民众子女措施以吸纳藏民就学。张荫棠非常重视“劝学”，他说：“藏人寒素居多，欲施教育，困难向收学费，尤需供给伙食、书籍、笔墨、纸张。” ^[11]1499为了取消藏民的顾虑，学堂教学内容也是由浅及深，循序渐进，先教以汉语及浅近文字，优待学生，不收取学费，同时免费为他们提供饮食、书本、纸笔、衣、裤、鞋、帽服饰以及生活用品。对于学业优秀的学生还酌给学费津贴，赏给优等文凭，拔擢官阶。对于那些鳏寡孤独以及老弱病残人群，地方政府设院收养，使其盲者能够读书识字，亦或授其谋生之技艺，使之能自食其力。西藏兴学初期，条件极其艰苦，气候恶劣，所以“非素具有热心，不辞劳瘁者不能胜任”，加上经费不足，薪资不富，造成“未来者观望不前，已来者纷纷求去” ^[16]的状况。张荫堂奏明朝廷，请求奖饬边学教师，他提出：“南北洋陆军学堂毕业生来藏，以充教育管带。此项毕业生，宜选年力富强，未入仕途人员，优给川装薪俸，五年给假内渡休息，照异常劳绩保举，以资鼓励。” ^[10]1399“教习越境就聘，薪水亦当比内地为优” ^[11]1499。也就是说，边地教习来藏任教，其薪资待遇较内地甚为优厚，因而来藏后的教习甚是尽职，教育发展较快。

2.4 捐纳出资，多方筹集办学经费

张荫棠在给外部电陈九局事宜之时谈到“巡警、交涉、农务、学务局，常年经费各1万两” ^[9]1347。而新政期间，全藏初等蒙小学计达五六十间，“计常年各费约需三十万两” ^[11]1499。因此，他认为于西藏地方办学不仅要靠中央政府拨款助学，还应该督饬西藏地方政府以及藏属大小寺院自筹办学经费，除此之外，还应动员鼓励“官绅助学堂经费”。为此，张荫堂带头捐资助学以示典范。他曾明确指出：“时势艰难，百事待举。人才缺乏，实为隐忧。藏中后进，非广读汉文书籍，能阅汉文报章，无由开智识而长见闻。故凡藏中子弟，亟应普习汉文，以期养成办事人才。此实为西藏谋富强之要著也。然无以奖劝之，不足以资鼓励。兹本大臣特将金砂拾包，计重伍拾两，大宝银柒锭，计重三百伍拾两，点交擦戎噶布伦，带回拉萨，发交商上验收，妥为存放生息，作为本大臣捐备，分给拉萨现在已设及将来续开各学堂汉文学生，年终大考奖赏之款。临时由商上将是年所收息银实数开列清单，并由学务局将各学堂列最优等课卷汇齐，一并呈请贵大臣酌量核定。惟只能以每年所收息银匀拨分给，不得动用本银。息银如有盈余，次年即入本银计算，以为持久之计。其经管人员务宜妥慎经理，并按季将放收本息银数造具详晰清册，呈报商上稽核。无论何项急需，不准移作他用。除译行署理掌办商上事务卸任噶勒丹池巴查照，即将发去金砂银锭验明印花，拆封估包，派饬委员核实变价，放存生息，认真经理，无任亏欠，用兴教育而植人才，并转行学务局遵照外，相应咨明贵大臣，请烦查照。饬遵施行。” ^[17]在张荫棠的示范引领下，西藏地方开明士绅纷纷效法，捐资助学的例子逐渐多了起来。这反映出西藏地区人民对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视和对知识的强烈渴望，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缓解了办学经费紧张的问题。

2.5 筹备报馆书局，颁发书册

在兴学的同时，张荫棠也在积极地筹备报馆、印书局，“播新政”以“渐开明智”。设报馆、印图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维新思想文化传播的重要形式，张荫棠在藏事改革中早有准备，在由印度入藏的时候，他就购得“石印机器一副” ^[18]带到西藏，这为他创设印书局、报馆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张荫棠下令印发《训俗浅言》与《藏俗改良》两本书册到民间传播，其内容强调要革西藏地方千百年形成的陋俗，提倡要博学、开设学堂以学习各种先进的知识文化。这些新式教育新政措施在当时虽未正式实践，但诸多先进的教育思想却给人诸多启示，为后来联豫在藏继续推行教育新政奠定基础。

3 张荫棠在西藏推行近代教育改革的历史意义 3.1 张荫棠在西藏推行近代教育改革带来的变化

晚清之际，清中央政府为了巩固统治，遣派张荫棠“查办藏事”，推行新政，总的来看，这些兴学措施具有了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因素。张荫棠的藏事教育改革是清末全国新政的一个构成要件，他在藏区兴学，势必对西藏地区的冲击很大，他的“维新通变”思想与西藏封建传统的教育观念格格不入。可是从另外的角度来讲，他的改革却又是积极的，给西藏封建传统文化教育增加了新的内涵。一方面，教育内容和形式发生变化。西藏传统教育的内容主要是佛教经典，张荫棠在藏事教育改革中把汉文汉语、笔算数学、兵式体操以及英文、科技、军事、历史纳入其中，以便让人们了解近代科技知识。在教育形式上，在藏事改革前，封建传统的西藏社会盛行寺院教育，寺院是其主要的教育形式也是主要的教育场所，张荫棠在藏推行新政期间，在西藏人口稠密之处遍设新式学堂，兴建文化教育设施，这对西藏封建传统的教育形式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另一方面，教育目的和受教育者发生变化。在藏事改革之前，西藏地区仅限于寺院喇嘛僧众研讨传统佛学文化，其目的是为封建农奴主阶级服务。英国两次入侵西藏之后，随着沙俄的卷入，清政府愈感边疆危机日甚，而作为清政府治藏的代理人张荫棠在西藏兴学的目的，就是抵御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巩固西南边防。在受教育者阵营方面，由于西藏传统的佛教寺院性质所决定，主角自然是西藏地方的僧侣贵族，而在藏事改革之后，为了抵御外辱，响应中央政府新政的号召，同时为了达到开明智的目的，广大西藏民众自然成为了受教育的主角。

3.2 张荫棠在西藏推行近代教育改革的影响

清末张荫棠在西藏推行近代化的教育改革是西藏地方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改革的具体内容涉及到各个方面，对当时西藏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张荫棠在藏不足一年，在各项新政还未真正实施之际便匆匆地离开了藏地，但就改革的本身而言，他的兴学措施已经开始架构西藏教育未来发展的框架，因而给他冠以“近代西藏新式教育之父”的美誉可谓实至名归。张荫棠在西藏兴学可谓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式学堂的陆续开办，给边地民众传入了近代声音，开发了民智，结束了宗教教育长期统治西藏的地位，为西藏现代学校教育与科技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第二，加强了汉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汉藏民众的往来，达到了“联络属地，同化祖国之要枢”的目的。清末教育新政中规定“学堂无论汉藏僧俗皆可收录，不分界限”，这就使得汉藏等民族的学生能同在一间教室读书学习，而开办新式学堂、开设藏汉双语课程、从内地选派教习进藏执教，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汉藏民众的友好交往。第三，巩固了我国西南边陲，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张荫棠在兴学过程中就着重强调“练兵兴学”，且整个“兴学”的直接目的便是抗御外辱，维护国家统一，故而张荫棠希冀于新政促改革，以改革求富强，这种维新思想始终贯穿于他的教育新政的方案中。第四，从整个藏事改革的大局看，张荫棠教育新政思想与实践方案无疑具有长远性与前瞻性，其中某些合理的元素是值得当代人借鉴的，比如实行汉藏双语教学、捐资助学、发展职业教育、优酬边地教师等。

当然，张荫棠的教育改革思路与措施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忽视了边地教育的特殊性。张荫棠所开设的学堂在教学的具体环节上都是袭用汉人的一套，在教育过程中过分强调儒家纲常及本位思想，这与西藏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思想相悖，且改革的部分内容危及到当地农奴主贵族的利益，势必会遭到地方上层的强烈阻挠。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处于草创阶段，没有前人的相关办学经验可供借鉴，加之清末以来，由于内忧外患，中央政府对西藏教育经费支持的力度远远不够，使得这场改革注定是“一场失败的开发”。成崇德曾这样评价张荫棠的教育改革：“清末新政期间，西藏地区的开发仅仅在西藏封建农奴制的政治和经济系统的实体上镶嵌点缀了一些学校、报馆、印刷局等新鲜事物，给西藏社会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但它并没有成为激发西藏社会产生突破性变化的诱因和动因。” ^[19]

4 余论

张荫棠开展的这场旨在推动西藏近代化教育改革的新政是清末新政的一部分。带着抵御外辱、挽救民族危机目的的张荫棠赴藏亲力亲为推行新政，为西藏地方与内地文化教育的一体化架起了一座重要的桥梁。在谈到自己的教育新政时，他曾言：“改革旧习，其意非不善，乃为政日浅，积习难除，故未克有所成效，且其所订章程俱仿欧西之法，殊失因地适宜之意义。” ^[20]1457也就是说，在张荫棠心目中，他认为自己的改革行为操之过急，未顾及西藏地方的特殊情况，但是他并未对自己的兴学措施完全予以否定，而是较为中肯地评价自己的改革之道，认为自己的改革是可行的举措，为后来驻藏大臣联豫继续推行“新政”奠定了基础。对此，他指出，“筹商救亡之策......冀荡涤其龌龊窳惰之积习，而振其日新自强之气” ^[21]，“条议治藏办法，尚属切实可行，后来联豫的改变藏臣机构，大都本于此议” ^[20]1457。总之，张荫堂在藏期间的教育改革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的改革举措最终还是应当予以认可。毕竟，在当时那样一个内忧外困的环境下，作为一个开明士绅、封疆大吏能以国家危亡为己任，以民族大义为先念，这样的一种爱国情怀值得后世之辈推崇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