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贫困一直是我国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道路上的绊脚石。尤其是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由于地处偏僻、环境恶劣，经济发展严重滞后，贫困现象更加突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实施教育战略以来，教育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扶贫脱贫目标也开始从解决温饱问题向注重人力资源培养转变，教育扶贫脱贫成为贫困地区脱贫的重要路径选择。在新形势下，十八大明确把“发展教育，脱贫一批”作为五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印发了《深度贫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年）》。教育扶贫脱贫通过对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和贫困人口进行教育基础设施投入和教育资金补助，使贫困人口提升文化素质和掌握脱贫致富的实用技能，解决贫困的根源问题，最终摆脱长久以来形成的贫困。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教育扶贫进行了诸多探索。王嘉毅等重点对在精准扶贫脱贫中教育应采取哪些措施进行了探讨，提出要扩大农村学前教育，改善办学条件，推动普通高中教育特色发展^[1]；代蕊华从理念、体系、方式、主体等角度分析了当前教育扶贫存在的困境，认为要转变教育扶贫思维，加强顶层设计，建构精准化的教育精准扶贫治理机制^[2]。随着民族地区教育扶贫受到更多的重视，民族地区的教育扶贫脱贫研究也成为热点，孙华认为民族地区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存在跨区域、协调难、教育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提出要针对民族地区教育扶贫攻坚的实际，架构顺畅有效的工作协调机制，探索教育均衡化的方式^[3]；陈立鹏以内蒙古和广西民族地区为例，对教育扶贫脱贫模式、存在的问题展开分析，提出要完善各级政府经费分担机制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对策建议^[4]。

虽然国内对教育扶贫脱贫的研究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很多瞩目的成果，但目前还没有学者对新形势下四川民族地区的深度贫困区进行教育扶贫脱贫对策进行深入探讨，笔者为此做了一些工作，以求可以弥补教育扶贫脱贫理论在这方面的空白。

1 新形势下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教育扶贫脱贫工作现状

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主要指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属于国家深度贫困区“三区三州”之一。受地理位置、地势条件的限制和生态环境薄弱、自然灾害频发的影响，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长期经济发展滞后，教育质量低下，人才智力匮乏，交通、医疗、水利基础设施落后，内生造血不足，加上少数民族众多，增加了深度贫困区的复杂性，贫困问题与思想文化相互交织，成为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新形势下，随着教育扶贫脱贫在民族地区精准脱贫工作中发挥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越来越突出，2017年四川省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深度贫困县脱贫攻坚的意见》和《四川省教育扶贫专项2018年度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依靠教育扶贫脱贫向深度贫困区进行人、财、物力倾斜，缩小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差距。在政策优惠上，对深度贫困区乡村教师给予不低于每人每月400元生活补助，对未实行“9+3”免费教育政策的中职生给予每人每年1 000元补助；在项目建设方面，民族地区开展了“一村一幼”建设，大小凉山分别实施了教育发展振兴行动计划和教育扶贫提升工程项目，新形势下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的教育扶贫脱贫工作取得了较大成效。

随着国家和四川省政府对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实施的一系列教育扶贫脱贫政策，新形势下的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的基础教育建设、职业教育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服务能力得到很大提升。义务教育阶段扶贫政策效果明显：民族地区199所中小学的826个班级开通了远程教学，“特岗教师”由5 800增加至7 300人；中职教育“9+3”项目全面实施，在藏区和凉山彝区实施了“9+3”免费职业教育项目和资助政策（表 1）。截止2015年底，5万名藏区学生成功入学➀。高等教育全面落实对口帮扶政策：通过设立专项扶贫资金，四川大学划拨10万元专款用于凉山州甘洛县定点扶贫；西南民族大学对口红原和若尔盖县；四川师范大学和西华师范大学向深度贫困区输入人才和培育师资力量，等等。

2 新形势下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教育扶贫脱贫工作存在的问题

尽管新形势下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的教育扶贫脱贫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但由于民族地区的深度贫困区地处大山、地势偏僻、自然条件恶劣、灾害频发，经济发展严重滞后，贫困发生率高，再加上少数民族众多的特殊性，新形势下的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的教育扶贫脱贫任务依然很重，扶贫脱贫工作难度依然很大，在教育扶贫脱贫工作中也存在不少问题。

2.1 教育扶贫脱贫识别对象依然存在不精确现象

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的教育扶贫脱贫工作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依然存在识别对象不精确、“大水漫灌”现象。在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扶贫的主要方式依然是免除书本费、学杂费和补助生活费，少数民族地区略高于其他地区，但都是统一的标准，按照划定的依据进行补助。而对于深度贫困区的学生来说，补助仍然无法支持其继续学习，通常上完初中后就很难再继续上学。而不同的贫困学生在物质和精神上存在不同的情况，对象识别需要将不同的因素考虑进去。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由于覆盖面相对较小，深度贫困区的对象识别和贫困户识别规则还是同其他贫困区一样，均是通过建档立卡方式来识别贫困学生的家庭情况和致贫原因。但这种方式一般是通过基层民主评议方式进行的，主观性很强，容易导致识别对象误判。同时，深度贫困区现有的识别对象名额较少，没有因地区不同而设定相应的名额，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资源浪费或需要的人没有得到帮助现象。

2.2 教育扶贫脱贫主体扶持难度大

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水平落后，因此，教育扶贫脱贫主体扶持难度大，主要表现为：

（1）教育基础设施薄弱。深度贫困区由于教育经费短缺，办学条件差，教学用品不足和仪器设备落后，教学楼、宿舍年久失修已成危房，难以满足日常教学需要。

（2）义务教育普及度不够，生源流失严重。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的学生由于家庭贫困无法完成义务教育，辍学现象突出，尤其是藏区和彝区的学生。这给教育扶贫脱贫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急需提高义务教育普及率、彻底改变家庭贫困条件和关注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保证教育扶贫脱贫工作的顺利进行。

（3）师资队伍力量薄弱。受经济条件和基础设施的严重限制，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的教师整体数量不够，专业知识和素养欠缺；而且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的少数民族众多，尤其是藏区和彝区群众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双语教学师资力量严重不足，教学基础设备配置不完备，多媒体设备至今还未进入很多深度贫困地区的学校。

2.3 教育成果考核机制单一

2014年四川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发了《四川省扶贫开发工作考核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出台了四川年度连片特困地区和重点县教育扶贫考核指标（表 2）。

这些考核指标的出台，虽然大大提升了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的教育扶贫脱贫成效，但这些考核指标也存在一些问题：从考核指标来看，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的教育扶贫考核范围主要是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未纳入考核体系，而彝区和藏区学生已经实行了“9+3”免费教育项目，缺乏标准的考核指标，学生很难继续中职教育和高等教育学业。从考核的计分条件来看，标准是学生数量，主要依靠入园率、辍学率指标来评判教育扶贫考核，方式比较单一，容易出现弄虚作假现象。单一依靠数字的教育扶贫考核指标不足以精准判别深度贫困区的教育状况，需要将更多的影响因素考虑进来。

2.4 教育扶贫脱贫资金不足

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的经济发展很滞后，财源基础薄弱，收入增长乏力，地方财力非常有限，可用于教育扶贫脱贫项目的资金短缺。深度贫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由于受贫困限制，自有资金不足，经济收入只能支付日常生活，没有多余的资金用于教育项目，社会资金筹资渠道又很狭窄。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地处我国西部边远地区，交通落后，基础设施薄弱，建设性项目和产业竞争力弱，投资环境差，缺乏对投资商的吸引力，很难筹集到社会资金援助教育扶贫脱贫项目。

2.5 教育扶贫脱贫转换力度弱

目前我国教育扶贫脱贫政策中对民族地区的课程设计存在“水土不服”问题，现代课程大多为了兼顾大部分地区而弱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针对性。四川民族地区的深度贫困区，少数民族众多，部分民族还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但现有的课程设计和教师安排都缺乏双语教学。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由于产业单一，需要掌握的技能具有地区特殊性，但现有的四川民族地区的深度贫困区学生的“学”与“用”相偏离，导致深度贫困区内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教育在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的扶贫脱贫过程中转换力度不够。

3 影响新形势下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教育扶贫脱贫工作成效的原因

在新形势下，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的教育扶贫脱贫工作存在的这些问题，影响了教育扶贫脱贫的成效。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探讨其成因有利于从根源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

3.1 深度贫困区个体识别复杂性高

四川民族地区的深度贫困区由于贫困人口规模大，少数民族聚集，导致贫困的原因复杂多样，精确识别教育扶贫脱贫对象困难加大。深度贫困区的教育扶贫脱贫对象识别通常是和贫困家庭的识别结合在一起的，受对象分散和贫困户收入统计不全的限制，单靠贫困线无法确定贫困户，因而识别方式主要通过民主评议。该方式主观因素很强，容易造成贫困户识别失真。扶贫方式应从“授之以鱼向授之以渔”转变，新形势下的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群众需要大力通过“造血式”的教育扶贫帮助来彻底摆脱贫困，但之前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主要通过实行资金补助、物质救济等“输血方式”来扶贫脱贫，造成了深度贫困区贫困群众“等、要、靠”思想严重，深度贫困区群众参与教育扶贫脱贫项目积极性不高，反而千方百计地想加入贫困名单，给贫困对象识别的精准性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3.2 物质资源贫乏导致贫困恶性循环

凉山彝族自治州、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是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的主要地区，这些地区都处于四川西部老少边远高原地带，物质资源匮乏，自然条件恶劣，地势偏僻险要，交通不发达，与外界沟通、信息交流不畅，信息闭塞。受教育水平低下和信息闭塞限制，贫困区群众缺乏对政策、产业、养殖、经营等知识的了解，导致贫困进一步加深。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由于长期贫困导致贫困思想根深蒂固，形成了特定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而且把贫困思想传递给了下一代，导致深度贫困区陷入长期贫困的恶性循环。虽然造成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贫困的原因是多样的，但究其根源还是教育水平低下导致的思想贫困。

3.3 教育基础条件不足

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由于经济发展滞后和地势偏僻，长期对教育重视不够，贫困区的教育基础设施薄弱，教学设备落后，师资队伍建设不足，生源流失严重。一部分学生由于受家庭贫困限制，接受义务教育后就很难继续学业；另一部分则受“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商”教育理念影响，外出求学和劳务输出现象严重。人才单向流动导致了贫困区学校招生严重不足，办学条件不够。由于严重的求学输出、劳务输出，加上深度贫困区贫困户又比较分散，大部分学生距离学校又很远，交通不发达，严重影响了学生上学。来往的交通费、住宿费和生活费更是让深度贫困区的家庭难以承受，每年的教育补助不足以支持学生学业。

3.4 教育发展地区不均衡

四川民族地区受历史、现实、经济环境等因素影响，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突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育扶贫脱贫工作在深度贫困区的顺利开展。首先是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城乡间教育发展不均衡。城市老师学生多，师资队伍优质，而深度贫困区生源少、老师少，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其次是地区教育发展不均衡。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位于我国西部，经济欠发达，高校数量与其他地区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最后是校际之间发展不均衡。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的教育条件、师资队伍、生源等与其他地区相比存在很大差异，教育质量水平不高。

3.5 政府绩效考核体制不完善

教育扶贫脱贫作为我国精准扶贫脱贫工作中重要的内容，应将教育扶贫脱贫考核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中。从目前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的政府绩效考核来看，教育扶贫考核的对象、内容、方式并没有独立出来，而只是包含在基础民生工程里，未受到充分的重视。从教育扶贫的考核依据来看，入学率和辍学率作为单一的考核标准，无法全方位地评估扶贫效果；从教育扶贫考核的机构组织来看，实施主体不明确，教育部门和政府部门没有清晰界定责任，易导致考核标准混乱；从考核机制来看，传统的教育扶贫考核机制没有强调贫困退出机制，缺乏检验教育扶贫脱贫效果最直接的标准，不易为后续教育扶贫脱贫工作的调整做参考。

4 新形势下改进和完善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教育扶贫脱贫工作的对策

教育水平落后导致的思想上的贫困是一个地区长期贫困的根源，教育扶贫脱贫是新形势下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教育扶贫脱贫方式要针对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的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地制宜地实施教育扶贫脱贫才能实现贫困真正永久地完全退出。

4.1 完善新形势下的教育扶贫对象精准识别工作

（1）完善新形势下的贫困户建档立卡机制。完善贫困人口全覆盖的公平公正建档立卡机制是教育扶贫脱贫对象精准识别的基础和前提。新形势下的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的教育扶贫脱贫对象识别过程应把握好以下环节：

第一，调动群众积极性，抓好民主评议工作。组织群众积极参与贫困户识别大会，充分尊重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将贫困户按照贫困情况进行等级分类，根据不同等级设置不同标准，尤其要注意对因亲戚关系而相互拉票等不公正现象的防范。

第二，做好贫困户身份的核实工作。深度贫困区的每个县、村都应成立专门调查核实身份的小组，采取深入贫困户家庭询问当事人及问卷调查等方式，向周边群众了解贫困对象的真实情况，包括贫困原因和经济收入等情况。为了提高效率，应给每个小组划分明确的核查目标，小组成员之间要避免近亲属情况。

第三，加强民主监督。要将识别政策、贫困户的建档立卡信息公之于众，确保民主评议的参与人员具有广泛代表性。建立连带责任制度，将调查人员和民主评议村民代表结合起来。村、县的对象识别结果要及时向群众公布；设立举报电话，防止徇私舞弊；接到举报，要严格核查，对有问题的要取消资格。

（2）建立严格的学校教育扶贫对象精准识别机制。义务教育、中职教育和高等教育院校均要建立严格的学校教育扶贫对象精准识别机制，将深度贫困区的贫困学生全部纳入识别范围，特别给予相应的助学补贴、助学贷款优惠等政策。院校的班主任和辅导员要根据学校划定的名额认真筛选符合标准的贫困学生，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贫困标准来考核，公示最终识别对象。班干部、同学、室友要参与识别环节，对评议过程做好详细记录。学校应成立贫困学生核查小组，老师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实地走访上门，了解学生的真实情况，通过建档立卡信息查询、邻居打听、亲戚咨询等方式调查贫困学生的真实家庭情况，确保贫困资料的真实性。

4.2 全力以赴普及学前教育

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受历史和现实因素影响，学前教育是“短板”，新形势下的深度贫困区要积极扩大教育资源，普及学前教育。

（1）在深度贫困区要依靠小学改造幼儿园或新建幼儿园，依靠就近校舍师资和幼儿安全便利环境，在深度贫困区发展启蒙教育。

（2）抓好县、乡、村三级学前教育发展，建立完善的办学体制，合理布局幼儿园选址，确保全面覆盖有幼儿园需求的贫困村，保证幼儿能就近入学。

（3）改善幼儿园办学条件，尊重幼儿身心发展规律，有条件的学校应提供午间寄宿服务。改善幼儿园幼儿营养状况，为深度贫困区的幼儿提供免费营养午餐，鼓励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和公办幼儿园相互补充发展。

4.3 全力促进基础教育全面发展

（1）积极加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改善深度贫困区的义务教育基础设施，完善办学条件。深度贫困区的义务教育基础设施建设要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建设，教室、图书、桌椅、运动场和宿舍、厕所、食堂要能满足日常教学和生活需要。完善教学仪器、多媒体教学设备，确保教学质量。因地制宜地选择小学办学地点，确保边远地区的学生能就近上学。对于距离学校远的学生，要大力建设标准化的寄宿制学校，改善寄宿条件，尤其是对高原、牧区比较阴冷的环境提供供暖设备。完善学校寄宿性管理，建好寄宿学校的文化和体育设施，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寄宿环境。政府对寄宿制学校的电费、水费、食堂人员要提供补贴，降低学生的生活费用开支。

（2）着重提升义务教育学生营养餐标准。政府要将深度贫困区的学生加入营养餐计划，划拨一定资金用于学生的营养餐补助，提升学生营养餐标准。通过对学生体检，将学生的营养状况进行分类，对于发育缓慢、营养不够的学生给予更多的营养餐补助，提升学生的健康体质，减少因病带来的经济负担。对于深度贫困区的学生，应结合当地学生的体质制定相应的营养餐，确保学生所需营养的稳定性。

（3）积极开展身心健康心理辅导。基础教育阶段是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学校要重视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心理辅导。尤其是处于深度贫困区的孩子，极易受外界影响，学校不仅要关注深度贫困区学生物质上的贫困，更要注重其心理上的“贫困” ^[5]，提倡自立自强、好好学习的精神^[6]，鼓励接受帮助的学生努力学习，回报社会，拒绝“等、要、靠”的思想。

4.4 大力提升中等职业教育综合水平

（1）加大中职教育投入力度。积极扩大深度贫困区“9+3”项目的覆盖范围，将现有的藏区和大小凉山彝区以外的贫困县深度贫困区纳入项目中，让学生学习实用技能。结合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的现实情况，有针对性地加强创业、脱贫致富本领培养。深度贫困区内藏区、彝区的特色农业、牧业、养殖业以及虫草都是深度贫困区家庭重要的经济来源，可加大对中职教育学生相关知识的培养，让其有一技之长，学习相关的经营理念，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同时，增强中职学校教育协作能力。加大对深度贫困区中职学校老师和管理人员的培训和管理，引进先进的专业技术和管理模式。非贫困区也应在深度贫困区扩大学生招生规模，为当地贫困区培养实用性人才。

（2）大力提高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对职业教育的认识。首先要充分发挥深度贫困区当地职业学校各项专业的优势，通过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教育让学生掌握经济实用的技能，帮助深度贫困区学生找到创业致富的路径；其次要依靠政策优势和优惠补贴引进职业教育专业培训，为深度贫困区的经济发展培养一批技术人才；最后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的宣传，通过电视、广播、走访让群众了解职业教育的优势和对深度贫困区经济发展的适用性，提升群众对于职业教育的观念认识^[7]，为中职教育的发展扩宽路径。

4.5 强力推动高等教育特色发展

（1）完善高等教育对口帮扶工作。鼓励四川的高等院校加入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的教育扶贫工作中，充分发挥人才优势和智力优势。重点类院校要主动担当一流大学服务支撑深度贫困区经济发展的责任，紧紧围绕“精准扶贫”拓展对教育扶助的力度；农业类院校要充分发挥独特的专业优势，为深度贫困区尤其是深度贫困区中的藏区、彝区的特色农业发展提供专业帮扶，促进农业的转型升级；师范类院校要将深度贫困区的招生和免费师范政策结合起来，为深度贫困区的学生在师范院校上学提供免费政策，但要求其毕业后支援家乡教育事业，补给师资力量；民族类院校可以充分发挥其对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的研究优势和双语翻译优势，将课本翻译成少数民族的语言，让学生能充分理解课本知识。对于深度贫困区的学生，各高校可以适当降低门槛，采取降分方式或者其他考核方式录取，给深度贫困区的学生提供更多求学机会。

（2）加大深度贫困区的高等教育建设力度。建立新形势下的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高等教育经费划拨长效机制，将高等教育纳入财政经费，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开展新形势下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支持社会力量开办高校，缓解深度贫困区高等院校资源紧缺问题。改革单一、同质化的高等教育办学模式，将高等教育的培养模式与深度贫困区的特色优势结合起来，创办多元化有民族特色的深度贫困区教学模式。

4.6 努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根据新形势下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的教师队伍情况，完善教师补充政策^[8]，吸引外界优秀人才将其充实到教育工作岗位。加大对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教师的培训力度^[9]，使诸如“国培计划”教师培训等项目积极向深度贫困区的教师倾斜；师范类院校要加强和深度贫困区的合作，对当地的学生给予更多的录取优惠政策，政府应对师范类院校中来自深度贫困区的学生进行学费和生活费补助，让学生毕业后回当地补给教师队伍；完善支教体制^[10]，加大完善双向支教交流机制^[11]，鼓励对深度贫困区学校增加支教名额^[12]，接受实习生，对支教实习生和当地学校给予经费补贴，建立支教选派工作经费^[13]，用于深度贫困区的支教选派经费和支教老师生活补助；大力提升深度贫困区教师的薪酬和福利待遇，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支援深度贫困区教育建设。

4.7 全面推进双语教育

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少数民族均有自身民族语言，语言不通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教育扶贫脱贫工作的切实开展。教育部门和民族院校要加大对课本的双语翻译、双语教材的出版和民族语言的研究，将双语教学模式和课程引入深度贫困区，开设少数民族语言和师范培养课程，让深度贫困区的学生在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学习更多的现代文化知识，紧跟时代步伐。同时，深度贫困区的学校要引进双语教学人才，加强对当地老师的双语培训，提高双语老师的业务水平，大力宣传双语教学的重要性，充分调动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少数民族参与学习的积极性。

4.8 完善教育成果考核机制

健全深度贫困区教育考核体系。将深度贫困区教育扶贫脱贫考核的对象、内容、方式从政府绩效考核中独立出来^[14]，将考核对象分为教育厅扶贫脱贫领导小组、市州教育局和县市区教育局，改变基层政府作为唯一考核对象的情况^[15]；将考核内容分为扶贫脱贫对象考核和教育扶贫脱贫实施主体考核，将深度贫困区学生数量变化、贫困学生生活水平、住宿条件、教育扶贫脱贫的工作成效、扶贫脱贫效果等纳入考核内容^[16]，采用数据采集、材料报送、量化评分等方式进行考核。

将考核机制与退出机制结合起来。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的教育扶贫脱贫考核机制要和退出机制结合起来，通过退出机制衡量脱贫实施效果^[17]。教育扶贫脱贫的退出机制要充分把握和运用精准扶贫脱贫机制的特点，针对教育扶贫脱贫效果慢、形式复杂、周期长的特殊性，将生活质量、教育素质、文化水平等物质和精神因素纳入退出机制中，完善脱贫退出机制。

4.9 完善政府经费分担机制

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的民族教育经费应建立由中央重点支持、省级政府统筹的长效保障制度，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和成本分担机制。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每年可安排财政支出或教育经费的一定比例作为民族教育专项经费，用于开展双语教育、教师培养培训、民族高校科研等，以及向农牧民子女教育倾斜，进一步增加对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的教育专款额度^[18]，为学前教育、义务教育、中职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经费支持。

针对新形势下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教育扶贫脱贫任务重、时间长、效果长期才能显现的特点，应建立以政府为主体、其他多元化扶贫脱贫主体协同的深度贫困区教育扶贫脱贫长效机制，从而提升扶贫脱贫成效，给予深度贫困区更多的财力、人力、物力和政策支持，确保深度贫困区教育扶贫脱贫有更多的资源支持。

5 结语

扶贫先扶智，思想上的贫困才是贫困的根源，教育扶贫脱贫已成为新形势下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精准扶贫脱贫的重要路径。但教育扶贫脱贫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扶贫脱贫效果短时间是不明显的，需要各个部门做好长期攻坚的心理准备，把控好从对象识别到退出机制的整个过程，重视对学前教育、基础教育、中职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内的完整体系的建设，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让新形势下的四川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区彻底摆脱贫困，共同迈向全面小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