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叩开了中国国门，自此中国就陷入了丧权辱国、任人宰割的恶性循环中。而这场战争的肇始却常常被人所忽视，人们尽知鸦片为其导火索，而导致英国人向中国兜售鸦片的原因却鲜有所闻——这个原因就是茶。茶成了清政府反制西方入侵的一种尝试，后来却演变成了保卫国家利益的演兵场。其中的角逐，不仅是烽火连天的军事、政治利益的争夺，还有经济、文化、科技等看不见硝烟战场的刀光剑影，更具化为相关的城市兴衰起伏、普通百姓生活的日益困苦。一宗小小的茶贸易，涉及的国家安全领域之广泛，影响的行业之众多，无不给今天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国家安全教育以新的启示。

1 鸦片战争前后的福建茶贸易 1.1 鸦片战争前

18世纪时，喝茶已经成为欧洲的重要生活方式之一，由此大大增加了对中国茶叶进口的需求，尤以英国为最。另一方面，西方列强通过工业化陆续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将中国作为巨大原材料、贸易市场，希望叩开中国大门，实现其海外扩张的需求。然而在真正的贸易交往中，由于地大物博和内向型经济的特点，中国在中西贸易中长期处于顺差地位，大量白银流入国内。其中尤以茶叶、大黄等贸易物资的交易额最大，引起了西方国家的不满，开始向中国倾销鸦片，荼毒中国百姓的身心健康，攫取大量财富，借此抵消中、西之间的贸易差额。因此，彼时的中、西贸易形成了一条“茶叶－白银－鸦片”的循环链条。英国东印度公司自19世纪后每年从中国进口的货物总值九成以上都是茶叶，作为英国政府控制中国的马前卒，该公司在垄断了中国贸易后，甚至将茶叶变成其唯一的进口商品^[1]。

此时，清政府想出“以茶制夷”的策略，想借鉴“以茶治边”的经验，通过贸易战抵抗英国人的侵略。“当时中国人很相信茶叶、大黄出口的作用，认为外国人如果没有茶叶、大黄以助消化，生命就有不保之险。如林则徐曾说过：‘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洋人何以为生？’” ^[2]并且这一策略在林则徐虎门销烟的过程中，也收到了奇效。

由此可见：（1）茶贸易的兴盛与鸦片战争的爆发有着直接关系；（2）“以茶制夷”自古就是维护国家安全手段的一种选择。

1.2 鸦片战争后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战败后，根据所签《南京条约》，将福州、广州、厦门、上海、宁波五地开为对外通商口岸。其中，尤以福州港的茶贸易最为繁盛。初时，五口通商中以福州效果最差，但由于清末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茶贸易在陆上运输愈加艰难。沿闽江顺流而下的福州港口日渐繁荣，逐渐取代上海、广州，成为五口通商后茶贸易最为繁盛的港口。福州港生意日隆，盛极一时，给这座城市带来了财富，带来了西方思想，也让其战略地位日益重要。以经营崇安红茶为主的广州13家茶行，被称为箱茶帮，也在这一时期陆续迁到福州。截至19世纪80年代，福州茶店、茶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遍及沿海各地，共计90多家，南台地区更是洋行、茶行鳞次栉比，聚集了道咸以来的巨贾大富，繁盛一时。1856年，福州被辟为茶叶外运的正规口岸后，这里更是外商云集，打开了对外贸易的新局面。在各国茶商看来，关乎商业利益的不仅是福建茶的奇货可居，更重要的是抢占市场的速度。为此，他们绞尽脑汁缩短运输时间，开展运茶竞赛，改进运茶船只。英国造船师还特意设计了一种“中国茶叶飞剪船”，以提高运茶速度，使福建新茶比之前能早若干天运抵伦敦市场。由此，福建茶贸易的兴盛甚至还推动了世界各国造船业的发展^[3]。

然而，英国并不甘心在茶叶贸易中依然受制于人，所以一方面派出植物猎人从武夷山盗走了中国的茶种和茶工^[4]，另一方面在印度等地扶植新的产茶国以在国际市场上与中国展开竞争^[5]54。在国际竞争中，英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很快就展现出相对于中国封建主义的生产优势。他们利用现代机械、社会化分工和大生产，在产茶成本、供需信息、提高品质等方面以物美价廉抢占先机，而中国茶商、茶农却在消息闭塞中自我倾轧，在掺假加价中逐渐走向没落。

茶叶虽然带动了福州的海运贸易，但直接进口到这里的洋货并不多，大部分茶叶以外的商品还是更倾向于从香港或中国其他口岸转运进口。因此，盛极一时的福州港，海运贸易的商品种类是十分有限的。而另一方面，茶叶贸易给中国带来不菲的收入，但其一半都用来支付鸦片的相关款项，真正获利的实际是洋商，福州人民并没有得到实惠，但却在苦苦承受鸦片和贫困带来的损害，生活更加拮据和贫寒。可以说，福州繁荣的对外贸易在这一时期并没有给这座城市带来经济发展的力量积累^[3]。

由此可见：（1）作为一种贸易商品，茶叶贸易背后折射出整个国家金融、科技、贸易等多领域国家利益安全的丰富内涵；（2）茶叶贸易的兴衰对于福州的盛衰命运攸关；（3）贸易结构的合理对于保障贸易安全意义重大。

2 满清衰落背后的国家安全利益折损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国门的洞开不仅仅意味着战败、赔款和开放口岸，更体现在各行各业都开始话语权旁落、利益受损，国家的命运衰落投射出普通民众的仰人鼻息、生存日益艰难的悲惨境地。这个时期的中国茶叶贸易，作为重要的对外贸易商品，同样折射出国家安全诸多领域的变迁。

2.1 茶金融安全

融资是茶贸易发展的基础，融资安全与福建茶贸易安全更是息息相关。福建茶业最早的融资安全是建立在国内简单的民间借贷关系上的，主要体现在茶农、沿海出口城市的茶栈和在茶区或集散中心附近的茶厂（或茶庄）三者之间的金融借贷关系。然而这种平衡被五口通商打破，外国资本开始逐渐进入茶叶融资领域。增加茶叶融资的体量虽然有助于福建茶贸易的发展，但是从风险控制角度看，它也将福建茶业裹挟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危险之中。如，1866年英国发生金融危机，一家英国银行在福州倒闭，结果连累福州茶商的大量存货遭受严重损失，茶价在该年最后三个月也跌得很惨^[6]1216。

在福建茶贸易衰微过程的后期，由于福建茶贸易在国际竞争中逐渐失去优势地位，茶农、茶商要想得到国际融资也变得越来越难，“印度种茶人可以年利4%~5%借到款项，可是中国的种茶人必须付出20%~30%的利息” ^[6]1276。这对于已见衰败之象的福建茶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大批茶农、茶商利益遭到严重损害，加速了福建茶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衰落。由此可见，融资结构的合理化、融资渠道的通畅和多样化、融资规划中的风险控制意识等安全因素对于福建茶贸易的发展具有底座基石般的意义。

2.2 茶技术安全

福建茶业的兴起除了土壤、气候、水源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外，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是福建的产茶制茶技术。因此，福建茶业的兴起有赖于闽南人将茶种和制茶技术带到了武夷山，而福建茶业的衰落也与其在制茶技术的相对落后有直接关系。鸦片战争前，福州茶之所以畅销海外，茶贸易繁盛至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相对于海外的制茶技术优势。随着英国派出的植物猎人成功从武夷山盗走茶种、茶技术，中国茶在对外贸易中的顺差地位就开始逐渐消失。同时，英国不仅取得了中国的茶种和技术，而且还发挥了其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优势，如机械化大生产，从而取得了福建制茶所缺少的大工业生产带来的技术革新和降低成本的优势。然而，面对来势汹汹的竞争，武夷山茶农却是通过以次充好、添加杂质等方式来降低成本，致使福建茶业品牌信誉受损，竞争力下降，此时福建茶的价格已经低到只有印度茶价的25%^[5]60-67。虽然福建茶业的繁荣曾经推动过海外贸易的重要载具——造船业的发展，然而此时福建擅长的帆船制造被西方更为先进的轮船制造所取代，使福建茶的运输成本受制于人，进而在外销茶叶方面的自主权也开始旁落，逐渐丧失优势。由此可见，核心技术的安全保密和在技术领域的不断创新进取，对于福建茶业的发展性命攸关，对于国家贸易安全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2.3 茶贸易安全

福建的茶贸易首先依赖于福建海商在国际贸易中的成熟，从而推进了福建茶走向海外。而福建海商在茶贸易中的获利又反哺福建地方经济，倾向于对福建茶业的投资和进一步发展。这些闽商带着在海外贩卖茶叶获得的利润和在茶叶交易中探知的西方茶叶需求信息，来到闽北，在山里租地种茶、选址办厂、组织茶叶的生产加工。在五口通商以后，福建茶业的贸易定价和贸易额分配主要仰赖行会行商的议定，这一制度本应保证华商在茶贸易中的话语优势，然而随着茶贸易与资本主义经济交往加深，定价权逐渐被外商掌握。中国茶叶是否值得出口完全决定于国际价格和外汇的水平。这种压力转移到国内，演变成了行会制度角色的转变——它从民族产业的保护者变成了民族产业的阻碍者。如，不能为茶商、茶农提供准确的供求关系信息，限制茶商、茶农的改进改良措施，默许甚至怂恿茶商、茶农在茶叶中掺假等行为。

2.4 茶文化安全

中国茶文化体现了中国人的价值观体系：儒家的以敬人示礼、中庸和谐和廉洁俭朴的思想；佛家禅茶一体的思想；道家借茶益寿的贵生思想和逍遥、隐逸、寄情自然的思想^[7]。在茶贸易的相互交往中，首先是中国茶文化的对外传播。茶叶传入英国之后，一百多年间已经变成深受社会各阶层喜爱的十分普及的日常饮品。英国人用它来获取热量、替代饮酒、佐餐裹腹、彰显生活品味和社会地位……甚至到了无一日不饮茶之地步。其次是以茶为媒介形成各国自己的茶文化。英国人逐渐按照他们自己的需求，培育起以下午茶为主要代表的英伦茶文化。这是与中国茶文化完全不同的茶文化，饮茶者的价值需求、功能需求和精神需求都大不相同。最后是外国茶文化对于中国茶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今天中国人自己不再以饮用绿茶为正统，开始接受了英国人所喜爱的红茶风味。岌岌可危的中国茶背后，有着更深远的精神式微。“中国人甚至要向日本人学习怎么喝茶，礼失而求诸野，一切仿佛又回到了起点”。其中尤其是在中、印之间掀起了茶文化缘起的源流之争^[5]70。英国人极力宣扬印度是茶树的原产地，莫克塞姆在《茶：嗜好、开拓与帝国》一书中，死活都不承认印度茶产业是依靠中国茶树发家的。他称阿萨姆地区的茶种是印度土生，还污蔑中国茶树与印度茶树杂交后破坏了土生茶种而产生负面效果。令人遗憾的是，中国考古界对于中国是茶的原产国能提供的证据也十分薄弱不足^[5]215-216。

不难看到，一宗小小的茶叶贸易背后折射出一个国家在历史舞台中的命运。这种同步反映出在国家体制衰败下人民成为最直接的受压迫者，而他们的抗争却又在国家体制的衰败面前变得软弱无序，最终淹没在历史的浪潮里。

3 总体安全观视域下的国家安全教育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4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念，指出今天国家安全的领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泛，情况都更复杂。我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不应再局限于军事、外交、政治等传统领域，还应注意到，包括经济安全、信息安全、产业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等多个领域都已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前沿。选取福建茶贸易的兴衰史作为切入点，重新回顾鸦片战争这段历史，以总体安全观视角深挖其背后体现出的国家安全利益变化的脉络和趋势，对于深化国家安全教育尤为必要。

3.1 国家安全教育应加强各领域间的横向联系研究

总体安全观强调体系安全，认为12个领域并非孤立，既要重视传统安全，也要重视非传统安全，兼顾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通过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增强内部安全；通过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谋求外部安全，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安全，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总体安全^[8]。它们有机结合在国家发展、利益的每个细枝末节中。通过对鸦片战争前后福建茶贸易兴衰的回顾可以看到，文化交流引起了贸易需求的产生，贸易需求的增长带来了技术安全和融资安全的威胁，而贸易安全利益的损害又使清朝在捍卫中国茶文化安全的斗争中处于劣势。由此可见，各个领域是存在横向联系的，是环环相扣、互动影响的。理解各领域安全的相互关联性，对于深刻领会当今国家安全利益的系统复杂性、理解各行各业对于国家安全所担负环节的关键性、确认自身国防使命的重要性有着重要意义。

具体来说，每一个社会成员在总体安全观视域下都同时担负双重责任：作为普通公民，他（她）应当掌握基本的安全防御意识和安全知识；而作为某领域的专业人才，他（她）面对的是更为专业的保卫国家安全的攻防技能^[9]。后者应由专业领域的专业课程来承担，而前者则应当是通识课程的教育来完成。目前我国总体安全观通识教育，还停留在对新的安全领域的堆砌介绍阶段，仅将新领域的专业内容直接照搬过来。这一方面造成了教学内容专业化难度过高、通识化程度不足，非该专业学生理解掌握困难，不能达到通识教育的要求；另一方面各领域又各说各话，忽视了对各领域间内在联系的必要阐释，学生很难对总体安全观中各领域“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这一核心理念深刻理解。因此，国家安全教育通识课程应加强对国家安全各领域横向联系、体系教育价值的挖掘，编写适当的教材，研讨教育方法，使学生们既能明白自己的每一点国防贡献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也能找准自己在不同情形下所担负的国防责任。

3.2 国家安全教育应阐明各领域的使命地位

总体安全观纳入了许多新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突出强调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渗透这一特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国家安全领域它们所承担的任务和使命是相同的。作为一种体系安全，在总体安全观视域下，这些要素担负的国家安全使命是各有侧重的：它是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文化、社会和军事安全为保障，人民安全为宗旨的五位一体的综合体系。因此，在国家安全教育中应突出每个领域本身所担负的特有职能，避免对各领域平均用力。只有深刻领会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总体安全观作为一种体系安全的深意所在，也才能在全球化和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前，有理有据地指导和解释我国的国防行为。例如，通过对鸦片战争前后福建茶贸易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到：鸦片战争前，清朝曾寄希望于用“以茶制夷”的经济战思想代替军事手段的使用，防止鸦片战争的爆发，结果未能如愿；鸦片战争后，随着国家主权的丧失，由军事手段的失效而始，进而引起贸易中定价权的丧失、育茶制茶技术的外泄与落后、资金链断裂、茶业行会的行将就木……经济、科技、金融和政治等手段的相继失效。由此可见：军事手段是最强有力的手段，也是其他手段有效性的基础。在实力充分的情况下，可以选择非暴力的经济、文化等手段的使用，并保证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目的的实现；而在实力不济的情况下，金融、科技、政治等手段难以发挥独立的国防防御效果。这一历史的再回顾，对反思今天捍卫国家主权中军事手段与非军事手段的配合原则、战与非战选择的有效性都是极有价值的。

3.3 国家安全教育应以人民安全作为出发点和归宿

国家安全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建立个人与国家关系一致性，其中关键的能力就是对历史和理论的解释力和对于国家民族的认同感。两者都是将抽象转化为具体、宏观转化为微观的工作，也都需要跨越空间与时间的鸿沟。过去我们重视个人对国家负有义务的教育，突出的是“国家需要我们”，却没有很好地回答国家安全是如何影响到个人、为什么“我们需要国家”这个问题。这个答案不妨从“国家－产业－行业－城市－家庭－个人”的脉络中去寻觅。这样，教育不仅使受众明理而产生同理心，更能激发他们通过实践达到知行合一的创造性。

通过对鸦片战争前后福建茶贸易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到：福州城因五口通商后的茶叶贸易而繁荣，也因福建茶业逐渐失去竞争力而衰败。当前安全形势，尤其是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增多，使国家安全越来越多地指向个人安全，关乎个体安全利益的保障。剖析福建茶贸易这种以小见大的历史史料，有助于学生理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国家安全垂直体系，有助于感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行为与国家安全之间关系的有效互动。只有通过这种国防教育的知与行的互动反馈，才能使爱国主义从意识变成了行动，才能使国防教育具有更强的实践性。

3.4 国家安全教育应着眼于落实在国防动员上

通过对鸦片战争前后福建茶贸易的历史回顾，还可以发现：在整个国家命运的衰落背后不是什么历史必然或者发展陷阱，但确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影响着这个时期的国家安全。这只手就是国防动员体制。从史料中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福建茶农也有反击，茶商也有爱国护家之意，但是没有强有力的国防动员体制，整个国家如同一盘散沙，每个人都在命运的沉浮中挣扎死去。

当前，国家安全教育大多数还停留在威胁介绍、唤起忧患意识的层面，导致国家安全教育常常处于“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的尴尬境地。学生们通常是课上听得热情满怀，走出教室却感到无处着力。实际上，这也是缺乏国防动员思维而需要进行安全教育的表现。若以国防动员的要求去分解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不同的教育内容应当有不同的教育目标。如安全意识教育有助于学生了解国防动员领导体制、工作流程、服从动员安排；安全知识教育则有助于学生明确国防动员分工、各司其职、相互协作。由此可见，若以国防动员效果来评价和指导国家安全教育，将有助于明确国家安全教育学科的发展和建设。可以通过量化来增强教育效果的可评价性，从而开阔国家安全教育学科的科研视野，有助于知行合一理念的践行，提高爱国主义教育的可操作性。

4 结语

茶，虽是一片小小的树叶，却承载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精神追求，乃至国家民族的兴衰荣辱。它既是寻常百姓家不可或缺的一种饮品，更是国家利益博弈中侵略与反抗的角力场。从它的沉浮中可以看到，我们失去的不仅是天朝大国的尊严和数额巨大的赔款，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国家利益。这种国家利益不仅是政治、军事安全利益，更包括贸易、经济、技术和文化安全等各方面的国家利益。因此，对这段历史背后国家安全教育价值的挖掘，有助于阐明总体安全观五位一体的体系结构：既是一个各领域相互联系、各有侧重的横向系统，又是一个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利益逻辑统一的垂直系统。这对于指导和深化国防动员有着深远而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