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法战争后，越南沦为法属殖民地，云南边地之临安、开化、广南三府成为法国侵略中国西南门户的第一道屏障，清政府亟需加强对这三个府的统一管理。光绪13年（1887）5月，依据《中法续议商务专条》，蒙自、蛮耗等地开埠通商，地方涉外事宜日繁，亦需一长驻地方的对外交涉机构，以协助云南督抚处理中外事宜。为此，云贵总督岑毓英奏请清廷添设临安开广道以便宜行事。光绪13年（1887）10月，清政府置临安开广道兼管关务道，析迤南道属之临安，迤东道属之开化、广南等三府来属，治临安府属之蒙自县。临安开广道设立后，负责滇越边界事务的管理与涉外事宜的处置，在固边圉、防外侵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云南“重九起义”后，清朝行政制度驰解，云南地方政区与官职有所变动，但道制存而未废。1911年11月，云南军政府裁撤迤东道，保留迤西、迤南、临开广3道^①。民国2年（1913）1月8日，北京政府公布《划一现行各道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规定：“现设巡道各省分，该道官名均改为观察使，由该省行政长官呈国务总理呈请简任”；“各道观察使之管辖区域，仍以该道原管之区域为准”；并要求“已裁巡道省分，如该省行政长官认为地方有必要情形，得就该省原设巡道地方，依以上各条之例，酌设观察使”；“各道观察使依现行法规之例，办理该道行政事务及该省行政长官委任之事务，仍受监督于该省行政长官” ^[1]。以此组织令，民国政府保留了清代的道制，在职能和区域上均有所调整，道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行政层级，形成以省辖道、以道辖县的省、道、县三级制。据此，云南军政府在2月份遵中央令，复置滇中、滇西、滇南、临开广道，行政长官称观察使^[2]41。民国3年（1914）5月23日，袁世凯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公布《道官制》，改观察使为道尹，“隶属巡按使，为一道行政长官，依法律命令执行道内行政事务，并受巡按使之委托，监督财政及司法行政及其他特别官署的行政事务” ^[3]。当年5月，临开广道改为蒙自道，等级为边缺，二等^[4]，驻蒙自县（治所即今云南蒙自县驻地文澜镇）。蒙自道属下设行政科、司法科、理财科及警卫排，编制24~32名，警卫排36人^[5]198，依据章程规定：“道尹每年须亲身巡历道内一周（行政长官的委托，每年至少出巡一周）” ^[6]。蒙自道下辖蒙自、建水、通海、河西、嶍峨、石屏、阿迷、黎县（今华宁）、个旧、文山、马关、广南、富州、广西、弥勒、师宗、邱北17县及25个土司^[7]。1924年6月4日，北洋政府内务部依照1923年10月10日公布实施的《中华民国宪法》，通令各省裁撤道尹。该令因曹锟下野而没有来得及施行。

① 据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建国史》记载：“辛亥革命既起，除直隶、山东、河南、甘肃、新疆等五省仍然保留道制外，其余各省都予以废止”。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2篇民初时期）》，台北：国立编译馆1987年，第444页。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主张孙中山的省县两级制，大多数省份于1927年间陆续废除道制。云南省由于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疏离及云南省的派系纷争，直至民国18年（1929）11月才遵照国民政府所定的地方官制，废除蒙自、腾越、普洱3道。

若从蒙自“光复”算起，蒙自道历时约18年（包括临开广道）。在这18年时间里，究竟有多少任道尹（或观察使与关道），他们分别是哪些人，史料说法不一，且存在阙载、混乱的问题。《续云南通志长编》列出12位：李曰垓、何国钧、吴良桐、王广龄、周沆、丁兆冠、缪嘉寿、李友勋、秦光第、李选廷、陈钧、江映枢^[8]。《云南省志·政府志》列出12位，其中临开广道尹兼巡按使：赵复祥、何国钧；临开广道观察使：何国钧、吴良桐；蒙自道道尹：王广龄、周沆、刘祖武、缪嘉寿、秦光第、李选廷、李友勋、何国钧^[9]158-160。而《红河州志》只列出部分观察使、道尹名录，其中观察使：赵复祥、何国钧；道尹：丁兆冠、李选廷、陈钧、江映枢^[5]198。这些资料的记载都概而记之，含糊其辞，与史实出入较大，同是一人事，各书记载也大相径庭。基于此，笔者在查询大量史料的基础上，通过文献对照、梳理、辨析, 初步勾勒出民国时期蒙自道（临开广道）道尹的籍贯、更替、仕履等，以便学者对之进行深入研究。

1 临安开广道时期

临安起义胜利后，革命军推进蒙自，驱逐临安开广道道台龚心湛，清朝在滇南的统治机构瓦解。滇南反正后，云南军政府对清地方行政制度有所继承与革新，临安开广道沿袭，并以临开广道原兼税务监督，“暂仍其旧” ^[2]41。临安开广道时期，其地方行政长官在不同时期的权限及称呼也有差别，笔者整理如下。

1.1 两任蒙自关道

滇南革命政权初创之际，地方尚未完全底定，临开广道名存实亡，故云南军政府对临开广道的行政长官以“关道”称之，即税务监督。清末临安开广道设置后，因临安开广道行政长官兼任蒙自关道，故在政府公文中，也常用“关道^① ”指称临安开广道的行政长官。云南军政府在建立初期，先后任命李曰垓与赵复祥为蒙自关道。

① 关道，官名。晚清置，即海关道，主管通商口岸海关收税事宜。后关税实权归外籍税务司，关道仅具虚名，每年四季按税务司的报告查收税银，通过督抚转呈中央。辛亥革命后，关道改称海关监督。淸末，临安开广道设置后其行政长官兼任蒙自关道，故政府公文中，经常用“关道”指称临安开广道的行政长官。光绪年间，时任云南巡抚的谭钧培在“剿办越南难民情形折（光绪16年5月）”称蔡信义为“临安开广道蔡信义”，而在“剿办越匪一律肃清折（光绪16年6月）”称蔡信义为“关道蔡信义”。

1.1.1 未就任的李曰垓

李曰垓（1881—1944年），字子鬯，腾冲人。清季以庠生考入云南高等学堂，俄选送京师大学堂。1908年毕业后，授举人、中堂科中书。1909年回滇，上书请开发边民知识，遂派总办全省沿边土民学堂，颇有成效。1911年初，李曰垓任设在蒙自的第三模范中学监督。“辛亥临安起义之时，李曰垓与赵又新、朱朝瑛谋响应，策动滇南起义。起义军在取得临安起义的胜利后，立即联络云南军政府，同时就地招募兵员，成立南军军政府。因蒙自为清南防重地，赵复祥遂进军蒙自，蒙自道台龚心湛逃逸，蒙自光复。省电，任复祥南防陆军统领，朱朝瑛为临沅镇总兵，李曰垓为蒙自关道” ^[10]。1911年11月10日，蔡锷在致赵复祥及各道府厅州县电文中，提到的“蒙自赵统领、李关道，临安朱统领”的“李关道”即李曰垓。但事实上，李曰垓并未到任，蒙自关道一职由赵复祥兼任^[11]70。云南军政府成立后，李曰垓被军都督府任命为军政部次长。1912年，李曰垓赴昆明就职，参与军府机要，多所规划。之后，李曰垓任过民政长公署秘书长、滇南观察使、殖边总办及西藏宣慰使（因经费及其他原因而未履任）等职务。

1.1.2 赵复祥兼任关道

赵复祥（1881—1920年），又名赵又新，字凤喈，风庆人。清廪生。日本振武学校、士官学校毕业，同盟会员。留日归国后，曾任清四川督练公所提调。1909年夏返回昆明，在新军中任职，在陆军第十九镇七十五标任教练官，驻防临安。宣统3年（1911）9月11日（公历11月1日），与朱朝瑛领导临安起义，在迤南打响革命的第一枪。之后，又进军蒙自，覆败清军，略定迤南，被省府任命为南防统领兼署蒙自关道^[2]。兼关道期间，“重编公务机关，添设营额，力图进取。” ^[12]赵复祥本欲有所作为，孰知祸生意外，其仓促招募之军队有盗犯痞棍土匪混入，遂有10月13日（12月3日）夜兵变之事，南防震动。

蒙自兵乱后，赵复祥不得已由河口转往江西，蒙自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赵复祥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云南军政府都督蔡锷对之一清二楚，其在“复援蜀滇军诸军官电（1912年2月20日）”文中指出：“复祥在蒙自，凡省中委任人员皆拒不受。河口提省之协饷均被截留，又欲截个旧锡课、普洱茶课。意在独据一隅，遂滥招兵丁，匪徒混迹，致酿成10月13之变。” ^[11]314

随后，赵复祥投奔李烈钧，参加湖口起义。起义失败后辗转回滇，改名赵又新，任讲武学校校长。护国首义时，任护国第一军第二梯团长。入川后，任靖国第二军军长，驻泸州，兼署永宁道尹。1920年10月，川军攻泸州，赵复祥阵亡^[13]。

1.2 临开广道道台

民国元年（1912），云南军政府逐渐控制全省，地方社会亦趋安定，道台作为地方长官开始署理政务。但辛亥之后，全国大多数省份的道予以废止，故民初“云南省军政民政司法职官年表”没有罗列民国元年的道级行政官员。从民国元年至民国2年2月间，云南军政府任命的临开广道道台有何国钧。

何国钧（?—1922年），字干臣，宜良河溪营人。何国钧自幼读诗书，清末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振武学校，并参加中国同盟会。1911年底，蒙自兵变平息，云南军政府委何国钧为临开广道道台，办理善后。何国钧曾三次在蒙自任道尹（或道台）一职，此为其第一次任职。上任伊始，何国钧着手处置蒙自兵变索赔案。民国元年（1912）3月4日，蔡锷致电“蒙自何道台^② ”询问铁路局遗失之款，文曰：“税司寄存铁路局遗失之款，为云南税关收入，自系云南公家存款，前由税司暂存，听候划还洋债。既经报明遗失，应准作正核销。将来中央政府与总税司议定办法，及滇省应摊赔款数目公布到滇，云南自应如数添拨汇交。此时尚未得中央命令，仍应抱定从前与该税司商定两不提用之议，未便遽行拨还。已饬军政部核议饬知，希先转告。” ^[11]314

② 清代道的长官，官方称为“道员”，民间尊为“道台”。

蒙自兵变时间虽短，但贻害地方，乱兵抢劫军械、库银，蒙自县城的哥胪士、士波顿、嘉歌比果洋行及芷村安西尼亚酒店遭到焚掠。事后，法国、意大利驻蒙领事向何国钧提出索赔，并借凭特权漫天要价，何国钧据理反驳。法国人白里（又名亨利毕西）来滇私游，往返昆明、阿迷、蒙自、个旧之间，个旧警察在烟馆将其拘留并押解道署，后在法国驻蒙领事干涉下释放，但何国钧扣留其护照^[14]281-284。

1.3 临开广道观察使

民国2年（1913）1月8日，为加强集权，控制地方，北京政府公布《划一现行各道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在地方实行省、道、县三级地方行政体制。2月25日，云南省依照是项规定将全省划为4道，道官名改为观察使，由该省行政长官呈国务总理呈请简任。临开广道为所置4道之一，观察使吴良桐经云南省行政长官呈国务总理呈请简任。

吴良桐（1875—1938），字子伯、梓柏，大关县人。吴良桐自幼受家庭良好教育，并以孝闻达乡里。清光绪22年（1896）考中举人，后分发四川候补，做过知县、巡警道署总务科长、重庆警察局提调等官职。宣统三年（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时，吴良桐召集江津有名绅民商议时务，宣布江津反正。辛亥革命后，吴良桐返回云南，时任云南都督的蔡锷召他入省，安排在民政厅署理政务。

民国2年（1913年）2月25日，吴被委任为临开广道观察使，驻蒙自。三府幅员辽阔，社情复杂，但吴良桐体察民情，治理有方，地方安宁无事，有佳誉。1914年6月24日，时为蒙自道尹的吴良桐卸任。吴良桐是以观察使的身份来蒙自任职的，在其卸职时，其身份成为蒙自道道尹。

此后，吴良桐调任省府，历任云南省高等检察厅长、交通司长、财政厅长、省政府秘书长、参议、顾问等职^[15]24-25。民国8年（1919）退职家居，关门谢客，潜心读书，博览百家，尤致力于中医药学研究^[16]。

2 蒙自道时期

民国3年（1914）5月，民国政府制颁《道官制》，改观察使为道尹，隶属巡按使（一省之民政长官）。当年，临开广道改为蒙自道。民国实行政军分治，道行政长官多由文官出任，职权也主要在民政，如监督道内行政权、考核道内行政官吏权，颁布道单行规程权等。当然，道尹也有一定的军事权：受巡按使之命令，对于驻扎本道之巡防警备各队，得节制调遣之。但是，其军事权只限于驻扎地方之巡防警备各队，以维持地方治安。然而，民国时期，地方不靖，巡防警备各队根本难以应付。如此，道尹于非常事变之际需用兵力，或为防卫起见需用兵备时，得详由该管省行政长官，请驻扎邻近之陆军或军舰长官派兵处理；但因特别情形不及详请时，得径向各该军队及军舰长官请其出兵^[6]483-484。

然蒙自道接壤法越，强邻环伺，一有不慎，动贻外人以口实，而祸患随之；入民以来，地方匪患严重，攻打县城，几至绑架道尹，祸害地方至巨。蒙自道作为云南的门户，直接关系一省之安危，实乃南防之重地。鉴于此，云南省政府在特别情形时不能不指派强有力之军事长官兼任蒙自道尹，以安定地方、巩固南防，故自护国运动始，蒙自驻军的军事长官多有兼任蒙自道尹之事。笔者根据云南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密疏、道尹任命的方式区别，把这时期的蒙自道尹划为2种类型：报请国务总理后简任阶段道尹和云南省政府自主任命阶段道尹。

2.1 报请国务总理后简任阶段的道尹

民国3年至民国6年（1914—1917），云南与中央政府关系相对密切，云南各道道尹人选一般需经省行政长官报请国务总理后简任。但护国运动与护法运动期间，云南都参与其中，故新任道尹有未报请中央政府之事。

2.1.1 暂行代理道尹的王广龄

民国3年（1914）6月24日，北京政府任命周沆为蒙自道道尹，但在周沆未上任前，由王广龄暂行代理^[17]，并呈请国务总理后简任。王广龄为广东南海人，日本警监学校毕业，历任清广东巡警道课长、广东警察教练所教员。宣统2年（1910）2月24日，王广龄到云南任铁路路警公所提调^[18]，民国元年（1912）任蒙自督办^①，后任河口副办。吴良桐卸任后，王广龄暂行代理道尹。

① 清政府允许法人在云南修筑滇越铁路后，在蒙自设铁路局，内置驻蒙自督办大员一员，由临开广道兼任。

王广龄代理道尹期间，履职不详。民国4年（1915），王广龄任广东警察厅长。5年（1916）4月12日在广州海珠岛遇刺身亡。

2.1.2 是非曲直的道尹周沆

民国3年（1914）6月24日，贵州遵义人周沆出任蒙自道尹。周为晚清进士出身，光绪26年（1900年）后来云南任职，先后做过云南乡试考官，浪穹（今洱源）、蒙自等县知县。宣统3年（1911），周沆迁云南府知府，兼讲武堂副校长。云南“重九起义”后，周沆在军政府担任外交司司长。民国元年（1912年），周沆随唐继尧入黔，被视为心腹。民国2年（1913年），唐继尧返回昆明主政云南，周沆亦随唐返回云南。周沆是经云南省呈国务总理简任的蒙自道尹。

在任期间，周沆对云南对汛督办进行改革，强化其地方行政与司法职能。民国4年（1915）5月9日至12日，蒙自县城及城郊大雨，洪水暴涨，涌入东村螺蛳桥老铁路局空房，冲塌新铁路局围墙，福鼎酒店背面平房29间、厦房3间，法巡捕房2间、围墙3.8丈，哥胪士洋行苦力房4间，安兴洋行平房3间、围墙32丈，淹没东村、石缸寨（今己不存）的一片田地。法商福鼎为保护其洋行的安全，挖决犁江河河堤3丈余，造成洪水泛滥，祸害蒙自百姓。然法人借势讹诈地方官员，遂有“蒙自水涨堤决冲坏房屋法领索赔一案”。周沆以“山水骤发，原非人力所能防止”为由劝阻，同时召法领事至道署面商，议定互不赔偿损失，据理驳斥了法人的无理要求^[14]284。

民国4年（1915）12月18日，蔡锷经越南改乘滇越火车经河口、蒙自、开远转返昆明。云南护国军兴，周沆因未能阻扰蔡锷入滇，恐引来杀身之祸而悄然去职离开蒙自。周沆“去职”原因，成为护国运动一段公案^①。周沆后来担任过琼崖道道尹、北洋政府国务院名誉顾问、陕西汉中道尹、贵州驻京代表等职。

① 周沆“谋杀蔡锷”系护国运动一段公案。据周沆后人回忆，周沆放蔡锷入滇，引来杀身之祸而离开蒙自。参见周建初.我所知道的祖父—周沆[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遵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遵义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C].1986：20 27。另据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理事李开林的研究成果称：无论周沆还是阿迷知事张一鲲均是唐继尧之心腹，都不具备刺杀蔡锷的动机与条件。

2.1.3 武人道尹刘祖武

周沆出走后，蒙自道尹由驻蒙自的第二卫戍司令刘祖武兼任，因云南反对袁世凯称帝故没有报请袁世凯政府。与此同时，袁世凯称帝的拥护者广东督军龙济光又密委周子庄（周子祐之七兄）为蒙自“道尹”，万钟禄（冷泉乡嘎龙地主，保商营营长）为蒙自“县长”，准备发难时里应外合，攻占蒙自县城^[14]43。

刘祖武为蒙自道砚山人，15岁考入云南武备学堂，后赴日留学并加入同盟会。学成回国后，刘祖武参加了昆明“重九起义”。民国4年（1915）刘祖武任滇军第二师师长，驻蒙自。周沆出走后，刘祖武兼任蒙自道道尹。民国5年（1916）1月19日，在“唐继尧派徐之琛与蒙自道尹等会商保护边界办法饬稿”文本中^[19]，时蒙自道道尹既为刘祖武。刘祖武以在职军人身份兼任蒙自道尹，是护国反袁斗争特殊时期的需要。云南护国战争打响后，护国军分两路出击讨袁世凯。袁世凯乘云南后方空虚，指使广东督军龙济光由广西进袭滇南，造成两面夹击护国军的形势，同时策动龙体乾、龙毓乾等土司在江外准备内应。龙觐光兵分三路进击云南，一度攻陷个旧，并逼近建水、蒙自县城，滇南形势甚为紧张。刘祖武兼任南防剿匪总司令官，坐镇蒙自亲自指挥，在西门外韭菜园以及大屯、古山、鸡街一带击溃龙氏父子兵，收复个旧，并直捣江外龙氏土司老巢，大获全胜，有力地支援了前线的护国军。刘祖武驻防蒙自期间，不许军队扰民，深得民心，蒙自各界曾铸制刘祖武铜像竖立于南湖公园以资纪念。

护法运动期间，唐继尧以“靖国”名义率师北征，由刘祖武任云南代督军职务。民国10年（1921）3月，顾品珍率兵驱唐后，提请省参议会同意刘祖武为代省长。民国11年（1922），刘祖武病逝于昆明^[15]80-81。

2.1.4 何国钧二署蒙自道

护国运动举事后，云南组建护国军3个军，第一军辖4个梯团，第二军辖3个梯团，第三军辖6个梯团^[20]。其中第二军军长为李烈钧，而何国钧被委任为参谋长兼第三梯团团长，但因何在蒙自未能到任。之后，唐继尧任命何国钧为蒙自道尹并兼义勇军司令官，在蒙自道募集义勇军约四千余人^[21]。

何国钧具体何时接替刘祖武兼任蒙自道尹，笔者没有从史料找到。但民国5年（1916年）3月23日，唐继尧在“为通报南防战局致刘显世蔡锷李烈钧戴戡刘存厚等处电”文中，有饬令“蒙自何道尹国钧驰赴临安，会同李旅长修家妥办善后” ^[22]的内容。由此可见，何国钧其时已是蒙自道尹。4月19日，在“李识韩报告进剿逆匪克复邱北经过情形电”中，李识韩把“蒙自刘师长，个旧何道尹” ^[19]251分开罗列。其中，蒙自刘师长即刘祖武，时任滇军第二师师长、南防剿匪总司令官等职；个旧何道尹即何国钧，其时正在个旧妥办善后事宜。5月5日，何国钧为处理滇南龙济光势力与云南都督唐继尧的来往函中，落款亦为“道尹何国钧” ^[19]255。

何国钧与刘祖武一样是由云南护国军政府任命，而没呈报袁世凯控制的北京政府。何国钧在蒙自任职道尹期间，其政治立场充满争议。据曾任个旧善后事务所文牍陈潜的遗著《民国五年丙辰龙济光之乱大事记》载：“济光附袁、密约干臣自蒙自以兵内应。然道尹不辖兵，而驻蒙刘师长祖武实拥兵权，故何特招练义勇军，外示以护国拥唐，而阴实欲龙少臣（澄）袭据临、个，己乃自蒙自直趋省垣，为先入咸阳之谋” ^[23]。江外龙氏兵败后，何国钧反因劝降江外龙氏余党有功，在个旧城北郊树立的《八筒军功碑》中占有一席^[24]，继续兼蒙自道尹。

民国5年，正值《中英禁烟条约》规定禁绝烟苗的期限届满，北洋政府外交部通知云南政府准备会勘。几经交涉后，中英双方将于1917年3月派员会同种烟各省实地勘察，何国钧配合云南督军、省长两公署在地方厉行禁烟。当英方代表窦尔恭在蒙自道邱北会勘时，何国钧率队驰往邱北会同中方詹秉忠保护招待^[25]。事后，云南军政两署嘉奖禁烟有功人员，何国钧上报省署对道署电报员端木乐泰从优奖叙^[26]。民国6年（1917）7月，蒙自商号天云祥由宜良盐隆公司购得纯锑8 667市斤，委托碧色寨大通公司北仓运交海防转运香港销售。货抵海防，海防关索要“人情纸”方准出口。蒙自商会代天云祥函请蒙自道尹何国钧照会驻蒙自法领事，发给天云祥“人情纸”一张，才得以运抵香港^[14]286。

民国6年（1917）8月，何国钧参加护法战争，任靖国联军挺进军总司令。

2.1.5 丁兆冠短任道尹

民国6年（1917），36岁丁兆冠离开省城昆明，赴任蒙自道道尹。丁兆冠为蒙自道石屏人，是晚清进士出身，并被选赴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留学。丁兆冠学成归国后，曾任内阁中书，后在四川任知县。辛亥革命后，丁兆冠任过四川省财政司长。不久，丁兆冠辞职回滇，先后任云南法政专科学校校长、云南高等审判厅厅长、云南政务厅厅长等职。丁兆冠为人干练，能堪重任，在护国讨袁和护法靖国战争诸役中，征调频繁，军务忙碌，日夜筹划，献计献策，出力颇多^[15]51-52。

丁兆冠出任蒙自道尹时间很短，履职不详，《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之“云南省军政民政司法职官年表”也没有记载其任蒙自道道尹一事。但丁兆冠在思茅道道尹上，兴学校，课农桑，修道路，受到当地百姓称颂^[27]。

2.1.6 陈善出任蒙自道

民国6年（1917）11月，陈善接替丁兆冠出任蒙自道。陈善为盐丰（民国元年设，今大姚县石羊古镇）人，前清拔贡。民国元年（1912），陈善出任云南省临时省会议员。民国2年（1913），陈善入京当选参议院议员、宪政起草委员。袁世凯解散国会后，陈善返回云南，被省府任命为富滇银行总理。民国5年（1916），陈善又入京就职。民国6年（1917）6月，国会再次解散。陈善被委任为蒙自道尹，就是在第二次国会解散之后。

陈善在蒙自道尹期间，履职不详。据《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云南省军政民政司法职官年表”载，陈善自民国6年（1917）11月23日任蒙自道尹，一直至民国15年（1926）止，长达9年之久。如此情况，也出现在滇中道尹、普洱道尹、腾越道尹的人选与任期^[28]。近10年间道尹人选不变化，反映出云南与中央关系的疏离。

2.2 云南省政府自主任命阶段的道尹

护法运动后，北洋系控制的北京政府陷入严重的派系之争，政出多门，威权扫地。而云南唐继尧却借助护国、护法运动，声威达到顶峰。民国7年（1918），唐继尧被推为护法军总裁，并任八省联军总司令，俨然以“东陆主人”自居。自陈善之后，云南道尹任命不再报呈北洋政府简任。

2.2.1 兼任道尹的财政厅长缪嘉寿

民国6年（1917）5月间，唐继尧任命在外征战的缪嘉寿为省财政厅长，接替吴琨^[29]。适值缪嘉寿远征在外，率靖国军1个旅驻蒙自不能返昆履职，财政厅长一职暂由吴琨以“代管” ^[30]。其后，缪嘉寿任云南陆军第二卫戍区司令，并兼蒙自道尹。缪嘉寿为昆明人，早年入武备学堂，以成绩优异取录留日士官学生，因病未能行。迨武备毕业，奉委巡防营管带，驻守石屏，保卫地方。“重九起义”之后，缪嘉寿在云南军政府任职，做过高级参谋，随李根源出巡迤西。后来返回昆明，先后出任陆军制革厂长、督署军需课长，扫除积弊，筹集军实，不遗全力。护国军兴，饷糈不匮，皆赖缪嘉寿平日撙节储备之力^[16]765-766。

缪嘉寿在任期间，金平勐丁芭蕉河“苗王”马勃迈率众起义，反抗勐丁土司残酷压迫剥削农民，四周村寨各族群众纷纷响应起义。哈尼族17岁女青年卢梅贝率领多沙等寨的哈尼族同胞响应，被马勃迈封为大将。武人出身的缪嘉寿奉唐继尧令予以镇压，他指令建水县令丁国梁、个旧县令沈钟率官军联合土司兵丁“围剿”农民军^[31]。民国7年（1918）7月12日，蒙自广兴隆皮鞋作坊托海防公源号代买红色熟皮3 000公斤，因无执照不得运回。广兴隆向法领事府申请发给执照，不给。只得呈请道署交涉。道尹缪嘉寿照会法领事请发给广兴隆执照，维护中方商人的权益^[14]287。当月，缪嘉寿返回昆明，到财政厅正式入职^[32]。缪嘉寿在蒙自一年有余，盗戢民安，政通人和，“南防之民，称道勿衰” ^[33]。

2.2.2 第一任道尹秦光

民国7年（1918）10月，47岁的秦光第被委任为第二卫戍区司令兼蒙自道道尹。秦光第是呈贡人，武备学堂毕业。宣统元年（1909），秦光第任37协执事官，次年迁陆军学堂提调。辛亥年，秦光第参加“重九起义”。云南军政府成立后，秦光第先后任被服厂厂长、军需课长、军需局长、云南警务处长及省会警察厅厅长等职。

秦光第任道尹时期，廉政自持，奉公守职，贤者重用，劣者去职。滇南是全省重要财富地区，但入民以来匪焰嚣张，蒙自、临安（建水）各属频年不靖，民不聊生。秦光第令所属军队严守纪律不得扰乱地方，并举办民团协助军队缉拿盗匪，地方匪患逐渐平息。蒙自道个旧锡业发达，厂务繁盛，为滇省财赋区；但五方杂处，聚众赌博杀人越货时有出现。秦光第责令县军会同查禁，大力整顿个旧市容并开市场，规定锡矿事不准公务员干预。个碧铁路公司负责人挪用公款甚巨，无人敢问，舆论哗然，秦光第乃令从严查究，将挪款人判刑，人心大快。道治蒙自征收酒税，半为中饱，秦光第改为商办，每年能上缴万元，充实地方财富。河口对汛揖税也大多中饱，秦令河口督办将捐税所得办理边关要政，以益地方。外商在蒙自收买锡矿砂，有各方面牵连，既由公家垫款买锡，防杜商奸。每年春末夏初，蒙个青黄不接，米价昂贵，民食艰难，秦光第拨专款派员向法越购买大米接济民食。蒙自道署收捐千元，并把此款拔作购买籽种之用^[34]65-73。

蒙自道所属边界各县与越南接壤，秦光第派人查禁烟苗，禁绝贩毒走私。此外，对维护滇越铁道路警主权及处理中法外交有关事务，秦光第坚持按照国际公法办理。民国9年（1920）1月22日，蒙自商号恒庆泰托碧色寨大通公司北仓转运上锡550张至香港。经海防，为海防法政厅扣留。因海防也有一大通公司北仓，该仓亏欠海防洋行款项未还，被洋行指控，不得转运货物。两大通公司北仓本系两个企业，业务上无任何关系。海防法政厅误以为是一个企业，故有此举。恒庆泰经理燕秉权将此事呈报代道尹秦光第，秦光第照会法领事严正交涉，恒庆泰货物得以放行^[14]287。

民国9年（1920）8月，秦光第调任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9]150。其在蒙自道尹任内多善政，得民心，“勇于办匪，明于察吏，善于安民” ^[16]759。

2.2.3 川人李友勋任道尹

民国9年（1920），李友勋接替秦光第任云南第二卫戍区司令官，兼蒙自道尹。李友勋为四川三台人，云南陆军讲武堂第一期步兵科学生，毕业后报效滇军部队服务，历任滇军队官、护国军支队长、靖国军旅长。

李友勋兼蒙自道尹不久，云南政坛发生顾品珍发动的倒唐运动。民国10年（1921）初，顾品珍联合部分滇军将领倒唐，唐继尧出走香港。离滇之际，唐继尧在蒙自暂留一日，任命龙云为近卫第11团团长，与拥护自己的李友勋同驻蒙自地区，以为将来东山再起做准备。顾品珍主政云南后，李友勋接受顾品珍的任命，他在致法国驻蒙自领事的照会中，自称“敝司令官兼道尹”（1921年2月12日）^[35]22。李友勋在蒙自期间，曾向地方索取银元5万余元^[5]491-492。由于李友勋所率部队为唐继尧旧部，在蒙自的活动受到诸多限制，其蒙自道尹也只是一个名分而已，旋把道尹让给拥顾的何国钧^[36]；同年4月20日，云南省长周钟岳在坚辞省长职务的通电中，已把“蒙自李司令官、何道尹”分开罗列^[35]27。

之后，李友勋与龙云因担心顾品珍对其不利，借“响应孙中山护法、讨伐桂系之号召，进兵广西” ^[37]140，于民国11年（1922）2月，李友勋在拥唐回滇省的战斗中，遭到桂军阻击而身亡，龙云代之^[37]144。

2.2.4 何国钧三任道尹

民国10年（1921）3月间，何国钧取代李友勋出任蒙自道尹。在顾品珍倒唐运动中，何国钧出力颇多，深得器重，故取代李友勋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何国钧在蒙自期间，有恃无恐，借用个碧石铁路股份有限公司铁路款为数甚巨，却迟迟未筹还。民国10年（1921）6月13日，朱德以催收铁路局借款处专员名义与项铣等呈文滇军总司令官顾品珍：“现任蒙自道尹何国钧，前以何干臣名义，借用路款本息共积欠捌万捌千零柒拾柒两陆钱，为数甚巨，迭经催收，久未见其筹还” ^[38]。同年7月《宜良县志》刊印，“现任蒙自道尹”何国钧“捐银壹佰元” ^[39]。在担任道尹期间，何国钧还奉省署命令查封杜涛等人组织的“中国青年劳工团”，同时下令通缉杜涛等人^[40]。

民国11年（1922）2月，何国钧随顾品珍拒唐入滇失败，何与金汉鼎、唐淮源、罗佩金等西退楚雄奔华封歌，何与罗在华南县被当地驻军扣留。4月7日，何国钧与罗佩金被土匪普小洪杀害^[41]。

2.2.5 李选廷兼任道尹

民国10年（1921），李选廷以第六混成旅旅长兼任蒙自道尹、蒙自地区剿匪指挥部参谋长^[42]123，接替何国钧。李选廷为开化安平（今马关）人，宣统元年（1909）入云南讲武堂学习军事，毕业后编进入云南新军。辛亥年，李选廷参加昆明反清“重九起义”，并从征入川，多有战功。民国4年（1915），李选廷调任广南县知事。民国8年（1919），滇南土匪猖獗，唐继尧任命李选廷为建水守备司令，李在建水对股匪采取攻、抚兼施之策，使匪患有所平缓。民国10年（1921），李选廷升任滇军第六混成旅旅长兼任蒙自道尹。

民国11年（1922）3月，唐继尧从广西反攻回滇，李选廷积极响应，被委任为滇西镇守使。随后，唐继尧经顾品珍事件后，对部下怀有戒心，下其兵权。民国13年（1924），李选廷再次任滇西镇守使，驻守大理^[43]。

2.2.6 张维翰短任道尹

民国11年（1922）3月，张维翰返回云南，被唐继尧委任为蒙自道尹。张维翰为大关人，毕业于云南法政学堂。“重九起义”之后，张维翰任云南都督府秘书。民国2年（1913）2月，张维翰任云南省行政公署总务科长，10月又出任盐兴县知事。民国3年（1914），调任个旧县知事。民国5年（1916），张维翰出任四川省督军公署秘书长。民国8年（1919），张维翰赴日本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及东京市政研究会，选修宪法及市政等科。当年8月，昆明市政公所成立，赴任蒙自道尹不久的张维翰被调任为督办^[44]。

2.2.7 秦光第二任道尹

民国11年（1922）9月，云南省署任命秦光第为蒙自道尹。秦光第在蒙自道素有德政，为民众所称赞。第二任期内，秦光第依然为民造福。他见江川县之星云湖口、澄江县之抚仙湖口均多年失修，三县人民频遭水患，遂与澄江、江川、华宁三县官绅商议，向省借款2万元进行疏浚。工竣后涸出历年被淹农田一万四千亩，按甲、乙两种分别收捐得二万四千余元，除归还借款外，其余留作两湖口善后费用，三县人民为此立碑以志此举^[34]65-73。

秦光第整顿滇越铁路政务，令滇越铁路沿路分局所有隙地植八角等树增加生产。蒙自道及所属县的中等学校缺款，秦光第征得地方同意拨给经费，使五个学校得以正常办理。秦光第视察地方，解决石屏及阿迷王三寨乡民械斗，为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45]。繁忙政务之余，秦光第还对地方上的赌博等现象进行严厉治理，改良社会风气^[46]。民国13年（1924），秦光第调任云南省内务司（民政厅）司长。

2.2.8 任职最长的道尹陈鹤亭

民国14年（1925），石屏人陈鹤亭调任蒙自道尹。陈鹤亭是晚清进士，任过个碧铁路公司总经理、云南财政厅长兼盐运使及个旧锡务公司总理等职，在地方素有威望，其也成为蒙自道道尹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人。

其时，蒙自地方匪患严重，人民苦之。陈鹤亭因无兵可剿，万般无奈之下只得招安土匪。是年7月，陈鹤亭以道尹的身份，与当地巨商周子裕以保境安民的旗号，组织“迤南民众保安会”，又招安滇南土匪头子李绍宗及其队伍，成立“保安司令部”，道尹任保安会会长兼保安司令，周子裕任副司令，招安李绍宗、孔庆桂等土匪，使地方稍有平息。“六一四”政变之际，龙云与胡若愚火并，陈鹤亭为保全迤南地方安全，实行地方自治，拒绝双方部队入境。

1928年龙云上台后，知陈鹤亭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声望，乃以省政府名义正式加委陈鹤亭为“迤南保安司令”，并遣专使高蕴华亲送任状、关防至蒙，以稳定迤南秩序。不久之后，陈鹤亭请辞解散“保安司令部”。解散后，蒙自空虚，土匪横行，发生道尹陈鹤亭、蒙自巨绅周柏斋、包泉斋等人被土匪牛应鹏绑架并勒索20万元。之后，陈鹤亭辞去蒙自道尹，被举为省政府委员。民国18年（1929），任满，陈鹤亭被聘任为省府高等顾问官。民国20年（1931）7月，陈氏病逝昆明，享年58岁^[47]。

2.2.9 龙云姻亲江映枢

民国17年（1928）年，龙云任命江映枢为蒙自道尹，并命张冲率师随到蒙自驻防。江映枢是临安府（今建水）人，清宣统元年（1909）入广西陆军学堂。毕业后任广西陆军第一标队官，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力主孙中山与唐继尧合作，为唐所忌。龙云主政云南后，江映枢因与龙云是姻亲，关系密切，被委以重任。

江映枢到任后，因有龙云做靠山，对蒙自地方豪绅进行整顿，下令逮捕周氏兄弟。周子庄在蒙自被捕，周子荫在个旧被捕，周子祐逃往香港，周子荫、周子庄被押往昆明拘押，在处以20万元罚金后释放。此外，江映枢力主绥靖安抚，对滇南土匪全部招安收编，盖江映枢为迤南建水人，不愿家乡田园毁于战祸。是以南部地匪得以肃清，地方安静^[48]。

民国18年（1929）4月，共产党员李鑫在个旧准备发动工人暴动，因消息泄露而失败，李鑫、戴德明、杨逢春等人被捕。5月11日，江映枢奉省署命令将李鑫、戴德明、杨逢春等人在蒙自杀害^[49]。

2.2.10 王荣阶最后署理蒙自道

民国18年（1929），全国大多省份已经裁废道官，云南也在酝酿之中。江映枢请辞蒙自道尹后，王荣阶在此时期暂代道尹一职，仕途却充满艰险。

民国18年（1929）8月28日，受招安的土匪李应洪重叛，将蒙自代道尹王荣阶、县长孙谟及地方绅士60余人绑架到建水岩洞，途中杀死2人，其余重金赎回^[14]39。王荣阶也成为又一个被土匪绑架过的蒙自道尹。

3 地方文史记载中的两位“蒙自道尹” 3.1 逻辑学家王延直

王延直（1872—1937），字穆若，贵州贵阳人，是我国近代逻辑学的泰斗，其编写的《普通应用论理学》于1912年7月由云南印刷局印刷。

王延直在晚清中过举人，后东渡日本留学深造。学成归国后，在贵州学堂担任教职。王延直生平，今天能搜集的材料甚少，不过据《贵阳历史人物丛书·科技经济卷》《筑人行迹——贵阳历史文化人物传略》等多书记载，辛亥革命以后，王延直赴云南，任职蒙自道道尹^[50]。笔者搜集的史料显示，辛亥革命后，王延直赴云南，印制了自己的《普通应用论理学》，先后担任过休纳（今玉溪，民国三、四年任职）县知事^①、顺宁县（今凤庆县，民国5年至7年任职）知事^②。个别文史资料还记载，王延直在护国运动爆发前还担任过蒙自县知事^[51]，但《蒙自县志》所列39任33名县长（知事）中并没有王延直^[14]207，且民国4年（1915）有葛灵魄和张祖梁两任县知事。民国9年（1920）4月，王延直充任贵州省榕江县县长^[52]。之后，主要在贵州省履职，没有再到云南任职。

①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华民国5年），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6年，第690页“黎大总统令准将云南他郎县更名墨江，休纳县更名玉溪”条。

② 参见：云南省凤庆县志编纂委员会：《凤庆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09页。王延直在民国5年至民国7年（1916—1918）任职顺宁县（今凤庆县）知事。

从王延直在云南的官场履历来看，在1913年至1918年间没有出任蒙自道尹的时间段，其官场履历也不够。即使王延直在1918年7月至10月间充任蒙自道尹，也仅是短暂任职，且履职不详。

3.2 蒙自关监督杨益谦

此外，部分书籍在介绍剑川人杨益谦的履历时，言杨益谦民国10年（1921）归滇后做过蒙自道尹，如《新编大理风物志》《云南辞典》等都有记载。而据较权威的《续云南通志长编·人物》记载，杨归滇后，担任过靖国联军总司令部参赞、云南省府军咨处处长，后忽倦于仕，退而养亲课子。后复出任职，“起为第十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兼蒙自关监督” ^[16]760-761。《云南讲武堂将帅录》记载：杨益谦“1930年任讨逆军第10路军总指挥（龙云）部参谋长，1932年7月16日兼任蒙自关监督。” ^[42]147；《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记载，杨“1932年7月16日任蒙自关监督” ^[53]。《中国近代海关高级职员年表》也记载，杨益谦在1932年7月1日至1933年10月4日兼任蒙自关监督^[54]。可见，杨益谦任职的不是蒙自道尹（时已裁废），而是蒙自关监督。蒙自关监督在清末设置，清末民初多为临安开广道道尹兼任。杨益谦可能因出任蒙自关监督，被人误以为做过蒙自道尹。

4 结语

蒙自道（临开广道）道尹作为一个群体，是中央（地方）政令在边疆地区的具体贯彻者，也是边疆基层治理的决策者与参与者，其负有宣布德意、抚安齐民、督查县吏之职责，关乎地方社会的治与安。然而，民国道制本是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衍生物，民初观察使（道尹）任命须经中央简任，旨在“虚省实道”，有牵制省府（多由军阀掌控）的作用，故道尹不可避免地卷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博弈之中。护国运动时期，周沆出逃即是证明。之后，道尹虽由省府任命，但作为镇守一方的大吏，又有卷入地方派系争斗之祸患。例如，唐顾争权时，国钧惨死。此外，地方匪患不止，军人当权，道尹多无实权，少有政绩卓著者。鉴于以上三者，道制设置未能发挥其省与县之间应有效力与重要作用。

民国18年（1929）11月，云南省政府裁蒙自道，所属各县直隶省府。次年3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议决废除道制，定地方行政区域为省、县两级，内政部通咨各省政府将所有道尹公署一律裁撤^[55]。至此，道作为一级行政区划，在制度上被正式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