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乌兹别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分别于1991年8月31日和9月9日宣布独立。两国于1992年10月22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自1992年至今两国签署国家、政府和部门间各项协议和条约共111个，这些文件涉及两国关系的所有关键领域，构成了两国合作的条约法律基础。这些条约中比较重要的有：1993年乌塔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00年6月乌塔永久友好条约。但总体来看，卡里莫夫时代两国关系并未获得正常良性的发展。两国关系始终为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的利益冲突所困扰。2014年以来伴随国际形势发生明显变化、2016年乌政权更迭米尔济约耶夫上台，乌塔关系出现重大缓和。本研究按照时间顺序，分阶段考察了乌塔关系，梳理了卡里莫夫时代困扰两国关系的矛盾和焦点问题，分析了米尔济约耶夫上台以来两国关系改善的原因，并展望了乌塔关系发展的前景。

作为中亚地区国家，乌塔关系对地区安全形势和多边机制运行影响重大。多年来上合组织在一些关键问题如自贸区建设方面始终徘徊不前，与成员国之间的不睦、对相关问题的不同看法不无关系。对乌塔关系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学术界深入了解中亚地区形势特点、地区一体化历史现状与前景，助力我国中亚外交。在当前我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下，本研究致力于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中亚的顺利实施提供更为坚实的智力支持。

1 乌塔关系中的历史遗留问题

这一问题要追溯至苏联政权建立初期。苏维埃政权在中亚确立后，于1924年对中亚进行了民族划界，但这次民族—国家划界为独立后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间的关系埋下了诸多隐患。首先，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归属问题。撒马尔罕和布哈拉是中亚城市文化的代表，这里居住的主要是塔吉克人。但是在其管辖的农村部分，乌兹别克族却占多数^[1]。因此，当时进行划界时，这两个城市就被留在了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和布哈拉是塔吉克人心目中的“圣城”，失去它们成为塔吉克人永远的痛。苏联解体和两国分别独立后，塔国内一些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甚至总统都曾表示迟早要收回这两个城市。

其次，苦盏州的归属问题。苦盏州位于塔吉克斯坦北部费尔干纳谷地。该地乌兹别克族人占40%以上，它同中亚主要的城市文化中心相连，但在地理上却同塔国内其余地区相隔绝。整个州的领土嵌入乌兹别克斯坦领土内部，与塔首都杜尚别的铁路运输和冬季的公路运输都需穿越乌境内。而交通运输的不便为独立后的塔国带来诸多困扰，也成为乌动辄使用交通运输制裁塔的手段。

再次，这次划界使从前历史—文化统一的费尔干纳盆地被一分为三，分别属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的边界线在此拧成一团，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局面。盆地内有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奈曼干州名为萨尔瓦克的飞地，属于塔吉克斯坦。苏联解体后各共和国的边界一下子成为国界，于是很快就成为国家间关系出现紧张甚至矛盾的原因。乌塔边界总长为1 332.9公里，2002年两国通过边界谈判，解决了86%的边界走向^[2]，目前仍有位于塔吉克斯坦索格特州（原列宁纳巴德州）的四块有争议地段没有确定边界。两国在这些尚未划定的边界经常发生冲突。乌、吉、塔间飞地的存在造成边境管理的真空地带，为日后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活动创造了条件，1999年夏震惊世界的“巴特肯”事件就发生在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巴特肯地区内属于乌兹别克斯坦的飞地内，并造成了乌塔间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最后，苏联对中亚的民族国家划界使乌兹别克族和塔吉克族被两国的界限分开，这些民族与国家领土边界的不一致导致日后两国的民族矛盾和国家矛盾相互交织，成为地区紧张和冲突的根源。这次划界后，有相当大一部分塔吉克人被留在了乌兹别克斯坦。根据1989年人口普查结果，在塔吉克斯坦的乌兹别克人119.78万人，占23.5%；而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吉克人共计101.5万人，占总人口的5%^[3]。但是根据另一些统计，在乌的塔吉克人有500~600万，约占乌国总人口的20~25%^[4]。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为了维护新独立国家的主权和统一，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有意抬高主体民族的地位。例如，根据乌国宪法规定，乌兹别克语为国语，国家机关各部门的重要领导职务要由乌兹别克族担任。塔吉克族人主要居住在位于乌南部经济较落后的苏尔汉河州、卡什卡河洲和费尔干纳谷地。上述地区的塔吉克人失业率高，生活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居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积极性非常低^[5]。

2 20世纪90年代的乌塔关系

20世纪90年代，乌塔两国间关系主要围绕塔吉克斯坦内战和战后安排展开。苏联刚刚解体的1992年初，塔吉克斯坦即爆发内战。内战双方为以拉赫莫诺夫总统为首的合法政府和以伊斯兰复兴党为核心的联合反对派。在塔内战初期，乌兹别克斯坦向塔政府提供了大量军事和物资援助。1992年末和1993年初，在人民阵线部队与联合反对派争夺首都杜尚别和加尔姆的战斗中，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志愿者和武装部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乌兹别克斯坦甚至还动用了控制阿富汗北方六省的乌兹别克族将军杜斯塔姆的军队，并向霍罗格和戈尔诺——八达赫尚州空运粮食和药品等。乌政权之所以如此积极地介入塔内战，并始终站在塔政府一方，支持人民阵线部队，是基于以下原因：首先，考虑到乌国内大量塔吉克族人的存在，乌担心塔吉克斯坦的伊斯兰极端势力一旦夺取政权，其下一个目标很可能会是世俗的乌兹别克斯坦政权；其次，乌担心一旦大规模的战事爆发，乌兹别克族难民大规模涌入本国境内，局面将难以控制；最后，乌希望通过介入塔内战以增强对塔的影响力，从而提升在中亚的地位。苏联解体后，乌凭借自身的地缘、人文、军事、经济实力，将自己定位为地区大国，希望作中亚的领头羊，塔内战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然而，随着拉赫莫诺夫在塔政权中的地位不断巩固，列宁纳巴德派开始受到排挤。1997年6月，在俄罗斯和伊朗的调节下，塔政府同塔联合反对派签订了《政权划分协议》，并在此基础上签署了《关于在塔吉克斯坦实现和平与民族和解的总协议》，塔内战结束。根据《政权划分协议》，拉赫莫诺夫继续担任塔吉克斯坦总统，其余权力机关的职位均按照人民阵线（塔政府方面）占2/3，联合反对派占1/3的比例进行分配^[6]。但是，划分给人民阵线的所有职位都被拉赫莫诺夫库利亚布派的人占据，而人民阵线的另一支主要力量——列宁纳巴德派却被排除在《政权划分协议》之外。正是由于对权力分配不满，1996—1998年，塔政府军第一旅旅长、乌兹别克族人胡多别尔德耶夫上校在塔南部库尔干秋别州、首都杜尚别附近以及列宁纳巴德州多次与政府军发生武装冲突，要求拉赫莫诺夫政府向列宁纳巴德人提供国家权力部门40%的职位。1998年11月，胡多别尔德耶夫上校率领上千名反政府武装分子在列宁纳巴德州首府胡占德同政府军激战，反政府武装一度占据优势。事件发生后，塔总统拉赫莫诺夫公开指责乌兹别克斯坦，称这是乌对塔的公然侵略，是对塔内政的直接干涉^[7]。乌当局对此予以坚决否认，称自己的国家没有参与“胡多别尔德耶夫的冒险行动”。胡多别尔德耶夫叛乱事件严重影响了乌塔关系，为双方埋下了不信任的种子。此后塔多次要求乌交出叛乱者，乌政府不予理会。

1999年夏，“乌伊运”伊斯兰极端分子窜入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接壤的奥什州巴特肯区和琼阿拉区，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巴特肯”事件。2000年夏秋，“乌伊运”武装分子再度进入巴特肯地区和乌境内的苏尔汉河州，乌吉两国政府动用大量部队，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最终才得以将“乌伊运”驱逐出去。“巴特肯”事件使乌塔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

1992年，乌总统卡里莫夫开展了大规模的反伊斯兰极端势力运动，约有2 000名乌兹别克斯坦极端分子逃亡塔吉克斯坦，并加入塔联合反对派参与同塔政府的武装冲突。1996年，这部分人以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为基地成立了“乌伊运”恐怖组织，其目标是推翻卡里莫夫政权，在费尔干纳谷地建立伊斯兰哈里发国。1997年塔内战结束后，“乌伊运”同一部分不愿被政府军队收编的反对派武装在塔北部山区驻扎下来。1998年应拉赫莫诺夫的请求，塔联合反对派曾尝试劝说“乌伊运”离开塔。但直到1999年初，盘踞于塔境内山前地带的“乌伊运”武装人员仍旧有1 500人^[8]。尽管在“巴特肯”事件期间，塔政府拉赫莫诺夫方面在打击伊斯兰极端分子问题上同乌、吉进行了积极的协调配合，如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同乌吉相关部门交流情报、协调立场等，但仍旧没有避免受到乌的指责和怀疑。事件发生后，乌政府一口咬定“乌伊运”武装分子是从塔吉克斯坦而不是阿富汗进入吉南部地区的。乌总统卡里莫夫甚至宣布，为了维护本国领土完整，乌将在国际法框架下，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甚至包括进入塔境内打击伊斯兰极端分子^[9]。塔内战结束后，成为中亚国家中唯一允许伊斯兰性质的政党存在的国家，且这部分人还进入了政府。由于客观情况，导致拉赫莫诺夫在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问题上，无法同乌保持完全一致的立场。而在乌看来，塔政府的无能为力，轻则就是在打击伊斯兰极端分子方面不愿帮助乌，重则就是塔在有意识地为“乌伊运”武装分子提供庇护地，是对“乌伊运”武装分子的纵容^[10]。面对乌的指控，塔也针锋相对地指出，乌也曾支持过塔的反对派，1998年胡多别尔德耶夫就是从乌境内向列宁纳巴德州发起攻击的^[11]。

总之，在20世纪90年代，胡多别尔德耶夫叛乱和“巴特肯”事件为乌塔关系埋下了不信任的种子。此后多年来两国经常以此互相指责对方，成为双方关系中的阻碍。

2000年之后，乌政府为了阻止伊斯兰武装分子再度越境，开始在乌塔边界地段埋设地雷，通往雷场的道路既没有设标志，也没有障碍物，对人畜的生命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至今已造成一两百人伤亡。塔政府多次要求乌提供雷区位置图，乌不予理会。双方在此问题上的争执持续多年。此后乌还开始对塔实施签证制度，实施严格的海关、边防检查，并经常关闭边境，严重影响了乌塔双边贸易以及塔与其他国家的对外贸易。

3 21世纪伊始至卡里莫夫去世前的乌塔关系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乌塔矛盾主要围绕上述问题而产生的话，那么21世纪特别是2004年以来，建设罗贡水电站问题始终困扰着两国，成为双方发展关系绕不过去的障碍。

中亚属于轻度缺水地区。最近几十年来，随着地区人口不断增加、气候变暖使水源地冰川融化水资源总量减少、环境污染等问题，中亚地区水资源紧张程度日益加剧。中亚地区主要河流都是跨境河流，其中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位于跨境河流的上游，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则位于下游。这使水资源使用问题超越一国界限，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内容。在水资源总量不断减少的背景下，水资源分配严重失衡使这一矛盾更加难以解决。位于阿姆河上游的塔吉克斯坦和位于锡尔河上游的吉尔吉斯斯坦，两国控制了中亚水资源的80.7%^[12]，属于水资源富足的国家，这使位于下游的乌、哈、土在水资源利用方面严重依赖上游国家。苏联时期，为了解决这一矛盾，采取能源补偿和交换制度。乌、哈、土尽管水资源贫乏，但是富产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化石能源，于是上下游国家根据联盟中央的统一规划，利用上游共和国境内的各种水利设施，进行化石能源和水资源的有效分配，保障了地区整体利益。然而随着苏联解体，统一的联盟中央不复存在，中亚加盟共和国开始成为独立主权国家，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在水资源利用方面各自为政，于是水资源矛盾开始产生。从目前来看，上游的吉尔吉斯斯坦和下游的哈萨克斯坦在水资源方面的矛盾处理得比较成功，而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这方面的矛盾最突出，解决难度最大。当前两国在水资源方面的争端集中表现在罗贡水电站建设方面。塔吉克斯坦希望借助修建罗贡水电站解决本国严重的能源危机本无可厚非，但是该水电站位于跨境河流阿姆河支流瓦赫什河上游，这无疑将触及乌的用水安全和利益。自2008年塔宣布独立修建罗贡水电站以来，两国围绕该问题的争端曾一度白热化，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

实际上，苏联解体至今，塔吉克斯坦始终被能源问题困扰。塔属于化石能源贫乏的国家，苏联时期塔的能源消费主要依赖乌兹别克斯坦，其对乌的能源依赖达到90%以上。作为交换，塔利用境内的水利设施，优先保障乌耗水型经济作物棉花的用水需求。苏联解体后，乌从国家利益出发，破坏了苏联时期的能源补偿和交换机制，开始要求邻国用现金支付天然气费用，在价格逐年上涨的同时，还不允许拖欠，一旦延迟付款，乌立即对塔实行“断气”。塔国力有限，且独立后经历长达八年的内战，国内经济状况始终不乐观，其支付能力有限。这使塔在冬季饱受缺电之苦，首都杜尚别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况下，塔决定利用本国丰富的水力资源建设大型水电站，发展水电事业，从而摆脱对乌的能源依赖。

罗贡水电站始建于1976年，后来因苏联解体和塔内战而中止。2004年，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两国签署协议，决定重启罗贡水电站建设项目。然而直到2007年双方仍未就股权分配和大坝高度问题达成一致，最终塔政府宣布终止同俄罗斯的合作。自2008年起，塔开始依靠本国力量独立完成水电站建设。塔政府坚决要将大坝高度定为335米，而不是俄方建议的285米，原因在于：大坝高度达到335米的大型水电站不仅可以满足本国的电力需求，而且还能够有多余的电力用于出口。塔计划将罗贡水电站建成后生产的电力出口到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家，赚取每年至少7亿美元的纯利润^[13]。

乌则将罗贡水电站计划视为对本国安全的直接威胁，因此坚决反对。乌的担忧有3点：第一，罗贡水电站大坝位于震级达9级的地震带上，且该地不止一次发生过地震，一旦再次发生地震，将造成无法想象的地质和生态灾难。第二，这种大型水电站蓄水量大，截流时间长，水量控制能力强，必然会使乌的用水量减少。这对于以灌溉农业为主的乌国来说，将意味着粮食和生态灾难。这并非危言耸听，最近几十年来乌国内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缺水引发的严重社会和生态问题，在卡拉卡尔帕克斯坦等地区不仅农业用水不足，而且居民生活用水都出现了问题。乌现有灌溉农业总面积为340万公顷，如果没有缺水问题，这一数字将达到1 000万公顷^[14]。第三，乌塔自独立以来，围绕民族、领土、边界等各种矛盾纷争不断，乌动辄以天然气供应要挟塔。乌担心一旦罗贡水电站建成，塔将有能力完全限制乌的用水，届时双方的地位将发生逆转，这是乌最担忧的。

出于以上考虑，乌坚决反对和阻止塔的水电站修建计划。自2010年起，乌利用塔对本国交通、能源等方面的依赖，对塔发起数轮“惩罚性制裁”。2009年末，乌单方面退出中亚统一电力系统，致使塔冬季电力供应状况几近瘫痪。乌对塔实施铁路和公路封锁，2010年乌无故扣押经过本国前往塔的2000余辆火车，造成超过1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乌以天然气为手段，对塔实施“断气”，迫使塔吉克铝厂和水泥厂等国民经济关键部门停产数日。尽管面临来自乌的各种压力，塔仍旧毫不妥协。在缺乏外部资金的情况下，塔总统拉赫蒙号召全体国民拿出自己一个月的工资，购买水电站建设股票，甚至将罗贡水电站项目视为塔吉克斯坦的“国家理想”。

罗贡水电站之争使乌塔两国间的矛盾达到顶点，对双方的政治、经济关系产生了严重影响，致使两国经贸合作规模逐年锐减，双边贸易额从2000年初的5亿美元减少至2015年的1 200万美元^[15]。两国领导人除了在独联体、上合组织等多边场合会面外，双边交流几乎为零。直到卡里莫夫总统去世前，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委员会仅召开过四次会议，两国间没有航空运输，一直保持着签证制度。2012年9月，乌已故前总统卡里莫夫在谈到中亚水资源利用问题时，对塔发出了战争警告，引发外界对中亚地区安全局势的又一轮担忧。

总之，自乌塔独立以来，两国间各种焦点问题集中体现了双方关系的复杂性和难解程度。同时，考虑到中亚国家政治体制的特点，总统在外交事务上拥有绝对的权力，这使其不可避免地将个人的好恶带入外交活动中。卡里莫夫时代乌塔两国总统个人关系长期不睦，这也对两国关系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4 米尔济约耶夫上台以来的乌塔关系

通过对卡里莫夫时期乌塔关系的考察，可以发现，卡里莫夫时代乌塔两国间的矛盾关系，既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有现实中的各种利益冲突。两国关系之所以多年来处于非正常的“冷战”状态，很多棘手的问题久拖不决，主要是基于以下因素的存在。

一是大国定位因素。自苏联解体以来，乌始终将自身定位为中亚大国，希望在地区事物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乌国内人口超过三千万，占整个中亚人口的一半。其国土位于中亚中心，同其他四国和阿富汗都接壤。由于历史的原因，乌兹别克族在上述各国广泛分布，使乌有机会对邻国的事务发挥影响。军事和经济实力突出，能够为其地区大国梦想提供物质基础。多年来，乌凭借其军事和经济实力，在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问题上发挥主要作用，是中亚地区安全稳定的支柱。这些都成为乌提升自身地位的重要因素。然而在现实中，一方面包括塔在内的邻国对乌在地区安全方面发挥的作用表示欢迎，但另一方面又都对乌的地区霸主梦想表示不认可且非常反感。在乌塔关系中，尽管乌手中握有制约塔的种种手段，如交通、天然气、边界、民族等，但塔并非毫无还手之力，在水资源方面塔就占据有利地位。如此一来，双方都有制约彼此的有效手段，在涉及国家利益方面互不让步，两国矛盾始终处于一个潜在的、待爆发的状态。

二是俄罗斯因素。中亚对于俄罗斯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经济、安全等利益，是俄罗斯外交的优先方面。俄罗斯积极介入中亚事物，始终是中亚国家最重要的外交伙伴。基于自身的地区大国定位，乌一方面在地区安全事务上离不开俄罗斯，另一方面又对俄罗斯加强对塔的影响不满。乌反对俄罗斯在塔驻军，将其视为对自身安全的威胁；乌对俄罗斯介入中亚水资源争端不满，认为地区国家应该独立解决争议问题。乌对俄罗斯在中亚不断加强其存在不满的同时，也对塔的外交政策不满。为此，乌两度退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不参与俄罗斯主导的地区一体化进程，乌塔关系中，俄罗斯是影响双方关系最重要的外部因素。

三是安全因素。多年来，中亚国家在维护地区安全、共同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问题上进行了积极的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全因素是促进该地区国家团结合作的重要因素。但对于乌塔来说，安全因素在很多时候也是使两国关系疏远的原因。卡里莫夫时期，乌对塔实施严格的签证制度、两国间没有直航、乌对塔采取严格的海关和边防检查、定期关闭两国边界，很多时候是基于对来自阿富汗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毒品、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担忧^[16]。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乌塔冷战多年，问题一时难于解决，但这些问题截至目前并未导致彼此间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因为双方都对地区安全与稳定有清醒的认识，对于可能引起地区动荡的尖锐矛盾都尽量保持克制和忍耐。此外，区外大国如俄罗斯、中国等也都对中亚安全非常关注，并出于各自的考虑努力维护中亚安全稳定。

同时，应该注意到的是，近几年特别是2016年末以来，乌塔关系出现了改善的重大契机。2016年9月2日，执政27年之久的乌首任总统卡里莫夫突发脑溢血病逝，随后，乌前总理米尔济约耶夫被一致推举为代总统，并于2016年12月初顺利赢得总统选举。上任之后，在继承卡里莫夫总体外交方针的基础上，米尔济约耶夫实行一系列“新政”。就任代总统后在乌议会两院首次讲话中，米尔济约耶夫指出，发展同中亚邻国的外交关系将是乌外交的优先方向。在同这些国家发展关系方面，乌将奉行开放、友好、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17]。2016年9月末，乌外交部长卡米洛夫访塔，并得到塔总统拉赫蒙的友好接见。这是乌政权更迭以来乌外交部长的首次出国访问，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与此同时，乌方在公开场合对罗贡水电站问题的态度也开始软化。这一切都表明乌塔关系开始“解冻”。

此后，塔多个部长级代表团纷纷造访塔什干。2017年，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委员会、划界委员会召开多轮会议，就交通运输合作、经贸合作、取消签证、边界领土划分等问题进行深入协商。2017年2月10日，双方实现了塔什干——杜尚别之间的首次通航，两国间中断了25年的空中运输正式恢复^[18]。两国间的铁路运输也开始恢复。2017年4月，首届乌兹别克斯坦工业品展览会在塔首都杜尚别举行，共有来自乌国内的160家企业前来参展，展出产品达1 500多种。在此期间，来自乌塔两国商业界的100多位人士还举行了商业论坛。

近年来，两国关系从官方至民间的逐渐回暖为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会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两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都表达了要恢复乌塔间的友好关系，将两国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的愿望。在这一背景下，2018年3月9日, 乌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对塔进行了首次国事访问，塔总统拉赫蒙亲自前往机场迎接。两国总统都认为，双方的首次会晤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是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开端。会晤期间，两国总统共签署了27项合作文件，并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将持续不断地加强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通过这次会晤，两国解决了诸多历史遗留问题，并为进一步深化双边互利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是解决了诸多历史遗留问题，为继续深化合作扫除了障碍。两国在边界领土和签证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签署了相关条约。两国政府同意对方国家公民自入本国境内之日起30天内免办签证，并就法尔哈兹水电站的归属问题达成了一致^[19]。因罗贡水电站争端而被乌关闭的边境铁路和公路口岸相继恢复开放，并在2018年初新开了9个口岸。会晤期间，两国总统还出席了加拉巴——阿穆赞格铁路的恢复通车仪式，共同按下了象征铁路恢复通车的按钮。加拉巴——阿穆赞格铁路2011年末遭乌国内不明势力破坏，之后被完全拆除，导致从莫斯科到库利亚布区间的铁路客运运输停运。2018年3月7日，就在乌总统访塔之前，莫斯科库——利亚布客运火车正式恢复通车。两国总统还决定拆除埋设在双方边界的地雷，并签署了相关协议。这一问题在卡里莫夫时期始终是两国关系的“痛点”，如今得到顺利解决，不失是一件有利于双方发展关系的好事。

二是乌软化对罗贡水电站问题的立场，双方寻求进一步合作。会晤期间，米尔济约耶夫向拉赫蒙表示，乌对于塔发展水电事业感兴趣，而这在塔看来，是对其罗贡水电站建设的默许^[20]。拉赫蒙进而表示，塔真诚地希望在这方面获得乌的有力支持。尽管双方围绕这一问题并未签署相关的协议，但是应该注意到的是，乌塔两国围绕此问题互相冷战、拒绝对话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两国还决定在共同利用萨列兹湖淡水资源方面开展合作。

三是加强高层信任，提升政治关系。两国领导人决定将持续发展和加强乌塔友好关系，扩大双方合作领域，加强政治对话和磋商，建立高层对话机制，并决定要将乌塔关系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层面。

四是加强经贸合作，扩大合作范围和领域。近年来，随着两国政治关系逐渐正常化，双方经贸合作出现可喜局面。2017年，乌塔贸易总额为2.4亿美元。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双边经贸合作仍旧存在巨大潜力，决定将这一数字提升至5亿美元，为此两国将扩大轻工业、食品加工、建筑材料、农业等领域的互利合作，并加强双方地区间合作。

概而言之，乌塔关系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跨越各种矛盾和阻碍，实现回暖并逐渐趋于正常化，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乌最高领导人的更迭。尽管新领导人在总体外交方向上并未发生变化，如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允许外国在本国建立军事基地，不在国外驻军，不参与任何军事政治联盟，与世界主要大国保持等距离的平衡外交等，但是米尔济约耶夫显然在地区政策方面更具务实精神，致力于同邻国建立互利友好的国家间关系，从而为本国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是塔对发展同乌的关系具有客观需求。乌在塔外交中占有重要地位，塔在交通、能源、人文等方面对乌存在客观的依赖性。

三是乌兹别克族和塔吉克族多个世纪以来都是中亚地区最亲近的民族，两国民间热切期盼乌塔两国友好相处。

四是地区外大国如俄罗斯、中国乐见乌塔关系正常化。无论是俄罗斯的“欧亚联盟”计划，还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都需要中亚国家团结和睦、协同配合。

5 结语

通过对苏联解体后20多年来乌塔关系的梳理与考察，可以发现乌塔关系经历了从建交初期短暂友好到长期疏远甚至矛盾升级，再到米尔济约耶夫时代重回对话与合作的历程。在乌塔双边关系发展过程中，乌兹别克斯坦始终占据主动地位，是双方发展关系的主导性内因。从近期来看，考虑到乌兹别克斯坦新领导人以邻国为其外交优先方向的战略，乌塔关系将会逐渐趋于正常化，与此同时也应该考虑到乌塔矛盾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截至目前，在领土边界争议上，双方仍旧存有10%的未划定区域，这部分领土是双方争议最大的，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尚待时日。另外，水资源问题事关两国生存和发展，其解决也并非一蹴而就。这些都将继续考验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远见。总之，苏联解体至今，中亚地区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地区内外各种势力相互角斗，不断影响中亚国家间关系的疏离与接近，乌塔关系的未来走向仍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