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朱熹作为宋代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其思想致广大, 尽精微, 综罗百代"。不仅如此, 朱熹的思想亦包括了经学、史学、哲学、文学等众多方面。这些思想相互影响渗透, 共同构成朱熹的思想体系。这就要求在研究朱熹思想时, 要将其置于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之中, 考虑属于不同学科但统一于同一主体的思想之间的关系。由于特殊的意识形态与历史环境的影响, 朱熹在经典诠释中不仅阐释了他的理学思想, 而且表达了他的文学观念。正如钱穆所说: "轻簿艺文, 实为宋代理学家通病。惟朱子无其失。其所悬文道合一之论, 当可悬为理学文学双方所应共赴之标的。" ^[1]1700可见, 朱熹理学与文学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受其理学思想的影响朱熹的文学研究呈现出了鲜明的理学特征, 概括来说, 朱熹的理学与文学关系主要有以下特征:

1 文从道出:借文学阐释义理

对于文道关系的讨论, 一直是中国文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郭绍虞认为: "在中国全部文学批评史上彻头彻尾, 都不外文与道的关系之讨论。" ^[2]朱熹继承与发展了前人的文道观, 不再片面地强调文或是道, 而是在自己理学思想的指导下形成了"文皆是从道中流出"的文道统一的观点。朱熹认为道是文的根本, 文是道的枝叶, 文是来源于道的, "文皆是从道中流出", 不能"以文贯道"^[3]4298, 所以朱熹才说本之于道的三代圣贤文章是道。正因如此, 朱熹在对经典进行阐释时才特别重视义理的阐释, 所以说: "朱熹治经以阐发义理为最高目标, 而不是以探求经文本义为最高目标, 尽管他对探求经文的本义也高度重视。" ^[4]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 朱熹的文学研究中也不忘义理的阐释。如朱熹在《诗经》研究中, 虽然重视其文学的特点, 但从本质上来说朱熹在作《诗集传》时是要阐释自己的义理思想的。他说: "学者姑即其词而玩其理以养心焉, 则亦可以得学《诗》之本矣。" ^[5]403就是要读《诗》者从《诗经》的语言出发来玩味其中所蕴含的深刻义理, 进而达到涵养心性的目的。这一点不仅是朱熹对于读《诗》者的要求, 亦是自己研读《诗经》的方法与目的。朱熹在与门人的交流中亦明确地表达了借《诗》来阐释义理思想的主张。他说: "大凡读书, 多在讽诵中见义理, 况《诗》又全在讽诵之功。" ^[3]3429就是以义理解《诗》的体现。

在《楚辞》的研究中, 朱熹亦非常重视义理思想的阐释。在对以屈原为代表的作家的评价中, 就以中庸的思想贯穿其中。据《楚辞集注》载:

窃尝论之:原之为人, 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 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书, 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 然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6]16

这里朱熹从"志行"与作品两个方面对屈原进行了评价。按照中庸的思想, 他认为屈原的"志行" "过于中庸", 而"不可以为法", 但却认为屈原这一做法的出发点是由于他的"忠君爱国之诚心"。另外, 朱熹在《楚辞》研究中亦阐释了自己的心性论思想。朱熹认为前人对于《楚辞》的解读"皆无复当日吟咏情性之本旨", 因此"不得而不正"^[6]195。这里的"情性之本旨", 指的是朱熹所说的"君臣之义", 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忠君爱国之诚心"。朱熹指出前人解释《楚辞》时存在"诸篇之失"的不足, 其目的在于让以"醇儒庄士"为代表的读者更好地体味屈原在作品中所吟咏的"君臣之义", 从而得性情之正"。另外, 朱熹在《楚辞》其它篇目中亦阐释了自己的理学思想。如在《天问》的注解中朱熹就非常重视义理的阐释。他说: "今存其不可缺者, 而悉以义理正之。" ^[6]64朱熹《楚辞后语》篇目的选择亦受其理学思想的影响。如他在选取吕大临所作《拟招》时说: "大临受学程、张之门, 其为此词, 盖以寓夫求放心、复常性之微意, 非特为词赋之流也。故附张子之言, 以为是书之卒章, 使游艺者知有所归宿焉。" ^[6]309

不仅如此, 在文从道出的文道观的影响之下, 朱熹在文学的创作中亦特别强调理学思想对于文学创作的作用。对于文章的创作而言, 他说: "(文)大抵必根于义理, 而词气高妙。" ^[7]1805这里朱熹认为道是根本, 文是枝叶, 高妙文辞的创作根源于充盈的义理, 也就是"道"。只有这样, 才能创作出异于近世空言无用之文"的文章。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 朱熹认为文章的功用在于"发明义理之精, 而非以文辞之富"。可见, 朱熹在文章写作时特别重视义理的阐发。为了更好地阐发义理, 朱熹进而强调文风的平易与切于日用^[7]1962, 而否定"无用浮华之文"^[7]573。对于诗歌的创作也与文章的创作基本一致, 朱熹强调"操存省察"与"虚静"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 肯定"真味发溢""平淡自然"的诗歌。并对作诗的数量进行了规定, 认为: "作诗间以数句适怀亦不妨。但不用多作, 盖便是陷溺尔。当其不应事时, 平淡自摄, 岂不胜如思量诗句?至如真味发溢, 又却与寻常好吟者不同。" ^[3]4332因此, 我们可以说, 文从道出的文道观是朱熹之所以特别强调道在文学创作中作用的根本原因。另外, 朱熹所说的: "大意主乎学问以明理, 则自然发为好文章, 诗亦然。" ^[3]4299亦是"文从道出"的同义表达。

2 感物道情:重视文学的言情性

感物道情是朱熹诗歌发生论的观点。朱熹在《诗集传序》一文中对此做了系统的论述, 他说:

或有问于余曰:"诗何为而作也?"余应之曰:"人生而静, 天之性也; 感于物而动, 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 则不能无思; 既有思矣, 则不能无言; 既有言矣, 则言之所不能尽, 而发于咨嗟咏叹之馀者, 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5]350

上文中, 朱熹引用了他理学思想中的心、性、情等核心概念来解释诗歌的产生, 认为诗歌的产生是由于具有"天之性"的人, 受到外物的感触而产生了性之欲", 因为有了"欲"所以"不能无思", 既然有了思(想法), 那么必定要通过言语表达出来, 从而形成了诗歌。当语言不足以表达想法和感受时, 那么就"咨嗟咏叹"。因此, 朱熹认为: "诗者, 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 ^[5]350可见, "在性与情的关系上, 朱熹认为, 性的内涵是仁义礼智, 性为静、未发、体; 情的内涵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 以及喜、恕、哀、乐等, 情为动、已发, 用" ^[8]142。《朱子语类》载: "静者性也, 动者情也。" ^[3]3304可知在"人生而静, 天之性也"一句中, 朱熹指的是人所具有的天之性是静的。与后文的"感于物而动, 性之欲也一起组成了朱熹心性论中"性"与"情"的关系。而在诗歌创作中的性与情联系在一起则是因为有"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因此, 诗歌的产生是人所具有的未发之性, 受到外物的触动而变为已发的情感。因为有了"欲", 所以"不能无思"; 既然有了思(想法), 那么必定要通过言语表达出来, 从而形成了诗歌。可见, 朱熹是从自己的心性论哲学中心、性、情三者的关系来解释诗歌的产生的。对于这一问题, 朱熹在与门人的交流中亦对今人的诗歌创作做了解释, 据《朱子语类》载:

大率古人作诗, 与今人作诗一般, 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 吟咏情性, 几时尽是讥刺他人?只缘序者立例, 篇篇要作美刺说, 将诗人意思尽穿凿坏了。^[3]2748

在这里, 朱熹对缘《序》以解《诗》, 以美刺说来解《诗》的现象进行了批评, 认为这样解释将《诗》所要表达的意思都"穿凿坏了"。朱熹之所以提出这一观点,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认识到诗歌是"感物道情", 并不全部是用来讥刺他人的。可见在朱熹看来, 《诗经》是人心感于物而形于言, 是用来抒发情感的。从这一点上来看, 朱熹亦承认诗歌具有言情性的特点。

此外, 朱熹亦认为《楚辞》是言情之作。首先, 朱熹在《楚辞集注》中在对前人注解《楚辞》的不足进行批评时, 就明确地提出了《楚辞》作品中的言情性。他说: "是以或以迂滞而远于性情, 或以迫切而害于义理, 使原之所为壹郁而不得申于当年者, 又晦昧而不见白于后世。" ^[6]17这里朱熹所说的"迂滞而远于性情"指的就是以屈原为代表的作家在作品中所表达的情感不被后世注释家所重视, 进而让屈原作品中的壹郁之情不得被人们所认识。其次, 朱熹分析了《楚辞》中"感物道情"的作品。如朱熹认为《九歌》的创作是屈原放逐于沅、湘之间, 见"信鬼而好祀"之风俗, 感而作之, "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 ^[6]46。在《天问》的解释中, 朱熹同样认为, 《天问》的创作是屈原有感于楚国先王之庙与公卿之祠堂所画的琦玮僪佹的天地山川神灵和"古贤圣怪物行事"而创作的, 所道的乃"愤懑"之情^[6]64。对于《九章》的创作, 朱熹说屈原之作《九章》在于其"随事感触"而"輙形于声"。从《惜往日》《悲回风》的描写来看, 屈原所要道的是"愤懑而极悲哀之情^[6]87。

从以上的分析中, 可以知道朱熹的诗乃"感物道情"所作的理论根源于其心性论的理学思想。朱熹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 对《诗经》、屈原等人的作品进行了分析, 认为诗歌创作是"感物道情"的, 这样一来, 朱熹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了以《诗歌》《楚辞》为代表的诗歌言情性的本质特点, 也就肯定了它们的文学性。可见, 在朱熹理学思想的体系中, 以言情性为代表特征的诗歌, 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这是朱熹之所以重视诗歌、给诗歌存在以其合理地位的根本性原因, 也是朱熹将其理学思想与文学相互沟通的桥梁。

感物道情这一思想亦影响到了朱熹自己的诗歌创作, 他在乾道三年为自己与弟子从湖南回福建途中所作之诗集写的《东归乱稿序》中就说: "而间隙之时, 感事触物, 又有不能无言者, 则亦未免以诗发之。" ^[7]3627

朱熹不仅否定了以美刺说诗的作法, 认为这将诗人要表达的意思穿凿坏了, 而且认为诗歌的功能在于"吟咏情性"。即学诗者在反复的吟咏诗篇中去体验诗歌所要表达的情感, 从而在阅读中潜移默化的陶冶自己的性情。所以, 朱熹说: "读《诗》正在于吟咏讽诵, 观其委曲折旋之意, 如吾自作此诗, 自然足以感发善心。" ^[3]2759朱熹重视文学吟咏情性的功能, 从朱熹对"兴于诗"的注解中也可以看到, 据《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载:

兴, 起也。诗本性情, 有邪有正, 其为言既易知, 而吟咏之间, 抑扬反复, 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 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 而不能自已者, 必于是而得之。^[9]133

可见, 朱熹在这里注意到了以《诗经》为代表的诗歌中由于所道之情"有邪有正", 而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 则要通过吟咏讽诵的方法去体味诗中所要表达的"委曲折旋之意", 只有这样才能用诗歌中所包含的善的情感来感发人的善心, 用恶的情感来警戒人之逸志。这也正是朱熹所说:"凡《诗》之言, 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 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 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 ^[9]74这里所说的"得其情性之正"的目的, 亦是在阅读诗歌中通过吟咏情性"所达到的。朱熹在《楚辞集注》中也阐释了《楚辞》的这一功能, 他说: "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妇抆泪讴唫于下, 而所天者幸而听之, 则于彼此之间, 天性民彝之善, 岂不足以交有所发, 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 ^[6]16这里朱熹认为《楚辞》作品所表达的情感, 能够让世代被流放的臣子、屏子、怨妻、去妇流泪感动, 从而感发他们所具有的天性民彝之善", 这正是让他们"得其情性之正的体现。

3 即物穷理:朱熹文学研究的目的

即物穷理是朱熹格物致知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朱熹在继承《大学》"致知在格物"思想的基础上, 形成了自己的格物致知理论。他在《大学章句》中将格物致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即物而穷其理", 而"致吾之知"; 第二个阶段则是"知之至也"。"即物"在这里的意思就是接触事物。朱熹认为:"凡天地之间, 眼前所接之事, 皆是物。"可见, 朱熹是要即天下之物而格。那么作为文学研究对象的《诗经》《楚辞》和历代诗文肯定亦是其认识的对象之一。朱熹说: "上而无极、太极, 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 亦各有理。一书不读, 则缺了一书道理; 一事不穷, 则缺了一事道理; 一物不格, 则缺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 ^[3]477可见, 书也是朱熹格物的对象之一, 否则就缺少书中之理。朱熹就曾经明确地说过: "读书是格物一事。" ^[3]319另外, 他在《行宫便殿奏劄二》中进一步的说明了, 读书是"格物致知"的重要方面。他说:

盖为学之道, 莫先于穷理, 穷理之要必在读书, 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 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 此不易之理也。^[7]668

这里朱熹不仅认为读书是格物之一端, 更详细地谈到了读书之法乃"循序而致精"。正如钱穆所说: "朱子教为学, 必教人读书。朱子教人格物穷理, 读书亦是格物穷理中一重要项目。" ^[1]1160因此, 作为文学研究对象的《诗经》《楚辞》及历代诗文肯定也是格物的对象。另外, 朱熹把文学作为格物的对象, 其目的在于"穷理", 也就是穷得文学之理。因为万物皆有理, 文学中亦含有文学之道理, 如果不把文学纳入格物的对象的话, 那么人们所认识的理就是不全面的。

不仅如此, 朱熹亦将格物致知与"理一分殊"相联系。正如朱熹所说: "万理虽只是一理, 学者且要去万理中千头百绪都理会, 四面凑合来, 自见得是一理。不去理会那万理, 只管去理会那一理……只是空想象。" ^[3]3692朱熹这里所说的理一指的即是天理, 即世间只有一个天理, 而这一天理在不同的万物之中则又表现出了不同。因此, 必须先理会万物之中所蕴含的万理, 进而才能求得万物中所蕴含的理一", 即天理。朱熹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所进行的文学研究, 即是朱熹认识万物之理的一个方面, 也只有求得文学中所含之理, 才能与其他事物之理四面凑合", 进而见得"一理"。这是朱熹之所以如此重视文学研究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4 有德者必有言:重视作家的心性修养

中国古代有着重视人品的传统, 早在《周易·系辞》中就有"将叛者其辞惭, 中心疑者其辞枝……失其守者其辞屈"^[10]的记载。这里所讨论的是人品与言辞的关系。孔子亦对此有过类似的论述, 他说: "有德者必有言, 有言者不必有德。" ^[11]孟子则将作家与作品联系到了一起, 他说: "颂其诗, 读其书, 不知其人, 可乎?" ^[12]受其影响, 宋代学者非常重视作家人品。正如吴承学所说: "宋代以后文学批评不但强调道德修养对文辞的决定作用, 而且在实际的批评中, 也把作家的人品纳入审美评价的范畴中。" ^[13]在宋代理学的大背景下, 朱熹亦非常重视作家品行, 将文学批评与人品联系在一起。受朱熹心性论思想的影响, 朱熹在对历代作家的批评中特别强调作家的为人与品行, 即赞扬人品修养好的作家, 进而肯定他们的作品; 否定作家人品修养差的作家, 进而否定他们的作品。如朱熹对屈原、扬雄、陶渊明、杜甫等作家的品评中都将品德修养与作品结合起来。朱熹之所以如此重视作家的心性修养, 是与朱熹的理学思想有着密切联系的。朱熹的作家修养论特别重视作家的品德根源于他的"修德是本"的德性伦理思想。作家的品德修养是"修德"的一个重要内容, 是诚意、正心、修身等修养论在作家品德修养上的一个重要表现。朱熹对于作家品德的重视, 亦是其心性论思想在作家品德上的体现。朱熹心统性情的思想认为, 作为主宰情性的心, 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对人们的行为起到规范的作用, "把平时的道德修养与遇事按道德原则办事互相沟通, 使之均不离心的统御" ^[8]150。因此, 朱熹亦强调作家以"心"来规范自己的品德修养。据《朱子语类》载:

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来善底, 有生下来便恶底, 此是气禀不同。且如天地之运, 万端而无穷, 其可见者, 日月清明气候和正之时, 人生而禀此气, 则为清明浑厚之气, 须做个好人; 若是日月昏暗, 寒暑反常, 皆是天地之戾气。人若禀此气, 则为不好底人, 何疑。人之为学, 却是要变化气禀, 然极难变化。……若勇猛直前, 气禀之偏自消, 功夫自成, 故不言气禀。^[3]198

可见, 人由于气禀的不同, 其表现出来的善恶亦不同, 表现在作家身上则是品德修养的不同。而变化气禀, 则在于为学, 即通过用心涵养与省察, 消除气禀之偏, 进而功夫自成。

朱熹之所以重视作家的品德修养, 其原因还在于作家的品德修养根源于作家的不同心性。而文亦是作家心中道德的自然体现, 只有具有"光明正大品德修养之"实"的作家, 才能创作出"平易而切于日用"的文章, 所以朱熹说: "有是实于中, 则必有是文于外, 如天有是气则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 地有是形则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 ^[7]3374另外, 人们亦可以由文章体现出来的特点去反观作家的品德修养。

5 结语

在理学思想的影响下, 朱熹的文学思想呈现出了鲜明的理学色彩,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朱熹在其理气论、道器论等理学思想影响下形成了文从道出, 文道合一的文道观。朱熹在其文道观的影响下, 认为"道者文是根本, 文者道之枝叶", 肯定文在载道中的作用, 从而在自己的文学研究与创作中借文学来阐释自己的理学思想。第二, 在心性论思想的影响下, 朱熹认为诗歌是"感物道情"而作的。在"感物道情"思想的指导下, 朱熹承认了诗歌所具有的言情性的文学本质特点, 进而在诗歌的创作中认为"未觉诗情与道妨"^[7]331。可见, 朱熹认为以诗歌为代表的文学与道是不相妨碍的, 是相结合的。这也是朱熹文道结合思想的体现。以此为指导, 朱熹认为《诗经》的创作是"感物道情"的, 并不是如汉儒所说的那样尽是讥讽他人。但是受朱熹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 朱熹认为《诗经》中的言情诗存在着一些不合伦理道德标准的淫诗"。第三, 在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思想指导下, 朱熹所进行的文学研究只不过是格物之一端。从这一点来看, 朱熹所进行的文学研究也只不过是其认识万物之理的一个方面, 其目的在于致知的理学目的。同时, 要说明的是, 格物致知的思想影响了朱熹更好地去发现《诗经》《楚辞》等作品中所具有的文学性特点。如对于赋、比、兴在《诗经》《楚辞》两种文体中的不同。如对于《诗序》的舍弃以及以《诗》说《诗》的阐释方法的确立, 都受到了格物思想的影响。第四, 受朱熹心性论思想的影响, 朱熹的文学研究虽然承认了情感存在的必然性, 但由于人的禀赋的不同呈现出的情的好恶亦有不同。因此, 朱熹注意到了以《诗经》为代表的诗歌所道之情"有邪有正", 而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 则需要通过吟咏讽诵的方法去体味诗中所要表达的"委曲折旋之意", 只有这样才能用诗歌中所包含善的情感来感发人的善心, 用恶的情感来警戒人之逸志。第五, 受朱熹心性论思想的影响, 朱熹在对历代作家的批评中特别强调作家的为人与品行。认为作家的品德修养是"修德"的一个重要内容, 是诚意、正心、修身等修养论在作家品德修养上的一个重要表现。"有是实于中, 则必有是文于外, 如天有是气则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 地有是形则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圣贤之心, 既有是精明纯粹之实以旁薄充塞乎其内, 则其著见于外者, 亦必自然条理分明, 光辉发越而不可掩盖"^[7]3374。第六, 受朱熹理学家身份的限制, 朱熹在文学批评时特别强调文风的平易自然, 认为: "发明义理之精, 而非以文辞之富。否定花费许多力气沉迷于文学创作, 而主张通过深思力究" "后养力行"来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 从而实现"大意主乎学问以明理, 则自然发为好文章, 诗亦然"^[3]4299。

当人们从理学与文学相互关系的角度去讨论朱熹文学时, 可以发现, 文学研究是朱熹理学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格物之一端, 文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求理致知, 这也正是朱熹在文学研究中时刻不忘阐释义理思想的原因。朱熹在文学研究中对作家品德修养的重视, 亦是其心性论思想在文学研究中的反映。另外, 朱熹在其理学思想的指导下所形成的文道观, 强调文道合一, 充分肯定了文学的地位, 即道虽然处于根本地位, 但文也不可或缺。在理学与文学的关系上, 朱熹在肯定理学的同时, 也重视文学作品的言情性和平易自然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