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古希腊先哲们遗留下来的思想理论无论在迷人的美学意义上, 抑或是在拔高的道德领域内, 甚至在具有挑战性的政治层面上, 都足以令后世的推崇者们驻足仰望。在这座丰厚的宝藏中,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作为一块瑰宝, 穿越过几千年来时光的隅隙, 闪着熠熠夺目的光彩。亚里士多德是将"实践"从常识性的生活范畴中提纯出来并抽象地加工成具有反思性活动的形而上学概念的第一人, 开创了与理论哲学相分离的探讨人的行为及其根据的实践哲学传统, 其实践哲学以观念形式支配着西方社会人们的实践方式。马克思的思想也根植于此, 这种声音在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讨论中尚未成为主流, 但正是在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观的比较中, 才显示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的力量, 才能把亚氏的"道德理想"归于现代自由主义真实可能性的框架之中, 而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人也能在马克思的实践理论的指引下, 去寻求隐含在亚式实践哲学体系内和谐、幸福的伦理之光。

1 "知"与"行"的对立与统一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内涵偏重"行"而轻视"知的作用。在他的实践哲学体系中, 理论、实践和创制是三分对立的, 正是在与理论和创制的区别对待中, 获得了实践的规定性, 其中只有实践重视"行", 而"创制"和"理论"偏重知, 亚氏实践的二元性导致知"与"行"的分裂。相反, 马克思采用了现实性的物质生产劳动实践的观念, 将"知"与"行"有机结合起来。

1.1 亚里士多德"知"与"行"分裂的实践观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是根据对人类的活动理论、创制的区别而提出的。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体系中, 理论、实践和制作(创制)是三分对立的差异性概念, 他的实践哲学的主导思想是实践的二元论^[1]7, 重点体现在实践与制作的区别上。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 他把实践规定为被至善"所统摄的一种德行的实现活动, 因此具有伦理学意味, 讨论的是属人的善, 是合德行的生成灵魂的善的活动。这种道德活动不用依靠普遍的知"就可以进行, 更不以具体的善为目的, 这种善仅是实践活动自身的善, 实践仅是追求终极善的合目的性活动。

亚里士多德认为, 创制是按照某种具有普遍性、恒常性的原理去制作, 单纯地表现为听命于自然界的最高本体和永恒真理的模仿性活动。创制的目的不是如同实践那般注重追求内含于自身的代表最高善的德行, 反而是追求具体的"小善", 即外在的目标--制作和依据的是具体的技艺^[2]16-17。因此, 创制是以某种具体的功利性的外在目的为生产目标的具有科学性的"重知"活动, 这不仅包括与自然界密切接触的生产劳动, 还包括写诗或雕塑等技艺性活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关乎于艺术等技艺也是通过获取了理论沉思而得来的普遍性的知识并按照这些合规律性知识去生产的活动。由此可见, "知"的作用并不是亚里士多德最为重视的,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不包括创制活动, 因而实践更突出"行"的作用。"知"与"行"这两种特性是创制和实践两种活动所关注的不同特性, 换句话来说, 制作是需要技术指导性的知识作为引导的生产活动, 尤其注重"知"的作用, 而实践是为实现最高善的改善灵魂的活动^[2]42, 所关注的对象是善本身, 是向着最高善不断趋近的运动, 这种实践活动没有必要耗费精力去研究永恒不变的自然本体, 因而"行的作用在实践活动中表现得更加明确。这就是亚氏的实践活动包括道德和政治活动而不包括生产性劳作、艺术性的技艺的原因。

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观中, "知"与"行"的分裂不仅仅体现在实践与创制的区别中, 还体现在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区别中, 这就涉及实践意识的问题。实践意识可以说是区分实践活动和创制活动所依据的不同理性, 分别是"明智"和"理智", 这要从体现为逻各斯的灵魂谈起。亚里士多德把灵魂分为"有逻各斯"和"无逻各斯"的两部分, "无逻各斯部分"中分为生物本能的"营养部分"和听从并分有逻各斯的"劝诫"功能的欲望部分^[1]21, 而在"有逻各斯部分"中包括严格意义上的有逻各斯部分和可以被逻各斯规范并改善的分有逻各斯的部分。而与这两部分相对应的是理智德行和道德德行, 它们都是为了使人更出色地完成各种活动的优秀品质, 既包括实践活动也包括创制活动。其中, 实践活动依据的逻各斯部分的品质称为道德德行, 依据"目的高尚"的能力^[2]188来谋划和实现终极的善, 这种实践意识是"明智"。因此, 可以发现具有严格意义上的逻各斯部分的活动不属于实践的范畴, 而分有逻各斯的部分的欲望的调整活动在实践所调整的范畴之内, 因为实践并不包含确定不变的东西^[1]22, 而具有严格意义上的逻各斯的活动对应的德行是"理智", 或称为"理智德行", "科学" "技艺" "实践智慧" "努斯""智慧"都属于此范畴, 也就是创制和理论活动的品质。亚里士多德在此层面上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智慧"定义进行比较, 得出实践智慧的规定性, 在对实践智慧的界定中也提出了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区别。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一卷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阐释了智慧的规定性:一方面, 智慧指技艺精湛即技艺上的德行, 所对应的活动是创制, 而非实践活动; 最重要的是另一方面, 智慧是指对普遍事物的总体追求^[1]21。在不同著作中智慧存在细节上的差异, 如在《形而上学》中, 智慧表现为对世界的本原和始基的追求^[3],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 智慧又增添了能动的创造性"努斯"和从始点推导结论的彻底的科学性内涵, 从而得出智慧是"关于最高等的题材的, 居首位的科学"^[2]175的理论哲学概念。这都表明了理论的元科学性, 是努斯与科学的逻各斯的结合, 因此, 正如A·格兰特所说, 理论是关于纯粹、超越、不变存在的科学。从亚里士多德对理论哲学所依据的智慧意义来看, 理论的活动是纯粹思辨性活动, 比实践活动更高级, 因此, 理论活动具有优先性。

通过亚里士多德对实践智慧与智慧的界定, 不仅展示了理论与实践的鲜明层次, 而且强调只有理论沉思活动是努斯与科学的结合, 理论哲学是"爱智慧"的学说, 其对象是重大的始基问题, 具有居于神殿永恒不变的特点。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理论沉思活动探究的是关于真理本身的元知识, 本身具有知"性特征, 而实践活动探究的不是恒常性的真理, 而是向至善的道德不断调整的生成运动, 故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与理论是分离的, 实践活动仅侧重于"行", 更注重趋近于善的行为本身, 因此包括政治活动和道德伦理活动。

综上所述, 从实践与创制、实践与理论各自的含义和依赖的不同意识、智慧来看, 实践更注重行"本身, 是伦理道德活动; 而创制是依据永恒不变的普遍知识去制作目的在外的活动, 理论是探究重大的始点问题的纯粹的掏空一切质料的纯形式的思辨活动, 二者都注重"知"。亚里士多德强调实践的"行"的行动主义伦理学, 在提及实践的自由性和条件性时, 却秉持消极的态度, 逃避任何行动都受条件制约的问题, 认为只有纯粹的思辨理论活动才具有自足性和完满性, 使实践低于理论活动, 从而割裂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使"知"与"行"断然分离。

1.2 马克思"知"与"行"内在统一的实践概念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虽然有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影子, 但是并没有割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强调知"与"行"的统一, 开创了存在论、认识论有机统一的人类学实践哲学。那么, 马克思是否也沿用了亚里士多德对实践与创制、实践与理论的区分的视角呢?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不单纯地注重外在功利性目的, 也不片面追求内在道德性的行动主义, 他注重将理论和实践的内在逻辑关系相互融合, 形成一个有机的、动态生成性的整体性的实践。认识活动本身归属于实践活动之中, 因为实践需要在认识和理论的指导下进行, 绝不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盲目听命于不可改变的自然本体的模仿性的机械创制活动, 而是现实的人的自由自觉的感性的生产劳动, 既包括要注重对象化的外在目的性的功利特征, 也包含着在正确认识和理论指导下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人化的自然的内涵, 因此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体现了理论和实践、认识活动和创造活动、科学性和行动性的内在统一。

首先, 生产劳动在马克思实践概念中占据基础地位。生产实践"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 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4]77, "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 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 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 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 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 ^[4]79。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 如果没有生产劳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资料和提供人类生存的必需品, 那么人类将无法延续自身的生命和族群的繁衍。人通过物质生产活动从自然界中获取生存资料, 并非受制于自然界的各种物质性条件、听命于自然规律而丧失了改造自然界的能力。换句话说, 人类绝不是绝对机械地被动适应自然界外在条件的动物, 而是通过物质生产活动本身自觉的本质属性改造影响自然。这是一个双向与改造的运动, 人类通过劳动生产行为给纯然的自然界打上了人的活动的烙印, 这就是人化的自然, 其结果是自然的人化。在这样的双向运动过程中, 人通过生产实践活动使自然对象化, 创造出劳动产品和物质生活资料, 满足了基本生存, 同时也确证了人的本质力量。马克思把自由自觉的生产性生命和人的全面发展当作人类生活的最高本质, 最高的善, 正是物质生产的劳动才能孕育出人类社会、社会中的人际交往关系, 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和处理社会关系的活动都在马克思的实践范畴之内而进行考虑。而且要生产出利于人类生活更加幸福的劳动产品也需要通过理论性的认识和研究活动去获得关于科学性和技艺性的自然原理的认识, 提升对人类社会中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的理解的透彻度, 不断去改善和调整社会生活的矛盾, 因此马克思的实践还包括科学实验。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观无法处理人的需求和生产之间的矛盾, 反观马克思在物质生产劳动实践的基础上赋予了实践以道德规范的价值和意义, 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确证的生产实践将手段性与目的性有机统一, 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本质力量的追求蕴藏着深刻的人文精神,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的"按照美的规律去生产"也可以印证这一点。同样地在《手稿》中, 实践不仅包括工人的现实的对象化的感性活动, 还包括共产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联合者的社会化交往活动, 类似这样对实践的定位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所体现。也就是说, 较之于亚里士多德, 马克思的实践不仅强调了实践活动的对象性和生产性, 还突出了社会性和革命性的价值内蕴。

概而言之, 马克思的生产实践是集合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道德生活于一体的整个人类历史生活存在性活动, 不仅重视"行", 还重视与科学性的"知"结合以不断改造自然并改善自己生活存在状态。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马克思突出了实践劳动的基础地位, 这也是对亚里士多德创制活动的改造与超越。

马克思没有继承亚里士多德的实践二元论思想, 他的实践内蕴着创制与理论沉思活动所能达到的意义和价值, 在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处理上也保持着独特清醒的认识, 将存在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理实关系相结合。"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 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 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 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 自己思维的此岸性"^[4]134。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这段表述中, 马克思将实践引入认识论之中, 在这个维度上, 实践表现为理论如何通过实践去对于对象进行检验、如何与实践相匹配的关系、如何通过实践获得某种认识, 简言之, 就是注意到了实践的工具性意义。然而这不是这部天才著作最终要的主旨,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那个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认识论是从属于存在论含义的, 也就是说, 马克思更加重视理论的来源问题, "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 是一个纯粹的经院哲学的问题" ^[4]135。亚里士多德认为理论思辨活动优先于实践活动, 而马克思进行了颠倒式的调整, 这不仅说明了思维的现实性代表着行动效果, 可以说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真理观, 而且对于理论来说, 是从实践的根基现实生活中的生成与回归的关系, 接受着意义的规范和伦理的统摄, 而不是从人对自然的改造占有自然的意义上所能理解的。因此,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可以说整合了认识论与本体论,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革命性也体现于此, 将其发展为自身内在环节的人类学实践论, 体现了"知"与"行"的能动结合。

2 人与自然关系和人际交往活动的分裂性与总体性 2.1 人与自然关系活动的剔除和回归

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公式中, 实践与创制的对立导致实践行为本身的分裂, 即分裂为伦理学上的人际交往行为和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技术性行为。同时, 依据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的内在机制向着至善这一目的自由生成过程, 目的存在实践自身, 实践自身既是过程又是结果, 在他的思想中, 制作是目的在外的生产性活动, 类似于劳动这一概念, 实践和创制也是截然对立的。实践具有向内性, 即目的内在于自身的自由活动, 是人的本质存在形式, 是不需条件、无限趋近于至善的自由活动, 是人类的道德活动。与此相反, 制作即生产性活动, 目的在于创造出具体的产品和艺术等技艺性文化产品, 创制的意义只能在外在的产物中寻找, 活动实现的结果只能依据所生产的外在产品的好坏来评价, 不追寻最高的"大善", 而只求具体的小善", 局部的、不完整的善, 因而是要受具体条件制约的、不自由的活动, 与人的本质的实现没有实际关系, 而实践却是自由的、无条件的, 是人的本质的生成活动。然而, 亚里士多德全然明白任何实践都要受具体条件的制约, 即使是道德活动和政治活动, 不存在完全无条件的活动本身, 除了纯然的掏空了一切质料的纯形式的不吃不喝的思辨活动, 因此, 他一再倒退, 采取消极逃避的态度, 确定思辨性理论沉思活动相对于实践的优先性。因亚里士多德将创制劳动踢出实践的范畴, 违背了曾在《形而上学》《物理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把实践定义为人类的所有行为和活动的理论。他用"四因说"来概括世界上所有事物和活动形成的原因, 即世间万物是由"质料因" "形式因" "动力因"和"目的因"构成的, 其中"动力因"和"目的因"被统摄于形式因"之内, 那么归结起来只有"形式因"和"质料因"两种构成因素。而质料和形式的不同层级性造成了世界从质料到形式的实现过程, 形式高于质料, 处在高级的事物是处在它下一层事物的形式, 而在下层的事物成为上层事物的质料, 世界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体系。在这个体系的最高点存在着掏空了一切质料的纯形式, 那就是至善, 这等同于神"或"上帝"。这一分析也影响了后世经院哲学思想。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 亚里士多德认为, 实践活动也是具有追求纯形式的不沾染任何质料的善的活动, 实践的目的不是追求局部的、不完整的善, 而是追求终极的善、完满的善, 是一种道德的实现活动; 而创制的目的不在自身, 不能从属于实践范畴之内, "实践并不是一种制作, 制作也不是一种实践" ^[2]171, 制作就沦为不以完整的善为目的的片面的手段性活动, 主要指技术层面的生产活动。然而, 实践作为合德行的追求终极善的道德活动, 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际交往行为包括政治活动和道德活动, 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造成了两种实践哲学传统的分离。

马克思的实践行为没有从分裂的视角来探寻实践的踪迹, 而是以总体性的视角探究科学和政治之间存在的双向对流作用。马克思从整体上把握人类的行为, 认为其中的人与自然的技术性行为和具有社会关系的人际交往行为都是在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 而且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 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仅靠感性直观割裂了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 而现实的具体感性活动的实践定义能动地整合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实现自然与人的统一。而亚里士多德没有看到人能通过客观的物质性活动物质生产劳动改变自然界, 认为人当然不是最高级的存在者, 等级上低于自然, 就必须听命于自然本体, 无法逃脱被奴役压制的命运, 创制活动成为最低等级的人类行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首要的内容就表现为人对自然界的能动性的物质生产活动, 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超越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克服了"对对象、现实、感性, 只是从客观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 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 当作实践去理解"的"主要缺点"^[4]134, 也超越了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旧唯物主义者。显然, 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创制活动存在鲜明的差别, 它不再是盲目、机械地仿照着永恒不变的自然本体而生产具体产品的僵化的活动, 而是以实际的自然规律和自然界为客观对象去能动地适应, 创造性地给自然界打上人类活动的烙印。

2.2 实践行为的受动性与能动性

亚里士多德眼中的实践活动是不受任何现实和历史条件制约的纯自由的道德伦理活动, 仅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式, 不影响生产形式。这一理论解答不了人的需要与生产之间的关系, 更是疏忽了生产形式的劳动实践能够反过来影响并决定着社会的交往形式。而且为了逃避所有活动(不管是政治、道德还是劳作)都需要受条件制约这一问题的追问, 亚里士多德将实践的具体概念一味倒退到抽空的纯粹思辨的理论沉思活动, 这是为了保持善的实践的纯粹性的消极态度。而马克思却清楚地明白实践不可能不受自然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 那种在亚氏头脑中的无限自由的实践被放置在对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展望之中, 那么我们就不能否定马克思的实践观具有道德意义上的人文关怀, 从而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与制作的共时性对立转变为历史性对立。在马克思看来, 人类丧失了自由自觉本质的劳动存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的生产中, 但随着异化劳动被克服, 私有制的消灭, 劳动就不再是"目的外在于自身的强迫性活动"^[1]59, 而转化成人本质的复归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 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具有自觉性的自由劳动。此时, 实践和创制不再是无法统一的不同性质活动的性质, 而是劳动发展过程中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而且最终是能够被生产劳动所统一的。

马克思提出了旧唯物主义者从未提出过的、具有革命性变革意义的课题物质生产劳动。黑格尔虽然也提出过劳动的哲学范畴, 但他作为唯心主义者, 对此概念的审视仍然受到了浓厚的亚里士多德公式的影响, 将劳动归结为自我意识的自我运动生成活动, 类似于亚氏的具有纯粹形式外壳的思辨活动, 忽视了具有质料因的物质实践。所以, 亚氏的实践可以说是一个先验的政治美学概念, 是praxis而不是practice, 而马克思作为梅维斯语中的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不断扩展的裂隙之中的重要思想家", 并没有采用费尔巴哈式的直接颠倒主词和宾词的改造方法, "用作为自然界的产物的人的感性活动代替自我意识的思想活动" ^[5]391。马克思在经过了对政治经济学的刻苦钻研后, 深刻剖析了影响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主客观条件, 并进一步加以哲学的提纯和抽象加工而得出实践的内在规定性, 这一点和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观中并不包括对具体道德活动和政治活动规范的表述有相似之处。换言之, 就是马克思的实践概念采取了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广义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层面, 研究的是人的交往行为而不是具体的道德规范, 同时也扬弃了人对自然的占有、技艺等具体的技术层面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因此,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是在意义论的层面上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交往行为的一般模式, 可以说是一种关乎于意义和价值的哲学概念。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马克思的实践行为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主客观相统一的能动的生活过程, 在受动的基础上还包含着能动的创造性, 是"定在中的自由", 必然中的选择^[5]392, 超越了亚里士多德的完全不受条件限制的、纯粹自由的、向着最高德行生成的灵魂改善的维度。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绝不是直接从类似于费尔巴哈式的人的类本质引申出来的先验美学范畴, 而是在人的现实生存状态和社会生活关系中提炼出来的历史哲学概念, 体现着人的创造天赋和人对自然界的能动关系, 而且这种行为受到社会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双重制约。在马克思看来, 在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劳动中, 产生了两种人与世界不可分割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及社会的关系, 两者相互作用。

2.3 实践行为的相互作用与制约

首先,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交往关系存在的先决条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马克思创造性地使用了异化劳动和对象化劳动概念, 认为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占有活动是对象化活动, 是一般意义下的生产劳动, 涉及生产力。而这种对象化劳动的解放程度越高, 就意味着离异化劳动的扬弃越接近。异化劳动是指私有制度下的抽象的、创造价值的劳动, 触及人类交往方式和生产关系,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 虽然在私有制下的劳动具有异化性, 但也必须经过它才能完成人类的自我创造与生成, 预估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还指出: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 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4]135也就是说, 人通过改变自然环境的活动能够影响人类社会关系, 并不断地生成自我, 反过来, 被改变的环境也会改变人本身。简言之, 人对自然关系的理解和改造自然的手段决定人类的交往方式和人际关系, "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 他们自己就是怎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相一致, 又和他们怎么生产相一致" ^[6]12, 诚如马赛尔所说, 人类如何占有自然决定人类的存在方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这个观点进一步得到详细的阐述, 马克思指出: "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 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 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 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 但另一方面, 它们也预先规定新一代的生活条件, 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 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 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6]6

其次, 人际交往关系反过来制约着人改造自然的能力。信息化的交往方式提高人们的工作效率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人与人之间如果是绝对孤立地存在着, 那么人与自然之间也是一种纯粹的抽象关系, 若想在物质生产劳动中不去进行人际间沟通协作的话, 也无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总之, 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会外化为历史性的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们必须在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中将彼此联系起来以形成社会中的具体的人, 也只有成为社会化联合起来的生产者, 才能"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 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 以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方式进行这种物质交换^[7]。

总之, 马克思没有采取亚里士多德的从实践行为中剔除掉创制性技艺活动的操作, 同样达到了反对片面地把实践当作人对自然界的占有的效果, 认为实践行为绝对不只是创造物质产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 也同样内在地生产着人们之间的关系, 而这种生产关系反过来决定着人类的生产和需要。因此, 人对自然界的占有既以"劳动"为中介, 也以生产活动所在的社会关系为中介, 而不是如亚里士多德那般, 殚精竭虑地向"人的本质"实现活动实践来寻求, 那样将会一无所获。综上所述, 马克思的实践是能动与受动、自由与必然的统一的行为。

3 实践概念涉及的重要范畴"人的本质"的永恒先验性与历史生成性 3.1 "人的本性是政治性"的不同理解

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是追求终极完满的善的道德实现活动, 是始终向着最高本体的至善趋近的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 其本意蕴含着终极性的道德关怀, 若想将最终目的实现好, 就要将人际关系始终调节为和谐的状态, 只有这样才可实现人的本质。因此, 亚里士多德强调实践的自足性、完满性, 城邦中的人就不能够是孤立的, 实践作为道德活动要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实现, "人在本性上是政治的" ^[2]18-19。但是, 在亚里士多德这里, 使人们处于和谐状态在亚氏这里靠的是一种先验的"友爱", 而不是靠物质生产劳动将人们聚合起来。亚里士多德说"友爱还是把城邦联系起来的纽带"^[2]253, 这或许是受斯巴达社会的影响, 或者是由于处于大氏族时代的雅典社会生活尚未进入家庭生活的时代, 甚至是古希腊的战争使人们自然地寻求友爱情感的慰藉。这被后世基督教讲求的"仁爱"所吸收, 认为人人都是上帝的子女, 也包括被亚里士多德排除在外的奴隶, 即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也影响到了费尔巴哈关于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观点, 他采用了主宾词倒置的简单方式来强调自然物质客体。

马克思拒绝了亚里士多德对人的本质和实践观的理解, 对亚氏政治的动物保持距离, 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中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卢梭等人评价为"18世纪的鲁滨逊"^[8]85, 印证了亚氏思想对其思想的投射。他说:"人的存在在最正式的意义上讲是政治动物, 而不仅仅是一种群居动物, 这种动物在社会之中个体化其自身。"马克思在这一点上赞同并承认亚里士多德的人是社会化的个人的集合的观念, 但是接下来他将经济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引进来, 说"当我们说到生产的时候, 我们的意思通常是说在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的生产, 即由社会化的个人进行生产。"^[8]84-85在这里, 社会化的个人指的是现实的个人, 即作为政治动物的进行经济生产的个人。马克思认为, 人是社会的、现实的, 是在一定物质社会关系中从事政治经济生产实践的个人, 与亚氏相比, 这种理解的创新之处在于:亚氏的社会化仅是一种必须追求到至善而形成人际和谐的本质的规定性, 却忽视了它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 同时认为奴隶进行的创制活动是受限制的最不自由的活动并将其踢出实践的活动; 马克思则认为人的关系并非先验的、浑然天成的, 而是按照生产方式形成的, 个人是作为经济生产活动的个人。也就是说, 马克思对亚氏关于人的社会本性进行了"社会学上"的反叛。

3.2 人的类本质的不同理解

费尔巴哈在对宗教的本质和对物质的理解上打上了亚里士多德的烙印, 其在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实际上只是将亚氏公式的简单颠倒, 在社会历史观上却坚信人们靠天然的与动物相区别的"类本质和类似宗教意义上的"爱"使处于社会共同体中的成员相互交往。马克思认为, 无论是费氏还是亚氏, 都把人的概念理解成为"类存在", 这无疑是一种降格"的操作。费尔巴哈和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 人能够意识到自身是人类的一份子, "科学就是类意识", 这种科学仅仅是无声的、沉默的、表现为类的人的科学, 相当于亚氏的"政治科学", 而不是马克思的"历史科学"。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是处在现实的实践运动中, 是在一定的经济联系的基础上形成的本质, 而不是什么天生的类本质, 是对亚氏的拒绝。

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对类存在物的理解也是不尽相同的, 认为"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 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9]27。马克思承认人的生命活动不只是一种超越意义上的人的本质的实现活动, 也承认这种活动在私有制条件下被异化从而使人的本质也被异化, 只有克服异化才能实现复归。但是更重要的是, 他看到了若想重新占有人的本质, 必须先满足低层次的类似于动物的吃喝等延续生命的活动。他说:"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 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这不是人预制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 人才是类存在物, 就是说, 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 仅仅由于这一点, 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 以至人正因为是由意识的存在物, 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 自己的存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的生存的手段。"由此可见, 马克思的类存在物并非类似于亚氏和费氏甚至是康德的"形而上"的方式, 他没有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哲学的、先验的美学概念, 马克思的类存在物并非是"他与其他人一同构成的类, 具有理智上不变的及普遍的本质, 即人'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都把类作为其对象'"^[9]273。马克思的类存在公式显然是在实践理论基础上产生的, 反之, 亚氏、费氏的类存在却缺乏实践的革命性, 缺乏实际应用的物质基础。人和动物最开始都是靠实际朴素的生命活动而存在, 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才会具有类意识, 物质性的生命活动是类意识产生的根基。马克思不仅从人类自身的实践出发, 还把自然、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工业工程都囊括进他的实践活动中, 强调历史生成性, 而不是像亚氏那样正好颠倒了类存在物类生活类意识的产生顺序。马克思的类存在观念更在本真意义上强调了实践的作用, 而亚氏和费氏在这一点上恰是一种虚伪的实践, 一种乌托邦式的夸张的后果主义。

马克思在细节之处反对费尔巴哈, 在所有与费尔巴哈的比较中超越了亚里士多德。尤其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 借用对费氏的反驳而与亚氏传统保持断裂这种理论上的"迂回"方式, 澄明了与亚氏深刻差异性的源头在于实践概念的革新之中, 决定性地与费氏人的本质拉开距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6条指出: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4]58马克思发现了费尔巴哈被迫从历史进程中抽象, 由此强调"人的本质"并不像费尔巴哈和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是永恒不变的, 而是会同社会历史地发生的社会存在的整体构造中历史地变化着的。在第3条中, 马克思强调了作为生活的历史条件变革结果的人类活动的优先性, 且影响着人自身改变的能力, 而不是什么理论活动的优先性。在第1条中, 马克思认为实践与理论活动无法二元对立, 在第2条中将真理属性理解为实践问题, 在第7条中强调包括理论活动在内, "所有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都是实践的" ^[4]59。

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关于人与实践概念的差异的核心在于, 亚氏认为实践与个人之间可共享的不变的类本性是相容的, 而马克思反对这一点。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观念中的首要主题是真正实在而永恒的东西才是可思之物, 只有这才是实践的对象, 尤其是产生政治学的东西。这其实是一种仅靠排中律和逻辑不矛盾律的论证方式, 没有像马克思那样认识到人的本质蕴含的历史变化的内容, 因而无法满足马克思有关人类实践能改变人的生命活动问题的思考。按照马克思的逻辑, 应该是人凭借技术性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不断改变人的本质, 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改变人的世界和道德; 而亚里士多德正好采用相反的路线,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本质、政治学都是在追寻某种一成不变的永恒实体"至善", 最终的归宿仍是这个与"形上学"相依附的实在之物, 这与马克思的历史科学逻辑相矛盾。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 实在是一种先在的本质, 是永恒不变的, 有着一个掏空所有物质内容的神秘的逻辑泛神论的神秘躯壳, 人的实践必须尽可能符合先天理论的决定性真理, 因而只有当实践将其可变的、特殊的东西纳入理论科学的统摄下, 实践活动才能保持理性。然而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实现活动不是这么理解的, 他认为, "异化劳动, 由于(1)使自然界, (2)使人本身, 使他自己的活动机能, 使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 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 对人来说, 它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 ^[9]273。也就是说, 要经历"异化"的市民社会并克服超越之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 才能实现整个命运解放的人的本质的复归这个理想, 类生活的结果才是类本质, 是"非异化的工人的对象", 是生命活动对象化的结果, 是可以改变的。只有在社会之中个体化自身的时候, 人的生命活动才构成类生活, 实践活动才能扩展人的生命活动"的内容。在此意义上,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评也同样适合放在亚氏身上。也就是说, 实现人的类本质的生命活动并非像亚氏所描述的那般为宗教而服务, 归属于宗教意义上的理论沉思, 而是一个不断克服异化的具象化的现实的对象化生成活动。

4 结语

通过对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实践观的梳理, 厘清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观, 辨析了实践行为活动、实践的基本内涵、实践的意识和智慧等概念的具体含义。从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实践、创制三分对立的比较中, 看到马克思在认识活动和实践的有机统一中用总体性的视角整合了"知"与"行"分裂的传统, 并且将亚里士多德剔除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活动融入到人际交往关系的道德行为中去, 最终以科学的历史生成视角对待人的本质的实现活动。总之, 马克思的实践观以超越的维度, 实现了人文与科学的统一、"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综合, 以及自由人的联合和完满的个人生存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