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池田大作是享誉世界的思想家、教育家、佛学家、和平主义者，他关于人本、教育、和平、文化的思想和理念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他领导的创价学会是日本对华友好人数最多、最为坚定的团体，对于中日两国的民间友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池田大作自1983年以来每年都发表《“SGI日”纪念和平倡言》，这些和平倡言是对池田大作博大思想体系的集中概括。由于21世纪以来，特别是“9·11”事件以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使2000年以来的和平倡言具有一些新的特征。

目前学术界关于“池田大作和平思想”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截止到2016年9月，据中国知网搜索可知：约有25篇期刊论文公开发表，并有1篇硕士学位论文；关于“池田大作文化思想”的研究稍少，约有10篇期刊论文；关于《“SGI日”纪念和平倡言》的研究更为缺乏，仅有一篇学位论文《池田大作和平观与人学思想研究——以2000—2010年国际创价学会和平倡言为中心》，但尚未有与“池田大作和平文化”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发表。笔者以2000年以来的《“SGI日”纪念和平倡言》为中心，考察池田大作的和平文化观，以期丰富学术界对于池田大作思想的认识。

1 池田大作的和平文化观：构筑和平共生世界的新维度

“和平文化”是池田大作文化思想的主要特征，也是核心话语。这种文化是与“战争文化”相对的文化，其目标是构建一个和平共生的社会，着力消除原子武器威胁、恐怖主义、战争、环境、生态、贫穷等问题，因此池田大作的“和平文化”不是狭义的、消极的，而是广义的、积极的“和平文化”。这与佛教消灭人的悲惨状态、追求“慈悲为怀”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1.1 池田大作和平文化观的丰富内涵

池田大作在2000年的《“SGI日”纪念和平倡言》中明确定义了“和平文化”：与高压式的文化帝国主义和“低声下气”的文化相对主义不同，和平文化指的是“具有不同文化的人们应该积极地相互共存，并且一边互相刺激一边确定世界文化和地球文明的方向。若非如此，那不仅是与最近全球化的潮流背道而驰，甚至会陷入危险的冷笑主义”^[1]。也就是说，和平文化不是消极的“相互共存”状态，还要争取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并且“不加任何恐怖于对方，相互衷心信赖，相互爱护”，尊重个体生命的尊严^[2]。池田大作的和平观属于广义范畴，这有别于文化国际主义。传统的和平外交指的是以国家为主体的交往，较少重视民间机构和团体在外交中的作用。池田大作倡导的是文化民际主义，交往不局限于国家或政府机构的面孔，而是丰富多样的人的面孔。这种文化民际主义能够通过取长补短、互相尊重和承认的方式，与国家层面、政治领域的文化交往相辅相成，唯有这样，各国才能适应纷繁复杂、无法预测、飞快发展的多元文化世界^[1]。文化民际主义能够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发展：一方面，世界成为统一的市场，与不同国家的经济贸易所相伴相生的文化交往的重要性不断凸显，越来越多的个体成为“世界公民”，他们客观上参与了文化民际主义发展；另一方面，很多跨国公司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等国际舞台和交往活动中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有时产生的影响力甚至远远超过政府，这是文化民际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另一个现实基础。这些因素使池田大作的和平文化观对于世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能够有效弥补以国家为主体的政府外交的不足。

1.2 池田大作和平文化观的中心内容

池田大作的和平观是一种“和平文化观”，着力点在于滋润和平的文化土壤，把和平融入每个人的生活。和平文化的构筑，对于人类的幸福、社会的安定而言，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基础^[3]107。构筑和平文化的关键在于将这种意识融入人们日常生活，使和平成为一种习惯。池田大作指出：和平并非远在天边，通过个人对他人的关爱能够筑起信赖和友情的纽带，世界就会趋向和平。通过和平的对话、行为，宣传生命尊严、人的尊严的重要性，和平文化的“土壤”便得以滋润；只有每个个体觉醒并奋斗努力，就能抑止“战争文化”“战争心态”的蔓延，促进和平世纪的到来^[1]。这不仅关系着能否开拓更大范围的和平土壤，更关系着和平文化的坚固性。在每个人的生活乃至生命中积极地播下、培育和平文化的种子，是争取永久和平的最稳健的方法^[4]。这就需要转变人们对于和平的理解和认识，使每个人意识到和平是休戚相关的问题，并改变“不是战争就是和平”的旧概念，将“各自能发挥最大潜力来建设幸福生活如此的社会，才能称为真正和平的社会”的观念浸润到每个人的思维之中^[5]。从这个角度来看，池田大作的和平观显然是一种“和平文化观”。

2 构筑和平文化的现实基础：以SGI运动为核心的“人间革命”探索

池田大作的和平文化观是基于对现代社会各种弊病的深刻批判，因为唯有对现代社会病症根源有科学的认识，才能对症下药地提出构建理想社会的良方。一方面，池田大作对于20世纪人类的悲惨状态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池田大作指出，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过激主义、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特征是“竞争”“外发”，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社会中“外设”的差异隔阂，这实际上是一种排他主义倾向，其本质是利己主义。这是与佛法倡导的世界观——打破狭隘的利己主义，从自我与他人的互动中感受彼此的存在、辉映生命的光芒，以此度过最有价值的人生基本理念相背离的^[6]。另一方面，池田大作批判人类精神世界存在“无力感”“抽象化”“虚拟化”的倾向。离人症、幽居症、失语症、感情迟顿症等人际交往病症蔓延于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年阶层^[7]，人的心灵世界虚拟化、荒漠化，感觉个体无论怎样努力都改变不了现状的无力感蔓延，进而把自己封闭在狭小空间^[8]，变成了抽象的资本、货币的奴隶，丧失了看清事物的能力，陷入对金钱的盲目崇拜中，不能理解货币固然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手段，但归根到底是一种“虚拟的物体”。

2.1 尊重邻人是构筑和平文化的第一步

基于对现实社会、人的精神世界问题的深刻批判，池田大作提出了构筑和平文化的实践路径，其现实基础是SGI运动，即坚信“一个人的意念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SGI运动首先由个体自我的内心变革开始，由“小我”转向“大我”。这个过程以尊重邻人的生命尊严为首要：“如果不爱自己的父母，如何去爱他人呢？”显然，“人间革命”如果缺少了爱邻人、亲人这最易做到的一步，只会是空中楼阁。互相把对方当作平等的人来看待，也就是能够换位思考、互相陶冶，这样便能使孩子超越“家庭”的范围，进一步培育出公德心、爱国心，最终达到对人类的普遍之爱。解决人类精神衰退的问题，除了这种从周围做起的方式，别无他法^[4]。由每个人心灵的变革感染周围，使他人进行同样的变革，这是和平文化的形成和结果。

2.2 SGI运动是人间革命的现实表现

池田大作倡导社会变革、培育和平文化的重点是“人性变革”，即相信一个人的命运转换最终能够改变人类的命运。池田大作在2011年、2014年的SGI纪念日倡言中对于SGI运动进行了概括：SGI运动以每个人内心的变革为原点，以实现构筑利他、共享的美好社会，建设一个和平共生的全球社会为目标；这种人权教育运动的目标是实现民间社会、草根阶层的自觉，使每个人都成为“体现者”“实践者”，并能因带动人类历史的巨大变革而引以为豪；通过日常的对话、参与确信民众能够产生无穷的、勇不可挡的力量，使每个平凡人都可以成为创造新时代的主角^[9]。每个人的“人性变革”是发掘自身内在无限可能性的自强过程，这一过程又伴随着勇气、希望的产生，进而升华为改变现实、创造价值的力量。这种力量积聚后，才能一步步走向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的“全球变革”之路。从中可以看出，SGI运动是一个宏观、微观双管齐下，掀起社会变革的时代浪潮。SGI是一个由世界1 200多万在家信徒组成的佛教团体，致力于将《法华经》的理念应用于日常生活中，发掘每个人内心的勇气、智慧和慈悲心，致力于世界和平和造福社会。以SGI运动为核心的“人间革命”实践的广度和影响力，已经证明池田大作所倡导的和平文化观具有现实基础。

2.3 座谈会是引发SGI会员同理心的主要形式

座谈会是一项始自牧口常三郎时期的SGI传统活动，人们在座谈会中分享自己的体验，以同理心为起点引起连锁反应。人们在座谈会上讲述自己如何找寻生命的意义、人生的幸福，叙述自己的患病经历、丧亲之痛，谈及自己在工作、家庭、生活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分享遭遇歧视、偏见的经历。人们在座谈会中体会到每个人的生命历程都是重要而不可替代的，通过这种分享能够从他人克服困难和痛苦的经历中得到信心，有能力面对眼前的困难和挑战，也能为人生的成长和前进收获动力。这种在痛苦深渊中发掘的人生意义，往往能够给他人以很大影响，甚至可以超越时代、跨越国界^[10]。座谈会这种形式，能够把不同国籍、不同时代的人联结起来。座谈会的本质在于精神互动，即“参加者在座谈会上可以体会到，烦恼的并非只是自己一人，见到其他会员为了克服困难而辛勤奋斗，自己会受到鼓舞而激起勇气，而自己意志坚定的姿态，又会给其他人添加勇气”，“一个人的誓愿会招来另一人的誓愿，并且引发让人不畏困难的希望力量”，“SGI座谈会在世界各地召开，与会者不分男女老少，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境遇也各不相同，大家作为同一社区的居民，分享各自宝贵的人生历程及心中的郁积，加深彼此奋发向上的决心和意志”。SGI的座谈会成为池田大作倡导的民众发起、民众所属、民众所有的自强运动的根本，“内在信仰外在社会活动”能够双管齐下、共同作用^[11]。虽然座谈会仅仅是SGI运动的活动形式，但是对构筑和平文化、参与联合国活动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SGI运动的探索表明，以内心的精神变革为原点一步步改变现实世界，具有一定的可能性。

3 人民和NGO：构筑和平文化的主体

池田大作的和平文化观强调民间力量对社会变革、世界和平的重要性，把人民、NGO作为构筑和平文化的主体，力图通过每个人的精神变革、社会活动的开展相互配合、双管齐下，进而构建由个人到人类社会的“和平文化生态”，这是池田大作和平文化观的主要特色和基本思路。

3.1 人民是构筑和平文化的根本性主体和关键

把人民尤其是每个个体作为构筑和平文化的主体，这与池田大作思想的渊源——大乘佛教有重要关系。大乘佛教认为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池田大作强调尊重个体的生命尊严。通过宣扬生命的尊严、人的尊严，和平文化的土壤能够更有“肥力”。“只要和平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扎根，就能把‘和平文化’扩展到地球的每一角落，和使之持久不衰。”^[1]只有产生自个体内在的、自发的行动和意识，才能获得与他人的广泛共鸣，这需要个体长期不懈地与自己作斗争^[3]113。池田大作把个体精神的革命看作世界和平的原点，要求在心中巩固和平的“堡垒”，这与积极的和平观，即每个人都能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是一致的。“人类史上的和平，经常只是战争与战争间的中场，为了改变这种趋势，我们要返回原点，每个人要全心全意地自我改革（即所谓人性革命）”^[12]。个体要以“坚强的心”为发条，打破内在精神的停滞状态，通过内心的斗争与奋斗发掘潜在的善的能量。这个过程需要不断重复才能成为习惯，善的能量逐步成为生命的基调。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每个人的精神革命（内在革命）不能一次完成，而是一个动态的充满了反复的过程，即从追求和平的一种状态升华到另一种生命状态，不是以拼凑、打补丁式的方法来改善事态，而是让那些陷入各种威胁的人恢复希望、尊严，以此为目标一步步打破现状，使时代潮流由破坏走向建设、由对立转为共存、由分裂转向团结^[13]。人的内心革命围绕着“生命尊严”这一主轴而展开，奠定了构建和平共生新世界的基础。只有始终围绕着“生命尊严”这一主轴，每个人的内心革命、世界的和平运动才不会偏离方向，也不会在遇到风险或挑战时动摇和倒塌。构筑和平文化需要教育，但是仅有传统讲授式的教育是不够的，还要触及受教育者的心灵，激发他们内在的无限潜力。只有每个人自觉其内在的无限潜力，通过自强的精神勇于变革社会，并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才能由“每个人的自强”发展到“所有人向价值创造挑战”的教育新形态^[14]。这也是由一个人的内心变革到所有人觉醒的重要步骤，其先后顺序是由近及远从“邻人”做起，即从身体“最近”的人和事做起，一步步向周围拓展，“邻人”的范围不断扩大，这是实现和平的最真实可行的道路。如果没有这种坚实的努力，永久和平便无法实现^[15]。

3.2 NGO是维护人类福祉、更好地发挥联合国作用的主要载体

池田大作每年发表的《“SGI日”纪念和平倡言》主要围绕废除核武器、裁军、环境、可持续发展、联合国、反恐等问题进行论述，针对的都是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具有鲜明的人类关怀和全球视野。正如其本人所强调的，“为了确立一个和平与共存共荣的地球社会”，维护所有人的尊严、建设和平世界，基于佛法的生命尊严思想来开展和平、文化、教育运动^[16]。为了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池田大作不仅强调每个人内心变革的基础性作用，还强调发挥政府之外的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这对于联合国改革及其发挥“中枢”作用有重大影响，其实质是在人民与联合国之间搭建桥梁，“以人民为中心，建设一个‘为人而有的联合国’”，使其真正成为“人民的、来自人民、为人民的联合国”，即“确立以NGO（非政府组织）为首的公民社会与联合国之间稳固的合作体制”^[7]。具体而言，池田大作提出了创设“全球公民论坛”、扩大NGO在联合国大会或联合国各个机构的参与权、协商权等设想。充分发挥NGO等组织在联合国的作用，有助于人民直接参与联合国决策，从而维护全人类的利益而不是某个国家的利益。池田大作指出：NGO不是弥补“国家联合体”不足的配角，而是在“共生”“内发”洪流中涌动的构建新的国际生态的主角。联合国只有由民众亲手创建，才能真正成为保护每个个体安全与尊严的机构^[7]。这表明与现有的政府相比，NGO更能代表全球民意，维护人类福祉——超越民族利益的人类利益。发挥NGO在联合国的作用，应考虑到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现实的困境。联合国长期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难题，如果诉诸于某些国家，难免受这些国家利益影响，而如果有强大的民众阶层支援，则能够得到更广泛的支援。二是非政府组织参与联合国的经验表明了这种可能性和现实性。如自20世纪90年代起，NGO与各国代表同场演说，参加内阁级别的政府间协议，主席国成员邀请NGO就相互议题进行非正式的意见交换等。这表明联合国大会或安理会应当积极考虑让NGO作为非投票团体参加讨论或提出暂定议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中能够看出，更能代表民意、较少受到国家利益影响的NGO有可能、有能力在构建和平共生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4 超越差异的对话：构筑和平文化的基本方法

以人民、NGO为主体，如何构筑和平文化呢？对话何以成为构筑和平文化的基本方法呢？如何开展对话才能更好地构筑和平文化呢？这三个问题不仅是理论问题，更关系着构筑和平文化是否具有可行性。只有解决了这一关键实践问题，和平文化才能落地生根。

4.1 对话的精神实质使其成为构筑和平的基本方法

教育和对话是池田大作构筑和平文化的主要方法。分析池田大作的教育观，不难看出对话在池田大作的教育观中具有重要地位，理想的教学方式是师徒之间一对一的对话。因此，对话是池田大作构筑和平文化的基本方法和关键。正如2000年《“SGI日”纪念和平倡言》所强调：推动文化民际主义协助发展和平文化，其关键在于能够通过彻底的对话克服人类根深蒂固的差别意识，也唯有如此向极端困难挑战，我们才可以改变自我和社会；为了培育永久的和平文化，我们需要使各种差异共存、共鸣，要祛除歧视、偏见等差别意识。通过世界不同民族人民的对话，我们可以创造最大的价值和新的地球文明^[1]。

显然，克服差别意识、消除歧视偏见的途径是对话。首先，对话能够改变个体内心只有自己而无他人的利己主义意识，这是对话与独白的根本区别。池田大作在分析“9·11”事件之后“笼罩文明社会的黑暗”时指出：“无人心态”像幽灵般泛滥，对话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取得成就，毕竟对话只有在自我中存在他人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否则，言论便是独白，而不是对话，甚至演变成为暴力的变种^[12]。其次，对话是21世纪人类抵抗暴力难题的方法，也是人本主义的原点。只有对话才是和平的王道，只要人类历史不停止前进，那么对话就是人类永远的使命。池田大作认为，修正过激主义、教条主义，需要人本主义的力量。“出于同样身为人的立场，只要开心见诚地对话和交流，必定可以超越相互间不同的立场和差异。”^[15]人本主义的原点就是一对一、开诚布公的对话。最为关键的是，通过面对面、真心的对话耐心地、一个个打开人们内心的“疙瘩”，这样微小的进展也能够如同方向舵操作飞行器般修正时代潮流前行的方向^[17]。最后，对话有无限的可能性和力量。无论何人何时何地都应该具有将暴力文化转变为和平文化的志向，只要揭掉每个人身上毫无意义的标签，进行面对面、坚实的“人格”意义上的精神对话，就能产生汤因比所期望的改变历史的“水面下的暖流”^[15]。正是本着这样的信念，佛学家池田大作自冷战时代以来与不同宗教背景、不同政治力量的人士对话，与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等开展时人难以理解、难以想象的对话，这些充满勇气的对话对于推动世界和平产生了积极影响。

4.2 以对话构筑和平文化需遵循的基本原则

通过对话构筑和平文化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池田大作对杜维明提出的对话三原则给予了高度评价：一是要倾听对方的主张；二是要重视面对面的对话；三是对先人积累下来的智慧要学习，并使之具体实现^[18]。这恰恰也是池田大作的对话观。如何将这些原则具体实施呢？池田大作在《“SGI日”纪念和平倡言》中有诸多论述。概括而言，第一，要帮助对方解决问题。对话要尽量接近对方的心灵，通过对话找到对方烦恼的真正所在，然后促使对方找到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对于别人的烦恼要像自己的苦恼一样对待，只有这样才能把每个个体作为具有生命尊严、无法取代的存在来看待。第二，对话要力争奏响共鸣的生命交响乐。池田大作强调，对话时除了就双方关心的问题展开以外，还可以问及他们的家人、出身、青春回忆、人生历程等个人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理解对方人生观、信念的“密码”。通过这样的对话，即便是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差异也会迎刃而解。第三，对话不必拘束、死板，也不一定非要立即找到解决办法，要享受对话的过程。如果每一次对话都一定要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很可能会让对话双方陷入求全责备的境地，对话也不可能持续开展。池田大作强调，要重视“为了能一起对话而感到高兴”的对话过程，要把对话作为人生喜悦。“在自己生活的社区推广‘对话’，就是给自己开辟一个被他人接纳、有归属感的‘安心空间’。‘对话’也可以超越各种藩篱，把拥有同样烦恼的人凝聚起来。通过‘对话’，我们可以因发现对方心中也有同样的‘志向’而感到高兴，加强共同克服问题的意识。”^[14]这表明对话往往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对话的过程也不会一直顺利。第四，对话要有“友情”和“同理心”作为支撑。池田大作说：“靠一些公式化的主张或教条主义，是无法从最深处撼动人心的。唯一可以做到的，是由人生经历丰富之人所发出的言论。以如此言论进行对话交流，可以从彼此的内心，发掘出万人相通的人性，使其恢复璀璨光芒，扫除笼罩社会的阴霾。我就是本着如此确信，与不同文化、民族、宗教背景的人士对话至今。人生经历迥异的人，互相开诚布公地对话交流，能使彼此觉醒到独自一人至今察觉不到的新景象，通过人格之间的共鸣，能孕育出新的创造性。”^[11]可见，对话是构筑和平文化、使全球性问题得到创造性解决的有利条件。第五，对话中要学习、发掘对方的智慧。积极的和平观不局限于“尊重差异”，还要积极寻求“共创未来”。“各国和地区的SGI组织也积极推进文明间和宗教间对话，期待通过这些活动，为各方提供机会分享彼此的经验，寻找打破仇恨与暴力恶性循环的方法。我们以化解人类的痛苦为出发点，参与各类专题讨论，尝试发掘并综合各文化和宗教传统的智慧，找出解决问题所需的伦理和行动规范……通过对话，各精神及宗教传统可以互相启迪，分享彼此最崇高的精神能量，而且也可以磨练自己的人性使之趋向完美。”^[10]总之，以对话为基本路径构筑和平文化的基础是尊重每个人的生命尊严，争取在对话中实现“共鸣”，将对话精神贯穿在构筑和平文化的全过程。

5 池田大作和平文化观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出了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和平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为代表的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的结晶，也是对构筑和平发展、共同繁荣世界的重要贡献。以中国为代表的和平发展道路实践，与池田大作一再倡导的和平文化观在某些方面具有一致性。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一再倡导的“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与池田大作倡导“确立一个和平与共存共荣的地球社会”具有相似之处，如强调不同文明的对话、尊重彼此的差异、维护人类共同的福祉，等等。因此，池田大作以对话为基本方法的和平文化观对于当代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5.1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要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

“讲好中国故事”是学术界和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保证。但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19]，存在战略不够、战术不精等问题，主要表现为：在与外部世界思维对接中不能很好地处理好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中西话语体系具有差异性，我们存在严重的“自说自话”现象；西方掌握着塑造中国形象的主动权，肆意夸大或渲染中国的负面刻板形象；讲述故事的方式、手段、知识和技能不足；传播渠道和传播能力与西方相比存在很大差距，有待提高^[20]。把这些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不善于与西方对话。对话是以产生共鸣为条件的，要想产生共鸣，必须使双方感受到对方是与自己具有某些共同点，而不能把对方当作与己无关的“他者”。这就要求我们在讲述中国故事时，不仅要讲好自己的故事，还要侧重从与对方产生联系的角度讲故事，让倾听者感受到故事与他们相关，这样才能打动人；讲述中国故事不仅要具体生动，还要抽象为一般规律，对其他国家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或警示作用，能让对方在对话中有所收获。以对话为基本方法构筑和平文化，还需要主动帮助对方解决现实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广交朋友的过程中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并由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抬进”联合国，而中国对这些国家也提供了无息贷款、减免贷款等帮助，解决了它们很多困难。同时，必须看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反恐、难民危机等问题上遇到很多困难，中国也应当通过对话为对方问题的解决贡献自己的智慧，这样既能讲述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故事，又能讲好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积极作为、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故事。

5.2 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深层次矛盾的可选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目前已经进入改革“深水区”，涉及的关键问题已经不是“做大蛋糕”的问题，而是“分好蛋糕”的问题，如何统筹政府与人民、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问题已然成为改革焦点。诸多的热点问题的存在表明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有着焦虑不安的情绪，他们对社会走向持观望心态，这成为社会舆论场的一股暗流，社会亟需弥合撕裂、凝聚共识^[21]。以对话为基本途径能够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确保政府部门依法行政。池田大作倡导的和平文化以对话为基本方法，以座谈会为基本形式，强调同理心，着力构建一个和平共生的世界，其先决条件是社会和谐。这个过程需要的方式、方法、着力点对于缓解我国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张力”也有一定的启示。首先，政府部门应当转变观念，改变以往“门难进、脸难看”等现象，重塑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消除个别暴力执法现象在社会中的消极影响。其次，普通公民要学会换位思考，体谅政府部门统筹社会利益时的难处。最后，不论是政府人员还是普通公民，要在解决矛盾的对话中产生共鸣和同理心，尊重对方、求同存异，一次对话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通过多次对话来解决。只要抱着对话的心态、寻求各方利益最大化的精神，我国改革进程中的“张力”就能得到有效缓解，执法犯法、暴力抗法等问题才能逐渐消除。

5.3 应对网络时代人类社交病症的良方

网络给人类社会带来诸多便利，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知识大爆炸的趋势使每个网民所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甚至超过了传统社会人类所掌握的信息总量。与此同时，网络给人际交往也带来了革命。以往跨地区、跨国通信费时颇久，电报、电话的运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这种状况，但是跨地区、跨国的即时通信并未普及。网络的发展和普及则彻底改变了这种态势，人们通过电子邮件、微信、微博等通讯软件、社交媒体，能够即时分享自己的生活、工作状况，他人也可以通过评论、聊天等形式与其即时互动。从微信朋友圈流行的“美食秀”到展示工作状态、对时局看法，人们之间能进行互动。传统时代“鸿雁传书”、等待邮递员送来信件等交往方式的使用率和重要性急剧下降，人们即使运用这类方式往往也是表达一种情怀而不是传递有效信息。然而，通讯软件、社交媒体的发展虽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也引起了一些社交病：我们与某些朋友并未熟识，但因偶然原因加为微信好友，原本有希望成为朋友的人大多沦为“网友”，并产生了“人人网好友”“QQ好友”“微信好友”等朋友形式；还有一些朋友，由于长期不能见面，相互联系只能通过网络等形式，但是网络时代每个人都能发出、收到大量信息，这可能使老朋友的关系变得疏远；我们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等视频聊天，但是看到的是对方的“局部”，表情的变化对于视频双方来说也是有“隔阂”的，并非是“面对面”的，等等。面对网络技术给人类社交带来的病症，解决的途径唯有“面对面的对话”。池田大作所构筑的和平文化，尤其强调面对面的对话，在这种场景下，“握手”“拍肩”等细微动作往往也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面对面”是一种真实的场景，能够有效避免网络聊天造成的“幻象”，更容易产生“同理心”和“共鸣”，这些恰恰是人际交往的必要条件，否则会变成无效交往。总之，网络技术、新媒体的发展为中国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遇，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网络时代给人类社交造成了不利影响，中国也不能例外。要想解决这些病症，需要借助以面对面对话、座谈会等方式来加以沟通，这也是池田大作和平文化观对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启示。

6 结语

当今世界仍不太平，恐怖主义、局部战争等困扰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积极的和平”状态离人们十分遥远，但这不能阻止有识之士提出设想、进行探索。池田大作的和平文化观和SGI的实践为和平共生世界的构筑提供了启示，其中和平文化观是指导思想，SGI的实践是现实基础，人民、个体和NGO是主体，对话是基本路径，由个体到群体再到社会是逻辑方向。尽管池田大作的思想属于唯心主义，但对于人民和个体的重视具有明显的人本主义倾向，SGI的实践证明他的思想具有变革世界的现实力量，不失为解决不同文明冲突、人类社会矛盾的一种思路。尤为难得的是，池田大作强调人民群众、NGO在变革现实世界中的直接行动，而不是依靠政府行为，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有相似之处；对于民间友好在中日两国交往中的重视及其推动，是培育和平文化的表现之一，也得到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的高度评价；池田大作强调不同文明的对话，与习近平所强调的文明交流与互鉴在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这也说明东方文明所蕴含的智慧对于当今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能够提供很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