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康熙年间，浙西词派树帜于京师，代替阳羡词派占据了词坛的主导地位。浙派宗主朱彝尊所倡导的“醇雅”、“清空”词风由此炽盛。而此时纳兰性德等词人却与浙派持论不同，因以“性灵”论词而别具一格。纳兰等性灵词人在清初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但不久之后却因纳兰早逝等缘故而归于沉寂。嘉道时期，深受袁枚“性灵说”影响的袁通、郭麐等词人重提性灵词论，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过最终性灵词论仍然未能成为词坛新的主流理论。研究性灵词论的浮沉，对探究一种词学理论或者一个词学流派之成败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可藉此重新梳理嘉道时期的词史走向。

1 性灵词论之渊源 1.1 清初词坛上的性灵理论

嘉道时期，占据词坛中心地位已久的浙西词派，因为创作上的“不足于情”而呈现颓势。针对后期浙派“浮游倘怳，貌若玄远，试为切而按之，性灵不存，寄托无有”^[1]的弊端，一些词人尝试将因袁枚大力倡导而流行于当时诗坛的“性灵说”移用至填词中来。然浙派之弊非积于一日，自立派而有之；也早有词人反对浙派理论，主张应于填词中“舒写性灵”。与陈维崧、朱彝尊共有“三绝”之名的清初重要词人顾贞观，在当时反对浙派主张的词人中态度最为明确^[2]298，他在给陈聂恒的信中陈述了自己的词学观点：“词境易穷，学步古人，以数见不鲜为恨。”^[3]在赓和《乐府补题》靡然成风之际，他未有一阕续《补题》之作，这正反映了其对“学步古人”的厌弃态度。杜诏在为顾氏《弹指词》作序时指出：“彼学姜史者，辄屏弃秦柳诸家，一扫绮靡之习，品则超矣，或者不足于情。若《弹指》则极情之至，出入南北两宋，而奄有众长，词之集大成者也。”^[2]298可见浙派“或者不足于情”的隐弊早就被人指出，而顾贞观等词人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才倡导平畅自然、情深气真的词风。顾氏“平生偃蹇抑塞悲愤无聊之况，皆于词发乎之”^[4]，所以词作“无一字不从肺腑流出，可以泣鬼神矣”，“纯以性情结撰而成”^[5]。顾氏所追求的自出机杼之境和“极情之至”的创作观念，与浙派理论迥然异趣。

顾贞观的至交好友纳兰性德是清初词坛上另一位重要的性灵词人，此二人同曹贞吉并称“京华词苑三绝”。纳兰词在康熙年间广为接受，以至“家家争唱饮水词”^[6]。纳兰因其特殊的人生际遇，词作大多情思抑郁，尤以边塞行吟和悼亡伤逝之作名世。纳兰于词推崇南唐后主，其才性气质亦与李煜相类，故陈维崧评价其“得南唐二主之遗”^[2]298。顾贞观评价纳兰之《饮水词》云：“骚雅之作，怨而能善，惟其情之所钟为独多也。容若天资超逸，翛然尘外。所为乐府小令，婉丽清凄，使读者哀乐不知所主，如听中宵梵呗，先凄惋，而后喜悦，定其前身，此岂寻常文人所得到者。”^[7]195从这些评价中不难看出纳兰词重情之特色。康熙十六年，纳兰性德与顾贞观共执选业而成《今词初集》上下两卷。此集选录清立国以来三十年间184位词人的作品，“是选主于铲削浮艳，舒写性灵。采四方名作，积成卷轴，遂为本朝三十年填词之准的”^[8]。这是首部以“性灵”为准绳来编刊的词选，性灵词人以此树帜于词坛。纳兰“欲招海内词人，毕出其奇远”^[2]289。他与顾贞观二人于“花间草堂”中酝酿着一个词派，形成了四方名士一时鳞集的局面；不过这种局面并未维持多久，“方骎骎渐有应者而天夺之年，未几风流云散”^[2]298。因纳兰之早逝，初具形态的“性灵词派”也随之夭折。清初词坛上颇有影响的性灵理论归于沉寂，雍乾词坛对纳兰态度变得极为冷淡，评价也急转直下：“意境不深厚，措词亦浅显”^[5]，“千篇一律，无所取裁”^[9]4201。这是因为此时浙西词派已经完全掌握了词坛话语权，对与其持论不同的性灵词人自然要予以否定。不过即使纳兰并未早亡，其凄怆的心性也与当时的“盛世心态”有违，其词论也恐难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1.2 嘉道性灵词论之形成

嘉道时期，浙派词人过分追求“清空”导致作品堆砌辞藻，不足于情。为矫此词风，一些词人重提性灵之论，纳兰也得以被重新标榜。这些词人以金陵袁氏家族词人为主体，袁枚友人、弟子为主要成员，袁枚嗣子袁通是这个群体的核心人物。嘉道性灵词人借鉴了纳兰等人的性灵理论，但更多是继承发展了袁枚的性灵诗说。袁枚本人不擅填词，并未直接参与词坛的建设，不过我们仍能循迹于吉光片羽，略窥袁枚的词学观念。袁枚在其所作《奈何词序》中云：“百真新词，有争歌之红雪。于减字偷声之外，发想抒灵；即寻腔按板之中，寓言肆意。”^[10] 《箨仙词稿跋》：“词家以周柳为正宗，以苏辛为变调……昔人称张叔夏风调缠绵，宫商协应，几舆白石老仙相鼓吹矣。”^[11]《红雪词甲稿弁言》：“冯君善作长短吟，不在词深在意深。奇艳能惊才士胆，笑啼都入美人心。直参竹屋分妍唱，高揖梅溪定正音。”^[12]虽然这些序言对取径浙西词派的创作技巧并无异议，但是袁枚认为，填词之目的乃在于“发想抒灵”、“寓言肆意”，而非纯粹的文字游戏，其词学观念之要旨正是“不在词深在意深”。袁枚因“词”这一文体对格律要求过高，限制了情感的直接宣泄而不喜填词。他曾自云：“余不耐学词，嫌其必依谱而填故也，然爱人有佳作。”^[13]383乾嘉时期诸多学人开始填词，浙派后期词人也极尽炫技耀博之能事，将当时盛行的考据之风带入词坛，使用生字僻典成为风尚，这更使本就对考据怀有偏见的袁枚对填词一道缺乏兴趣。虽然袁枚没有直接参与到当时的词坛建设中来，但他对嘉道词坛却产生了很大的间接影响。乾隆十三年，袁枚辞官归隐，购随园，定居于金陵。此后以随园为中心，袁氏宗亲、袁枚友人及弟子之间常有诗词唱和，这些唱和活动在金陵文坛上产生了极大影响。袁枚嗣子袁通以及深受袁枚影响的郭麐等随园弟子高举“性灵”旗帜，力图矫正当时“性灵不存，寄托无有”的词风。袁绶、袁起、袁嘉等袁氏词人也继承并在词作中践行性灵主张，袁氏家族以此成为嘉道金陵词坛的主导。由于这些词人的大力倡行，清代词坛继纳兰之后再次形成了性灵风尚，性灵词论也在这一时期走向成熟。

2 袁氏词人与性灵词论 2.1 袁氏词人考述

金陵袁氏一族原籍浙江慈溪，自袁枚购随园而定居金陵，历经百年成为金陵最有影响力的文学世家之一。袁枚具有崇高的文坛地位，加之为人放达，交游广泛且乐于奖掖后进，吸引了众多追随者，随园遂成金陵文人群集交流的一个中心。在如此浓郁的文化氛围中，袁氏后人承袭家学，并将性灵理论引入词坛。袁枚嗣子袁通，字达夫，号兰村，生于乾隆四十年（1775）^①，卒于道光九年（1829）^②。他本为袁枚大堂弟袁树第二子^③，出生即过继给一直无子的袁枚，并由袁枚抚养成人。与袁枚不同，袁通对倚声一道情有独钟，凭借自身才华和随园少主的身份，成为了嘉道性灵词人群体的核心人物。其《捧月楼词》绮丽绵邈，在嘉道词坛上颇有影响。他还以“性灵”为准编刊词选，如编黄景仁、高文照、钱枚三人词作成《三家词》，今有嘉庆刻本；选纳兰性德《饮水词》、刘嗣绾《筝船词》、顾翰《绿秋草堂词》、汪度《玉山堂词》、汪全德《崇睦山房词》、杨夔生《过云精舍词》、汪世泰《碧梧山馆词》编为《七家词钞》，有嘉庆刻本传世。他曾数次组织性灵词人进行唱和活动，如在京师与杨芳灿、杨夔生、陈文述、钱枚、邵广铨、李元垲等人联吟数月，后将唱和词作编成《燕市联吟集》；与汪瑚、汪度、马功仪、周介福等人唱和，编成《讨春合唱》。袁通之女袁绶，字紫卿，生于乾隆六十年。她深受其祖、父等人性灵理论的影响，著有《瑶华阁词》一卷，补遗一卷，今传同治六年刊瑶华阁集本。袁绶是清代女词人中成就较为突出的一位，其所作多为纪游怀亲、咏物题图、闺阁幽怨之词，曾云：“我诗词皆性情触发，意到笔随。”^[14]可见其词学主张。袁枚次子袁迟之女袁嘉，字柔吉，著《湘痕阁词》一卷，今可见道光袁家三妹合稿本、随园三十六种本。袁嘉词风哀婉，情切隽秀，被赞为“闺中白石”^[15]。袁枚孙女袁青，字黛华，词作集于《燕归来轩吟稿》，有嘉庆二十二年刻本。郭麐评价其作“婉约多风，随园家法也”^[16]。袁通之子袁祖志，字翔甫，道光七年生，晚清上海报界领袖，是当时上海文坛颇有影响的文学名流，其词集名为《谈瀛阁诗馀》，有同治刻本流传。时人评价其云：“先生……纯任自然，而无一点矫揉造作之迹，人谓取其佳句置诸仓山集中，未易分为赝本。”^[17]袁祖志自号仓山旧主，以示传承，袁绶、袁嘉等袁氏词人的词集多由他出资整理重刊。袁枚裔孙袁起，字竹畦，少居随园，后移家钱塘。袁起词作颇丰，集于《画延年室词稿》、《游吴草》南图藏有清抄本，另有咸丰刻本传世。袁起与汪瑚、汪度、钱杜等性灵词人保持着密切往来，并时常与袁绶、袁嘉等袁氏词人唱和酬酢，在金陵、钱塘词坛上都有一定影响。袁起词作极为直白，不求工巧，自谓“率意操觚，不求工拙，聊志鸿雪因缘尔”^[7]1109。可见性灵词论有所传承，直至咸同时期袁氏词人仍然坚持在创作中践行这一理论。如前文所言，这些袁氏词人在嘉道金陵词坛上掀起了“性灵”之风，其中成就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当数袁通。袁氏素有好诗之风，而袁氏文人热衷于填词则始于袁通。袁枚的性灵诗说，经袁通的继承改造而正式成为词学理论，袁通也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影响成为嘉道性灵词人群体的领袖人物，确立了袁氏家族在金陵词坛的盟主地位。

^①《慈溪竹江袁氏宗谱》卷十下记载袁通生于“乾隆四十年乙未十月十四日”。

^②袁通侄袁起《画延年室词稿》卷一《渡江云》词前小序：“己丑夏五，扶先叔父兰村司马灵榇自河朔归里。”以此推断其卒年为道光九年。

^③袁树《红豆村人诗稿》卷八有《生第二儿子，存斋兄抱去为嗣，兄赋诗志喜，步韵奉答》一诗。

2.2 袁通的词学观念及创作

袁通对金陵词坛的影响从时人对其评价中可以窥见：“当时过江诸子，言词者无不推兰村。兰村亦渺虑澄思，肆力从事，务求造乎其极。”^[18]其早期作品集名曰《春影词》，所作不过是“盎然而春和，淒然而秋思。丰情绵态，曼视远指，工于友朋赠答别离往复之言……”^[16]此时的袁通正是一个初学填词略有所得的风流少年，家声煊赫、未经世事的他，所作无外乎伤春悲秋、朋友赠答一类，语言也稍显浅薄浮滑，郭麐曾表示：“袁兰村少时喜为侧艳之词，余尝为之序，未敢许也。”^[9]1519不过即使是这样，作为性灵词论的坚定支持者，郭麐还是对袁通的词作提出了赞扬：“未知于古谁比，要非今世之士涂泽肥腻以为之者也。”^[16]“涂泽肥腻”指的正是当时所流]行的词风，郭麐认为即使是一个风流少年浮滑的真情也胜于空砌辞藻的炫技。但袁通的作品风格很快发生了转变，创作水平也有所提高，以至于郭麐发出“展卷细读，清微绵邈，校其少作，如出二手”^[19]的感慨。这是袁通开始模仿张炎，兼习北宋长调的结果，部分论者便以此判断其词学观念与袁枚取径相异，将其归于浙派之下。其实在当时也有人将袁通与浙派人物厉鹗联系在一起，如杨芳灿在其为袁通《捧月楼绮语》所作序言中称赞袁通：“当日借秋声之馆，谱琴雅之词，固樊榭先生旧游地也……《花间》、《兰畹》，无以逾其丽；薲洲、竹屋，不足比其清。当与樊榭异曲同工，各臻妙境。”^[7]674然而这种说法并非完全出于对作品本身的评价，而是有一个前提：“吾师简斋先生，以抉云分汉之才，出起雷造冰之手。诗、古文、骈体俱臻绝诣，词则间一为之，而独赏樊榭之词，登之著录。”^[7]674杨芳灿认为老师袁枚“独赏樊榭之词”，故而将恩师之子与厉鹗相提并论，因此这种评价绝非客观。此外袁枚“独赏樊榭之词”这个前提本身也难以成立。袁枚在《随园诗话》中选有23家共38首词，皆是其所认同的佳作，这其中确有厉鹗的作品，不过所选的几首词皆与袁枚本人相关。袁枚曾对厉鹗发表过这样的评论：“吾乡诗有浙派，好用替代字，盖始于宋人，而成于厉樊榭……樊榭在扬州马秋玉家，所见说部书多，好用僻典及零碎故事，有类《庶物异名疏》，《清异录》二种。”^[13]320参考前文所述袁枚对考据的态度，很难说这是一种正面的评价。厉鹗好用僻典，乐于炫博，主张性灵之说的袁枚实在没有理由“独赏樊榭之词”，袁枚本人也从来没有说过类似的言论。若此前提不成立，则袁通与厉鹗“异曲同工”的说法，也就没有任何说服力了。

但是袁通取法南宋，效法姜、张却是个不争的事实，他自己曾说过：“愧我半生学步，难追白石之踪。”^[20]邵寿民曾向汪端光称赞袁通的词作：“此袁子兰村词也。词得正宗，清艳如雪，绮而深，柔儿不苶，是能遂于情者。”^[7]649而邵寿民本人“学词渊遂，得尧章、叔夏之遗，其所许确有所见”^[7]649。其所谓正宗即是姜张，故而袁通效法姜张毋庸置疑。但以此就可判断其词论倾向浙派吗？后期兴起的常州词派在创作技巧上亦取法南宋。判断一个词人的词学观念最主要的标准不应是创作技巧，而是其作品本身的情感意蕴。袁枚特别强调“作诗不可无我”^[13]320，也就是说作品应是主观情感的真实表达这才是性灵理论之要旨。通过分析袁通的词作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其作品语言结构有效法姜、张的痕迹，但指导其创作的根本思想仍是性灵词论，例如《声声慢·还西泠舟过毗陵作》：

听潮听雨，听水听风，匆匆已过毗陵。一叶扁舟，载将几许秋声。漫说家乡近也，问还乡何处门庭。胜未冷，岩前鹤梦，湖上鸥盟。

闻说苏堤春老，指六桥花柳，同话飘零。识我重来，数峰青似相迎。试浣吟襟一笑，傥湖山有地堪耕。端不学，忿题桥、当日长卿。^[21]

嘉庆八年，袁通赴京谒选归后而填此词，词的上片是心理描写，相当细腻，颇有纳兰之风。此时的袁通初入仕途，正是一展宏图之时，但整首词却气氛哀婉，“鹤梦”、“鸥盟”皆含向往归隐脱俗之义。下片首句化明代性灵派主将袁宏道的写景小文《雨后游六桥记》，意指对话自然，正视心灵；下片末句是用相如题桥的典故，表示自己无心仕途，宁肯留连山水，躬耕于田亩，也有些无奈之意。从此可见袁通的处世态度似乎有些消极，然而这种避世的态度却十分不正常。此时的袁通不过二十九岁，却在金陵词坛上已经颇有名声，且作为随园长子断不至于无地堪耕，若无心为官大可以白衣处世，似乎这首词有“为赋新词强说愁”之嫌。然而联系当时日益紧张的社会局面，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处在对个人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忧虑之中，袁通用一种略显隐晦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内心的不安和彷徨，相对于直接抒情，这种表达显然更加耐人寻味。整体看来作品词律工严，语言清丽而不造作，读之虽有锤炼之迹，却毫无生涩之感，无处言情却处处皆为言情，无论是“听潮听雨”还是“识我重来”皆合性灵说标举的有我之境，可见此时的袁通填词技巧已经颇为纯熟，他虽在创作技巧上效法姜张，但在作品内容上却是坚持着性灵理论重“情”之标准。这正是袁通对袁枚“性灵说”的合理改造，性灵词论由此正式诞生，并为嘉道性灵词人广泛接受。“标举性灵，激扬钟律，葩华蓱布，金丝引和”^[7]647，这一评价对袁通来说极为妥当。

3 性灵词人群体与燕市联吟 3.1 嘉道性灵词人群体

以金陵袁氏词人为主体的嘉道性灵词人群体，虽未如浙西词派一样明确自称一派，但评论家早就意识到这些词人是有别于浙、常二派的独立群体，如清人陈廷焯便常将这些词人统而论之：“洪稚存经术湛深而诗多魔道，词稍胜于诗，然亦不成气候。孙子潇、袁兰村辈为词全不讲究气格，只求敷衍门面而已，幷有门面亦敷衍不来处。”^[5]“有质亡]而幷无文者，则马浩澜、周冰持、蒋心余、杨荔裳、郭频伽、袁兰村辈是也。幷不得谓之词也，论词者本此类推，高下自见。”^[5]陈氏提到的这些词人皆以“性灵”为主张，且多与金陵袁氏有关，如孙原湘（子潇）之妻席佩兰为袁枚女弟子，蒋士铨（心余）与袁枚乃知交好友，杨揆（荔裳）为杨芳灿之弟。作为常派后学的陈廷焯对这些性灵词人多有恶评并不足奇，这些批评恰好证明了性灵词人群体的客观存在。

性灵词人群体中创作才华最高、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者是郭麐。郭麐少有神童之称，却一生负才不遇，遭际坎坷，沦为下层。他曾说：“余少喜倚声，惟爱《花间集》，得《子夜》、《读曲》之遗。中年以往，羁旅寥落，死生离合，穷郁悲忧感其中，而事物是非接其外。”因此他的词作较袁通等人更为沉郁，情感更加饱满。对于郭麐，后世争论颇多，其词史地位浮浮沉沉，常州词派词人出于攻击之需要将其强行归入浙西之统序，及至当代又被以改革者的身份列为“浙派殿军”^[2]418。然而郭麐本人既非浙籍，又从未表达过其浙派立场，他在各种文艺问题上始终坚持有“我”之说^[2]419，这正合性灵理论所谓的“有我之境”。而且在其被常派猛烈批评之时亦无浙派词人为其辩驳。其实抛开统序观念，郭麐只是一个力图以性灵思想来扭转风尚的布衣词人^[22]。郭麐本是江苏吴江人，师承性灵大师袁枚，好友朱春生、袁棠、袁通等皆非浙派中人。郭麐生前之名声远不如身后之大，在嘉道词坛之上其影响并不比袁通高出多少，他自评：“余既落寞于世，雅不乐与今日文章之士争名。力之所及，意旨之所近，有可以自致者，将尽心焉以究其所极，而后复于兰村可也”^[7]645。这固然是自谦之词，但对当时仍为主流的浙西词派大加批评又不与逐渐兴起的常州词派持论一致的郭麐必然是孤独无力的。不过郭麐并未因此而缄声，他对浙派衰颓之词风猛烈抨击，毫不留情。郭麐在接受了袁枚的性灵理论后即付诸实践，并申述了一系列词学创见，其《词品》便是系统阐释性灵词论的重要理论著作。在袁通、郭麐等性灵词人的努力下，性灵词论在词坛上的影响不断扩大，促进了词风的嬗变。

3.2 燕市联吟与性灵词论之影响

袁通于嘉庆八年以谒选故进京，此时杨芳灿、杨夔生父子、钱枚、陈文述、邵广铨等袁通友人和诸多随园旧客亦在京师，袁通借此机会组织了一场名为“燕市联吟”的唱和活动以扩大性灵词论的影响。《楊蓉裳先生年谱》中记载了这场联吟的基本情况：

袁兰村（通）自江宁来京，随园师长君也。孙渊如，刘松岚（大观）继至。余约诸同好于陶然亭雅集，至者二十余人，各有诗，兰村倜傥隽才，诗词工雅。余深幸吾师后起有人，胜于欧阳叔弼、苏叔党也，自是过从甚密。九月，彭文勤公卒于邸，余哭之，恸伤知己之不再见也。是冬，携兰村及谢庵吏部（枚）、程春庐驾部（同文）、吴兰园大令（自本）、陈云伯孝廉（文述）、邵兰风上舍（广铨）为词社分题，按谱，月凡三集。谢庵之子（廷烺）及夔儿亦与焉。

不难看出，这些人大部分与袁氏家族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如杨芳灿、钱枚皆为袁枚学生，杨芳灿之子杨夔生为郭麐弟子亦是袁通好友，邵广铨、陈文述等皆与袁通交好。有诗称“随园弟子半天下，提笔人人讲性情”^[23]，燕市联吟实际上可以视为嘉道词坛性灵词人的一次盛会，袁枚长子这一身份对这些性灵词论的支持者来说有着极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所以头角峥嵘的袁通顺理成章地成了这场联吟的盟主。其后袁通将此次联吟的唱和词作编成《燕市联吟集》，在性灵词人群体中广为流传，然而这场声势浩大的唱和活动随袁通的进京而始，亦随袁通离京而终，并没有在京师和全国产生更大的影响。康熙十八年，朱彝尊携《乐府补题》入京时与袁通组织燕市联吟时的词坛境况极为相似，同为词风转易之际，但朱彝尊号召词坛建立了浙西词派，袁通却未能开宗立派，一改词风。究其原因，首先是历史条件相异。康熙初期明亡未远，处于异族统治之下的文人群体或多或少还有亡国之悲。遥寄深沉的故国哀思，用笔曲隐的《乐府补题》轻而易举地在文人中风靡流布，进而群起效仿。而嘉道时期清立朝已久，所谓亡国之痛早已淡去，文人阶层的注意力集中在日益紧张的社会局面上，燕市联吟的参与者所作无外乎吟风弄月赠答送别之作，虽有真情却无深意，很难引起更大范围的共鸣。其次，康熙十八年时朱彝尊五十一岁，沉浮半生的他以“名布衣”称旨，特授翰林院检讨，从而结束了“短衣尘垢，栖栖雨雪之间”的落魄生涯，正想一展抱负而名扬天下，开宗立派之目的十分明确。而嘉庆八年的袁通不过二十九岁，自幼生活在风光旖旎的秦淮河畔，家道从容的随园之中，拥有“名父之子”的光环，组织燕市联吟虽然加强了性灵词论在小范围内的影响力，但他的社会地位和文坛影响难与朱彝尊相提并论，难以将此理论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更遑论开宗立派，号召词坛。参与联吟的词人中官职最高的当属杨芳灿，次属钱枚，但联吟还未结束便已去世，其余参与者皆为低级官吏或者白身，这些词人虽然都对当时词风有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但与袁通一样没有能力将自己的主张推行开来。燕市联吟虽然没能够使性灵词论流行于京师乃至全国，但这场唱和活动宣示了性灵词人的词学主张，标志着性灵词人树帜于嘉道词坛。

性灵词论的影响随着袁通和郭麐等人的离世而衰沉，常州词派成为新的词坛盟主，经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等一系列动乱，中国文人内心充满着愤慨和惊悸，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常派“寄托”之论正顺应了时代的需求。无论是一个文学流派还是一种文学理论的创立，除了因缘际会和特殊历史背景的影响外，最重要的还是要符合文体自然发展的规律。李清照在其《词论》中评论柳永“词语尘下”南宋遂兴“雅正”之风，这与明清交际之时词风转变如出一辙，明代词风在性灵思潮的影响下不仅至于“尘下”甚至于“淫曼”，浙派的树帜正为洗明代淫曼之陋。明代词风淫曼之成因正在于明代性灵之说走向极端，对情感的表达不加束缚，而浙派后期又矫枉过正，造成了性灵不存的另一个极端。但在社会尚为稳定的嘉道年间，词风却没有复归于性灵之道，从表面上来看，嘉道词坛上并不缺少对性灵词论的倡导者，袁枚弟子众多，郭麐更是那个时代的一流词人，其《词品》及其弟子杨夔生《续词品》为理论之作，袁通以性灵为基准选辑有《三家词》、《七家词》、《燕市联吟集》、《讨春合唱》等词选，在一定范围内也扩大了性灵词论的词坛影响。袁通亦曾在京师、金陵等文化中心组织规模不小的唱和活动，但性灵词论仍然没有成为理论主流，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性灵词论并不符合“词”这一文体的表达特质。

4 词体特质与性灵词论未成主流之原因 4.1 性灵词论与词体特质之矛盾

词与诗虽皆为抒情文体，但此二者在表达方式、审美意趣上却有很大差异，张炎云：“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王国维也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嘉道性灵词论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袁枚性灵诗说，而袁枚格外强调自然清新、平易流畅之美，这与词体“婉”之特质存在着根本冲突，词的表达要求“情有文不能达、诗不能道者，而独于长短句中可以委婉形容之”^[9]1481，“心中幽约怨悱不能直言，必低徊要眇以出之，而后可感动人”^[9]4059。张惠言之说能够征服词坛，除了切合当时内忧外患﹑社会急速变化的历史要求这一原因之外，更在于其抓住了词体“低回要眇”的本质要求。而在创作技法上，常派与浙派其实并无根本差别，仍是以效法南宋词为主，实际上这种效法为学词之人指出一条明途，使倚声之学有径可循。性灵词论强调率真直白，这很容易造成志难驭情反为情所役之弊，亦或将词作为纯粹的记叙文体。袁枚唯一传世词作《满江红》便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

我负卿卿，撑船去、晓风残雪。曾记得、庵门初启，婵娟方出。玉手自翻红翠袖，粉香听摸风前颊。问姮娥、何事不娇羞，情难说。既已别，还相忆。重访旧，杳无迹。说庐阳小吏公然折得。珠落掌中偏不取，花看人采方知惜。笑平生、双眼太孤高，嗟何益。

乾隆十三年，袁枚买舟扬州，见一少女，欲娶为妾，因“肤色稍次”而作罢。后重遣人访，此女已嫁江东小吏，袁枚追悔莫及，遂填此词。按照“词”这一文体的审美意趣来评断，这首词实在难称佳作，不仅无甚深意，且毫无美感。整首词仅仅抒发了他买妾不成的懊悔之情，从内容上看甚至有几分恶俗，这种作品很难让读者有任何感触。袁枚本非词人，且自云不擅填词，但嘉道性灵词人的作品中亦不乏此类词作，例如袁起之《满江红》：

两载无书，怎料到、不能重见。应自悔、归帆误理，猝惧兵燹。千里凶音贻我恸，一抔香土凭谁掩。叹平生、心血付残篇，都抛散。好护惜，遗针线。莫更盼，南来雁。制哀辞，遥把酒浆亲奠。妆阁未谙风浪恶，柔魂难渡长江远。任弹枯、老泪不成歌，声声怨。^[24]

咸丰三年，时任上海知县的袁通之子袁祖德遇小刀会起义而殉难，金陵随园也毁于太平天国之乱，袁嘉投水殉节。袁起在屡得噩耗后悲愤至极而填两阕《满江红》，此为其中之一。全词描述了其收到书信得知其妹赴水殉节后的悲痛之情，但是这也算不上是一首佳作，从本质上来看这首词与袁枚之《满江红》同为一路。文人阶层嘉道时期尚能维持的娴雅从容之心境此时被完全打破，不得不面对国之将亡、生存堪忧的严峻局面，袁氏家族的遭际便是这一时期文人境况的缩影。这首词直白淋漓地抒发了作者的愤慨与悲痛，但并未突出金陵繁华之地随园风雅之所风流不再这一现实，也就难以让人更进一步联想到身在乱世的生命个体的彷徨与脆弱。对于这种仅仅单纯叙述了一个事件的作品，可能带给读者一瞬间的感动，却无法产生代入感，也难以产生进行反复品读咀嚼的兴趣，或者说缺少这样做的价值，即无法完成接受美学中所谓的“反思的说明性阅读”和“历史性阅读”^[25]，这一点在后世读者身上反映得尤为明显。这正是前文所言性灵词论后期走向极端造成的影响，这类词作意境不深，抒情嫌薄。

4.2 性灵词论对词人才华的偏重

性灵词论偏于强调个人才华，而才力不济者往往难有佳作。早在清初顾贞观便提出“非文人不能多情，非才子不能善怨”^[7]195。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云：“自来诗家，或主性灵，或矜才学，或讲格调，往往是丹非素。词则三者缺一不可。盖不曰赋、曰吟，而曰填，则格调最宜讲究。否则去上不分，平仄任意，可以娱俗目，不能欺识者。至性灵、才学，设有所偏，非翦彩为花，绝无生气，即杨花满纸，有类瞽词。”^[9]2575郭麐也在其《桃花潭水词序》中说：“学之者之心思、才力足以与古相深，而能自抒其襟灵，乃为作者。”而与“才力足以与古相深”者毕竟凤毛麟角，所以相对浙西、常州两大派的创作理论性灵说对词人的资质要求要高出许多。以“舒写性灵”为标准填词，志难驭情则易淫曼靡艳，才力不济则易浅薄寡淡，加之词须依谱而填，要兼顾音韵和谐与情感真切，对作者能力要求极高，袁枚惊才风逸又首倡性灵之说，却从不填词，正可为此做一注脚。

清代词坛并非没有将才情、格调、性灵完美统一的词人，最典型者即为纳兰性德，他也是袁通极为欣赏的一位词人。袁通所辑刻的小仓山房本《七家词》中，便收录了纳兰性德的《饮水词》，这也是当时收录最全、流传最广的一个纳兰词版本。纳兰在嘉道性灵词人的鼓吹中地位得以重新提高，世评也转为“沈幽骚屑之思，婉丽凄清之体。工愁善怨，均感顽艳。盖夫洒蜕尘滓，别存怀抱”^[7]194之类，及至清末被王国维推崇到“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9]4251的高度。然而无论是袁通还是郭麐，在才华上皆难与纳兰比肩，有清一代亦少有词人如其一般身负绝人之才。所以虽同持性灵理论，但嘉道性灵词人中并无一人词坛影响堪比纳兰。此外，纳兰比嘉道性灵词人更为重视“寄托”，他曾云：“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托”^[26]这与张惠言认为词之典范应为“《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2]449的论调如出一辙。但是嘉道时期的性灵词人却没有完全继承纳兰的这一主张，故而作品难如纳兰词一般赤诚醇厚，寥廓清苍。

性灵词论与词体特质之间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所以未在嘉道词风嬗变之际成为新的理论主流，这一时期性灵词人的大部分作品可以用常派论家对郭麐“薄”、“滑”^[27]一类评语论之。但常派词人对这种词风激烈批评的同时，也在不自觉地以此为鉴完善着自己的理论主张，故而性灵词论对推动嘉道及其后词风转变仍有着重要意义。

5 结语

性灵词论在嘉道时期走向成熟，对词风之嬗变深有影响。但以“性灵”论词终究未成词坛新的主流，根本原因在于性灵词论主张情感的直接抒发，这与“词”这一文体“婉”的特质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得以先后占据词坛主导地位，是因为有朱彝尊、张惠言这样有着明确的开宗立派之目的，并有能力号召词坛的领袖人物出现，且派中不断涌现创作才华足以引领风尚的词人。更重要的是浙、常二派的创作理论皆切合了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并顺应了文体发展的规律，这是一种词学理论或一个词学流派成为主流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