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根据《申辩篇》可以归纳出苏格拉底具有四重身份：公民、教育家、哲学家和神学家。作为公民的苏格拉底并不受人关注，他是雅典城邦的一位自由民，在城邦中自由地辩论和演讲。作为教育家的苏格拉底饱受诟病，他被定罪为毒害青年。作为哲学家的苏格拉底，更是令人痛恨，他被定罪为用较弱的论证击败较强的论证。作为神学家的苏格拉底是最为隐秘的身份，他被定罪为不敬城邦的诸神并引进新神。在这四重身份中，苏格拉底哪一重身份都不被雅典城邦所接受。在这四重身份之外，苏格拉底最为骄傲的是做一名战士。

在公民审判大会上，70岁高龄的苏格拉底最终被判死刑，苏格拉底本可以选择缴纳赎金或逃往其他城邦，但苏格拉底直面城邦法律的判决，他选择了死亡。苏格拉底为什么选择死亡？为哲学？为真理？为荣誉？为法律？为城邦？为德性？还是为善？笔者认为，苏格拉底的选择，主要是为了他心中的神。苏格拉底的选择，为公民与城邦，哲学与城邦，教育与城邦，城邦与正义，城邦与法律，城邦与伦理，城邦与宗教问题的探讨提供了一个平台。笔者试图返回苏格拉底选择死亡的意图，讨论雅典的城邦为何能够产生苏格拉底这样的人物，苏格拉底代表了谁以及苏格拉底是自爱和幸福的人吗。

1 神启的哲学家：苏格拉底的真实存在

为什么苏格拉底不能被城邦接受？最直接的原因在于苏格拉底所服膺的神。作为一名普通的公民，作为一位为青年未来着想的教育家，或者是一位为了求真而追求真理的哲学家，都不会受到城邦的诟病。作为教育家，城邦中有高尔吉亚、普罗狄科、希庇亚等^[1]5，面对美勒托的刁难，苏格拉底反问：“似乎所有雅典人都在使青年学好，只有我除外，只有我在腐蚀他们，你是这个意思吗？” ^[1]12作为哲学家，古希腊的城邦中有泰勒斯、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阿娜克珊德拉、阿那克西米尼等等，他们都在城邦中好好地生活着，只有苏格拉底被排斥，并被公民大会判处死刑。在《苏格拉底》一书中，霍普·梅认为：“苏格拉底之所以被感知为雅典的威胁，不仅仅是因为他同一些不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交往，而且因为他被感知为有能力使他人变坏的宗教改革家。” ^[2]

苏格拉底并没有威胁到城邦的统治，苏格拉底的小圈子人数并不多^[1]23，并没有争夺政权的人物。即使某些人在苏格拉底那里学习了狡诈的辩证法，用于质疑城邦的固有真理，也不能把所有的罪名都算到苏格拉底的头上。在苏格拉底本人的反思中，他认为之所以被控告，是因为他在考察德尔菲神谕的过程中引起了一位政治家的愤恨^[1]7，同时也引起了诗人、职业家和演说家的不满^[1]10，从事这些职业的人纷纷向苏格拉底发出挑战。在对神谕真意的探求的过程中，他寻求的是普遍性的智慧，一种职业的人根本不能拥有普遍性的智慧。对诗人的考察，苏格拉底认为：“他们能够写诗的不是智慧，而是某种天才或灵感。” ^[1]8对工匠的考察，他认为：“依据他们的专业能力，他们声称对其他行当也都具有完善的理解……我感到他们的这个错误掩盖了他们的确定的智慧。” ^[1]8通过考察，苏格拉底得出一个结论：智慧是神的财产，对人来说，智慧是自知无知。由此得知，苏格拉底之所以有智慧，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无知；而其他人没有智慧，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知，苏格拉底的考察符合德尔菲神庙的箴言“认识你自己”。

然而，在从事政治、教育、诗歌创作或演说活动的人看来，无知是最大的挑战。也就是说，无知如何能够教导公民？如何让公民符合城邦的法律？如果公民都不相信从事这些职业的人所说的真理，如何让公民在城邦中安定有序地生活？如果认为苏格拉底是最有智慧的人，都服膺于苏格拉底的脚下，然而，苏格拉底也没有给出智慧和真理，而是说“不经过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美德即知识”“死亡是哲学家追求的最大的快乐”等等；苏格拉底更是把人的一切欲望都隐藏起来，这不足以使得城邦的生活丰富起来，苏格拉底似乎在愚弄每一个人。在《理想国》第一卷中，色拉叙马霍斯道出了苏格拉底的思维真谛，他反问道：“如果你真是要晓得什么是正义，就不该光是提问题，而是以驳倒人家的回答来逞能。” ^[3]16苏格拉底不能被从事具体行业的普通公民所接受，同时也不能被统治公民的政治家所接受，这是苏格拉底作为先知者的哀伤，更是苏格拉底的吹毛求疵，因为苏格拉底也不知道所有具体行业的知识，只有神知晓一切知识和智慧。

以苏格拉底本人的智慧来看，在某种意义上，他发现了自知无知即是智慧。空无即智慧，而从事相关职业的人，则一定认为实有即智慧。苏格拉底对智慧的追问不能被城邦接受，因为在政治家、诗人和演说家看来，这是扰乱城邦统治，否定现有城邦秩序和城邦权威的问题。在《理想国》第一卷中，柏拉图区分了具体行业的正义和抽象的正义。抽象的正义是对具体行业正义的指导，从而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对正义本质的探讨。然而，从另一个方面人们可以反问，抽象的正义存在吗？如果哲学家是探讨抽象问题的行业，那么哲学家是否有用？从事具体行业的公民为什么要听从哲学家的智慧？柏拉图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些问题，而是试图建构一个正义的城邦。在《理想国》第六卷，柏拉图认为：哲学家是否有用在于大家用不用哲学家^[3]236。在抽象的意义上，柏拉图确立了哲学家为城邦中的王，哲学的探讨具有指导具体行业工作和规范具体行业德性，使得整个城邦运行有序的价值，从而确立了哲学家至高无上的地位，哲学家是为城邦中“每一位公民”思考的人。

我们把问题定位在最初智慧问题的开拓者苏格拉底的身上，苏格拉底是有智慧的，当然是在自知无知的意义上。那么，苏格拉底的智慧来源于哪里？我们认为，它来源于苏格拉底对神的敬畏。在《申辩篇》中，苏格拉底说：

“我服从神或超自然的灵性。” ^[1]20

“我已经习惯了灵异的声音，它在过去一直是我的伴侣。” ^[1]30

苏格拉底对神的敬畏，是苏格拉底所有行动和所有言论的根基，那么苏格拉底为什么不能为城邦的其他公民所接受而被定罪为“不敬城邦诸神，引进新神”呢？这里提出了关于信仰的重要问题，即盲目的信仰还是理性的信仰，这个问题的探讨似乎是对信仰的挑战。在《泰阿泰德篇》中，苏格拉底考察了一种知识的定义：基于信仰的解释即是知识^[4]737。笔者认为这个定义是苏格拉底行为和言论的原因。人本来就是无知的，信仰就是按照神的指示行动。按照神的指示行动，是不是就不用自己思维了，这是苏格拉底与普通信仰的区别。众所周知，德尔菲的神谕并不是明白清晰的，赫拉克利特有言：“德尔菲神谕的主管既不直言，也不隐瞒，而是显出象征。” ^[5]苏格拉底对神谕考察的行为恰恰是理性的，在理性地考察神谕象征意义的基础上，苏格拉底维护了神的权威，认为智慧是神的财产。从苏格拉底对神谕理性考察的结果来反思，可以看出，雅典城邦正在经历着一场转变，这场转变集中于政治家权威和神性权威的对抗。苏格拉底认为：“如果想要活下来，哪怕是很短暂的时间，也一定要把自己限制在私人生活中，远离政治。” ^[1]20苏格拉底最终也没能远离政治，因为“人是政治的动物”。在这场对抗中，苏格拉底是一位传统的神性权威所选择的代表，确立了神性权威的理性价值，而政治家权威恰恰是城邦信仰丧失的原因，这一点确立了苏格拉底维护传统神性道德的重要地位。

苏格拉底对神性权威的服从，使他超脱了身体和城邦的存在，而服务于德性和至善。在苏格拉底看来，德性和至善是身体和城邦的生成原则。那苏格拉底爱自己的城邦吗？在《申辩篇》和《克里托篇》中，苏格拉底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在《申辩篇》中，苏格拉底说：“我的好朋友，你是一名雅典人，属于这个因其智慧和力量而著称于世的最伟大的城市。你只注意尽力获取金钱，以及名声和荣誉，而不注意或思考真理、理智和灵魂的完善，难道你不感到可耻吗？” ^[1]18在《克里托篇》中，苏格拉底说：“你难道不明白应当比敬重父亲更加敬重国家，应当比消除对父亲的怨恨更加快捷地消除对国家的怨恨吗？如果你不能说服你的国家，那么你就必须服从它的命令，耐心地接受她加诸于你的任何惩罚，无论是鞭挞还是监禁，对吗？” ^[6]45–46苏格拉底认为人是城邦人，他的祖先，他的父母就生于这个城邦，都受惠于城邦，他本人也受教于这个城邦^[1]45，经过公民大会审判的罪，就应该服从。这些观念直接导致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观点：“自然生成的城邦先于个人，就因为个人只是城邦的组成部分，每一个隔离的个人都不足以自给自足其生活，必须共同集合于城邦这个整体。” ^[7]苏格拉底是爱城邦的，同时，苏格拉底也爱城邦的法律，当克里托准备让他逃走，他提出：“未经官方许可逃走是否正当。” ^[6]41在《申辩篇》中，苏格拉底认为：“逃避死亡并不难，真正难的是逃避罪恶，这不是拔腿就跑就能逃得掉的。” ^[1]29苏格拉底对罪的理解同样是基于城邦审判的，在苏格拉底的心目中，城邦是一切。面对雅典的公民，苏格拉底说：“不可一日不谈论善和其他各种主题”“不经过这种考察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 ^[1]27。苏格拉底被判死刑之后，还在谆谆教导雅典公民如何过一种幸福的生活。因此，苏格拉底是爱城邦，爱法律和爱公民的好人，只不过他服务神圣权威，不服务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个团体，虽然对神的侍奉使苏格拉底一贫如洗^[1]9。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发现苏格拉底是一位神学家，服从于神性权威，他的行动和言语代表了神性生成的城邦和公民。为了维护神性的权威，他得罪了城邦的统治权威和其他从事具体行业的人。苏格拉底处于神性权威和政治权威的较量之中，作为神性权威的维护者被判死刑，意味着雅典迎来了政治权威的时代，城邦作为政治权威而存在。或者说，“苏格拉底之死”代表了神学的衰落，政治的诞生。而柏拉图《理想国》的完成，代表了政治哲学的确立，虽然其中隐含着哲学对政治的反叛，但与苏格拉底不同，柏拉图为了实现理想的城邦，与政治家进行周旋和协商。

2 死亡：苏格拉底的选择与城邦哲学

苏格拉底的“死亡”并不是身体必然性的逼迫，也不是城邦统治者的威胁。苏格拉底对死亡的选择，一方面是苏格拉底对雅典城邦和法律的尊敬，另一方面是苏格拉底对神的尊敬。可以说，苏格拉底是自愿选择死亡，那么，苏格拉底对死亡的选择是一种自爱的表现吗？其选择的高贵之处在哪里？

苏格拉底对死亡的选择，笔者认为是一项周密的计划，至少从柏拉图的记载来看是如此。这项周密的计划，分成三个步骤：第一，苏格拉底参加公民审判大会；第二，苏格拉底拒绝缴纳赎金，拒绝逃往其它国家；第三，苏格拉底快乐赴死，在狱中探讨灵魂问题。我们看到，苏格拉底的每一步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周密安排，并且对西方的法律、城邦和哲学问题的探讨影响深远。

关于第一点，即苏格拉底应不应该参加公民审判大会，在《克里托篇》中，克里托认为：

“首先，你去了法庭，这是你的第一个举动，而那样做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其次，你在法庭上申辩时的表现，这是你的第二个举动。” ^[6]38

“苏格拉底，你的做法不仅要使你和我们承受痛苦，还要承受耻辱。” ^[6]38

克里托的言论意在规劝苏格拉底逃走，他是代表苏格拉底朋友的立场。根据这个言论，我们有一个疑问：苏格拉底有没有必要参加公民审判大会？克里托的言论意图在于，你不应该参加公民审判大会，因为参加与没参加的结果是一样的，都是被判死刑，我们作为你的朋友也没法提供任何帮助。但在苏格拉底的眼中，他参加公民审判大会的意义是不同的。首先，他是一位公民，尊敬雅典城邦的法律。其次，在审判大会上，苏格拉底细说了自己的生活，以及思想的来源，对敌人强加给自己的罪名，做了一一辩护。在苏格拉底看来，无论其是作为教育家、哲学家还是神学家的身份所遭受的谣言和误解，或者说，他都应该给雅典公民一个解释。最后，经过城邦法律审判的有罪，就必然是有罪的，任何人不能逃脱城邦法律所判决的罪。苏格拉底的罪不是某个人定的，也不是某个团体定的，而是雅典的法律判决的，具有神圣的效力。

从对后世哲学家的影响来看，苏格拉底的行为确立了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公民作为城邦的公民，有罪与否必须通过城邦的法律审判，法律的审判具有神圣的效力。苏格拉底认为：“公开宣布了的法律判决没有效力，可以由私人来加以取消或摧毁，那么你能想象一个城邦会继续存在而不被颠覆吗？” ^[6]44因此，苏格拉底参加公民大会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并没有服从任何一个团体和任何一位统治者的判决。那么，不正义的审判是否有效呢？或者是否有不正义的审判？在苏格拉底看来，法律和法庭就是正义的代表，任何不正义都必须放在正义的监督之下，从而确立了法律是城邦最为正义的代表。对这一点，刘小枫认为，民主政体是判处苏格拉底之死的原因，而恰巧民主政体是一群乌合之众，苏格拉底只听从一个声音，而不是听从众人的权力^[8]。笔者认为，苏格拉底的言论并非如此，他是城邦中的一位公民，雅典的公民大会剥夺了他的公民地位，但苏格拉底并没有因此而放弃雅典，因为雅典民众根本不理解苏格拉底的智慧，苏格拉底的逻辑为：一个好人不能使坏人变得更坏^[3]14。

对于作为哲学家的苏格拉底，也许有人认为他不应该得到被判死亡的结局。我们看到，城邦中的苏格拉底，受到各种职业从事者的刁难，因为苏格拉底说他们无知，并且苏格拉底把这种观念教给了年轻人。各种职业从事者是城邦运行的支柱，苏格拉底的言论虽然维护了神性权威和理性权威，但正义是城邦统治者、教育家、法官和城邦具体行业所维护的正义，而不是一个人或神所宣布的正义。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神性权威和统治权威之间的矛盾。从统治权威来看，苏格拉底的言论脱离了民众的生活基础，并且他借助神谕，在城邦中宣言自己有“无知的智慧”。如果将苏格拉底作为一位普通的公民，他的言论是疯癫的，这种疯癫的原因，在他自己看来，是神的指点；在普通民众看来，是无法理解的。尤其在《申辩篇》的结尾，苏格拉底说：“我们这里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但无人知道谁的前程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 ^[1]32那么，死亡之后还有前程吗？在《斐多篇》中，西米亚斯和克贝，同样提出了一个问题：灵魂是否随着人的死亡而消失？苏格拉底的智慧是令人吃惊的，虽然他否定知道天上和地下的事情，但是他似乎认为人死之后灵魂还继续存在，但是苏格拉底从来没有死过，他向往死亡，这是一条悖论，似乎古老的西勒尼的寓言在苏格拉底这里起作用了，“那绝佳的东西是你压根儿得不到的，那就是：不要生下来，不要存在，要成为虚无” ^[9]。总之，苏格拉底是一个谜一样的人，因为苏格拉底生活在神的世界之中，而不是人的世界，苏格拉底深受“密仪”的影响^[10]58。

关于第二点，即苏格拉底拒绝缴纳赎金和拒绝逃往其它的国家，原因很简单：既然苏格拉底参加了公民审判大会，那么苏格拉底必然服从审判大会的判决。在《申辩篇》中，苏格拉底曾经提议缴纳一明那的罚款。但是，苏格拉底不会选择缴纳，原因是缴纳了罚款并不代表罪被取消，城邦的公民还是认为苏格拉底是有罪的，只不过用赎金买回了命。苏格拉底并不在乎他的命，他在意的是公民生活和城邦生活。苏格拉底也不会逃往其他城邦，因为在他看来：“无论我去哪里，都会在这里一样有青年来听我谈话，如果我想把他们赶走，那么他们会让他们的长兄来把我赶走；如果我不赶走他们，那么他们的父亲和其他亲戚会为了这些青年自愿前来驱赶我。” ^[1]27由此来看，苏格拉底拒绝逃往其他国家的原因在于：苏格拉底是一个致力于实践的苏格拉底，实践的苏格拉底必然处于城邦之中，处于与其他公民之间的关系中，城邦的法律判决苏格拉底的实践具有死刑的意义，那么实践的苏格拉底在城邦中是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的，是城邦的公民放弃了苏格拉底，而不是苏格拉底放弃了城邦和公民。

关于第三点，即苏格拉底对死亡的选择，还因为苏格拉底有一个神性的个人世界，就是苏格拉底的沉思生活和理智生活。在城邦的实践生活被剥夺之后，苏格拉底并没有处于痛苦和抱怨之中，而是处于安详的生活^[6]34之中，甚至可以说是快乐的生活^[10]60之中，甚至认为死后他就可以和圣人们^[1]31见面了。在狱中谈话《斐多篇》中，苏格拉底不但认为灵魂在人出生之前就存在，并且在人死亡之后仍能继续存在，智慧和知识是附着在人的灵魂之上的，智慧和知识具有永恒性的价值。从现存的资料来看，对于“智慧是什么，以及知识是什么”的回答，苏格拉底对灵魂问题的追问影响最大。在《斐多篇》“灵魂不朽问题”探讨的基础上，柏拉图的《理想国》确定了灵魂中的四种德性：正义、勇敢、节制、智慧，以及灵魂如何通过辩证法、数和善的理念由可变世界转向实在和永恒的世界^[3]276。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论》，在灵魂的意义上确定了人、动物、植物、无生命物之间的区分，认为“灵魂就是生命的本原” ^[11]。他将灵魂确定为具有营养能力、感觉能力、思维能力和运动能力四项重要的功能。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灵魂包括有逻各斯的部分和无逻各斯的部分，有逻各斯的部分还包括：思考始因不变的事物和思考变化的事物，一个被称为知识的部分，一个被称为推理的部分，从而确定了关于道德德性与理智德性的问题探索的根基^[12]166。他们分别在灵魂的意义上，建立起了政治学、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的灵魂论根基，从而回答了城邦和公民应有的德性问题，同时也回答了德尔菲箴言“认识你自己”。这是苏格拉底的追随者，根据苏格拉底面对其他职业公民挑战所做的回答，在这样的回答中，古希腊确立了哲学家的重要地位，同时，也确立了西方哲学与城邦建构之间的关系。

选择死亡的苏格拉底，并不是不喜欢生^[1]28，也并不是逃避生的痛苦，他在意的是生的意义。苏格拉底对死亡的理解是深刻的，苏格拉底是否是自爱的人？这一点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九卷第8节“两种自爱”给出了解释：一种是在贬义意义上的自爱，满足身体无逻各斯部分的生活，“那些在贬义上用这个词的人把那些使自己多得钱财、荣誉和肉体快乐的人称为自爱者”“而那些使自己多得这些东西的人，也就满足自己的欲望，总之，满足自己的感情或灵魂无逻各斯部分的人。” ^[12]275另一种是褒义上的自爱，满足努斯的生活，“努斯总是为它自身选取最好的东西，而公道的人总是听从努斯。当然，公道的人常常为朋友的或他的祖国的利益而做事情，为着这些他在必要时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12]277。从两种自爱的观念，来反思苏格拉底对死亡的选择，显然苏格拉底之死是“褒义的自爱”，苏格拉底选择听从自己的努斯生活。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康德提出一个悖论：一个人明知道继续生活下去是痛苦的，那么，出于自爱的原则，选择自杀是否合法？康德探讨了自爱、自愿选择和自杀的问题。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在神性生成的四重身份中，苏格拉底是自愿选择死亡的，他同时也是自爱的，因为苏格拉底自愿选择死亡是回归真正的自我之中，是苏格拉底对希腊远古文化继承的结果，这种选择开拓出了本体的纯粹的世界，是西方纯粹性哲学的源头。

总体而言，苏格拉底之死确立了法律至高无上的价值，城邦是公共生活的家园，神性生活是个人作为沉思和努斯生活的最高要求。苏格拉底对灵魂问题的探索，建立起西方政治学、哲学、伦理学和法学的基础。在苏格拉底的四重身份中，苏格拉底是一个尊重四重身份和尊重自我的人，但是归根结底，苏格拉底对死亡的选择是苏格拉底作为神学家的结果，苏格拉底是神性权威的代表。

3 苏格拉底的生命：幸福的潜在与实现

人如何成为幸福的人？这是古希腊人最爱追问的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最为完美的答案是：用一生的时间去考察。那么，幸福问题就成为了一个评价问题，而评价总是外在性的，更不能切中幸福的基于个人体验的问题。没有一个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能够说明白他的一生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那么，苏格拉底是幸福的人吗？这样的问题实际上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一种反思的标准。

根据《尼各马可伦理学》，亚里士多德从多个角度探讨了幸福问题，展现了幸福的多样性，而最具普遍性的定义为：“幸福是灵魂的一种合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 ^[12]32亚里士多德将幸福引向了德性问题，并认为幸福是一种实现活动。亚里士多德又将德性划分为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幸福同样分为两个层次：符合道德德性的幸福和符合理智德性的幸福。在这两种幸福的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最高的善。

在实践的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生活的好或做得好” ^[12]9。生活包括三种：享乐生活，政治生活和沉思生活。生活的好也包括三方面的意义，亚里士多德认为：享乐生活是过一种动物式的生活，政治生活是过一种公民大会的生活，沉思生活是过一种努斯的生活。这三种生活分别建立了不同的幸福模式。根据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原则，政治生活是最符合人的生活，因此，人世生活的幸福在于政治生活。

在沉思的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认为：“沉思与幸福同在”“幸福就在于某种沉思”“完善的幸福是某种沉思”，因为沉思不需要外在的手段，沉思因自身而值得欲求，沉思不是手段和工具，沉思是人的一种本质性的能力。但亚里士多德同时认为，除了沉思的幸福，“人还需要外在的东西，因为我们的本性对于沉思是不够自足的” ^[12]310。因为人是一种混合型的存在，在“三种生活”的相互交织中存在，因此，幸福的生活还需要有伴侣、朋友、财产、健康的身体、慷慨、激情、节制、勇敢、公正、友爱，幸福还在于消遣、快乐等等。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中等程度的外在的善就可以做高尚的事。” ^[12]311在这三种生活中，亚里士多德最为推崇“沉思的生活”，沉思生活是获得智慧的重要途径。

从亚里斯多德建构的三种生活以及对幸福的定义，可以发现，苏格拉底是其幸福生活建构的原型，但是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将苏格拉底作为绝对的标准。苏格拉底从不被自己的欲望所驱使，他超越了动物性的享乐生活。苏格拉底致力于城邦生活和公民生活的至善实践，并提供了一种反思公民生活和城邦生活的标准。同时，苏格拉底也专注于沉思的生活，在沉思智慧的意义上，苏格拉底探讨了城邦和公民生活的意义。幸福一方面在于满足灵魂无逻各斯的部分，另一方面在于满足有逻各斯的部分。这两个部分是人之为人的幸福的多样取向。亚里士多德并不否认人的激情生活和欲望生活，虽然激情和欲望是导致无序的源头，但是亚里士多德主张用灵魂的理智部分所得到的沉思生活来规劝灵魂的欲望和激情生活，从而达到一种适度。这个观点形成了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的相互调和，产生的是一种符合城邦和法律的人。从这样一种观点来反观苏格拉底，可以看到，苏格拉底的行为更多地偏向于神性权威，但又不可能让城邦的每一位公民都倾向于神性权威的生活，而苏格拉底并没有过一种中和的生活。

从苏格拉底对死的选择以及城邦法律的审判过程，我们来反思屈原之死，可以发现，他们都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从他们死亡所产生的效果来看，苏格拉底之死建构起了灵魂文化以及城邦建构的哲学思考。而对屈原之死，我们的反思在于屈原是忠臣还是怨怼之臣。对于屈原应不应该投江，一方认为屈原是以个人的力量来警醒王权；另一方则认为屈原投身汨罗是对自己和国家的不满。苏格拉底之死是一种经过城邦法律审判的死亡，这种死亡没有人认为是苏格拉底怨恨统治阶级，并且对苏格拉底之死的思考产生的结果在于：如何建构一种理想的城邦用于保护苏格拉底式的人物。两种文化，面对死亡，一种是超脱国家的层面来探讨城邦和文化的生成问题；另一种是在国家文化结构之内来探讨个人行为是否符合国家利益的问题，由此可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结构和实践逻辑非常牢固。

苏格拉底之死是西方文化建构的源头，这种源头不仅仅关乎于苏格拉底是否是一位好人，苏格拉底是否是一位致力于城邦美好生活实践的公民^[13]，而且让苏格拉底成为一种标志。从古希腊发展史的观点来看，恰恰是苏格拉底之死以及柏拉图的《理想国》所建构的西方城邦文化削弱了个人的力量，个人只是城邦中的一员，必须符合城邦某一方面的要求，个人的德性问题也与职业相关，从而造成了西方的分工文化以及对神圣性个体的切割，让人只满足一种外在的城邦要求。

总之，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来看，苏格拉底是一位幸福的人，因为苏格拉底在三种生活中都产生了重要的意义，并且苏格拉底忠于自己的沉思文化和理智文化，苏格拉底并不认为自己已经死亡，而是走向了更好的世界。苏格拉底是西方古典伦理学的原型，对西方古典伦理学的反叛就是对苏格拉底的反叛。

4 小结：对苏格拉底的异议

对苏格拉底的异议，最大的代表是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尼采以一种谩骂和嘲讽的态度来对待苏格拉底，认为苏格拉底是“古希腊衰落的标志”。如果以狄俄尼索斯精神作为古希腊内在的冲动和力量的代表，那么，苏格拉底完全取消了狄俄尼索斯精神，主要原因在于苏格拉底被宣判死刑的时候是一位七十岁高龄的老人，他对城邦、对法律、对公民的知晓程度是超越性的，他对人的教导是一种成熟式的理性教导。这种教导导致城邦的固定化和秩序化，恰恰这种固定化和秩序化消除了城邦的活力。

从苏格拉底之死来看，毫不夸张地说，西方城邦哲学是建立在一种对固定化城邦的教导判处死刑的基础上的，然而，死刑本身又加强了这种固定化的思考，这又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尼采的思考是针对苏格拉底个人的，同时也针对古希腊的城邦。尼采认为苏格拉底是“一个怪物”，他隐藏了自己所有的情欲，西方的城邦怎么会建构成一个没有情欲的机器呢？那个看似没有情欲的城邦，实际上隐藏着所有的情欲。尼采对苏格拉底式的灵魂形而上学所建构的城邦、法律和权威，是嗤之以鼻的。尼采认为，在狄俄尼索斯和阿波罗精神共同作用下的城邦，才是符合人性的城邦。神只是城邦的一个代表，一个标志，苏格拉底过于将神的知识应用于人的世界和人的城邦，在公民和城邦的意义上，苏格拉底并没有很好的区分神、人和动物。在亚里士多德《灵魂论》中，神性、人性和动物性得到了很好的区分；在康德的《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康德也区分了动物性、人性和人格性^[14]，认为人应该专注于人的世界，致力于人的责任和义务的探讨，服务于人的统治，服务于人的理性和情感建构美好的城邦。

对苏格拉底的异议，另一重要代表是莱博维兹。他著写的《苏格拉底的反讽答辩》专注于对苏格拉底反讽技巧的探讨，认为苏格拉底在《申辩篇》中运用了修辞策略，但苏格拉底在多大程度上运用了反讽的修辞策略，在这本书中没有予以呈现。在《申辩篇》的开篇，苏格拉底认为他是在“讲真话”，而对苏格拉底的指控是“说谎和谣言”，这一点是否是修辞策略？苏格拉底的德尔菲神谕故事是否真实存在？这些问题都成了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从柏拉图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记载来看，这个问题不是苏格拉底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西方哲学建构的问题。《苏格拉底的反讽答辩》并没有考虑到苏格拉底的哲学史意义，而只是针对苏格拉底的个人内在的心理状态，这一点似乎为人们又提供了新的解读。

总之，对苏格拉底形象的考察，必须基于苏格拉底的四重身份与亚里士多德的城邦三种生活的相互叠加，而在四重身份和三种生活中，作为神学家的苏格拉底和作为沉思生活的苏格拉底，才是真正的苏格拉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