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中国明代伟大的哲学家、宋明道学中心学一派的代表人物。作为王阳明的语录和论学书信，《传习录》是阳明学派的指南，是王阳明思想的再现载体，它其以《大学》《中庸》等传统经典为背景，对儒家思想及其文化进行深入探讨，体现了阳明思想的内在诠释和外部依托。胡钦太指出：“学术话语权是学术生产与学术传播的结果。” ^[1]而《传习录》在儒学浸润数千年的国度颇受重视，寻根溯源，《传习录》的编撰、刊刻、传播实际上就是产生并维护其学术话语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体现出编撰者本身的学术思想水平，还反应了不同研究者、编辑者的思想状况，折射出阳明学在不同人心中的地位及其时代影响。在传抄者特异性、时代思潮演变、地域差异等因素的影响下，《传习录》紧贴历史脉搏，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学术交流中显示出其独特的文化意义。

1 王阳明为学思想与《传习录》的传播

王阳明十分重视教育事业，每到一处，都热衷于建学校，创书院，立社学，大力推广文化教育，并以此宣传他的思想学说。他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思想学说吸引了众多门徒，正如明代学者黄景昉所说：“王新建能用度外人，收罗甚富，如致仕县丞、捕盗老人、报效生源、儒士、义官、义民、杀手、打手，皆在笼络奔走中，即土目永为心死。大都眼高襟豁，从学问澄彻来。” ^[2]通过在书院的教学活动，王阳明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而且正是有了这些从不间断的教学实践活动，他的学术思想才得以发展形成。《传习录》体现了王阳明的教育理念、方法、目的，王阳明借《传习录》传播他的教育思想，赢得世人的认可，当阳明心学取得轰动效应时，《传习录》又借助王阳明的名声得以广为传播。

王阳明的教育理念首先在于上学和下学之分。他说：“后儒教人才涉精微，便谓上达未当学，且说下学。是分下学、上达为二也。夫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学也；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达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学也；至于日夜之所息，条达畅茂，乃是上达，人安能预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语者皆下学，上达只在下学里。凡圣人所说，虽极精微，俱是下学。学者只从下学里用功，自然上达去，不必别寻个上达的工夫。” ^[3]33他将求学看做一个过程，先有一个本源，从本源上下功夫，循序渐进，从下学到上学，最后成圣，上根之人可以静悟，下学之人只能依靠终年的积累以期领悟。下学之人需要完成由下学到上学，再到成圣的过程，比上学之人多了一个积淀的过程。在学习方法上，王阳明曾说：“须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当，即可通。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此是为学头脑处。” ^[3]39学习光讲求字句是不够的，应该在自己的心体上用功，需要返回心体去体会，以求自然贯通。他又说：“孟子言‘必有事焉’，则君子之学终身只是‘集义’一事。义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故‘集义’亦只是致良知。” ^[3]181学问功夫在于精一致诚，心要真切，方能臻入化境。在学术上，他强调独立思考，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立见解，这对当时的官学教育无疑是一种沉重的打击，在无形中动摇了传统教学模式的神祗地位，同时构建了更加和谐的师生关系，从而致力于改变当时教育僵化的局面。王阳明重视人的主观精神、主体意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重视人的价值，从而为明清之际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刺激了市民文化的发展。

在教育方法上，王阳明强调在人伦日用中温润细化，通过礼仪教导开化人心，再适时以文字章句启迪智慧。他说：“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 ^[3]208强调调理性情，消除顽劣，使孩童在人伦日用中合乎礼仪，在不知不觉中达到“蒙以养正”的效果，在童蒙时培养纯正美好的品格。王阳明又说：“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 ^[3]20为学要排除私欲的限制，以天理为关照达到正心，若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 ^[3]20。“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欲树之长，必于始生时删其繁枝。欲德之盛，必于始学时去夫外好。” ^[3]90王阳明的教育观念与朱元璋的理念颇为相似。朱元璋提倡的成才之法，其一是“忘利”，其二是“积善成德”，他们都讲求心体的供养，摒弃外欲私利的诱惑。明代建国初期打下的社会文化、教育基础在有明一代一直延续着，对整个明朝的发展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

纵观全书，可以发现《传习录》涉猎较为广泛，它在修身、养性、为学、行事等方方面面都有所涉及，对学子的日常生活和读书学习均有良好的教育和指导作用，因此，它凭借精审的说理、传统的内涵以及广泛的传播，在当时的学子中具有十分强大的影响力。

2 明代书院的发展与《传习录》的刊刻

书院是学术圣地，也是《传习录》的传播之所。如果对明代书院做一个小的统计，就可发现书院的发展与《传习录》的传播似乎有着难以割舍的牵连。“明代各朝中，书院最多的是嘉靖朝，有596所，其次是万历朝，有295所，第三是正德朝，为150所。” ^[4]反观《传习录》的刊刻，也是以嘉靖时期最为繁盛，其刊刻数量几乎达到总数的一半。事实上，阳明后学一直积极从事讲学活动，王畿在《绪山钱君行状》中说道：“时江、浙、宣、款、楚、广，会城名区皆有讲会书院，随地结会，同志士友咸设皋比以待。”阳明弟子的同门意识十分强烈，以光耀师门相依佐，常聚集在一起讲学，组织学术活动，如钱德洪、王畿、邹守益等的水西之会。由于王学发源于江浙一带，故而江浙成为大会举办的常驻之地，而《传习录》及王学的传播以江浙地区为主，相应的，江浙一带的书院自由度比其他地区大，讲学内容不拘囿于四书五经的科考范围，书院获得发展的活力。明代江西、浙江的书院数量居于榜首，可见书院建设与王学传播的互补关系。清代书院数量增多，书院中的刻书业也较以前发达，不乏制作精良的刻本，俞嶙的《传习录》就出于匡正书院。

书院有宽松的政治环境、良好的地理物质条件，再加上科举制度的巨大疏漏造成人才流失，引发社会不满，使王学获得机遇。水西书院、河东书院、崇正书院、白鹿洞书院、匡正书院等都刊刻过《传习录》，它们既激发了自由讲学的活力，也适应了教育和应试的需要。

3 明代科举制度与《传习录》 3.1 科举边缘下《传习录》的传播

《明史》记载：“选举之法，大略有四：曰学校，曰科目，曰荐举，曰铨选。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荐举以旁招之，铨选以布列之，天下人才尽于是矣。” ^[5]1119为了适应选举制度，选拔人才为朝廷效力，明代的官学体系十分严格，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受到朝廷的钳制：“明初，优礼师儒，教官擢给事、御史，诸生岁贡者易得美官。然钳束亦甚谨……九年任满，核其中式举人，府九人、州六人、县三人者为最。其教官又考通经，即与升迁。举人少者为平等，即考通经亦不迁。举人至少及全无者为殿，又考不通经，则黜降。其待教官之严如此。生员入学十年，学无所成者，及有大过者，俱送部充吏，追夺廪粮……其待诸生之严又如此。” ^[5]1128在森严的教育体制下，生徒和老师成为向朝廷输送可用人才的机器。

明代教育体制的严格还体现在考试题目的按部就班，缺乏创新的生机。明代殿试仅考策问，乡、会试题有四书义、经义、论、诏、表和判语等几种形式，出题范围限于四书五经。“诸生应试之文，通谓之举业。《四书》义一道，二百字以上。经义一道，三百字以上。取书旨明晰而已，不尚华采也。” ^[5]1128因此官学教育必须紧紧围绕四书五经以及试题模式的范畴进行机械教育。然而嘉靖年间，朝廷选人计划开始减少。“孝宗从其请，命内阁同吏、礼二部考选以为常。自嘉靖癸未至万历庚辰，中间有九科不选。” ^[5]1147这种衰弱的趋势造成士子们内心的不安，再加上步入仕途越发艰难：“选人之法，每年吏部六考、六选。凡引选六，类选六，远方选二。听选及考定升降者，双月大选，其序定于单月。改授、改降、丁忧、候补者，单月急选。其拣选，三岁举行。举人乞恩，岁贡就教，无定期。凡升迁，必满考。” ^[5]1146官方学校与教育的人才供养作用开始弱化，这时，书院讲学活动在新的形势以及学术界发展的推动下兴盛起来。然而书院不能脱离科举考试的官学轨道，它只是在国子学、太学、地方官学的边缘地带持续发挥教授举业的作用，并且以培养官僚作为教学目的，书院讲学能重获生机，就在于教育方法和手段的推陈出新。

王阳明与湛若水等学者在书院的讲学活动大胆求新，不仅内容上有新变，在形式上也有所创新，如王阳明早期就提倡“静坐”之法修养身心。王阳明去世后，其弟子们主动肩负起了讲学的重任。南大吉为稽山书院增设明德堂、尊经阁、瑞泉精舍进行讲学活动，“聚八邑彦士，（阳明）身率讲习以督之” ^[6]。书院以《传习录》作为教材，旨在宣扬王学意旨，试图取得科举考试与讲学内容的平衡。除了通过讲学、聚会联络本派，扩展影响，还注意加强与朝廷官员的沟通，当然这主要是依靠身处朝廷的阳明后学持续努力，这就又产生了一个矛盾，即官方与民间的分裂与统一。其分裂在于阳明学派在政治势力上的消解，以及《传习录》传播的压抑；其统一在于政治势力对《传习录》传播的推动，对王学的自觉维护。但是，王学门人在与权力的纷争中似乎并没有占有优势，例如欧阳德就因在会试策文中直抒师说而名次排后，邹元标也受到朝廷打压，为《传习录》作过序的徐阶、赵贞吉也与张居正发生过政治上的争斗，因此真正掌握实权的王学门人并不多，这也是王学后来衰微的一个重要原因。

3.2 《传习录》在明代科举制度中的地位

在明代，乡试、会试的试题题目由朝廷翰林、科部官员拟定。王阳明本身在朝为官，他的事功和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在朝为官的同僚，而在与他交好的官僚中有一部分就是翰林官，如王阳明就写过《赠翰林院编修湛公墓表》《太傅王文恪公传》等文，而王阳明的父亲王华也做过翰林院学士，杨一清在《海日先生墓志铭》中就说道：“明年辛丑，廷试第一甲第一人，授官翰林院修撰。甲辰，充廷试弥封官。丁未，同考会试。” ^[7]6由于王阳明与科举考试官员关系亲近，以科举为业的士子们大多企图依靠这层关系在考试中得到考官的青睐，博取考试的有利条件，再加上《传习录》本身的内容切合“四书五经”的论证内容，适应科举考试应试范围，这就使得《传习录》在当时的书院教育中取得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围绕《传习录》以及王学展开的讲学活动也因士子殷切的中举期盼而备受推崇。

及至清代，程朱理学成为官方之学，康熙皇帝曾提出：“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宏锯。” ^[8]282而王学由于本身的分裂，再加上空谈心性弊端的彻底爆发，王学的式微走向必然，这时《传习录》的刊刻数量已经大不如明代中后期，在科举中取得主导地位的程朱理学对王学进行了沉重地打击，在考试制度中毫无地位的学术思想逐步被抛弃在历史角落。

4 《传习录》的刊刻与阳明学研究者的传播

“明代的刻书事业，在我国出版事业史和印刷技术发展史上，均可称为极盛时代。它所留给我们的丰富遗产，无论是数量还是雕印质量，都远远超越了以前的各个时代。究其原因，固然与宋元两代为它提供了大量的印刷品和娴熟的印刷技术有关，但最重要的还是明代社会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为刻书出版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和可能。” ^[8]211明代刻书业在商品经济发达、市民文化繁荣的基础上蓬勃发展，当时的“两京十三省”，无省不刻书。四川成都、福建建阳、浙江杭州这样的老牌刻书地继续发挥其功能，苏州、徽州、湖州等地也相继兴起。明代刻书数量大，“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凡12 000多种” ^[9]283。且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医药卫生、经史文献、小说戏曲等应有尽有。在刻书技术方面，明代活字印刷开始盛行，“木活字印刷著明者有20余家……铜活字出版家的代表有无锡华氏、安氏……明活字本内容丰富、四部皆备” ^[9]285。这样的发展条件使《传习录》的刊刻也体现出显著特点，例如聂豹、朱衡等刻于福建，南大吉、谢廷杰、陈龙正等刻于浙江，邹守益、钱德洪等刻于安徽，与刻书业的地域发展特点正好符合。当时的官府刻书主要集中在历史、政治类书籍，例如《大明一统志》《皇明祖训》等；藩王刻书集中在文学、养生、历史类书籍，如蜀藩刻《静修先生文集》，宁藩刻《病机气宜保命集》，他们刻书目的或是为了避祸，或是为了争权。

阳明学是明代王守仁及其学派理论的称谓。自阳明学诞生以来，凡认同其思想并对之进行传扬的都可称为阳明学。明清阳明学者对《传习录》的刻印传播实际上反应了《传习录》的发展轨迹，也反应了阳明学的成长历程。《传习录》不涉及养生方术，不吹嘘神仙灵觉，它也不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自然少有官方刻印机构的关注。它以纯学术的形态反应作者的思想，引导思想的变革，是思想文化的产物。

4.1 明中叶传刻者为传播王学

《传习录》为徐爱所辑，他经阳明点醒之后悟得格致之理，心中酣畅，遂将阳明所说记录下来，一方面嘉惠王门后学，以便门人进一步了解师门宗旨；一方面又为王学发出辩驳，企图让误解、畏惧者理解王阳明及其思想。徐爱开启了辑录王阳明语录的先例，此后在钱德洪、薛侃、王畿等门人的大力推动下，整理辑录范围从语言扩大到文字，将王阳明所作的书信、文章、奏章、公移等统一整理，由此形成了阳明学的文献传承。明代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沉积到活跃的过程，王阳明及其学派的出现既是时代思潮下的产物，也推动了学术思想界的争论与交流，因而以《传习录》为代表的阳明文献实际上是变动大潮流之下的产物。明代著名画家董其昌在《合刻罗文庄公集序》中说道：“成（化）、弘（治）间，师无异道、士无异学，程朱之书立于掌故，称大一统，而修词之家墨守欧（阳修）、曾（巩），平平尔。时文之变而师古也，自北地始也；理学之变而师心也，自东越始也。北地犹寡和，而东越挟勋名地望以重其一家之言，濂洛考亭几为之摇撼。” ^[10]由于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朝廷自顾不暇，太祖、成祖时期的思想钳制到此时逐渐松动，因此各个方面都展现出新的生机。宋明思想学术的主流是程朱理学，明代理学大致循着薛瑄、陈献章，到王守仁的转变。《传习录》出现于程朱理学萌发分裂的前期，一种保守而又质疑的情绪在学者胸中酝酿，因此在提倡“心即理”的阳明心学初来乍到之时，习惯章句考究、格理致知的学者们选择沉默、静观其变，《千一录》载：“颜司寇若溪云：‘《传习录》可疑者多，两浙士子人人皆讲致良知，其实何尝致也。’” ^[11]信从心学的学者只有奔走相告，以期化解尴尬和误解，据不完全统计，明嘉靖时期《传习录》的刊刻者包括薛侃、南大吉、聂豹、钱德洪、欧阳德、范庆、闾东、宋仪望等将近二十人，且以王门学者为主力，因此这一时期《传习录》的刊刻主要是为阳明学的传播解除舆论压力，也是阳明学发展的初期任务。

4.2 明末传刻者与程朱理学

明末，王阳明及其思想席卷整个学术界，进入王学的盛期。《明史·儒林传》载：“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5] 2944此时阳明心学成为独立的学派而与程朱理学齐头并进，《传习录》的刊刻成为构建学派体系的工具，一方面，《传习录》记录了阳明心学的精粹，规定了阳明学派的原则，形成价值体系；另一方面，《传习录》是被传刻得最为频繁的阳明文献，它代表了阳明学的意义，是学术思想派别建立的标志。然而，王阳明心学与朱熹“格物致知”学说的背道而驰注定了学派之间的争论。罗钦顺就曾对王学及其弟子进行诘难，他认为王学“明于近而暗于远，见其小而遗其大” ^[12]，非正统儒家。为了证明阳明学的学术、思想价值，阳明学派通过讲学、集会等各种方式进行反击，其中最行之有效的还是刊刻阳明文献并将其大量传播。除了《传习录》，阳明本人亲自作《朱子晚年定论》，将朱熹晚年悔悟之说作为与己说同的证据，以排解攻击非难之口。朱王的纷争还是源于王学本身的不明朗，王阳明自己也说：“是有心求异，即不是。吾说与晦庵时有不同者，为入门下手处有毫厘千里之分。不得不辩。然吾之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若其余文羲解得明当处，如何动得一字。” ^[3]75王阳明及其学说虽然以平地惊雷之势震荡久已沉寂的明代社会，程朱理学派依然是思想主流，其百年来的正统地位早已根深蒂固，正如张立文所说：“尽管明中叶王守仁心学流传，但并没有动摇朱学作为统一思想的地位……当王守仁晚年，朝野犹隐尊朱为正学。” ^[13]再加上不久之后清军入关，帝王崇尚儒术，提倡程朱理学，并将其作为教育与考试的指导思想，号称救治空疏的实学思潮兴起，王学的地位自然一落千丈。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王阳明及其学说比喻为“兴奋剂”，这强劲的药效必然带来衰疲的副作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明末《传习录》的传刻明显减少，只有查铎、李贽、谢廷杰、朱文启、胡嘉栋、蔡懋德、王畿、施邦曜等十余人。

4.3 明清政治形势下的学术变动

清代，统治者运用相应的文化政策对学术界进行控制，康熙以来的怀柔政策发挥出其政治优势，但无情的文字狱还是暴露出统治者对文人群体的排斥，对文化的敏感。统治者为拉拢文人而提倡儒学，制定以程朱理学为标准的思想框架，大多数学者在框架中游走，也有一部分人在边缘中发掘出学术的生机，将聪明才智运用于古书注解，这就促成古典考据学的蓬勃发展。经书注解、方志编撰、校勘、文字训诂、类书丛书汇编等工作异常繁盛，此种背景之下，俞嶙、张恢于康熙年间刊刻《王文成公全集》，王贻乐刊刻《文集》，张问达刊刻《文钞》，张汝瑚刊刻《文选》。光绪时期，考证学复兴，其时最流行的几种学问为：“一、金石学，二、元史及西北地理学，三、诸子学。” ^[14]学术界的关注点不再集中于单纯国学经典，而是获得与西方学术相应的生长点，阳明文献的刊刻也变得寥寥。此时有国学保存会刻《传习录》，浙江书局刻《王文成公全书》，以魏允恭为首的江南制造局刻《阳明先生集要》。

清末民初，中外势力的激烈碰撞，西方的经济、文化、政治等势力与传统势力在斗争中融合。外国投资增多，通商口岸开放，工业、制造业等都受到西方资金、技术的深重影响，外文翻译的作品也大幅上升，政府的权利颇受威胁。面对疾风劲雨般的种种变化，爱国人士奋起保卫国家，文化界学者们更多地选择著书立学，进行宣讲等方式表达爱国之情，国学成为兼具情感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工具。“晚清国学正处在孕育和准备阶段，作为古代中央官学概念的国学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东西、古今触碰交接背景下，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成为晚清学人发挥旧学经世作用的舞台。晚清旧学与社会运动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极大地影响到民国时期诸学人对待和参与社会运动的态度和行动。” ^[15]在这种背景下，国学保存会、国学研究会等社团相继成立，出于传承经典，维护国学的目的，二者分别在光绪和宣统年间刊刻《传习录》。此时《传习录》已经超出了学术思潮、学派论争的范围，而是代表着中国学术文化的底蕴，发挥着抗击外来势力、维护本国尊严的效力。

5 明清目录书对《传习录》的收录

官学教育与科举考试的课业压力一直没有减轻，社会上习读经书的风气经久不衰，《传习录》被用于书院讲学活动，自然会被与经学作比较，而整个社会崇尚经学的风气又磨合着《传习录》的编纂，因此时人对《传习录》的认定会产生矛盾。明清学者对《传习录》性质的认识及其界定分为两类，一种认为王阳明学说属于经学中的性理之学，《传习录》属于经学文献，例如明钞本《晁氏宝文堂书目》将《传习录》归入“性理”类，与《性理大全》《朱子语略》《近思录》等属于同类。明代《百川书志》将《传习录》归入道学，从属于经学，《万卷堂书目》将《传习录》列入经部。《澹生堂藏书目》将《传习录》列入经部。另一种观念认为《传习录》及王阳明著作属于诸子的儒家，如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将《传习录》列入儒家类，《千顷堂书目》虽没有注明却是按照“经史子集”的方式进行排列，其儒家类从属于子部；此外还有明代焦弘的《国史经籍志》，清代《（雍正）浙江通志》《绛云楼书目》《传是楼书目》《书目答问》，都将其划入子部儒家类。从王学本身的发展历程、缺陷，以及明清之际思想、学术环境的情况来看，第二种观念更加切合实际。首先，王阳明思想并没有破坏“四书五经”的学术体系，甚至属于体系内的不同阐释分支；其次，《传习录》及其他阳明文献的传刻数量与范围尚不如《近思录》；最后，王学本身有着明显的矛盾性和缺漏，难以应付诸多质疑的打击。《四库全书总目·儒家类序》明言：“今所录者，大旨以濂、洛、关、闽为宗，而依附门墙，藉词卫道者，则仅存其目。金溪、姚江之派，亦不废所长，惟显然以佛语解经者，则斥入杂家。” ^[16]1493因此，王阳明及其学说未能进入经学体制，是儒家学说的众多分支之一。

明清学者编刻将王阳明著作汇编成集，《传习录》被收入集中，又有了新的分类，如《八千卷楼藏书目》《四库全书总目》将其列入集部别集类，据《四库全书总目·别集序》载：“有明以后，篇章弥富…贵远贱近，盖阅时未久，珠砾并存，去取之间，尤不敢不慎云尔。” ^[16]2479编撰官对于文集的存取十分慎重，《传习录》符合文集的收录特征，它作为一种语录体现了作者的价值倾向、思想情感，更多的是个人性的创作，再加上后来的学者多将《传习录》与阳明其他著述合并成集，因此归入集部不仅符合目录发展规律，也切合《传习录》的收录实际。

6 结语

商品经济发展、嘉靖三年钦定大礼的政治肃清、市民文化的开放，三者相辅相成，为王学提供了间接滋养，也是《传习录》刊刻数量增加的间接动因，仅嘉靖年间就有南大吉、范庆、杨嘉猷、聂豹、邹守益、钱德洪、胡直、朱衡、闾东等将近二十余人刊刻《传习录》，大致占刊刻总量的一半。另一方面，《传习录》的刊刻扩散了王学，刺激了市民文化的开放，间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政治、思潮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下的《传习录》获得生存的话语权，同时也被赋予相应的文化内涵。《传习录》中教育理念对书院建设的更新，其与科举制度的双向互动，与刻书业的互相成就，以及历代传刻者对《传习录》的认识与接受过程，无不彰显出阳明学与社会各界的紧密联系。《传习录》的传播不仅与阳明学的发展互助而行，且积淀了历史与文化的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