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诗经》中所记述的公刘和古公亶父迁徙，长期以来为文学界和史学界所关注。关于迁徙的原因、路线、规模等问题，迄今仍未达成一致意见。秦汉时期的学者主要是从解释经典的角度出发，试图将其政治理念加之于后稷、不窋、公刘和古公亶父身上，从而使其完成了从部族英雄到圣王的角色转换。近代以来，新学术理论的传入和地下考古资料的集中涌现，学者们开始从多个角度考证这一问题，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近年来，地理学、土壤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和地质学的方法和技术手段开始介入古文明研究领域，为周人迁徙研究带来了更多的证据。

1 迁居历史：《诗经》等早期文本的史诗书写

先周部族的历史在《诗经》等典籍中多有反映。《诗经》中的《生民》篇即是对周人先祖后稷的诞生、被弃和长大后发展农业的记述和歌颂。后来《史记·周本纪》还记载了后稷生活的时间和地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后稷，别姓姬。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1]112 后稷之后，不窋率领族人迁居至“戎狄之间”：“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国语·周语》）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又记载：“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所谓戎狄之间，据《括地志》载，“宁、原、庆三州，秦北地郡，为义渠戎之地，周不窋、公刘居之。”这里的宁、原、庆三州和秦北地郡，即今天甘肃庆阳地区、平凉部分地区及陕西部分地区，即北豳。

《诗经》中的《公刘》和《绵》是最早记述周人迁徙事件的文献。《公刘》主要描述了周人先祖公刘率领部族由邰迁南豳的历史。诗的开头说，由于“匪居匪康”，公刘带领族人离开邰，寻找更适合生存的地方。出发前，充分准备了粮食和兵器：“乃裹糇粮，于橐于囊”、“弓矢斯张，干戈戚扬”。到达豳地后，首先是熟悉当地的地理环境和原住民情况：“于胥斯原，既庶既繁”、“陟则在巘，复降在原”，并与之和平相处（既顺乃宣）。接着说公刘勘察了“百泉”、“溥原”、“南岗”等地，最终决定在“京师之野”定居（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定居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俾筵俾几，……执豕于牢，酌之用匏”，族人们尊奉公刘为首领（食之饮之，君之宗之）。之后公刘考察和测量周边地形，确定了分军居住的制度（其军三单），接着开始发展农业生产：“度其隰原，彻田为粮”。最后说，公刘及其部族在豳地营建宫室（于豳斯馆），依水（夹其皇涧，溯其过涧）而居。《史记·周本纪》记载：“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

《绵》主要记述了古公亶父率领部族，从陶复陶穴之地（南豳）迁至周原岐下，然后发展农业、创建制度，实现天下归心的历史。由于“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于是带领族人至于岐下，在肥沃的周原定居：“曰止曰时，筑室于兹。”接着一边安抚百姓（乃慰乃止，乃左乃右）和发展农业生产（乃疆乃理，乃宣乃亩），一边创建官制（乃召司空，乃召司徒）、建立宗庙（缩版以载，作庙翼翼）和城郭（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于是“王道大行，天下归心”。《汲冢竹书》中也有记载：“武乙三年，自殷迁于河北。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根据相关研究，姬周族从不窋王开始，到古公亶父离开豳地，其“窜于戎狄之间”的时间约有500 年左右^[2]，活动的大致范围在“豳”地。其间公刘率领部族迁至南豳定居，是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史记·周本纪》描写了迁居的详细情况：“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熏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从《公刘》和《绵》的记载及相关考证来看，周人先祖的这两次迁居当属史实。《诗经》是早期的史诗性文献，《史记》等典籍对公刘和古公亶父言论的描写则是进一步地虚构和渲染。即使是对后稷、公刘等重要人物所处年代的记载，也充满了矛盾，如崔述所指出：“不窋下至文王，据本纪仅十有四世，已难信据。然即使不窋当夏末造，其世数亦仍不止于是也。不窋之窜，在夏桀前，至文王时，不下六七百岁，安得每君皆享国至五十年之久乎？汉书古今人表以云都为亚圉弟，然则辟方、侯牟、诸盩皆当别为一人，非其字矣。况毁隃以前皆但举其名，何以公非以后四世皆兼举其字？盖史记因国语之文而遗此四世，世纪又因史记之文而强为说，以曲全之者也。世纪之文虽亦不能保无漏误，然多此四世，则于事理为近。”^[1]114 就是说，《史记》因遵循《国语》，其记载在世系时间、人物名号等方面存在诸多矛盾，而《世纪》又试图对《史记》进行补漏，其结果只能是“于事理为近”而已。另一方面，由于年代久远，加上文字训诂困难，使后人难以对公刘和古公亶父的详细情况以及迁居的细节等问题作出清晰的论证，以致至今仍然对这两首诗歌的字面意义争论不休。

2 迁居意义：后世儒家道家的政治解释

《诗经》中的《公刘》和《绵》属于史诗式的记述，后人对《诗经》往往从政治伦理学的角度出发，补充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详细情节，试图将公刘和古公亶父塑造成理想中的圣王形象。

在《生民》中，后稷来历非凡、历经磨难，学会并传授农业生产技术，因而被当作周部族的始祖来祭祀。《毛诗序》云:“《生民》，尊祖也。”^[3]528 朱熹《诗集传》发挥说：“周公制礼，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诗。以推本其始生之祥，明其受命于天，固有异于常人也。”^[4]《诗经·思文》也有对后稷的赞颂：“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对此韦昭注曰：“谓郊祀后稷以配天之乐歌也。”^[5]《礼记· 明堂位》记载鲁君祭祀周公时“配以后稷”：“是以鲁君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6] 这都说明，对后稷的祭祀逐步从史诗变成了现实，祭祀的内容和形式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不仅如此，后人还对后稷的事迹再度加工。例如《管子·法法》说，后稷在舜的时代和禹、契、皋陶共为“四士”：“舜有天下也，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为李，后稷为田，此四士也，天下之贤人也。”^[7]《管子》通过这种描述来证明“先王”的理想君臣关系。因此，这里所说的“四士”究竟是否存在过，其身份是否如《管子》所说的“司空”、“司徒”等，都不是最重要的。

在《公刘》中，公刘带领部族迁徙，与豳人和平外交，选择宜居之地，指导营建宫室。诗中的公刘是一位品德高尚、能力超群的杰出领袖，后人则试图将其塑造成符合儒家政治伦理的君主形象。例如，认为“思辑用光”是“言民相与和睦以显于时也”（毛《传》）、“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为今子孙之基”。“弓矢斯张，千戈戚扬”是说“以方开道路”、“诸侯之从者十有八国”（毛《传》）。认为“维玉及瑶,稗琫容刀”是“言有美德也”、“言德有度数也”、“言有武事也”，“言反复之重居民也。民亦爱公刘之如是,故进玉瑶容刀之佩”（毛《传》）。总之，公刘从大局出发，“不忍斗其民”，为了“全民”、“和民人”，才采取了迁居豳地的策略。这种道德上的解释也正是毛诗解释学的出发点。后世学者则往往注重更可靠的论证。例如廖名春在《< 诗·大雅·公刘> 篇七考（一）》^[8] 一文中，通过词源考证，指出“笃公刘”即“畜公刘”，是赞扬其善于生养，歌颂他的畜养之德，而不是抽象地赞颂其德笃厚。

在《绵》中，古公亶父率领部族，从陶复陶穴之地迁至岐下周原，发展农业、创建制度，实现天下归心。与《生民》和《公刘》相似，《绵》也塑造了一个有能耐、有担当的部族英雄。后人仍然试图做出合乎需要的解释。例如郑《笺》认为，“来朝走马”是“言其辟恶早且疾也”；将“爰及姜女，聿来胥宇”解释为“于是与其妃大姜自来相可居者，著大姜之贤知也”。认为“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是“文王见太王立冢土，有用大众之义，故不绝去其恚恶恶人之心，亦不废其聘问邻国之礼。今以柞棫生柯叶之时，使大夫将师旅出聘问，其行道士众兑然，不有征伐之意”。很明显，这些解释已经超出了《诗经》文本。

《传》和《笺》解释《诗经》的着眼点更在于“美”、“戒”等政治理念的传播上，因此往往会牵强附会、夸大甚至虚构事实。例如毛《传》认为《公刘》是“召康公戒成王也”。公刘离邰时“诸侯之从者十有八国”。郑《笺》说“民亦爱公刘之如是，故进玉瑶容刀之佩”。问题在于追随公刘迁居的是否有十八个诸侯国？“维玉及瑶，鞞库琫刀”是说民众向公刘进献吗？其说法至今并未得到承认。对后世儒家来说，“公刘成了一个充满圣贤气象的雍雍穆穆的君主，而大国三军之制等也在邰之封国时（按《国语·周语》《史记·周本纪》、郑玄《豳谱》，这都应当是在虞夏时代）就存在了。这当然也是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的”^[9]。

对《诗经》中的周人迁居问题的阐释，不仅见于《传》和《笺》，在孟子、庄子、墨子等人的著作中也屡有出现。《孟子·梁惠王下》描写了古公亶父的讲话：“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古公亶父的讲话不可能无误地传至孟子的时代，因此这实际上是孟子“仁政”理念的论述。而《庄子· 让王》则将其作为“尊生”理念的论据：“夫大王亶父可谓能尊生矣。能尊生者，虽贵富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可见在后世的著作中，为了论证其“仁民”、“尊生”等既定理念，公刘和古公亶父的事迹可以被随意演绎和阐释。

3 迁居原因：文献及考古的综合印证

周人迁居是先周部族发展壮大的重要动因，也是后世研究的重要论题。对分别由不窋、公刘和古公亶父率领的三次迁居，人们都承认其事实。然而关于迁居原因，至今仍然在讨论之中。《诗经》中的《公刘》和《绵》是直接记述公刘和古公亶父迁居的篇章，但是关于迁居原因却只有“匪居匪康”、“陶复陶穴，未有家室”等寥寥数语。早期的研究主要有《传》和《笺》的政治学伦理解释，晚近的研究则注重文献和考古等多种成果的综合印证。关于公刘迁居的原因，毛《传》曰：“公刘居于邰，而遭夏人乱，迫逐公刘，公刘乃辟中国之难，遂平西戎，而迁其民，邑于豳焉。”^[3]541 郑《笺》云：“为夏人迫逐己之故，……。”两者都认为公刘迁豳是因为受到夏人迫逐。《史记·周本纪》只是说公刘“自漆、沮度渭，取材用”，却并未提及迁居原因。而在《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又说“公刘避桀居豳”，与毛《传》“遭夏人乱，迫逐公刘”的说法一致。如前所述，此类解释的主要目的是将公刘塑造成德才兼备的仁君形象，因此也就忽略了相关的历史考证事实上在当时也不可能有太多的考古成果。当代有学者指出，当时是夏、商政权更替之时，公刘是趁机向周原进发，开拓领土，而非毛《传》所说的“辟中国之难”^[10]。

关于古公亶父迁徙的原因，在《孟子》《庄子》等先秦著作中就有演绎。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有几处提到。如《周本纪》说“熏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踰梁?，止于岐下。”^[1]114《刘敬叔孙通列传》说“太王以狄伐故，去豳”^[1]2716。《匈奴列传》也说“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1]2882 。都说是戎狄攻之，古公亶父为避免民众受难而迁徙。当代有学者综合周人“处戎狄之间”的事实和周边各种势力的分布情况，认为周人“受到以光社文化为代表的狄人的侵扰，就不可能向东北转移，其西部的辛店、寺洼文化则有向东扩展的企图，自然要阻拦周人的西进。南部的商人更不容许周人的介入，因为琥丁时期的卜辞中常见‘扑周’或‘伐周’的记载。在这种情况下，周人只好与漆水流域的周人和岐山脚下的姜姓部族联合，以谋求发展”^[11]。这应该是较为合理的推断。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地理考古等研究方法的介入，为探寻周人迁居问题带来了新的视角。具体来说，就是对先周考古遗址土壤剖面进行分层，根据遗址所处的层位关系、考古断代和“14C”分析数据，结合典籍对环境和气候等因素的记载，寻找多重证据的吻合点。例如黄春长等人在“渭河流域先周西周时代环境和水土资源退化及其社会影响”的研究中，以碾子坡遗址、岐邑遗址、丰镐遗址三种剖面为实验对象，对沉积层次、土壤发生层次进行划分，分析磁化率、总碳（TC）和总无机碳（TIC）及CaCO₃ 等含量以及土壤生物变化情况，并对实验数据综合分析。该研究的结论是，从古公亶父弃豳迁岐的时代（3100 a B P，亦即1150 B C）开始，气候逐渐干旱化，造成黄土高原土壤颗粒变粗、土壤水分减少、土壤碱性增强，导致植被退化。由于牧草和水源减退，迫使戎狄游牧部落大规模南迁。严重干旱和土壤退化也影响了周人的旱作农业生产。因此，古公迁岐的原因“既有干旱当中戎狄人南迁占领土地的因素，也有长期干旱歉收导致古豳旱原农业经济衰落等方面的影响。在3100a B P 古公迁岐之后，游牧区与农耕区的界限就被推移到渭北的北山一线”^[12] 。可以说，这是运用多学科研究成果对古文明变迁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的全新视角。

4 结语

根据《诗经》等先秦典籍的记载，后稷、不窋和公刘等人是先周部族开创时期的关键人物。后世学者往往根据这些记载，试图考证他们的年代和地域等细节问题。但是由于文献资料和考古成果的欠缺，学者们在许多细节问题上始终存在着分歧。对《诗经》所记载的周人迁居问题的研究，历经了早期诸子时代的发挥、汉代儒家的政治伦理学解释、疑古时代的文献学考释，都未能取得一致。王国维先生“用地下之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和饶宗颐综合运用“经典材料”、“甲骨金文材料”、“考古学资料”、“民族学资料”和“异邦古史资料”的“五重证据法”，均可谓开创性的提法，也的确开拓了研究视野。近30 年来，考古学对《诗经》研究的影响不可忽视。有学者指出，二十世纪考古发现对于《诗经》研究的重大意义在于：纠正传本之误、贯通文字训诂，参照名物制度、提供社会文化背景信息、帮助深入全面地考察《诗经》学史^[13]。事实上，近年来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考古学的进展。而上述地理考古学等多种学科研究方法的介入，尤其是其精确的实验数据，为古文明的研究带来了全新的启发。

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更加注重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多重证据法”研究，以期取得更精确的数据和更准确的结论。具体来说，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重视对上述不同考古成果的利用，尤其是近年来在陇东、天水、陇南发现的周秦文化遗址的考古成果，以克服以往只重视文本考证、忽略与新发现的地下实物相对照的弊端。充分利用科技考古成果，使本研究具有更直接的材料支撑。二是要保证科技考古数据的可靠性及其理论的科学性，否则就有可能误导学界。例如吕厚远等人对关中地区的新石器古文化发展与古环境变化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关中地区气候环境变化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规律可寻，但是由于目前对古气候古环境变化的幅度、详细的考古文化性质的认识不足，以及时间分辨率和年代学的限制，还无法确切说明什么程度的气候环境变化对哪些文化类型通过什么机制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14]。就此而言，科技考古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应用成果上，都需要不断完善。三是要跨越空间限制，注重对甘肃和陕西的泾渭流域同步研究，而不是只限于对甘肃领域的周秦文化研究；注重将先周文化和早期秦文化置于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商文化的大环境中，从而拓宽研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