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君武是辛亥革命元老和近代杰出教育家。在20 世纪初资本主义扩张和中华民族危难的形势下，他怀着救国的热忱立下救国之志，出洋求学，参与革命，组织同盟会，成为留学生中追随孙中山宣传革命的重要人物。马君武学贯中西、兼通文理，为发动革命，他译介了大量西方著作，结合中国社会变革写下了大量文章，成为当时革命派中一位学识渊博的理论家。他在中国较早地从学理上介绍了西方社会主义思想，为早期国民党人民生主义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因而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中有着突出地位。研究马君武的社会主义思想对认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有重要意义和历史价值。

1 20 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特点和马君武对西方文明发展的解读

在19 世纪后半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步步加深使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严重，“西学东渐”又让求索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中体西用”论和“西学中源”论相继破产，如何看待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变法维新运动的失败又把人们的思想集中到了如何通过革命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问题上。这时，严复的《天演论》为人们观念之转变确立新的思维路向，为主张变革的人们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探索中国未来发展的思想武器。他说：“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1]，以“天人合一”方式阐述“物竞天择”思想，从根本上动摇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观念。梁启超曾说：“海禁既开，译事萌蘖。游学欧、美者，亦以百数，然无分毫影响于学界。惟侯官严几道（复），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等书，大苏润思想界。十年来思想之丕变，严氏大有力焉。”^[2] 到20 世纪初，随着中国学人留学日本浪潮的兴起和大量外来语融入汉语中，新术语携带着新思想和新信息冲击着中国思想界，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在这一时期，不仅西方启蒙思想的代表作得到了人们的认同，而且社会主义思想也对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定影响。

关于当时西方思想名著在中国译介的情况，梁启超说过：当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盖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朶颐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同，能无召病与否更不同也，而亦实无卫生良品足以为代。时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穆勒约翰《名学》《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3] 此时，西方各种思想学说涌入中国，解放了国人的思想，促使国人从中找到反抗旧制度的依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想也传入中国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其实，早在19 世纪70 年代以后，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就通过中国驻西欧一些国家的使臣、外交官的文章和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刊物上有所反映，不过那时还没有相对固定的术语对社会主义进行表达，而是用“贫富均财之说”、“主欧罗巴之大同”、“养民学”、“安民新学”、“人群主义”对其进行译介，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关注。梁启超是中国第一个使用“社会主义”一词的人，1899年，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中，他说：“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櫽括其最要之义，不过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原泉。”^[4]392当时出版的《新尔雅》中，把社会主义解释为“废私有财产，使之归公分配之主义，谓之共产主义，一名社会主义”^[5]。到20 世纪初，随着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和人们思想的解放，社会主义就成为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在当时的进步思想家中，以客观平实的态度分析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惟有马君武。在《新学术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他分析了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思想发展的历程，认为西方每当有新学术发明，都震荡着旧社会。文艺复兴标志了中世纪黑暗的结束，发出了新世纪的曙光。意大利曾是物质文明最发达的地方，也是文化最繁荣的地方。文艺复兴促进了人们知识的进步和商业的扩张；地理大发现促进了经济界的革命和地理学的兴起。后来在英国又出现了莎士比亚等一批作家，与之相伴随提出了自由思想，导致了科学的发展和法律思想的进步。到18 世纪，在法国产生了消灭封建制度的大革命，同时又出现了经济学的发展。马君武强调：“18 世纪之最大革命，即工事之盛用机械是也。”^[6]180 机器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使财富集中于资本家之手，而19 世纪蒸汽机的使用，使铁路、航运发达了起来，同时使化学、电力、生物学发展了起来，马君武进而指出：当西方社会突飞猛进地发展时，“吾中国守三四千年前祖先发明之庭燎野火，不能光大，何也？不知以‘比较’、‘经验’、‘观察’、‘聚积’、‘类别’、‘演绎’、‘归纳’之法讲学故也。《大学》何尝不言格致，而曰格致所以诚意正心。夫心学者，格致中之一事，而非其宗主之所归也。程、朱小儒，眼孔如豆，盛张谬说，谓纲常外无义理，心意外无学问。陆、王之以禅学虚空率天下者，更无论矣。至于今日，君吏昏虐，士庶奸伪，所谓先贤义理之教，心意之学，何丝毫不食其报也？学界昏黯，魔邪塞途，西方以科学强国强种，吾国以无科学亡国亡种。呜呼！科学之兴，其期匪古。及今效西方讲学之法，救祖国陆沉之祸，犹可为也”^[6]181-182。在这里，通过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现实与未来的纵横比较，马君武探讨了西方文明之源泉，求导中国自强之方向。

马君武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介绍，突出了思想解放和科学发展在其中的作用，并在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批判中指出了中国必须学习西方讲学的方法，重视科学，以挽救民族危亡，走上自强之路。但他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在揭露资本主义矛盾的过程中介绍了西方社会主义思想。他对从托马斯· 莫尔的《乌托邦》到马克思的学说在内的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介绍和评价，为中国人认识和接受社会主义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资料，也打开了中国人认识自己前途的全新视野。

如何看待竞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呢？马君武在对欧洲历史进行评价时说：“欧罗巴之历史，乃演存大戏剧之一部大历史也。欧洲之人，分为数大群，而各独立，而各竞争，互师互长，为此竞争之大力所驱，常前进而不息也。此群既改良，则彼群不得不亦改良以从之，不然者败亡争自之祸随至。旧世界之支那、印度，新世界之墨西哥、秘鲁，所以停止而不进化者，因其国不幸与世隔绝，而其国民不克受竞争之良教育，遂不克享竞争之大幸福也。”^[6]90 而“社会主义者，欲人群改良其社会之组织，达于极点，以长久昌盛，百战百胜，享福无穷也”^[6]91。他认为竞争乃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人们惟有顺应它，才能与之共舞，反之则被历史所淘汰；而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竞争走向极端的历史超越，是人类走向未来的历史通途。

2 马君武对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评介

20 世纪初期，西方各种思想如潮水般涌入中国，社会主义亦为许多人关注。然而，人们对它的解读并不一致。例如，梁启超关注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关系，既视大同思想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又不放弃改良主义的立场；无政府主义既认同社会主义，又坚持一种激进主义的态度。马君武则以一种健实平和的学术立场向中国人介绍社会主义的历史演进，为当时的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的演变历程提供了相应的思想材料。他对社会主义的介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介绍和评价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历史。认识社会主义问题，首先要对它的历史脉络有一个清晰的把握。马君武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谈起，他说：“华严界者Utopia（乌托邦），哲人意想中之一虚境也，是虚境者，乃一乐岛，远莫能至。此乐岛中，住有完全社会。一切人类，生活快乐，宪法纯净，政府无恶，筒易欢喜，以终其生，无有扰乱险恶一切诸难。”^[6]110-111他认为：“现在之社会，富者结群而敌贫，强者恃力而凌弱，是黑暗腐败之社会也。”^[6]112而乌托邦是一个极乐世界，是对不合理社会的黑暗现实进行无情批判和理论超越的反映。“理想高远之士，寄身尘球，社会之罪恶，政治界之非行，日构于其目；人民之惨苦无助，呼号哀怨，日接于其耳。或怒或怜，或泣或歌，悲来填膺，无可告语，不得已寄奇想于虚洲，托芳情为诞说。”^[6]111他虽然认为乌托邦不能行于今日，只不过是黑暗罪恶社会的镜子，但又对它进行了高度评价：“德麻司摩儿（笔者注，即托马斯· 莫尔），实共产主义之开辟大祖师也。彼所处之时，社会改革之思想，尚未萌动而独首起发机，著不死之伟论，留诸永世。”^[6]114 即认为托马斯·莫尔是社会主义之鼻祖，他对资本主义罪恶的尖锐剖析和对理想社会的热切向往，成为后来人们不断批判现实、追求未来的思想丰碑，影响泽被后世。

马君武在《社会党巨子加菩提之〈意加尼亚旅行〉》（即卡贝的《尼加利亚旅行记》）一文中，一方面介绍了这本书的内容，另一方面又对社会主义问题发表了一些评论。他把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统称为“社会党人”，认为：“19 世纪欧罗巴之大竞争，为君主与人民之竞争，即政治之革命是也。20 世纪欧罗巴之大竞争，将为资本家与劳动者之竞争，即社会革命是也。”“社会之所以当革命何也？以一机器喻之，苟此机器之运动不灵不可适用，是必其体件已坏之故，而犹谓此机器当一仍其旧，不须修理，不可得也。以同理论之，苟一社会之福祚不均，灾祸屡见，是必其组织不善之故，而犹谓此社会当一仍其旧，不须改造，不可得也，此社会主义所以大盛于19 世纪下半期也。”“社会主义者，改造社会之新模范也。社会党人者，改造社会之新匠人也。”^[6]151 这里阐释了20 世纪是社会革命之时代，论证了其革命的必要性、可能性及社会党人的历史使命和发展前途。他把卡贝称为“平和之社会革命家”，而把巴贝夫的社会主义称为“革命的社会主义”，但他们均以不同方式表达了社会主义的要求。他认为，人人平等，各有天职和义务，各享物质之幸福本是天理，但多数人辛勤劳作，少数人坐享其成，而富者自私、顽野、贪污、无厌，贫者忌嫉、恨恶、怨妒并非人道，“则惟有一法曰：革除保守私产之制，使劳动者不独肩力作重任，而社会中之产业及工作皆公同分配焉”^[6]155。在这里，他从人性的角度抨击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明确提出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社会财产全社会共同分配。马君武还介绍了圣西门和傅立叶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且说：“读佛礼儿（傅立叶）之书者，必知专制政府之罪恶，而地方及个人之自由，不可不发达。此佛氏之所以为世所重，而后谈生计学者，皆不可以不研究其学说也。”^[6]163 高度评价了傅氏思想学说及主张，尤其是对生计和民生问题的看法，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

仅仅从思想上介绍社会主义并非马君武的本意，他还以一种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以社会主义思想对照中国现实，就使他的这种介绍和评论有了更加深刻的借鉴意义。他说：“按列子之华胥国，陶渊明之桃花源，皆与此等学说最相近。然泰西人既立一言，则必求其能实行于世。前死后继，故能建立社会主义，而握今世莫大之权力。列陶之徒，放言自恣，而无实行其主义之心，故世人亦止以游戏文章读之而已。”^[6]156 马君武通过中西方理想社会的比较，看出中西方社会发展的差距关键在于社会实践及行动力上，并借此唤起中国民众积极投身于社会革命，挽救人民于水火之中。

另一方面，在与进化论比较中介绍社会主义思想。马君武在《译书丛编》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成了劳资对立，继圣西门之后出现了马克思的学说，这一学说认为：“社会者，发达不息之有机体也。”^[7] 又说：“其必有一日焉，打破今日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阶级，举社会皆变为共和资本、共和营业，以造于一切平等之域，此社会党人所公信也。”^[6]95 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竞争是世界发达之源，因此“马克司（笔者注：马克思）之徒，遂指社会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相同之点，谓是二主义实相与有密切之关系”^[6]85。并且认为：“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斗争为历史之钥。”^[6]86 虽然达尔文主义也持历史乐观主义，但与马克思的思想不同，前者视竞争为进步的动力，而后者虽强调阶级斗争，但又认为经过阶级斗争即可进入“共同和亲，利益均享”的新境界。由此可看出，马君武认为进化论思想是主张社会历史发展的单一线性论，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则是主张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发展论，马克思思想是对进化论的匡正和超越。

马君武还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张目，造成了人们的自私、傲慢、暴虐，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的最大不可通约之处就是民数（人口）问题。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数量的增长必然导致人满为患，现有土地不能养活急剧增长的人。这样，“马尔泰司（马尔萨斯）既发明此二项事实，而无善法以免其必至之恶果，于是达尔文之争自存论乃兴”^[6]86。得出了迁徙和战争是解决人口问题的出路的结论。而社会主义虽然主张阶级斗争，但更相信人类能达一消灭阶级的境地。他说：“社会主义者，即解民数问题之独一捷法也。彼以为民数之加，既终不可免，惟道德与智识进步之大力，可以胜一切天然之灾祸，而不受其害。夫个人之力有限，欲赖这以胜天然之灾祸，其势甚难，则莫若合大群以谋公利，是不惟可以解民数之难问题而已，亦可以之解一切难问题，此社会主义之奇想也。夫今日欧洲之世界，社会党人之势力，可谓极大矣。苟其真与达尔文主义相反对，即达尔文之主义既明以后，社会主义当摧破而无复余，然犹能腾万丈之光，照耀一世，岂非其主义固有真价值存焉，故不灭而益明也？”^[6]88 这里通过进化论与社会主义的比较，高度称颂了社会主义不但是解决社会发展人口问题的有效方法，也是解决社会发展一切难题的路径选择；而且随着人类实践和社会发展，社会主义的价值和真理性必将不断被历史所阐明。

既肯定竞争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又认为社会主义是解决竞争导致的社会冲突和矛盾、使人类达于理想之境的出路，是马君武的基本观点。他认为，竞争导致了各种矛盾的尖锐化，造成军国主义兴起，而“社会主义者，欲人群改良其社会之组织，达于极点，以长久昌盛，百战百胜，享福无穷也”^[6]91。他还认为，竞争固然推动了社会进步，但又造成了人的根性劣下，社会主义主张改变社会组织，必将导致道德、智识、物质、生计之进步，实现世界面貌根本改变。

马君武对竞争持辩证分析的态度，既肯定了竞争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又指出了它导致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并在对这种悖论性后果的分析中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意义。他以一种近乎于浪漫主义的文字说：“呜呼！张乐（网）于洞庭之野，鱼闻而深潜，鸟闻而高翔。以今日中国文化之程度，进而与之言社会主义，其不惊疑却走也几希。虽然欧罗巴之世界，既有此种奇伟光明之主义，而忍使吾国之人，昧昧然不知其为何物，则亦非以输入文明为己任者之本心也。”“社会主义诚今世一大问题。最新之公理，皆在其内，不可不研究也。”^[6]92 他对社会主义持尊崇和敬仰之态度，并鼓励人们认真研究它，尤其是对于当时落后的中国。为此，他还开列了包括《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在内的一批阅读书目，以作为人们研究社会主义问题的参考资料。

3 马君武在民生主义形成中的地位

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变革和社会追求中，如何对西方资本主义进行判断，寻求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曾经是萦绕着许多有识之士的重大问题。进化论视社会发展为一个从落后走向进步、从低级走向高级的线性过程，这就形成了顺应人类文明发展趋势，以自强不息追求中国光明未来的观念，从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造就了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追求。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又使人们很难对它实现认同，西方形成的社会主义运动和随之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学说，对正在求索中的中国人发生了影响。这就使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意义，成为20 世纪初中国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康有为首先对西方资本主义进行判断，发现了其内部难以改变的矛盾，并且从中国传统大同思想中寻求社会主义的历史文化资源，把对大同理想的追求从歌颂过去转向了展望未来。梁启超不仅把社会主义之术语引入中国，而且认为：“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也。泰西社会主义，原于希腊之柏拉图，有共产之论。及18 世纪，桑士蒙（笔者注：圣西门）、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组织渐完备。隐然为政治上一潜势力。先生未尝读诸氏之书，而其理想与之暗合者甚多。”^[4]489 这种评价虽有助于将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理想相对接，并按照现代文明发展赋予传统理想以现代意义的价值，但又忽视了西方社会主义主要体现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是现代化还没有全面启动、资本主义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的社会现实。

在中国社会结构还没有根本改变、竞争局面没有形成、人们的自由权利和平等精神还没有确立的情况下，如果有人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在现代文明下设想一个理想社会，必然导致一种权威主义。为此，马君武说：“且近人已有托礼运片言字义，演为大同条理，陈设制度以其实行者，欲以一人为牧人，以众生为牛羊，而听之指挥焉。偏于一面而不知竞争不息之旨，则是欲进化社会而反致之于退化也，不可以不辨。”^[8] 这就在论述社会主义问题时将其与改良主义划清了界限，开启了讨论中国社会变革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新思路新视野。

在早期国民党人中，马君武是最早研究社会主义问题的。虽然在《民报》讨论社会主义问题时，马君武不是积极的参与者，但他的社会主义观却对民生主义的形成发挥了奠基的历史作用。马君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对社会主义的释读，已经包含了此后民生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在深入发展中的“原初命题”。这些历史命题既是传统理想社会中的基本内容，又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中被“重燃火焰”，并且关系着中国近代社会的未来走向。它不仅使早期国民党人始终以社会主义为命题讨论民生主义，而且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二个维度结合起来，从中国社会变革的要求上认识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为后人继续探索提供了有益启迪。

冯自由在《同盟会四大纲领及三民主义溯源》一文中说：“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旧译为SOCIALISM。总理在乙巳《民报》出版以前初亦常用之。其后总理以此名未能包括已发明之意义，乃别创‘民生主义’一名以代之。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尝语人曰：余之主张为‘大同主义’，在英语应名之曰COSMOPOLITAN，亦即‘世界大同主义’也。自总理发明此主义后，多数党员仍莫名其妙，有心研究者百无一二。”^[9]464 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同盟会会员中真正懂得民生主义的人极少，大概马君武对社会主义的了解还较为深刻，甚至可以说他是唯一深得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真髓之人。只是到1905 年《民报》出版以后，冯自由发表《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才出现了第一篇阐释民生主义的文章。这篇文章中说：“民生主义（SociaIism）日人译名社会主义。20 世纪开幕以来，生产的日盛，物质的发达，百年锐于千载，而斯主义遂因以吐露锋芒，光焰万丈，推察其原因，则以物质进步，地租腾涌，而工值日贱使然，社会党之昌盛，有由来矣，欧美诸国社会党之气焰，如日中天，其尤盛者，厥惟德国。”^[9]634 孙中山对欧美国家社会矛盾问题的关注虽由来已久，但到这时才正式提出了民生主义。

在《民报》以前，中国人知社会主义者甚少，后来经《中国日报》的三民主义宣传，人们才相信民生主义是一种引导中国走向未来的思想理论。早期国民党人以《民报》为阵地，在与梁启超展开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中，朱执信、胡汉民、廖仲恺、宋教仁、汪精卫等人才参照《共产党宣言》和亨利· 乔治的《进步与贫困》，对民生主义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

在中国讨论社会主义问题有与西方国家全然不同的社会背景。西方各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大机器生产已经确立，竞争已经普遍化，贫富分化局面已经形成，社会冲突不断的背景下出现的。当时，中国仍然处在封建统治下，在打破封闭、鼓励竞争中发展经济，推动社会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还是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但这又必然重蹈西方国家发展的道路。怎样才能既使中国从落后走向进步，又避免资本主义盲目发展造成的社会问题，就成为早期国民党人在论述民生主义时所面对的重要问题。

在马君武对资本主义历史的评析和社会主义论说中，虽然没有对中国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探讨，甚至也没有在革命、资本、阶级斗争、地权问题与民生主义的关系上进行研究，但他对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解说和批判却为中国社会变革提供了相应的参照，而他对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评介和对社会主义理想的阐释又体现着对资本主义的判断。正是这两个方面成为早期国民党人民生主义探讨中的根本性命题。“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把握，使早期国民党人的社会主义术语及其指向体现出了一种方向性和开放性，因而使之形成了历史的生命力。”^[10]

4 结语

对重大社会命题的探讨，往往不在于提出了多少结论性的论断，而在于深刻揭示出问题的内在矛盾，提供一个讨论问题的思维方法和框架。在中国社会变革中讨论社会主义，必须树立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个维度，并保持一种必要的二维张力。前者要求面向实际、脚踏实地，牢牢抓住影响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探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思维方法和可行路径；后者则要求批判现实、放眼未来，树立起一个远大的理想主义目标，并在目标追求中发现现实之缺陷与不足，防止因社会变革而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这就构成了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与社会主义目标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君武作为一个学者，从学术的角度揭示了中国现代化社会主义制度选择所面对的内在理论问题。他虽然没有更多地参与早期国民党人与梁启超的论战，甚至没有对社会主义与民生主义的关系进行更多的论述，但他又从理论思维与方法论上为民生主义的拓展深化和正向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