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乾隆三十八年（1773）九月，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安徽学政的一代名士朱筠在《汪双池先生墓表》中这样描述：

婺源为我家文公之故里，宋、元、明以来，巨师魁儒绳绳相继，流风未湮，于今见者，实惟段莘汪先生（汪绂）、江湾江先生（江永）尤著。

不惟如此，汪绂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入《婺源县志·儒林传》，嘉庆十七年（1812）入《国史·儒林传》，道光九年（1829）入祀乡贤祠。其著述，从乾隆三十六年（1771）首印《参读礼志疑》后也一直续有刊刻。汪绂是乾嘉中期皖学的代表，也是一位重要的朱子学者，一如《清史稿·儒林传》说的“一以宋五子之学为归”。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就把他列入“翼道学案”，表彰其翼道之功。值得一提的是，汪绂早年著书十余万言，旁及百氏九流，30岁后付之一炬，“尽焚其杂著数百万言，而一于经。研经则参考众说，而一衷于朱子”（见《汪双池先生行状》^[1]425，以下简称“《年谱》”），可见其推尊朱子之坚决、勇毅。但是，就是这么一位重要的朱子学者，其价值和地位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掘和认识，不仅对其研究的论文寥寥，专著如《清代理学史》（中卷）^[2]69-76，囿于体例，所论也有些简略。今不避固吝，试做一番钩沉，以期能抛砖引玉，为深入理解清中期著名学者汪绂以及那一时代朱子学的发展提供一点有益的启迪。

1 汪绂、江永二贤书信所关注的视野

乾隆元年（1736）冬，从浙江枫溪馆返归故里婺源的汪绂始写信给江永，探求学术、世道人心，特别是对朱子学的理解等。这一年，汪绂45岁，江永56岁，都处在思想、学术的成熟期，也是精力较为旺盛的时期。次年冬，汪绂又作书于江永。三年春，江永始答信。秋，汪绂又再次写信。四年春，江永再答。汪、江二贤的书信论道，在当日的学术界是一件重要的事，婺源李椿田为汪绂《儒先晤语》撰的跋中，就称二贤“议论所关甚大”。这也可说是当日学界关注、研究范围的一个缩影^①。需先说明的是，汪、江二人都是在朱子学的浸润中成长，江永在第一封答信中曾自述：

^①其书信往来，集中见《年谱》，亦见《双池文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25册，影印道光甲午一经堂刻本；又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71册，与《续修四库全书》为同一版本。

弟昔为学，未知向方。十八九岁读《大学》，熟玩儒先之言，知入手功夫在格物，程子所谓“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久则自然贯通”者，深信其必然^{[1] 257}。

并一再强调认同汪绂所言的朱子修身养性的功夫，“区区之心，惟愿读书穷理以破愚，省身克己以寡过” ^{[1] 270}。至于汪绂，则是在熟习程朱理学的母亲江太孺人的不倦教诲下成长：

学非有师授，其《四书》及《诗》、《书》、《易》、《礼》、《纲目》，则自孩提受于母膝矣。母，余姊也。姊氏自幼嗜学，五六龄，明月之下，三夕而《学》、《庸》习熟，圈外小注不遗一字。……及长，惟《周易》及邵子《经世书》，及朱子《纲目》玩不释手。他若唐宋诗词杂书，皆不寓目。故甥无师，而有成就如此^{[1] 321}。

概括起来，从这些信函中可以看出汪绂对当日朱子学现状的忧心和思考，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期待江永能“振兴末俗，一挽支离靡蔓之狂澜”。当然，这也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犹在绂也”。一个“狂”字，说明其范围广、力度大。具体来说，是指时人多求工于时艺，一变朱子学而为词章，以利于八股科举：

后人专工于时艺，而无暇以穷经，故满纸引用经言，究无当于经义。……后世经学贪多务得，涉猎不精，而经学益多庞杂^{[1] 287}。于是乎复移朱子之说以移词章。而讲章家治经，亦多为八股计，便于八股者收之，不便于八股者弃焉^{[1] 217}。

甚至严重者，达到了“莫不以畔传离经为事，朱子之学几乎晦矣” ^{[1] 218}。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成书的《易经诠义·序》中，汪绂也再次提到了这一严重的情形：“若乃时下说经，专供制艺。而深焉者，则又旁搜穿凿，以诋排朱子为事，此则绂之所深羞而切恶者也。” ^{[1] 233}更有甚者，即便是研讨经书者，也多有严重的缺陷，即汪绂所说的“多失先王之意，注疏家尤多纰缪”；是以“不惟不足以治经，而反足以乱经” ^{[1] 275}。在朱子学的发展历程上，当时的情形确实是一个亟待重视、解决的问题。

这种极端恶化的情形是否仅是汪绂的一家之言，或危言耸听呢？乾隆五年（1740）十月，高宗在训示诸臣研精理学时就说：“而两年来诸臣条举经史，各就所见为说，而未有将宋儒性理诸书切实敷陈，与儒先相表里者。盖近来留意词章之学者，尚不乏人，而究心理学者盖鲜。……遂置理学于不事。” ^{①[3]875-876}甚至在乾隆末，还出现了“自命通经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则不得为通人。而诽圣排贤，毫无顾忌” ^[4]78。又，据文中“戴君下世，今十余年”，考戴震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五月去世，论述的为乾隆末年的极端情形，而这谈的正是徽歙一地的情况。汪绂的舅舅江廷镛在为汪绂《四书诠义》作序时也说：“沦及明季，凡执笔为文者，皆以能畔朱子为快。……（国朝）是以欲尊朱而或反背朱。非以明经，而适以害经者亦已多矣。” ^[1]670-672可见汪绂所言正是当日的实情，情况殊为严重，不是有意地虚饰夸大。

^①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一二八“乾隆五年十月己酉”条，见《清实录》第10册，中华书局，2008年。

其二，时人称许江永“博洽”，汪绂对于这一评语不无微词。第二封信中，汪绂先陈明“商羊、萍实与掘地之羊、专车之骨，识与不识，于孔子圣德殊不增损一毛”，说白了，在汪绂看来，就是一味地训诂、释义并不能解决问题。回到现实中，“今之号为遵守紫阳者，亦或以小言细物与朱子争博洽”，言外之意就是暗指江永现在做的经籍考证就与此类似，结果恐怕只能是“徒以博称慎修”。更进一步，如果以“博洽自见”，则“或不无一失”，更不可以此自负。这当然有弦外之音，是指江永八十卷的《礼书纲目》，称得上煌煌巨著。对于此书被征，江永去信解释其间委曲：

凡三代以前礼乐制度散见经传杂书者，悉有条理可考。书凡三易稿，初曰《存羊编》，次曰《增订仪礼经传》，三稿始易今名，为《礼书纲目》，盖八门为总纲，而各篇则纲中之纲也。……卷帙既多，但能录古注与释文，更欲增入唐宋义疏与古今诸儒议论，苦无力乏人抄写，有志未逮。书成，将廿载。不欲示人，藏之敝簏，几为虫蚀鼠穿^[1]260。

即本不欲示人，只是“近年始有相识者转相传录，渐播闻于远方”，而后适逢其会，并非一己有意攀附，“藉此为梯荣之具”。至于汪绂所提及的“小言细物”，“录古注与释文”，未能一味遵循朱子学说，实际上，“但欲存古以资考核”，并非有意以博学夸人，傲视学林；当然，更不是以此来破碎、背离朱子学说。

对此辩解，在第四封信中，汪绂又进一步阐发这一弊端：

惟节收古注及释文，为学者入门之路。苟其折衷以朱子之说，而抉择精详，夫亦止此足矣。若及唐宋疏义与古今诸儒议论，收罗太多，则议论恐不能无杂。三代而下，代有礼书，如《开元礼》以及大明。其间礼制增损，多失先王之意，注疏家尤多纰缪，至有吕坤等“四礼”之疑（按：吕坤，明万历时人，著有《四礼疑》。《明史》有传），是不惟不足以治经，而反足以乱经。不增入焉，正可以全经，而不为阙略也^[1]275。

可见，兼收古注及释文，还要做到两点：一要“折衷以朱子之说”，以朱子学说为准衡；一要“抉择精详”，不要芜杂。重要的是，这些注疏“尤多纰缪”（亦可参见下文《理学逢源》中对注疏的批评），是不足为凭据采信的。与此相关，是汪绂对江永为迎合世俗举业摭拾故实，却“十余年来，四方雕板相踪，遂风行海宇，家有其书” ^[5]1的《四书典林》、《四书古人典林》亦多有不满，认为这样只会大开方便之门，诱人投机，荒怠学业，而无补于经学，甚至进一步恶化浮泛、堕落的学风。信中，汪绂不止一次地质疑、申说：

而别有《四书名物考》之刻。夫名物之考，务博洽耳。于礼经孰缓孰急？而顾先以此问世，不几扬末学之波欤？^[1]245

然与其开方便之门，孰若激励之使从事于经学？如果资分庸下，则足下又安能以《典林》一书强之记忆？彼其于抄录且不无惮烦，而欲使之成诵，以几“左右逢原”（汪引江书信中语），不愈难哉！若不能必其成诵，而衹于临时习阅，以饰寒俭，则艾东乡所讥为小盗盗大盗，或无辞于饾饤之失矣^[1]286-287。

这也是汪绂一贯的观点，乾隆十年（1732）所做的《诗经诠义》就言“深病记丑之徒搜爬旧序，矜博闻而与朱子为难。……亦考据，以证其小误漏遗”。（《汪双池先生行状》）^[1]431

这实际上具体而微地反映了二人学术走向、志趣的不同，借用钱穆的评价，即是“大抵江氏学风，远承朱子格物遗教则断可识也。与江氏（永）同时并称者有汪绂……多尚义解，不主考订，与江氏异。……惟汪尚义解，其后少传人，江尚考核，而其学遂大。” ^{①[6]340-341}当然也直接影响了时人对其学术的认可和评价。

当然，对汪绂而言，其亦颇承载汪母之厚望，甚至包含其家族力图通过科举而振兴家业的热望。汪绂的祖上，声名最盛者是其五世祖汪应蛟，为万历甲戌（1574）进士，累官户部尚书，《明史》有传。但其后嗣子孙大多无名，因时局动荡，山河转移，到了清朝，汪氏家族不仅不能再现其祖风光，甚且日趋窘迫、破落了，到了其祖时，仅为府学生，已了无功名。到其父汪士极一辈，更落落日下了，只为一读书之人。家道业已中衰，在一个几近完全以科举来光耀门楣的清中叶，这也是时人认同的正常的唯一出路了。能说明的是，尽管汪绂曾说过不能“奔竞虚名，驰驱利禄”（汪绂《紫阳书院记》）^[1]346，但在晚年，还是应试了，乾隆七年（1742）夏，应“族中从游诸弟姪”的“力请”，51岁的汪绂应督学礼部侍郎嵩寿之请，试于府城，补县学生员。九年（1744年）六月，应乡试金陵。十八年（1753年）七月，再次应乡试金陵，时已62岁。二十四年（1759）七月，虽己病有加，孙子殇，仍命其子汪思谦去应金陵乡试，由此致讥于时人，“故世称先生高尚，不欲用世者，皆妄臆也” ^[1]402。因此，其应试，可能是汪绂晚年生计一度颇为困顿，族人又力劝的结果。

2 《理学逢源》与《读近思录》对于朱子学的意义

汪绂关涉朱子学的著作，最重要的是两种，即《理学逢源》与《读近思录》。在前所举的书信中，二人讨论“当务之急”时，江永在第一封答信中曾做过陈述：

若儒先之书，尚有整顿者，如《近思录》，当采朱子之言为注释；《论孟或问》，当附精义以便观考，近亦渐就绪也。

一年后，即乾隆四年（1739年）春，江永再答时，《近思录集注》业已撰写完毕：

所欲整顿之书颇多，《近思录》，吾人最切要之书，案头不可离者。俗本离析破碎，宋时叶采之注，亦未备。尝为之注，采取朱子之言以注朱子之书，朱子说不备，乃取叶说补之。叶说有未安，乃附己意足之。十四卷，已有成书。

按：此处江永信中说的“十四卷，已有成书”，应指已有部分写就的书稿，非谓已全部成书，因为《江慎修先生年谱》明载：于乾隆七年“《近思录集注》成”。^①遗憾的是，汪绂信中没具体谈到对《近思录》的态度；但其当极为重视，因为汪绂至少在乾隆十九年（1754）已撰成对其来说重要的朱子学著作——《读近思录》。汪绂直接承继朱子的理学，不仅表现在以朱子说为标准，浸润在其间，“研经则参考众说，而一衷于朱子。志专一而用力勤”（《汪双池先生行状》）^[1]425，还表现在他对于理学的潜心深究，乾隆八年（1743），编集《理学逢源》12卷；十八年（1753），撰《读问学录》1卷（即陆陇其《问学录》、《读礼志疑》）；二十三年（1758），撰《读读书录》2卷（读明儒薛瑄《读书录》）。这些“读书”系列，足以见出，汪氏博大精深的理学造诣，也某种程度上融贯、彰显于《理学逢源》、《读近思录》这两部著作中。

^①从情理上说，汪绂收集朱熹注、叶采说，并加以钩沉、整理，鉴于这一庞大的工作量，也非一人短日内所能完成，宜乎七年撰成，其间历五年的时间。

至于《读近思录》撰作年代，《年谱》系于乾隆十九年（1754），此时汪绂时年63岁，已近人生暮年。但不无遗憾的是，年谱的编订者余龙光此处并没有列出系年的依据。而这一时期，从“乙丑到乙亥（1745-1755），凡十一年，或家食，或客游，俱未详”（《年谱》第367页），汪绂居止不定，余龙光因此无法明确系年的依据。但有一点能肯定，这一时期，是汪绂著述的一个高峰时期，据《年谱》，再加上《序》，能确凿判明系年的作品就有许多。这大约得益于长期馆于枫溪，教授异乡，得以有众多闲暇和精力从事著述，且知识不断累积的缘故。从这一点看，余龙光系于此年，也算是信而有征。不过，这一问题还可深入。据汪、江二贤往来的书信，第三封江永答信中（1738年），对汪绂所言的宗子法、井田制进行了批驳，第四封汪绂的答信中亦进行了详细解释。这一内容，在《读近思录·治法篇》中有清楚表述。又，此年汪绂的信中，言及“介甫又何尝通经术” ^[1]294，与《读近思录·教学篇》的内容完全一致。这些相同，至少能说明相关内容汪绂早有思考。或者说，从内证上看，这么多的内容都已涉及，且观点一致，就不能不考虑《读近思录》撰作时间的提前，毕竟一卷（3万字）的篇幅是很容易写就的。

道光二十五年（1845），唐鉴撰成《国朝学案小识》，作为另一极力推崇正学、反对王阳心学的学者，史称其“潜研性道”，“平生力崇正学，辟（王）阳明，不为调停两可之说” ^[7]372。唐鉴于“翼道学案”中列《婺源汪先生（绂）传》，最后论断其著述，“然先生之书如《读近思录》、《理学逢源》诸编，皆能发先儒所未发，洵大有功于程、朱者也，即与程、朱之书并行可也”，唐氏推崇《读近思录》，实际上更具体地体现在用了整个篇幅十分之九的文字来引用汪绂的学术观点，完全源自《读近思录》。此足以见其在唐氏心中的重要地位。无独有偶，近代经学大师刘师培《左盦外集》卷十八中，专列《汪绂传》，其所列汪绂为学之要（大体占了全文三分之二的篇幅。），亦完全出自《读近思录》。这非是一时的巧合，足以说明《读近思录》确实代表、融贯了汪绂的朱子学观点，也引起了后世学者的重视。

在唐《传》中，从格物致知、训释经学、存养、克治等四个方面，较为全面地引录汪绂的见解、学识。唐氏是清中叶著名的程朱学者，道光二十年（1840），曾国藩、倭仁都曾随其考德问业。其所评价，实际上也代表着那一时期朱子学者所推崇、认可的方面。至于刘师培，亦是从这四个方面引录，只不过顺序略有不同，大致可认为是唐《传》的简略本。刘氏作为清末久负盛名的学者，二人不约而同地集中在这四个方面，也实际上揭示了《读近思录》的核心内容。《读近思录》，顾名思义，就是对朱子《近思录》的解读，兼带阐明一己的观点，如《道体篇》中“性命之微深矣远矣”、“太极，性理之尊号”、“诚者，理之真”、“动乃见天地之心”、“器亦道，道亦器”、‘时中’，《论学篇》中“多识所以畜德，此格物致知之事”、“《订顽》极规模之大、《砭愚》尽检束之细”，《存养篇》中“敬胜百邪”、“闲邪则诚自存”，《出处篇》中“君子既仕而在位，则当为天下杜渐防微”，《政事篇》中“凡人欲速见小利，皆无远虑之故”等，大抵人生的各个方面，如哲理、修身、养性、出处、大节等均有所论议，论述得较为全面，简明扼要。对于历史上的圣贤，在《观圣贤篇》中也有精要的评议。这些，今人读来都不无裨益，也是《读近思录》的价值和闪光点所在。

再看《读近思录》的姊妹篇《理学逢源》。《理学逢源》是一部更为庞大、深博的理学著述，其始撰于康熙六十年（1721），成于乾隆八年（1743），积23年之久，几乎是汪绂半生心血的结晶，用心尽力可窥一斑。汪绂之所以撰写，是激愤于异端末学、功利之徒的炽盛，“况乎异端邪说，与夫记诵词章之学，又徒而汩之，使高焉者必惑于寂灭虚无之说，而下焉者又役于功名富贵之途”，“是邪说诬民，几于灭熄，可无懼欤”！^[1]323-324其忧惧之情，溢于言表，由此奋起卫道，编撰《理学逢源》，“因是书以窥圣学之旨”，扭转世道人心；因为“欲穷理致知，反躬实践，则舍四子、六经之书，及周、程、张、朱之教，其未由也”。其编撰过程，汪绂在《序》中有明述：

顾囊时所辑，犹未免杂乱无章，恐不足以穷圣学之蕴。而乃因与（汪）丽南往复谈论，还复潜心理会，补阙删芜，定书凡十二卷^[8]192。

《理学逢源》一书分内篇《明体》、外篇《达用》，共四类：“圣学类”、“物则类”、“王道类”、“道统类”。对于其编写的凡例核心，汪绂亦有陈述：

每类之首，必援引经书以冒一类之意，亦以明立言之有本。……一类之中，各分数条，而每条之中，皆首以己意立言以发明之，实则窃取先儒之意者居多，非私见也。其后继以杂引经书，则又所以实立说之旨，以见所言之一贯耳，非徒引蔓也。……所引先儒之言，则多以先后为序，而先儒中惟以周、程、张、朱之说为主，间及程、朱门人及邵子（邵雍）及南轩（张栻）、东莱（吕祖谦），亦间及元明诸儒，又间及董（仲舒）、韩（愈），及荀（子）、杨（雄）、文中（王通）。其不敢滥及者，欲的然有所宗主，不徒以其言也^[8]203-204。

此亦可见其严守朱子之矩矱，不越雷池半步，也即余龙光《年谱·凡例》中所言的：“一以朱子为折衷，其朱子所未及言者，则推广朱子之心以发明之。” ^[1]147-148这对捍卫朱子学当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一编类原则在《读近思录》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阐发程、朱理学的微言奥义是其不可移易的首要准则。其内容、旨归，可借用《严州府志·儒林传》中简要、精当的评语加以概述：

（三十岁以后）益肆力问学，以斯文为己任，治经则博综义疏，穷理则剖析精微，而皆折衷于朱子。每有独得，往复发明，撰述等身，悉归纯正^[8]193。

具体一点，此仅就《理学逢源》卷六《内篇·物则类》中《经学》的概述来窥其一斑。其虽自言“折衷朱子焉，足矣”；但其所言以“无徇外，无夸多，详说而探其源，躬行以体其实” ^[8]409作为纲领，却有其指导意义。所论多是深体切悟、甘苦之言，如“六经需循环理会，义理无穷；待自家长得一格，则又见得别”，“读书不必多，要知约。多看而不知约，书肆耳。须将圣人言语玩味，入心记着，然后力去行之，自有所得”等。然后引张载、朱子的相关言论进一步论证。由此严谨、井然的结构，纲举目张，自是能深入一层理解经学意旨。总之，一如沈维鐈《理学逢源·序》中所言“今先生是编，又将与西山（真德秀）《读书记》同为《近思录》阶梯矣” ^[8]191。

当然，也毋庸讳言，对程、朱理学的一意尊奉、“力崇正学”无疑限制了汪绂学识、才情的发挥，使得其在一些义理上殊少发明，一些观念、看法也显示了不免落后、保守，甚至迂腐的思想成份，如《近思录·治法》中，汪绂仍在越世高谈设立宗子，能使民风“更厚”，亦可“省得多少事”；又说“商鞅兴富强之利，晁错言纳粟之策，明帝致金人之法，此皆万世罪人”；甚至认为“不复古礼，不变今乐，不可以求至治”。《近思录·治体》篇中更谈到要恢复早已废弃的上古时代的井田制，认为“必欲辨上下，定民志，非井田、封建不可”，并说“然井田、封建不可卒复，则亦宜定一经制”。甚至在乡贤江永一番质疑后，仍坚守不移。当然，这也有时代的局限，不可一味强求。

3 汉学天下中的突围

汪绂生活的时代，已渐趋是汉学的天下，理学的衰退已无可挽回。从高层来说，乾隆二十一年（1756）二月，乾隆皇帝首次对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表示异议，此后四十年间，在32次经筵中，有十七次明显立异，这就殊非偶然之举了^[9]194-195。这种转向更切实的表现就是乾隆二十一年后，殿试的时务策加上了经史文献内容的考核此足以构成一种对越世高谈理、气、性、命等理学信徒入仕的限制。同时，一些汉学家，几乎囊括了乾嘉汉学的骨干，如庄存与、王鸣盛、钱大昕等，都因科举而吸纳到各级政权中，亦足以是一种示范，或暗示。实际上，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七年间，昭示一代‘稽古右文’盛典的修纂《四库全书》，也一定程度上是对文献整理的肯定，其被一代学者梁启超称为“汉学大本营，《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 ^[10]24，也势在必然。功利所趋，在乾隆四十年（1775）和珅当权以后，士人们便纷纷将“濂、洛、关、闽之书束之高阁，无读之者”，甚至书商也不愿多刻印理学著作了，而以此回答购者，“近二十余年，坊中久不贮此种书，恐其无人市易，徒伤赀本耳” ^[11]317-318。这种情形下，汪绂与一些人，如翁方纲、方苞、雷鋐、韩梦周、陈庚焕、阴承方等，仍在坚守着理学的堡垒，实属不易，也难能可贵。

在汪绂的周围，汉学流派已在展露头角，隐然崛起：开吴派经学的吴县惠氏，经惠周惕、惠士奇，到惠栋，都在致力于汉学。乾隆九年（1744），惠栋撰成《易汉学》，同时撰《古文尚书考》，复原汉儒《易》学，实具开一代风气的意义；乾隆十四年（1749），惠栋开始撰《周易述》。皖派的江永，已如上述。至于开浙东学术的全祖望，感于沧桑巨变，一生则留意史学，“于桑海之变三致意焉”，晚年更“留心明季遗闻，以表章节义为己任” ^[12]204，著《困学纪闻三笺》、《续宋元学案》，七校《水经注》，即重视史学、实证。全氏卒于乾隆二十年（1755）。汪绂坐馆枫溪，出入浙江，至少对全氏有所耳闻，甚或熟知。

现在看，至少有3个方面，即尊奉程、朱义理，“力崇正学”的限制，一时缺乏有力门人弟子的推尊，以及释义的方式等等因素，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时人对汪绂学说的走近和接受，为此也逐渐被边缘化。当然，大的环境，对明末以来王学越世高谈性理等空疏学风的批判，“三礼馆”的考证、征实学风，以及高宗对名实不符的理学家的厌恶等，也构成了一种较强的限制和约束。不过，这并不是说不能突围，走出汉学的笼罩，从学理上说，这是一个总结、融汇的时代，至少还能有以下3种方式可以推进程、朱学的发展：

第一，编撰理学史，在学理上彰显其历史进程、价值和意义等。理学发展到乾隆时期，业已累积了丰富的可资借鉴的思想、经验等，而需加以系统、总结。这实际上也是当日的一个潮流，即便在清顺治、康熙时期，学术史的编撰就达25种之多^[13]104，如康熙五年（1666）孙奇峰撰《理学宗传》26卷，十九年（1680）范镐鼎撰《广理学备考》48卷，二十八年（1689）窦克勤撰《理学正宗》15卷等。不过，即便是晚出的编撰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的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其对传主生平介绍的简略、学术评价的欠缺都是其不可遮掩的缺陷，也都说明了编撰学史的巨大空间。这种编修实际上在道光、宣统时还一度成了一个高峰，也证实其有必要和有价值。

第二，校释、集注，整理一个可资取信的文本。这方面，乡贤江永《近思录集注》无疑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其整理的方式见前引。

第三，因时制宜，强化与现实社会的联系，突显经济之学。咸丰、同治时期，一些理学人士如唐鉴、倭仁、吴廷栋、曾国藩、何桂珍等，之所以能兴起一个理学的高峰，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能与时推迁，发掘、重视经济之学，即实学，进而匡济天下，挽救渐趋动荡、紊乱的时局。在汪绂生活的时代，虽被后人称为“康乾盛世”，但已显露了衰世的迹象。重要的是，理论的生命力和活力，重要的因素就是要与时推迁、革易，而非一意固守、一层不变。汪绂生活的时代已远不同于朱子的时代。实际上，汪、江二贤的信中，以及《读近思录》、《理学逢源》中都涉及到了经济之学的问题，只不过，或许因其一生屈居民间，其志向不得伸展罢了。

就汪绂自身来说，虽然其批评江永“饾饤之失”等，但并不废考据，如《理学逢源·例言》所言明的“‘衣服’、‘饮食’二条，详及名物”；“‘经学’条中，详及汉儒授受。盖六经得以传授，亦赖汉儒之功。而苟非折衷于程、朱，则终无以发六经之蕴”；“外篇自《治历》以下及礼、乐、兵、刑，皆言之倍详；且并及古今得失，盖欲求是非利害之真”；“大约取法于朱子《小学》及《近思录》二书，与诸家所辑性理语录类书，体裁自别矣” ^[8]204。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具体内容上汪绂都有一些考证、辨析，特别是其广引“周、程、张、朱之说”，实际上更类于注释。此亦见出汪绂并不废汉儒的言论、疏证，持论较为平允、通达。在支伟成撰写的《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就是把汪绂归入“皖派经学大师”一列的，肯定其“博极两汉六朝诸儒疏义（汪绂所秉持的朱子学并不仅是持守程、朱观念，这在《理学逢源》一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以及“贯彻内外，毫厘必析”的汉学家的考据功夫。只不过，这一点没有发展为汪绂的学术主流，而是在流淌中渐渐消歇了，断了流，因为在他看来，“笺疏作，而学愈支离”，“汉唐注疏，多在没要紧处敷衍争讼，以其在字句训诂上用功，而不知圣人之道也”。^[8]409-410

再来看一下汪绂与江永重点讨论的“三礼”学。汪绂著有《六礼或问》、《礼记章句》，均有序言明其撰作意旨：

犹切乎人民日用之常，士君子所当执持，而不容斯须或越者也。……（朱子）哀礼教之式微，病繁文之寡当，……权以成《家礼》一书。……闾巷愚氓既懵然不知礼为何事，而一二学古之士或知礼之当执者，又不探其本，而循循于度数之末，是以演绎仪节，言人人殊，是朱子之所病者，今又甚焉。……凡《家礼》之所省，而《仪礼》所存者，辄为斟酌而增益之。……亦微窥朱子之志，而欲探乎礼教之全。……不过剖析先王及朱子深意^[1]206-209。

要以平易、纯正，宁取云庄（指陈澔，字可大，号云庄，著《礼记集说》）为最。但陈注或杂引他说，不为折衷，或随手摭援，不顺文义，而其间择之未精、语之未详者，亦所时见。……因即云庄旧注，略复搜辑绍闻，更参鄙见，斟酌去取，别其章句，手录成书。虽所取用不过数家，深惭孤陋；然前辈作述之心，及高堂生、萧奋、孟卿、后苍、二戴相传说《礼》之意，与夫学礼者身心之范，或亦其有得焉^[1]238-239。

这里至少能看出两点：

其一，汪氏所尊崇的是“先王及朱子深意”，或者说以此为准绳和目标，对《六礼》和《礼记》进行诠释。为此甚至不愿多取他注（“不过数家”），只要能见出“前辈作述之心”、“学礼者身心之范”即可。其二，仍据守科举教材，即元人陈澔撰的《礼记集说》，则不免有些落伍。反观此际的《三礼》学者，江永的《礼书纲目》、“三礼馆”所修，已如上述。当时颇负盛名的如杭世骏《续礼记集说》，就是推尊宋人卫湜“自郑（玄）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家”（《四库》卫湜《礼记集说》提要），撰《礼记集说》，并且进一步扩大范围，“从《永乐大典》中，有关于《三礼》者，悉皆录出”，作为撰修的根基。甚至当日的大学者全祖望也建议“三礼馆”总裁方苞就《永乐大典》“钞其《三礼》之不传者” ^[14]192，充分利用新发现的史料《永乐大典》。之所以如此，非谓时人偏好郑注、孔疏，而是时至清朝，注释驳杂、经注残缺、篇次变乱、名目妄分等缺陷业已严重影响了《三礼》的质量和传播，而不得不对文本进行规范和整理。时代也呼唤集大成著作的出现。一时间，朱彝尊《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章学诚《史籍考》都可谓应运而生，而为显证。也为此，刘师培曾专门纵论《近儒之〈礼〉学》，总括有清一代《礼》学的成绩，肯定胡培翚《仪礼正义》、朱彬《礼记训纂》、孙诒让《周礼正义》等“三《礼》新疏咸出旧疏之上矣” ^[15]218。文中，刘氏提及了方苞、江永《礼书纲目》、戴震《考工记图》等，但就是没提及汪绂的著述，汪绂《礼》学的实绩也似乎可侧窥一斑，至少，疏义的主旨并没有获得时人或后人的认可。在时代的强力遮蔽下，这不能不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乾隆十九年（1754）至二十二年（1757），时任两淮都转盐运使的卢见曾刊刻了大抵以“汉唐诸儒说经之书”而表彰汉学的《雅雨堂丛书》。乾隆三十八年（1773），多次会试名落孙山的戴震被清廷优容，奉诏入京预修《四库全书》。这实际上都标志着汉学兴起的一个个新起点。这一年，距汪绂去世仅14年。此后，到乾隆后期，汉学已完全兴盛，“读所集《近思录》诸儒先之说，窃叹海内学术之弊久矣。自四库馆启之后，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至有称诵宋元明以来儒者，则相与诽笑，是以风俗人心日坏” ^[16]625。一代才子袁枚也说：“于是近今之士，竞尊汉儒之学，排击宋儒，几乎南北皆是矣！豪健者尤争先焉。” ^[17]49据史料可知，袁枚33岁（1748年）时居小仓山之随园，后卒于1797年。则其所言的“近今”，也正在这一时期，距汪绂过世并不久远。

4 结语

总之，江永和汪紱都是那一时代博学志趣的代表与象征，但人生际遇、学术影响等却“显晦迥殊”，实有其较深刻的社会、自身等因素。乾隆初年，面对朱子学的衰落、末俗的畔传离经等情形，汪紱忧心忡忡，写信给当日业已声名显赫的乡贤江永，试图一挽狂澜。汪紱本人也撰写了《理学逢源》、《读近思录》等著作，“一以朱子为折衷”，意欲振起时俗，归于淳朴。但不无残酷的现实是，因种种因缘际遇，亦不无人事的介入，江永的影响力在日渐扩大、彰显，惠栋、江永、戴震、卢见曾等汉学流派已在展露头角，隐然崛起。这些人声气相通，从高层到地方互相提携，一时间领袖群伦，已在深刻影响当日的学术风尚。反观汪绂，无形中则落寞了许多。一定程度上，二贤的经历，恰好展示了那一时代学术不同路径、抉择而带来的差异，这也能为理解朱子学在乾隆朝的中衰，以及乾嘉汉学的兴盛提供有益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