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元散曲家刘时中的生平仕历一直存有争议，在20世纪80年代虽有前辈学者进行过一番考证，可各执一词，难以服众。现再次对其进行考证，以期在原有的基础上能有新的突破。

1 元代有五个刘时中

元代有多个刘时中，这是无可争议的，早在王国维的《新编录鬼簿校注》中，就曾指出元代有三个刘时中，分别见诸于《阳春白雪》、《世祖本纪》，以及《遂昌杂录》。但王国维对此也颇为怀疑，进而在《宋元戏曲史·元戏曲家小传》中补充道：

曲家之刘时中则号逋斋，洪都人，官学士，《阳春白雪》所谓古洪刘时中者是也。（此与《遂昌杂录》之刘时中时代略同，或系一人^[1]。）

如此，则王国维的三个刘时中之说，便成为两个。20世纪80年代，前辈学者又考证出泸州刘时中、山东历城刘时中、古洪刘时中等等，此外，古籍中又有大量署名为“河东刘致”、“湘中刘致”的刘时中频频出现。如此多的刘时中是否真的存在？不尽然。经笔者考证，元代有五个刘时中，即：

（1）宣抚使刘时中

宣抚使刘时中仅见于《元史·世祖一》的记载，即：“岁癸丑（1253年）……留大将兀良合带戍守，以刘时中为宣抚使，与段氏同安辑大理。” ^[2]591253年宣抚使刘时中与段氏“安辑大理”，显然与本文所考证的出生于1270年的散曲家刘时中不是一人。

（2）泸州刘时中

泸州刘时中主要见于元代程钜夫的《雪楼集》。卷十二《松台记》和卷二十三《刘时中字说》中有记载，但称此刘时中“泸人也，而居于播” ^[3]153，“名时中，而字仲谨” ^[3]337，与本文名致，字时中的刘时中不是一人。

（3）馆市巡检刘时中

馆市巡检刘时中主要见于元末明初邓雅的《玉笥集》卷二《馆市巡检刘时中，摄新淦县事，有政声，于其还镇，诗以美之》一诗。但是，邓雅生活在元末明初，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仍在世，其描述的馆市巡检刘时中曾有“我皇开国慎防禦，子复领镇持刀弓” ^[4]254的经历，据此推测应是明初的一位年轻将军，与本文所考证的1352年左右就已经去世的散曲家刘时中不是一人。

（4）山东历城刘时中

山东历城刘时中主要见于李祁的《云阳集》。李祁在卷六《赠刘时中序》中介绍：君世家历城，为济南属邑，其先君尝为邹鲁儒教官，君自幼随侍，不出庠序，故于爼豆礼文之事甚习，及其壮也，复随侍南宁，以荫得永州东安尉，渉历险远，故于人情物理之变甚深，今而来佐永新也，安于贫而不求勤于事^[5]。因此，祖籍山东的刘时中与祖籍山西石州宁乡的刘时中不是一人。

（5）山西石州宁乡刘时中

山西石州宁乡刘时中即笔者所考证的元代著名的散曲家刘时中。其名致，字时中，号逋斋，约生于1270年左右，姚燧门生，曾任湖南宪府吏、河南行省缘、翰林待制、太常仪礼院博士、浙省都事，晚年辞官，卒于1352年左右，贫无以葬，被王眉叟葬在浙江德清县。此外，史籍中所载的“古洪刘时中”、“河东刘致”、“湘中刘致”也是此人。

2 元代散曲家刘时中只有一个

散曲家刘时中到底有几个？这一直是一个难解之题。宣抚使刘时中、泸州刘时中、馆市巡检刘时中、山东历城刘时中已基本可以排除，争议最大的是前辈学者又考证出的“古洪刘时中”。

有学者以杨朝英在《阳春白雪》前集卷二小令后标注一“刘时中”，而在后集卷五套数《上高监司》后又标注一“古洪刘时中”，而认为元代还有另一散曲家刘时中，即所谓的“古洪刘时中”。笔者认为，此种说法纯属捕风捉影，故弄玄虚，“古洪刘时中”就是山西石州的散曲家刘时中。根据有三：

根据一：“古洪刘时中”只是杨朝英的随意标注，根本不存在。

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的《中华再造善本·乐府新编阳春白雪》（据南京图书馆藏元刻本影印）为参照，对《阳春白雪》中出现的所有散曲家的署名进行整理，发现杨朝英在标注散曲家时是杂乱无章、随性所致的（表 1）。

从表 1可以看出，杨朝英的《阳春白雪》标注的散曲家姓名，并没有什么严格的标准，名、字、号、官名、地名、简称、敬称均有。如赵天锡、阿鲁威、马致远、严忠济、王嘉甫、不忽麻平章等标其名，其中马致远除了标其名外，另有三次标其号马东篱，一次简称其为东篱；晏叔原、吴彦高、柳耆卿、张子野、庾吉甫、郑德辉、奥敦周卿、张子友、马九皋、白无咎、张小山、刘时中、白仁甫、冯海粟、商政叔、吴仁卿等标其字，其中白无咎、冯海粟、吴仁卿出现两次，白仁甫出现三次，马九皋除了两次标其字外，又有一次标其别名薛昂夫，张小山，则五次标其字，五次直接标其为小山；辛稼轩、姚牧庵、贯酸斋、卢疎斋、杨淡斋、胡紫山、杨西庵、鲜于伯机皆标其号，其中姚牧庵两次标其号，两次简称其牧庵，贯酸斋一次标其号，五次简称其酸斋，卢疎斋两次标其号，一次简称其疎斋。并且，杨朝英本人对自己名字的标注也颇为滑稽，时而标注自己的号，时而也简称自己为淡斋。此外，还有许多稀奇古怪的称呼，如苏东坡，杨朝英称其为“坡仙”；刘太保、吕侍中则明显是其官名；吕止菴则另有止轩、吕止庵、吕止轩三种称呼，就连无名氏，也时而不知名氏，时而不知名。

此外，杨朝英对整本《阳春白雪》中散曲家顺序的编排，也没有什么规律，同一作家的作品散见于各卷中。如贯酸斋的作品散见于前集卷二、卷三、卷四，后集卷一、卷五；张小山的作品散见于前集卷二、卷三、卷四、卷五；马东篱的作品散见于前集卷二、卷三、卷五。而刘时中的小令主要见于前集卷二，套数主要见于后集卷三、卷五。如此，则完全可以说《阳春白雪》中的散曲只是杨朝英随意地从各个不同的文本中摘录出来的，然后不加选择地堆砌在一起，甚至连所选散曲原有的署名也没有修改。那么，时而署名“刘时中”，时而署名“古洪刘时中”也就不足为奇了，很可能是杨朝英不同时期摘自不同的文本所致。

退一步说，假使杨朝英对所收录的散曲稍加整理了，在刘时中前加了“古洪”二字，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署名“古洪刘时中”的《上高监司》一文中的确有非常明确的地域指向：“据江西剧郡洪都，正该省宪亲临处”，“洪都”即“古洪”。盖杨朝英之所以署名“古洪刘时中”，也是对散曲内容的浅层阐释。这同杨朝英在著录其他散曲家时也时有简短地介绍其字、号、籍贯或者创作的时、地、缘由一样，在《阳春白雪》中非常普遍。如，前集卷二的“邓德辉一段梦中作”，“徐容斋赠千金奴一段”，“赵天锡题金山寺一段”，“阿鲁威十六段阿鲁威字叔重，号东泉，蒙古氏，南剑太守，诏作经筵官○前九首以楚辞九哥品成”，“卢疏斋西湖四段”，“马东篱和前四段”；前集卷三的“张小山次马致远韵四段”，“徐予芳赠歌者吹萧二段”；前集卷五的“东篱四公子宅赋四段”，“淡斋题写韵轩一段”；后集卷一的“冯海粟七首和前韵”。并且，对刘时中的简短介绍也不止“古洪刘时中”一次，在前集卷二中也有“刘时中和前四段时中号逋斋，翰林学士” ^[6]。

此外，杨朝英在其另一本散曲集《太平乐府》中对刘时中的标注上，也并非循规蹈矩。三次标注“刘时中”，卷二两次，卷四一次；两次标注“刘逋斋”，卷一一次，卷四一次^[7]。对于“刘逋斋”，杨朝英已在《阳春白雪》前集卷二小令“刘时中和前四段”下明确解释过是刘时中的号，假若按照前辈学者所分析的《阳春白雪》中“古洪刘时中”与“刘时中”因标注不同，就不是一人，那么《太平乐府》中标注的“刘逋斋”与“刘时中”也不同，是否也不是一人呢？如此，岂不自相矛盾。

根据二：刘时中自署其名无规律，除了称己为“古洪刘时中”外，还有“河东刘致”，“湘中刘致”。

“河东刘致”主要见于清代胡聘之的《山右石刻丛编》卷三十《中条孙氏先茔碑》，碑文前题有：

河东刘致  撰

翰林侍读学士中顺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吴兴赵孟頫  书

中 奉 大 夫 燕 南 河 北 道 肃 政 廉 访 使 畅 师 文  篆^[8]704

对于刘时中自署为“河东刘致”的原因，胡氏在篇末有解释：“在至顺年，刘致于彼时方官太常，则此题河东者盖在未仕，只题乡贯耳，又《元文类》姚燧《怀集令刘君墓志铭》君讳彦文，字子章，官进义校尉、广之怀集令，石州宁乡人，子致，是彦文致之父，《元史·地理志》石州，隶河东山西宣慰司冀甯路，故致得题。” ^[8]704

“湘中刘致”主要见于明清时期的一些著作中。在明代李日华的《味水轩日记》卷七“万历四十五年乙卯四月十八日”中，记载有署名“湘中刘致”的诗《题钱玉潭 < 竹林七贤图 > 并序》：

门巷寡辙迹，静对溪南竹。溪水净堪染，竹色与分绿。有时澹相向，襟抱如莹玉。安得万篬筤，遍植淸溪曲。岂无嵇阮辈，遁世迈往躅。浩歌日酣宴，达生亦云足。

往岁居建康靑溪第一曲，与篬筤谷相对，忆竹林众君子，故有此作。今观此图，遂书于其后，湘中刘致^[9]。

此外，明代孙凤的《孙氏书画钞》卷二“名画”《龙眠理帛图》里有：

往年尝见《龙眠捣练图》，岂又有纫针图与对乎？世当有知之者，因读善之诗为题其后，湘中刘致印曰刘氏时中^[10]。

在《龙眠理帛图》中，“湘中刘致”的印曰：“刘氏时中”，则很确切地说明了湘中刘致即刘时中。对于刘时中自署“湘中刘致”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三点：

一是刘时中之父刘彦文卒后，曾“权殡长沙佛宇”将近十年，此后未见有移其柩回山西老家的记载，刘彦文很可能就此葬在了长沙。并且，刘时中的恩师姚燧死后也葬在郢城北台之陂乡。生父、恩师皆葬于此，刘时中称己为湘中人，应有缅怀先人之意。

二是刘时中对湖南有着特殊的感情。根据《广州怀集令刘君墓志铭》所载，自刘时中1289年从广州怀集扶柩北归至长沙，到1298年遇姚燧，刘时中在长沙呆了将近十年，其在长沙依何生存？为何不外出求仕？令人略觉蹊跷。会不会是依靠其父生前好友湖南宪许楫？还有待考证。

三是刘时中的第一任官职是湖南宪府吏，因曾在湖南为官而自称湘中人，确实也说得通。

既然“河东刘致”与“湘中刘致”可考证是山西石州刘时中，那么“古洪刘时中”也有可能是山西石州刘时中。

根据三：山西石州刘时中确实有过在“古洪”生活的经历。

姚燧在大德八年甲辰（1304年）“拜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冬十月，至龙兴（南昌）”。刘时中在1298年作了几年的湖南宪府吏后，应该辞官追随姚燧到了江西。《姚牧庵年谱》记载有：

大徳九年乙巳（1305年）秋八月望日，至西山翠岩寺（江西），同行佥宪郝子明、检校阎子济、儒学副提举朱静得与致，竣事少憩于洪厓丹井石上，饮酒乐甚，先生赋“临江仙”，致与静得有和，致又反和之，先生亦有答者，子济别赋“婆罗门”，引致又别赋五言古诗，皆命致书，贻紫清道友王梅叟，碑刻之右，又架木物为梯凳俾致，致跨水题石丹井厓石之上，致云：“是以章子厚待我也！”诸公为之一笑，先生持酒相劳。九月，（姚燧）移疾北归，至吴城山（江西），子济与静得亦来，会子济取“吴城山”三字，与静得约致分韵赋“临江仙”，以写攀恋之意。子济自叙云：“九月七日，舟行送牧菴先生过樵舍至吴城山，与静得赋‘临江仙’，取‘吴城山’三字为韵，留山字邀时中作” ^[11]778。

刘时中因曾经在南昌生活过，对南昌的风土人情甚为熟悉，故在后来写《上高监司》前套时，能够代江西百姓言声，痛陈时弊，酣畅淋漓，而自署为“古洪刘时中”。

3 作为散曲家的刘时中的生平仕历考

散曲家刘时中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姚燧在《武昌寄刘时中》一诗中曾对其有描述：

思君诵君诗，贤于对君顔。昔也坐我侧，守口如闭关，今兹言尽怀，翻宜隔湖山。文章灵奇气，赋与天所悭。古人游巳遥，古风力孤攀。及肩曹刘垒，窥奥长信班，不取为贫仕，伤和霣清潸。仲尼且委吏，重耳尝险艰，丈夫无不为，大弨况能弯，入手无眼箭，安识邕容蛮。归来弄绿绮，九霄鸣佩环，挟是文武资，未忧身恫□，大路横至宝，谁不收裹还，报章因南鸿，灭影秋色间，转令感白发，羁思无由删^[11]774。

由此可知，刘时中温和、静默，有才华，文章有古人之风，是一位挟文武之资的名士。但其一生却颇不得志，根据《广州怀集令刘君墓志铭》记载，刘时中之父名彦文，字子章，石州宁乡人，文有《玉亭小稿》。刘彦文约生于1233年蒙古灭金前夕，中统三年（1262年）28岁时，“管勾北京行省承发”。管勾承发为正八品官吏，刘彦文做了三年。1265年，北京行省废，刘彦文“授徒其家，将十五年”。1279年，刘彦文得湖南宪许楫推荐，为“郴之录事”。1286年，“始官进义校尉广之怀集令”。至元二十六年（1289）四月三十日卒，年56岁。刘彦文死后，刘时中扶柩北归，“权殡长沙佛宇”，在“大德戊戌（1298年），燧游长沙”期间，请求姚燧为其父撰写墓志铭，此后，刘时中便拜姚燧门下为弟子^[11]704。

刘时中出生于何时？这个问题一直存有争议，笔者认为当在1270—1280年之间，暂定于1270年。理由有三：

一是古人讲究“三十而立”。刘时中在1298年才遇姚燧于长沙而步入仕途，往上推30年，则正在1268年左右，而其应该不会刚好在30岁才出仕，至少再往下推两年，则应在1270年左右。

二是《上高监司》后套作于1352年左右，刘时中作完后不久就死去，若按照刘时中1270年出生，其活了82岁，也差不多合乎常理。

三是刘时中的好友杨载生于1271年，马祖常生于1279年，张小山生于1270年左右。杨载曾作有《送时中兄入京》《赠刘时中》诗两首，马祖常作有《赠刘时中》诗一首，张小山作有《叹世和刘时中》《湖上和刘时中》等小令，刘时中亦有点评张小山的《小山乐府》。从他们的相互称呼及交往上看，刘时中应该与其好友年辈相当。

至大二年戊戌（1298年），刘时中经姚燧举荐为湖南宪府吏。《姚牧庵年谱》记载：“致以是年始拜先生于潭，举致湖南宪府吏” ^[11]777。

大德三年己亥（1299年）至大德七年癸卯（1304年），刘时中任湖南宪府吏5年多，与时任湘南宪的卢挚交好，两人曾与在武昌的姚燧传诗唱和。《姚牧庵年谱》记载：“踈斋除湘南宪，致乘传诗上至武昌，与先生会，先生喜，分题赋平章刘公三堂，先生得清风，踈斋垂绅，致忝益壮焉。” ^[11]777

大德八年甲辰（1304年），姚燧被拜为“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冬十月，至龙兴。” ^[11]778刘时中在不久后就辞官，追随姚燧到了江西。大徳九年乙巳（1305年）秋八月望日，刘时中陪同姚燧，与郝子明、阎子济、朱静得同游西山，饮酒赋诗，并题于石丹井厓石之上。九月，刘时中陪同生病的姚燧至吴城山（江西），阎子济与朱静得亦来，约刘时中分韵赋“临江仙”。

大徳十年丙午（1306年），卢挚任浙西廉访使，刘时中跟随卢挚到了杭州。马致远当时也在杭州。卢挚有感于坊间传唱的《水仙子》四首，皆不出苏轼将西湖比作西施的描述，因而以春、夏、秋、冬赋四章，为《西湖四时渔歌》，刘时中与马致远皆有唱和。

大徳十一年丁未（1307年），卢挚任江东道廉访使，刘时中跟随卢挚来到了安徽宣城。明代郁逢庆《书画题跋记》卷二《唐榻化度寺邕禅师塔铭》中载为：

大徳十一年（1307年），苍龙丁未秋，九月十有七日，嵩翁卢挚，与友人太原刘致时中，醴陵李应实仲仁，观于宣城，寓居之疏斋^[12]。

姚燧在1307年，被任命为“太子宾客，授正奉大夫” ^[11]779，十二月，至维扬（江苏扬州），刘时中此时到了江苏。

至大元年戊申（1308年），姚燧自维扬沿京杭大运河北上大都赴任，刘时中陪侍一段路程后留在了江苏。《姚牧庵年谱》记载：

春二月，先生舟过髙邮（江苏高邮），有《次致和杜紫?齐山诗》又有《次韵赠李若水及留别》《柬吕正字登淮安城楼》《并参错和勉致进徳无怠》等诗，致（刘时中）侍序行至崔镇（江苏宿迁）水鎷而别^[11]780。

至大二年己酉（1309年），姚燧“拜荣禄大夫、集贤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同修国史” ^[11]780。刘时中应还在江苏。

至大三年庚戌（1310年），姚燧“举致为汴省缘”，刘时中到达汴梁。在汴梁任职时，刘时中结识了泰定虚白文逸真人孙履道，并应孙履道之请为其先祖撰写碑铭，即《中条孙氏先茔碑》。汴省缘是一个没有品级的下层小吏，刘时中不久就辞去了该职务，回到了江苏。

至大四年辛亥（1311年），《姚牧庵年谱》记载：（姚燧）七月至杭，未几，中书遣陈检閲复以承旨召，病不克赴，十月至京口（江苏镇江），买舟西归，致与先生别仪真（江苏扬州），遂成长别^[11]780。

在江苏与姚燧分别后，刘时中去了大都。元代杨载的《杨仲弘集》“卷五七言古诗”节有《送時中兄入京》诗一首：

先生意气非常流，有如雕鹗厉九秋，读书不肯守章句，经济可许斯人俦，怀抱利噐将远游，直往上国交公侯，王侯位高不下士，如以蛟龙视蝼蚁，为君莫敏光范书，以气撼揺差可耳，功名倘来不足为，丈夫须作远大期，君不见麒麟阁上图英俊，当时或自闾阎有阙文^[13]。

从诗中“怀抱利噐将远游，直往上国交公侯”。可看出，刘时中此去目的是为了结交“公侯”。

刘时中到大都后的情况不得而知，成书于延佑年间（1314—1320）的《阳春白雪》已记载其为“翰林学士”。显然，这是杨朝英的谬误，翰林学士为正二品高官，刘时中不可能陡然做到如此高官。根据现有资料显示，刘时中在延佑年间所任应为翰林待制，而不是翰林学士。而刘时中能够在翰林院任职，有两种可能：

其一，得赵孟頫推荐。刘时中在1310年撰《中条孙氏先茔碑》，后由赵孟頫书。赵孟頫在书写的过程中，很可能赏识刘时中的才华而推荐其入翰林院。根据《元史·赵孟頫》记载：

至大三年（1310年），召（赵孟頫）至京师，以翰林侍读学士与他学士撰《定祀南郊祝文》，及拟进殿名，议不合谒，告去。仁宗在东宫素知其名，及即位（1311年4月），召除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延祐元年（1314年），改翰林侍讲学士，迁集贤侍讲学士、资德大夫。三年（1316年），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2]4022。

延佑年间，正是赵孟頫仕途得意之时，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皆为一品大官，推荐刘时中入其所任职的翰林院，应该不成问题。

其二，参加延佑年间的科举考试。根据《元史·仁宗一》皇庆二年（1313年）十一月记载：

甲辰行科举，诏天下：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兴其贤者、能者，充贡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亲试于廷，赐及第出身有差……（延佑二年1315年）二月己卯朔，会试进士…… ”三月乙卯，廷试进士，赐护都沓儿、张起岩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戊寅朔，日有食之。辛巳，赐进士恩荣宴于翰林院^[2]558。

元仁宗在延佑年间举行科举考试，大兴儒道，刘时中的好友杨载就是参加了延佑年间的科举登进士第的。但刘时中参加科举考试的可能性不大，根据杨载在《送时中兄入京》中对刘时中的评价：“读书不肯守章句”、“功名倘来不足为”。可看出，刘时中对科举考试并没有太过热衷。

另有学者认为，刘时中入翰林院是受姚燧举荐，笔者认为不太可能。根据《姚牧庵年谱》记载，姚燧在1311年已经病重，“中书遣陈检阅复以承旨召，并不克赴”，根本无力再举荐刘时中。且姚燧在1311年请病南归途中，应诏为南寺佛前座纹石上的二巨迹作文，因文中有“祝发兴圣，人往矣，于佛马依”等句，被诬为詈僧谤佛，其后虽幸免脱罪，但姚燧此时已全身避害，辞官归隐，不可能再过问刘时中之事。

至治二年（1322年），刘时中已经在太常礼仪院任博士，《元史·祭祀一》记载：

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九月，有旨讲南郊祀事。中书平章买闾，御史中丞曹立，礼部尚书张野，学士蔡文渊、袁桶、邓文原，太常礼仪院使王纬、田天泽，博士刘致等会都堂议^[2]1785。

刘时中在太常院任职品级虽然不高，但却较能发挥其文学才能，在此期间，他著写了大量的文章。如1323年的《萧贞敏公谥议》、1324年的《太庙室次议》、1332年的《姚牧庵年谱》、1333年的《大元忠肃姚公谥议》等。

泰定元年（1324年），刘时中仍任太常博士。《元史·祭祀三》记载有：泰定元年（1324年）春正月甲午，奉安仁宗及慈圣皇后二神主，丁丑御史宋本、赵成庆、李嘉宾，言太庙失神主……博士刘致建议曰：“窃以为礼莫大于宗庙…… ” ^[2]1839

但是，刘时中此期并非脱离了翰林院，而应该是在太常礼仪院兼做博士。约成书于至顺元年（1330年）的《录鬼簿》仍称刘时中为“刘时中待制” ^[14]。此外，吴善的《牧庵集序》记载有：

至顺壬申（1332年），公之门人翰林待卫（制）刘公时中，始以公之全集自中书移命江浙，以郡县赡学余钱，命公駸木，大恵后学。予时承乏提学江浙儒学，因获董领其事，私窃欣幸，乃与钱塘学者业景修从加校讐，分门别类^[11]404……

刘时中在1332年，整理了姚燧全集，中书责令江浙儒学以郡县赡学的余钱印制，时任江浙等处儒学提举的吴善接手了这件事。

在元代，太常礼仪院是一个比较不稳定的机构，早期由翰林院代理，后来独立出来。但设置比较松散，不断有别的部门并入，并且地位时升时降。《元史·百官四》记载：

太常礼仪院，秩正二品，掌中统元年，中都立，太常寺设寺丞一员。至元二年，翰林兼摄太常寺。九年，立太常寺，设卿一员，正三品，少卿以下五员，品秩有差。十三年，省并衙门，以侍仪司并入太常寺。十四年，增博士一员。十六年，又增法物库子，掌公服、法服之藏。二十年，升正三品，别置侍仪司。至大元年，改升院，设官十二员，正二品。四年，复为太常寺，正三品。延祐元年，复改升院，正二品，以大司徒领之。七年，降从二品。天历二年，复升正二品^[2]2217。

在元代，同时在翰林院和太常院任职的情况并不少见，如《元史·高鸣》载：“世祖即位，赐诰命金符，已而，召为翰林学士兼太常少卿。” ^[2]3758；《元史·徐世隆》：“至元元年，迁翰林侍讲学士兼太常卿。” ^[2]3769；《元史·孟祺》载：“应奉翰林文字兼太常博士” ^[2]3771。

另据孟繁仁在《新发现的刘时中 < 参政姚公谥议 > 碑文》中考证，刘时中在至顺四年（1333年）仍在太常礼仪院任职，作有《大元忠肃姚公谥议》。

1333年以后不久，刘时中被贬为浙省都事。元代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及郑元佑的《遂昌杂录》都记载有刘时中曾任浙省都事的经历。浙省都事为从七品的地方官，刘时中从正七品的太常博士贬到从七品，其原因，也许正如此期撰写的《代马诉冤》中所说：

[甜水令]为这等乍富儿曹，无知小辈，一概地把人欺。一地里快蹿轻踮，乱走胡奔，紧先行不识尊卑。

[折桂令]致令得官府闻知，验数目存留，分官品高低。准备着竹杖芒鞋，免不得奔走驱驰。再不敢鞭骏骑向街头闹起，则索扭蛮腰将足下殃及。为此辈无知，将我连累，把我埋没在蓬蒿，失陷在污泥^[6]。

刘时中在任浙省都事不久后就辞官了，元代黄溍的《上海县主簿吴君墓志铭》记载：至元元年（1335年），调（吴福孙为）常州路儒学教授，君气岸素髙，又在师儒之位，不肯为謟曲以事上官，竟坐是去，改调嘉兴路（浙江）澉浦务税课大使，君承命欣然就职，殊不以为歉也。晚益务恬退足迹，不涉达官贵人之门，日与方外大老玄览王真人，及名公之归休弗仕者，湖南帅于公有卿，道州守徐公叔清，翰林次对刘公时中，徜徉湖山间，不复以仕禄为意。至正六年（1346年），铨曹考其资歴当升，授将仕佐郎松江府上海县主簿^[15]。

也就是说，吴福孙1335年在嘉兴任官时，刘时中就已“归休弗仕”，“徜徉湖山间，不复以仕禄为意”了。

另，马祖常有《赠刘时中》诗一首：

江海归来气尚豪，立谈便合拥旌旄。青衿令子箕裘美，白发贤妻井臼劳。才大岂能期世用，数竒还不救名高。公卿知已吹嘘易，笑我官曹似马曹^[4]331。

在诗中，马祖常对从宦海中脱离而出的刘时中大加赞赏，称其“青衿令子箕裘美，白发贤妻井臼劳。”同时又为刘时中才大、名高却不为世用鸣不平，嘲讽名贵公卿们只知道自我吹捧，哪里知道“官曹”不如“马曹”清闲自在。

刘时中辞官后仍在浙江，与开元宫道士王眉叟、张小山流连于山水之间。在此期间，为张小山的散曲集《小山乐府》撰写了跋文。

1352年左右，《元史·食货五》记载：

至正十年（1350年），右丞相脱脱欲更钞法，乃会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集贤、翰林两院官共议之……十一年（1351年）置宝泉提举司，掌鼓铸至正通宝钱，印造交钞，令民间通用^[2]2483。

钞法施行后，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社会混乱，刘时中写了《上高监司》后套一曲，言钞法之弊。

根据元代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记载：

浙省都事刘君时中者，海内名士也，既卒，贫无以为葬，（王眉叟）躬往吊哭，周其遗孤，举其柩葬于徳清县，与己之寿穴相近，春秋祭扫不怠^[16]。

王眉叟约在1354年左右死去，根据王眉叟“春秋祭扫不怠”来看，刘时中应在写完《上高监司》后套不久死去。

刘时中去世后，钱惟善作《故翰林待制刘公时中挽词》一诗缅怀之：

平生宝绘燎秦灰，有酒长教笑口开，中夜闻鸡曾起舞，晚年爱菊竟归来。圣贤欲献王褒颂，绛灌那知贾谊才，怅望龟溪埋玉后，湘江雨湿钓几苔^[4]40。

4 结语

元代虽有五位刘时中，但真正的散曲家刘时中只有一个，即山西石州宁乡刘时中。其因被杨朝英编著的《阳春白雪》误注为“古洪刘时中”而身世饱受争议。纵观散曲家刘时中的一生，前期追随姚燧为湖南宪府吏、汴省缘等下级小吏，后期入大都求仕，被赵孟頫举荐为翰林待制，晚年又被贬出大都，心灰意冷，遂归隐江浙。观诸刘时中一生，汲汲于功名仕途，却始终不被赏识，沉抑下僚，令人唏嘘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