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舆论，在中国古代大多将其理解为治民之术，因此被称为“驾御民心的艺术” ^[1]，所以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尤其在王朝更替之际，在各种政治势力相互角逐过程之中，谁能很好地制造舆论、引导舆论、影响舆论走向，从而达到利用舆论赢得民心之目的，谁就能夺得天下。楚汉战争之中，刘邦能够战胜项羽的原因，除学界所论的民心向背、战略决策、地理环境、心理、用人、分封、经济等因素外，善于利用舆论亦是刘邦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舆论不但可以树威立信、赢得民心，争取战争主动权，亦可打击、瓦解敌军，杀敌于无形。在战争前后，刘邦不断制造、引导舆论，并且一直牢牢地掌控着舆论的主导权，这为其取得最终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1 起事之初：用舆论神化出身

秦朝末年，天下骚动，群雄逐鹿，动荡的社会现实为刘邦创造了成就功业的历史时机。起事之初，刘邦利用迷信，神化出身，通过发挥舆论传播的影响力，构建其领袖地位的合法性，吸引众人追随，从而为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提供条件。其间，刘邦主要进行了以下三方面的宣传工作：

一是刘邦自己的宣传。刘邦本为秦基层政权的一个亭长，“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又“好酒及色” ^[2]343，见秦始皇出巡之威风，则以崇拜的口气说“嗟夫，大丈夫当如此矣”！作为秦统治之下的一个普通百姓，刘邦想在秦末农民起义的大潮之中有所作为，必须要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然而，这对于没有任何身份背景及权势地位的刘邦来说，绝非易事。因此，刘邦进行了精心的谋划，即利用时人崇拜鬼神的迷信心理，将自己的出身加以神化，制造自己异于常人之表现，同时进行舆论宣传，以冀吸引百姓归附。其舆论之手段有二：

其一，“我说”，即刘邦对自己进行神化包装，制造舆论噱头，以抬高出身身份。首先，编造“龙子”神话。刘邦对出生前的预兆进行神化，史载，刘母“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2]341，刘邦乃是其母梦龙所生。刘邦通过塑造颇具神话色彩的出身，意在向时人证明自己异于常人，乃天意所示，是真龙之子。其次，宣传自己异于常人的体征。刘邦“隆凖而龙颜，美须髯” ^[2]342，《史记集解》引文颖注曰“高祖感龙而生，故其颜貌似龙，长颈而高鼻”。刘邦利用人们对龙的敬畏之情与崇拜心理，将自己与龙联系起来，以抬高自己的身份。《史记·高祖本纪》又载刘邦“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史记正义》引《合诚图》云：“七十二黑子者，赤帝七十二日之数也。木火土金水各居一方，一岁三百六十日，四方分之，各得九十日，土居中央，并索四季，各十八日，俱成七十二日，故高祖七十二黑子者，应火德七十二日之征也。”“七十二黑子”乃赤帝之象征，黑子之数可能是刘邦自己杜撰，亦或史家附会之说，否则他人无从知晓，但这无疑增加了刘邦的神秘色彩和领袖地位的合法性。

其二，“他说”，即刘邦利用自己身边发生的奇异之事，通过他人之口，进行舆论传播，以实现吸纳众人追随之目的。根据史籍所载，刘邦身边的奇异之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其居处有奇异现象。有龙说：刘邦好喝酒，经常向王媪、武负赊酒，每每喝醉，王、武二人常“见其上常有龙” ^[2]343，如此怪异之事常有发生，因此二人虽有不解，但对刘邦多一份敬畏，年尾之时，“此两家常折券弃责”。云气说：刘邦曾逃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吕后等人却“常得之”，令其感到奇怪，问后得知“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 ^[2]348。古人以龙与云气为祥瑞，且乃天子之象征，只有帝王才会出现此类预示或征兆。秦始皇曾以“东南有天子气” ^[3]8而东游以镇之，进一步说明了刘邦代秦的合理性。刘邦通过杜撰神话，赋予政治寓意，以冀代秦。

二是相面者的宣传。刘邦得相面者之助，始于单父人吕公。吕公好相人，曾避仇于沛地，被友人沛令视为“重客”，设宴款待，沛中豪杰前来贺之，刘邦亦在其中，当吕公见到刘邦之时“大惊，起，迎之门。……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 ^[2]344。从“惊”、“起”、“迎”、“见”、“敬”、“引”等动词的运用中，可以看出吕公因刘邦面相之贵而发出的一系列动作，而对在豪杰眼中“多大言，少成事”的刘邦而言^[2]344，起到了提高身份与宣传的功效。宴会之后，吕公又单独会见刘邦，言其相贵，将女儿许嫁给刘邦，而此女沛令曾“求之不得”，则进一步提高了刘邦在众豪杰眼中的地位，为其后沛县子弟追随刘邦埋下伏笔。

三是醉酒斩蛇神话的制造。刘邦为县向骊山送徒时，至丰西泽中亭，停下饮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结果为大蛇挡住去路，刘邦醉而前行，拔剑击斩蛇，路开。有老妇夜哭：“人杀吾子……，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 ^[2]347。《史记集解》引应劭注云，“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至献公时栎阳雨金，以为瑞，又作畦瑞，祠白帝，……赤帝尧后，谓汉也”。“白帝”乃秦祭祀之神，意指秦，刘邦杀白帝子，意味着汉当灭秦。而通过斩蛇神话的塑造与传播，刘邦树立了威信，“诸从者益畏之”，同时，也“具有了放射神异光辉的政治领袖的身份” ^[4]。

刘邦利用迷信神化色彩的宣传方式，先杜撰神话，再通过自己、酒家、相面者、追随者等人之口进行宣传，虽然这种舆论传播不具备现代“大容量、高负载、强渗透等信息传播特性” ^[5]，但其效果却不错，很快引起了时人的关注、引发社会舆论，正如沛县诸父老所说：“平生所闻刘季奇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 ^[3]10而且刘邦还获得大批追随者，“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 ^[2]348，不久，其队伍“已数百人”。通过神化色彩的宣传，刘邦得到家乡父老的支持，萧何、樊哙等也对此深信不疑，纷纷加入刘邦队伍，并助其收沛县子弟从之，刘邦队伍日益壮大，从几十人发展到三千人。

此时，刘邦的舆论宣传虽然具有相当浓厚的迷信色彩，并且具有欺骗性，但是牢牢抓住了时人对神的敬畏心理。无论是谋臣张良还是武将韩信，都认为刘邦是“天授”而非“人力”，并且都不自觉地成为传播者。正如研究者所说的谶纬一样，“由于多数谶纬是人为编造而成的，本身并不是民意或众意的真实反映，由谶纬形成的舆论，有时并不是真舆论，而是假舆论。假舆论虽对受众具有欺骗性，但出于对谶纬的迷信，又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人们不但会接受假舆论，而且也会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假舆论的传播者” ^[6]。刘邦正是利用舆论传播的影响力，为神化与宣传自己造势，以此迷惑百姓，煽动众人反秦，吸引大批追随者，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同时构建其领袖地位的合法性。

2 起事之后：用舆论树立光辉政治形象

在群雄逐鹿过程中，刘邦借助舆论传播，树立“宽大长者”、“仁慈爱民”的光辉政治形象，与项羽的“慓悍祸贼”、“背君弑主”的残暴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达到了收揽民心、打击项羽之目的，为取得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秦末战争中，作为反秦阵营中名义上最高统领的楚怀王，封刘邦为武安侯，封项羽为长安侯，并与各路起义大军将领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 ^[3]16。而刘邦一直以来塑造的“宽大长者”舆论形象，已为楚怀王君臣所认可，因此，楚怀王舍项羽而遣刘邦引军西进直取关中。

刘邦在向西进军途中，注重政治舆论宣传，约降秦守军，不掠秦百姓。刘邦引军过宛之时，遇秦守军顽强抵抗，宛城不下，此地人口众多，积蓄充足，秦官吏认为出降刘邦必会被杀害，因此“皆坚守乘城”。为了不影响西入咸阳称王的进程，刘邦约降秦守军，“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与之西” ^[2]360，即保留其地原有的军权和地方行政权，并告诫军队攻城掠地“毋得卤掠” ^[2]361。这一行动的效果相当好，不但避免了过多的伤亡，同时也为其后的军事行动做了舆论宣传。引兵西进途中，秦民大喜，“闻声争开门”而待刘邦大军，所过之地“无不下者”，而刘邦“能宽容”的长者形象也得到进一步传播。

刘邦入关后，积极塑造自己仁慈爱民的形象。首先，不杀秦王子婴。汉元年十月，刘邦大军至霸上，秦王子婴请降，当时有将领建议诛杀子婴。刘邦认为楚怀王之所以遣其入关中，是以其“能宽容”，且“人已服降，杀之不祥” ^[3]22，因此没有应允，并以子婴为“属吏”，这不但彰显了刘邦宽厚仁慈的形象，同时也安定了秦地民心。其次，与民约法三章。同年十一月，刘邦在霸上召集秦诸县豪杰，明确其来此目的是为民“除害”、“非有所侵暴”，并与民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 ^[3]23。此之约法相较于秦代“诽谤者族，耦语者弃市”的严酷刑法来说，无疑轻简得多，深得那些饱受“断足”、“黥面”等苛法压迫的贫苦农民的欢迎。再次，刘邦令“诸吏人皆按堵如故” ^[2]362，并遣人与“秦吏行至县乡邑，告谕之” ^[2]362，刘邦不对秦的政治经济状况作根本性的触动，而且还利用秦朝原有官吏的行政能力和政治影响力来宣喻政令、维持社会秩序，这对稳定关中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刘邦很快争取到了关中民心，“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享军士” ^[2]362。刘邦推让不接受，说：“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刘邦在百姓心中的“爱民”形象再一次得到提升，“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3]23。舆论具有不断扩散、蔓延、传播的特点，因此，刘邦所争取到的支持者不仅有关中地区的百姓，还包括关中以外地区百姓的支持。此外，针对战争中死亡的将士，刘邦下令，“军士不幸死者，吏为衣衾棺敛，转送其家” ^[3]46，刘邦的仁爱之心再一次彰显，“四方归心”。刘邦利用舆论传播，其“宽大长者”、“仁慈爱民”的形象，逐渐深入人心。

与之相反，项羽不但没有为自己作任何舆论宣传，反而受刘邦集团所制造的谣言影响，丧失了重要的武将文臣。汉楚相峙于荥阳之时，刘邦用陈平的计谋，制造谣言，“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 ^[3]2042。一方面，离间项羽与得力战将钟离昧之间的关系。陈平以重金收买楚军内部官兵，令其散布：钟离昧为项王将，功多却不得封王，欲与汉讲和以共灭项羽，分王其地。谣言一出，“项王果疑之”。另一方面，离间项羽和谋士范增的关系。项羽围攻荥阳，范增劝其急攻荥阳，陈平利用楚使，制造汉与范增秘密往来的假象，引起使者的怀疑，进而将假象传达给项羽，结果“项羽果疑范增” ^[7]，完全不信任范增，将其进攻荥阳之议也置之不理，最终导致范增“大怒而去，发病死”。项羽对刘邦所制造的谣言，不辨真假，轻易听信，致使楚军内部关系被离间，项羽损失了两名重要的得力干将。此外，项羽实行一系列残暴的行为，将自已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不但丧失民心，也使舆论完全倒向刘邦。项羽攻襄城之时，“襄城无噍类，所过无不残灭” ^[3]16，此种行为使楚怀王及众将士认为项羽为人“慓悍祸贼”，而秦朝吏民也不敢相信义军，“以为降必死”，纷纷坚守城池。项羽在新安之时，更是“坑秦卒二十余万人” ^[2]310。入关中后，项羽引兵屠咸阳，杀死秦降王子婴，火烧秦宫室，《史记》载“火三月不灭”，又大掠财物妇女东归。项羽屠杀焚烧，恣其残酷，关中百姓惶恐不安，对其大失所望。项羽慓悍粗暴的政治形象印刻在百姓心中，并使其原本可以争取到的民心，转而倒向了刘邦一方。汉楚两军相持之时，刘邦就指责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财” ^[3]44，即使是后代史家也感叹到，“项羽之暴也，沛公之明也” ^[8]。

3 对峙之时：用舆论从道德层面声讨对方

随着战争的推进，逐渐形成了楚汉两大势力对峙之局面，此时，刘邦利用舆论传播，从道德层面声讨项羽，使之成为众矢之的，达到控制舆论之目的，并为发动战争寻求舆论依据。按楚怀王之约，“先入关者王其地”，刘帮先入关当为王，然其实力弱小，不得不屈服于项羽的军事强权之下，并被项羽封至秦朝流放罪犯的巴蜀之地为汉中王，刘邦称王关中的愿望也随之化为泡影，对项羽心生怨恨。同时，项羽的背约行为遭到楚怀王反对，怀王主张“如约”，因此，二人矛盾激化。项羽阳尊怀王为义帝，却不用听其命，并徙之于长沙，终在汉二年冬，杀义帝于郴，此举为刘邦创造了引导舆论的机会。

汉三年，刘邦听取新城三老董公建议，为义帝发丧，并“袒而大哭，哀临三日” ^[3]34，同时遣使者告诸侯，“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兵皆缟素。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3]34。楚怀王虽无实权，却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项羽此种不义之举一旦被公之于众，必然会引发舆论哗然，正如应劭注疏所云，“布告天下，言项羽杀义帝，明其为贼乱，举兵征之，乃可服也”。刘邦先为义帝发丧，从道德层面来说，已占据先机；再以正义之士的身份声讨项羽的恶行，为武力讨伐项羽制造舆论声势。通过道德谴责与舆论宣传，刘邦指责项羽是背主弑君之人，而将自己塑造成忠义尊主之人物，其所统之军亦为正义之师，同时号召诸侯王与之联军讨伐项羽。反之，如果刘邦对项羽发动突然袭击，不但出师无名，而且也会遭到各路诸侯的谴责和反对，最终会使自己陷入失道寡助的境地。因此，刘邦为寻找发动战争的借口，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在如此猛烈的舆论攻势之下，项羽成为众矢之的，亦如汉谋士随何所言“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以其背盟约而杀义帝也” ^[9]。刘邦赢得了舆论先机。

在楚汉两军对垒广武之时，项羽因“楚军食少”，急于求战，囚刘邦父亲于阵前，要挟刘邦投降，刘邦不为所动，并历数项羽“为人臣而杀其主，杀其已降，为政不平，主约不信” ^[3]44等十大罪状，指责其行为为“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以道德名义谴责项羽，利用舆论在心理上向项羽施加压力，提升汉军士气。尽管由于双方实力的差距，刘邦在随后与项羽进行的战争中失败较多，但其并未放弃，可谓是屡败屡战，并从侧面削弱楚军。

由此不难发现，刘邦在与项羽的对阵中，一直注意对舆论的引导，并将舆论主导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利用舆论塑造自己“忠义”的正面形象，揭露项羽残暴冷酷的一面，这对其获取诸侯支持、赢得百姓之心、人才归附、重振士气、卷土重来，起到了推动作用。

4 决战之际：再造舆论瓦解敌军

楚汉决战之际，刘邦再造舆论，挫敌锋芒，瓦解项羽军心，进而影响战争的进程，最终取得胜利。公元前203年末，汉楚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汉军由劣势转为优势。双方决战于垓下，刘邦为取得最终胜利，再次制造舆论，承诺凡能取项羽头者，赐以“千金”、封“邑万户”，以名利激励将士奋勇杀敌，汉军士气高涨。而此时楚军败退，坚守待援，兵少粮尽，又被汉军重重包围，陷于绝境。为给项羽致命一击，刘邦再次利用舆论造势，令围城的汉军士兵大声高唱楚歌，从心理上瓦解楚军最后的防线。当项羽与士兵听到楚歌四起，皆“大惊”，以为楚地尽失，军心涣散，一直以“力拔山兮气盖世”示人的项羽，最终“意气尽”，不得不“泣下数行”，仓皇出逃，为汉军围困，终至自杀身亡。

项羽死后，刘邦以鲁公礼葬其于谷城，为其发丧，“泣之而去”，并对项羽族属示以宽容，不但不杀，还给予封侯、赐姓之荣耀。刘邦对项羽的“哭”及对项羽支持者的“赦”、“封”，一方面安抚了项羽在楚地的势力，化解了楚地暴发动乱的危机。另一方面，为自己做了舆论上的宣传，显示了其重情义、宽容的一面，同时也赢得了此地民心。

5 结语

综上，舆论对于战争进程的结局具有重要影响。刘邦作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深谙此道，注重引导和控制舆论走向，并掌握舆论的主导权。起事之初，刘邦通过制造、传播舆论，将自己出身神秘化，构建其领袖地位的合法性，并吸纳大批追随者，其中不仅有普通百姓，也包括大量谋士良臣，如陈平因“闻汉王之能用人”而投奔刘邦。起事之后，又利用舆论，塑造自己爱民、忠义的形象，争取民心。然而，现实中的刘邦又是另一番形象，如：见秦宫宝货妇女“意欲留居之”；项羽欲烹杀刘邦之父时，刘邦说“幸分我一杯羹”；被楚军追赶时，刘邦急于逃跑，置伦理亲情于不顾，“急，推坠二子。滕公下收载，遂得脱” ^[3]36。可见，刘邦实乃贪财、不仁之徒，但刘邦的缺点并未阻碍其取得战争胜利，反而是项羽的缺点一再被刘邦利用，并通过舆论传播不断扩散放大，终至失败自杀，因此，舆论战之中，“输在‘嘴’上也致命” ^[10]。

总之，赢得战争，不仅需要雄厚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同时，也需要舆论宣传中的精神征服。纵观楚汉战争全过程，项羽主要着眼于攻城掠地，而刘邦则既注重武力征服，又重视运用舆论宣传，扬己之长，揭彼之短，赢得民心，吸纳人才，瓦解对手。刘邦将舆论摆在重要的战略位置，并贯穿战争始终，最终登顶帝位。对舆论的成功运用，可以说是刘邦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