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舆论,在中国古代大多将其理解为治民之术,因此被称为“驾御民心的艺术” [1],所以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尤其在王朝更替之际,在各种政治势力相互角逐过程之中,谁能很好地制造舆论、引导舆论、影响舆论走向,从而达到利用舆论赢得民心之目的,谁就能夺得天下。楚汉战争之中,刘邦能够战胜项羽的原因,除学界所论的民心向背、战略决策、地理环境、心理、用人、分封、经济等因素外,善于利用舆论亦是刘邦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舆论不但可以树威立信、赢得民心,争取战争主动权,亦可打击、瓦解敌军,杀敌于无形。在战争前后,刘邦不断制造、引导舆论,并且一直牢牢地掌控着舆论的主导权,这为其取得最终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1 起事之初:用舆论神化出身秦朝末年,天下骚动,群雄逐鹿,动荡的社会现实为刘邦创造了成就功业的历史时机。起事之初,刘邦利用迷信,神化出身,通过发挥舆论传播的影响力,构建其领袖地位的合法性,吸引众人追随,从而为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提供条件。其间,刘邦主要进行了以下三方面的宣传工作:
一是刘邦自己的宣传。刘邦本为秦基层政权的一个亭长,“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又“好酒及色” [2]343,见秦始皇出巡之威风,则以崇拜的口气说“嗟夫,大丈夫当如此矣”!作为秦统治之下的一个普通百姓,刘邦想在秦末农民起义的大潮之中有所作为,必须要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然而,这对于没有任何身份背景及权势地位的刘邦来说,绝非易事。因此,刘邦进行了精心的谋划,即利用时人崇拜鬼神的迷信心理,将自己的出身加以神化,制造自己异于常人之表现,同时进行舆论宣传,以冀吸引百姓归附。其舆论之手段有二:
其一,“我说”,即刘邦对自己进行神化包装,制造舆论噱头,以抬高出身身份。首先,编造“龙子”神话。刘邦对出生前的预兆进行神化,史载,刘母“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2]341,刘邦乃是其母梦龙所生。刘邦通过塑造颇具神话色彩的出身,意在向时人证明自己异于常人,乃天意所示,是真龙之子。其次,宣传自己异于常人的体征。刘邦“隆凖而龙颜,美须髯” [2]342,《史记集解》引文颖注曰“高祖感龙而生,故其颜貌似龙,长颈而高鼻”。刘邦利用人们对龙的敬畏之情与崇拜心理,将自己与龙联系起来,以抬高自己的身份。《史记·高祖本纪》又载刘邦“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史记正义》引《合诚图》云:“七十二黑子者,赤帝七十二日之数也。木火土金水各居一方,一岁三百六十日,四方分之,各得九十日,土居中央,并索四季,各十八日,俱成七十二日,故高祖七十二黑子者,应火德七十二日之征也。”“七十二黑子”乃赤帝之象征,黑子之数可能是刘邦自己杜撰,亦或史家附会之说,否则他人无从知晓,但这无疑增加了刘邦的神秘色彩和领袖地位的合法性。
其二,“他说”,即刘邦利用自己身边发生的奇异之事,通过他人之口,进行舆论传播,以实现吸纳众人追随之目的。根据史籍所载,刘邦身边的奇异之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其居处有奇异现象。有龙说:刘邦好喝酒,经常向王媪、武负赊酒,每每喝醉,王、武二人常“见其上常有龙” [2]343,如此怪异之事常有发生,因此二人虽有不解,但对刘邦多一份敬畏,年尾之时,“此两家常折券弃责”。云气说:刘邦曾逃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吕后等人却“常得之”,令其感到奇怪,问后得知“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 [2]348。古人以龙与云气为祥瑞,且乃天子之象征,只有帝王才会出现此类预示或征兆。秦始皇曾以“东南有天子气” [3]8而东游以镇之,进一步说明了刘邦代秦的合理性。刘邦通过杜撰神话,赋予政治寓意,以冀代秦。
二是相面者的宣传。刘邦得相面者之助,始于单父人吕公。吕公好相人,曾避仇于沛地,被友人沛令视为“重客”,设宴款待,沛中豪杰前来贺之,刘邦亦在其中,当吕公见到刘邦之时“大惊,起,迎之门。……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 [2]344。从“惊”、“起”、“迎”、“见”、“敬”、“引”等动词的运用中,可以看出吕公因刘邦面相之贵而发出的一系列动作,而对在豪杰眼中“多大言,少成事”的刘邦而言[2]344,起到了提高身份与宣传的功效。宴会之后,吕公又单独会见刘邦,言其相贵,将女儿许嫁给刘邦,而此女沛令曾“求之不得”,则进一步提高了刘邦在众豪杰眼中的地位,为其后沛县子弟追随刘邦埋下伏笔。
三是醉酒斩蛇神话的制造。刘邦为县向骊山送徒时,至丰西泽中亭,停下饮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结果为大蛇挡住去路,刘邦醉而前行,拔剑击斩蛇,路开。有老妇夜哭:“人杀吾子……,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 [2]347。《史记集解》引应劭注云,“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至献公时栎阳雨金,以为瑞,又作畦瑞,祠白帝,……赤帝尧后,谓汉也”。“白帝”乃秦祭祀之神,意指秦,刘邦杀白帝子,意味着汉当灭秦。而通过斩蛇神话的塑造与传播,刘邦树立了威信,“诸从者益畏之”,同时,也“具有了放射神异光辉的政治领袖的身份” [4]。
刘邦利用迷信神化色彩的宣传方式,先杜撰神话,再通过自己、酒家、相面者、追随者等人之口进行宣传,虽然这种舆论传播不具备现代“大容量、高负载、强渗透等信息传播特性” [5],但其效果却不错,很快引起了时人的关注、引发社会舆论,正如沛县诸父老所说:“平生所闻刘季奇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 [3]10而且刘邦还获得大批追随者,“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 [2]348,不久,其队伍“已数百人”。通过神化色彩的宣传,刘邦得到家乡父老的支持,萧何、樊哙等也对此深信不疑,纷纷加入刘邦队伍,并助其收沛县子弟从之,刘邦队伍日益壮大,从几十人发展到三千人。
此时,刘邦的舆论宣传虽然具有相当浓厚的迷信色彩,并且具有欺骗性,但是牢牢抓住了时人对神的敬畏心理。无论是谋臣张良还是武将韩信,都认为刘邦是“天授”而非“人力”,并且都不自觉地成为传播者。正如研究者所说的谶纬一样,“由于多数谶纬是人为编造而成的,本身并不是民意或众意的真实反映,由谶纬形成的舆论,有时并不是真舆论,而是假舆论。假舆论虽对受众具有欺骗性,但出于对谶纬的迷信,又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人们不但会接受假舆论,而且也会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假舆论的传播者” [6]。刘邦正是利用舆论传播的影响力,为神化与宣传自己造势,以此迷惑百姓,煽动众人反秦,吸引大批追随者,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同时构建其领袖地位的合法性。
2 起事之后:用舆论树立光辉政治形象在群雄逐鹿过程中,刘邦借助舆论传播,树立“宽大长者”、“仁慈爱民”的光辉政治形象,与项羽的“慓悍祸贼”、“背君弑主”的残暴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达到了收揽民心、打击项羽之目的,为取得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秦末战争中,作为反秦阵营中名义上最高统领的楚怀王,封刘邦为武安侯,封项羽为长安侯,并与各路起义大军将领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 [3]16。而刘邦一直以来塑造的“宽大长者”舆论形象,已为楚怀王君臣所认可,因此,楚怀王舍项羽而遣刘邦引军西进直取关中。
刘邦在向西进军途中,注重政治舆论宣传,约降秦守军,不掠秦百姓。刘邦引军过宛之时,遇秦守军顽强抵抗,宛城不下,此地人口众多,积蓄充足,秦官吏认为出降刘邦必会被杀害,因此“皆坚守乘城”。为了不影响西入咸阳称王的进程,刘邦约降秦守军,“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与之西” [2]360,即保留其地原有的军权和地方行政权,并告诫军队攻城掠地“毋得卤掠” [2]361。这一行动的效果相当好,不但避免了过多的伤亡,同时也为其后的军事行动做了舆论宣传。引兵西进途中,秦民大喜,“闻声争开门”而待刘邦大军,所过之地“无不下者”,而刘邦“能宽容”的长者形象也得到进一步传播。
刘邦入关后,积极塑造自己仁慈爱民的形象。首先,不杀秦王子婴。汉元年十月,刘邦大军至霸上,秦王子婴请降,当时有将领建议诛杀子婴。刘邦认为楚怀王之所以遣其入关中,是以其“能宽容”,且“人已服降,杀之不祥” [3]22,因此没有应允,并以子婴为“属吏”,这不但彰显了刘邦宽厚仁慈的形象,同时也安定了秦地民心。其次,与民约法三章。同年十一月,刘邦在霸上召集秦诸县豪杰,明确其来此目的是为民“除害”、“非有所侵暴”,并与民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 [3]23。此之约法相较于秦代“诽谤者族,耦语者弃市”的严酷刑法来说,无疑轻简得多,深得那些饱受“断足”、“黥面”等苛法压迫的贫苦农民的欢迎。再次,刘邦令“诸吏人皆按堵如故” [2]362,并遣人与“秦吏行至县乡邑,告谕之” [2]362,刘邦不对秦的政治经济状况作根本性的触动,而且还利用秦朝原有官吏的行政能力和政治影响力来宣喻政令、维持社会秩序,这对稳定关中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刘邦很快争取到了关中民心,“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享军士” [2]362。刘邦推让不接受,说:“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刘邦在百姓心中的“爱民”形象再一次得到提升,“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3]23。舆论具有不断扩散、蔓延、传播的特点,因此,刘邦所争取到的支持者不仅有关中地区的百姓,还包括关中以外地区百姓的支持。此外,针对战争中死亡的将士,刘邦下令,“军士不幸死者,吏为衣衾棺敛,转送其家” [3]46,刘邦的仁爱之心再一次彰显,“四方归心”。刘邦利用舆论传播,其“宽大长者”、“仁慈爱民”的形象,逐渐深入人心。
与之相反,项羽不但没有为自己作任何舆论宣传,反而受刘邦集团所制造的谣言影响,丧失了重要的武将文臣。汉楚相峙于荥阳之时,刘邦用陈平的计谋,制造谣言,“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 [3]2042。一方面,离间项羽与得力战将钟离昧之间的关系。陈平以重金收买楚军内部官兵,令其散布:钟离昧为项王将,功多却不得封王,欲与汉讲和以共灭项羽,分王其地。谣言一出,“项王果疑之”。另一方面,离间项羽和谋士范增的关系。项羽围攻荥阳,范增劝其急攻荥阳,陈平利用楚使,制造汉与范增秘密往来的假象,引起使者的怀疑,进而将假象传达给项羽,结果“项羽果疑范增” [7],完全不信任范增,将其进攻荥阳之议也置之不理,最终导致范增“大怒而去,发病死”。项羽对刘邦所制造的谣言,不辨真假,轻易听信,致使楚军内部关系被离间,项羽损失了两名重要的得力干将。此外,项羽实行一系列残暴的行为,将自已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不但丧失民心,也使舆论完全倒向刘邦。项羽攻襄城之时,“襄城无噍类,所过无不残灭” [3]16,此种行为使楚怀王及众将士认为项羽为人“慓悍祸贼”,而秦朝吏民也不敢相信义军,“以为降必死”,纷纷坚守城池。项羽在新安之时,更是“坑秦卒二十余万人” [2]310。入关中后,项羽引兵屠咸阳,杀死秦降王子婴,火烧秦宫室,《史记》载“火三月不灭”,又大掠财物妇女东归。项羽屠杀焚烧,恣其残酷,关中百姓惶恐不安,对其大失所望。项羽慓悍粗暴的政治形象印刻在百姓心中,并使其原本可以争取到的民心,转而倒向了刘邦一方。汉楚两军相持之时,刘邦就指责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财” [3]44,即使是后代史家也感叹到,“项羽之暴也,沛公之明也” [8]。
3 对峙之时:用舆论从道德层面声讨对方随着战争的推进,逐渐形成了楚汉两大势力对峙之局面,此时,刘邦利用舆论传播,从道德层面声讨项羽,使之成为众矢之的,达到控制舆论之目的,并为发动战争寻求舆论依据。按楚怀王之约,“先入关者王其地”,刘帮先入关当为王,然其实力弱小,不得不屈服于项羽的军事强权之下,并被项羽封至秦朝流放罪犯的巴蜀之地为汉中王,刘邦称王关中的愿望也随之化为泡影,对项羽心生怨恨。同时,项羽的背约行为遭到楚怀王反对,怀王主张“如约”,因此,二人矛盾激化。项羽阳尊怀王为义帝,却不用听其命,并徙之于长沙,终在汉二年冬,杀义帝于郴,此举为刘邦创造了引导舆论的机会。
汉三年,刘邦听取新城三老董公建议,为义帝发丧,并“袒而大哭,哀临三日” [3]34,同时遣使者告诸侯,“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兵皆缟素。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3]34。楚怀王虽无实权,却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项羽此种不义之举一旦被公之于众,必然会引发舆论哗然,正如应劭注疏所云,“布告天下,言项羽杀义帝,明其为贼乱,举兵征之,乃可服也”。刘邦先为义帝发丧,从道德层面来说,已占据先机;再以正义之士的身份声讨项羽的恶行,为武力讨伐项羽制造舆论声势。通过道德谴责与舆论宣传,刘邦指责项羽是背主弑君之人,而将自己塑造成忠义尊主之人物,其所统之军亦为正义之师,同时号召诸侯王与之联军讨伐项羽。反之,如果刘邦对项羽发动突然袭击,不但出师无名,而且也会遭到各路诸侯的谴责和反对,最终会使自己陷入失道寡助的境地。因此,刘邦为寻找发动战争的借口,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在如此猛烈的舆论攻势之下,项羽成为众矢之的,亦如汉谋士随何所言“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以其背盟约而杀义帝也” [9]。刘邦赢得了舆论先机。
在楚汉两军对垒广武之时,项羽因“楚军食少”,急于求战,囚刘邦父亲于阵前,要挟刘邦投降,刘邦不为所动,并历数项羽“为人臣而杀其主,杀其已降,为政不平,主约不信” [3]44等十大罪状,指责其行为为“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以道德名义谴责项羽,利用舆论在心理上向项羽施加压力,提升汉军士气。尽管由于双方实力的差距,刘邦在随后与项羽进行的战争中失败较多,但其并未放弃,可谓是屡败屡战,并从侧面削弱楚军。
由此不难发现,刘邦在与项羽的对阵中,一直注意对舆论的引导,并将舆论主导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利用舆论塑造自己“忠义”的正面形象,揭露项羽残暴冷酷的一面,这对其获取诸侯支持、赢得百姓之心、人才归附、重振士气、卷土重来,起到了推动作用。
4 决战之际:再造舆论瓦解敌军楚汉决战之际,刘邦再造舆论,挫敌锋芒,瓦解项羽军心,进而影响战争的进程,最终取得胜利。公元前203年末,汉楚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汉军由劣势转为优势。双方决战于垓下,刘邦为取得最终胜利,再次制造舆论,承诺凡能取项羽头者,赐以“千金”、封“邑万户”,以名利激励将士奋勇杀敌,汉军士气高涨。而此时楚军败退,坚守待援,兵少粮尽,又被汉军重重包围,陷于绝境。为给项羽致命一击,刘邦再次利用舆论造势,令围城的汉军士兵大声高唱楚歌,从心理上瓦解楚军最后的防线。当项羽与士兵听到楚歌四起,皆“大惊”,以为楚地尽失,军心涣散,一直以“力拔山兮气盖世”示人的项羽,最终“意气尽”,不得不“泣下数行”,仓皇出逃,为汉军围困,终至自杀身亡。
项羽死后,刘邦以鲁公礼葬其于谷城,为其发丧,“泣之而去”,并对项羽族属示以宽容,不但不杀,还给予封侯、赐姓之荣耀。刘邦对项羽的“哭”及对项羽支持者的“赦”、“封”,一方面安抚了项羽在楚地的势力,化解了楚地暴发动乱的危机。另一方面,为自己做了舆论上的宣传,显示了其重情义、宽容的一面,同时也赢得了此地民心。
5 结语综上,舆论对于战争进程的结局具有重要影响。刘邦作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深谙此道,注重引导和控制舆论走向,并掌握舆论的主导权。起事之初,刘邦通过制造、传播舆论,将自己出身神秘化,构建其领袖地位的合法性,并吸纳大批追随者,其中不仅有普通百姓,也包括大量谋士良臣,如陈平因“闻汉王之能用人”而投奔刘邦。起事之后,又利用舆论,塑造自己爱民、忠义的形象,争取民心。然而,现实中的刘邦又是另一番形象,如:见秦宫宝货妇女“意欲留居之”;项羽欲烹杀刘邦之父时,刘邦说“幸分我一杯羹”;被楚军追赶时,刘邦急于逃跑,置伦理亲情于不顾,“急,推坠二子。滕公下收载,遂得脱” [3]36。可见,刘邦实乃贪财、不仁之徒,但刘邦的缺点并未阻碍其取得战争胜利,反而是项羽的缺点一再被刘邦利用,并通过舆论传播不断扩散放大,终至失败自杀,因此,舆论战之中,“输在‘嘴’上也致命” [10]。
总之,赢得战争,不仅需要雄厚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同时,也需要舆论宣传中的精神征服。纵观楚汉战争全过程,项羽主要着眼于攻城掠地,而刘邦则既注重武力征服,又重视运用舆论宣传,扬己之长,揭彼之短,赢得民心,吸纳人才,瓦解对手。刘邦将舆论摆在重要的战略位置,并贯穿战争始终,最终登顶帝位。对舆论的成功运用,可以说是刘邦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1] | 胡钰. 新闻与舆论[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 : 107 . |
[2] |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82. |
[3] |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62. |
[4] | 王子今. "斩蛇剑"象征与刘邦建国史的个性[J]. 史学集刊, 2008 (6) : 21 . |
[5] | 孔燕子, 盛沛林. 论舆论战争的几个基本问题[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05 (6) : 115 . |
[6] | 赵凯. 社会舆论与秦汉政治[J]. 古代文明, 2007 (2) : 61 . |
[7] | [宋]王钦若.册府元龟[M].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6: 54. |
[8] |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 1975: 14-15. |
[9] |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 1956: 330. |
[10] | 舆论战:输在"嘴"上也致命[EB/OL].(2004-02-03)[2016-03-05].http://www.people.com.cn/GB/junshi/1078/231763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