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发生乃至最后和平之解决，推动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 ^[1]。目前，有关西安事变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但学术界研究的着力点多侧重于中共应对西安事变的决策过程、作用，以及国内外主、客观因素对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的触动和影响等的研究，而对导致这一历史“悲喜剧”的关键性人物张学良的思想、心理等微观层面关注不够，相关研究成果不多。本文拟根据有关史料，从思想、心理等微观层面探讨张学良何以冒险“扣蒋”之后又匆匆“释蒋”并亲自“送蒋返京”，在还原其思想轨迹的基础上，揭示影响其思想转变的主客观因素以及内在根本动因。

1 张学良思想演变的轨迹呈现

从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开始，至12月25日蒋介石安返南京结束，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张学良思想剧烈波动，先后经历了苦谏与兵谏、扣蒋与释蒋、送蒋还京三个思想转变历程。

1.1 由苦谏到兵谏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东北三省沦陷，华北危机不断扩大，外敌压迫空前严重。面对骤然迫切的攘外任务，蒋介石依然固守“剿共”政策不变，于1936年10月20日亲自“调集十几个师由南向北大举进攻，企图消灭红军于黄河以东甘肃、宁夏边境地区” ^[2]，部署完毕后于10月22日抵达西安，准备解决张、杨“剿共”不力的问题。在蒋介石看来，“赤匪在陕北穷慼，决不能再踞一月”，“剿匪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预计于两个星期（至多一月内）可竟全功” ^[3]。在蒋介石驻留西安期间，张学良数次向蒋“苦谏”，申言抗日主张，均被置之不理，甚至被斥为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11月间，张学良飞抵洛阳，借为蒋介石祝寿的名义再次要求请缨援绥、北上抗日，“为国家尽一分天职”，使蒋“大为震怒”。因为担心“剿共”之举或将功亏一篑，于12月4日，蒋介石重返西安，向张、杨二位提出两种方案任其选择：服从“剿共”命令，督率所部进攻陕甘苏区；如不然，则调东北军、西北军分驻福建和安徽，陕甘两省由中央军负责“进剿” ^[4]187。对张学良而言，继续“剿共”必定“苦战无功，将来势必由损失而渐消灭”；离开西北，部队迟早会被蒋介石收编以至消灭；二者择一，均非善策。迫于压力，张、杨秘密商定：无论如何也不离开西安，但也不再为内战而拼命，并主张再劝他（指蒋）一次，先礼后兵，他再不听，那我们对得起他^[5]205。12月7日，张学良只身来到临潼华清池见蒋，“舌敝唇焦”地痛哭陈词：“日寇侵略我国，步步紧逼，……若再继续剿共打内战，必然丧失人心绝不会有好结果，请委员长三思而行” ^[6]。蒋介石恼羞成怒，表示“剿共”既定国策至死不变。翌日，心有不甘的张学良委托杨虎城再去劝蒋，同样无功而返。至此，张、杨二人已预感苦谏无效且深深失望，正如张学良所说：“几次苦谏，均被申斥、拒绝，绝无改变他的主张的希望” ^[7]1065，同蒋介石政见上的冲突，“到最近阶段已经无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谁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 ^[7]1070。适值西安一万多青年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支援绥远抗战，遭到特务枪击，发生流血事件。面对爱国青年学生的游行活动，蒋介石竟指示张学良下令“用武力弹压”，格杀勿论。在这种情势下，张、杨决心铤而走险，于12月12日被迫对蒋“实行最后的诤谏”，扣留蒋介石使之“能有最大的反省” ^[8]12。

1.2 从扣蒋转向释蒋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杨迅速通电全国，提出“救国八项主张”，并一再申明立场：“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制造内乱”，“兵谏的目的是逼蒋抗日” ^[9]1115。但事态的发展很快就引发了一场所谓“营救蒋委员长”的军事危机。南京方面反应异常迅速，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不仅通过中枢紧急会议对张学良“褫职查办”，而且着手军事部署“明令讨伐”，何应钦本人也积极表示要“督率三军，指日西上”，扫荡叛逆^[5]255。由于新闻封锁，张学良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内容国人皆不明就里，在南京方面的鼓动下，国内各大小媒体和社会团体纷纷谴责张、杨犯上作乱，妄动干戈，酿造内战，一致要求“立即恢复介公自由”。面对南京方面的武力挑衅和国内舆论的不理解，部分东北军、西北军将士激于义愤，主张杀蒋以绝后患。是战是和，张、杨必须当机立断。其中，如何处置蒋介石无疑是一个相当敏感而棘手的问题。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形势，张学良抱定决心：“只要蒋介石答应我们抗日，我们不但要释放他，还要拥护他作领袖。”为此，他一面谒蒋，反复阐明西安事变初衷并请求其“联合全国力量，坚决抗日”；一面分别致电南京方面诸要人和地方实力派，邀请他们“或远赐教言，或躬亲来陕，开诚指示” ^[7]1059。然而事与愿违，蒋介石以“决不能在武力胁迫下考虑这个问题”为由拒绝与张会谈，南京方面以及地方实力派又“总以营救委座出险为最高原则”而置张、杨一切抗日主张置之不理，国内舆论界的反应更令张学良处境尴尬且颇为沮丧，甚至自我抱怨：“我不反蒋时，大家都反蒋, 我反蒋时, 大家都不说话了。” ^[10]愤懑之余，他再次致电有关方面表示“抗日主张不能实现，难送委座返京”，“非至抗日主张实现，殊难送委座南归” ^[9]1185。而何应钦据此“以紧急命令，使前方对张军开始总攻”，形势岌岌可危。

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南京“主和派”的出场戏剧性地扭转了这种危险局面。12月14日，宋子文由港抵沪，受行政院长孔祥熙委托对新闻界发表谈话，透露蒋介石在西安绝对安全，端纳将由洛阳转赴西安，事变完全有和解希望，并含蓄表明“本人是否有赴西安一行之必要，亦待命于政府” ^[11]153。宋这一公开谈话，打破了何应钦等“讨伐派”的新闻封锁，把南京方面“武力讨伐”与“和平营救”两派矛盾公之于众，并清楚地表明了宋氏兄妹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这一“主和”立场与张学良“力求转圜”的思想心理可谓不谋而合。大量史料表明，张虽扣蒋，但“拥蒋”思想始终未变，他曾多次表示只要蒋介石答应他们的八项主张，就应及时谈判早日释蒋，“卸下这系天下安危的重担”。他也曾明言：“只要委员长能改变态度，采纳意见，我将亲自送他回南京。” ^[12]这从蒋介石《西安事变半月记》中亦可佐证。因此，当孔祥熙、宋美龄为代表的主和派通过顾问端纳与西安方面取得联系后，张学良主动表示：“如欲来陕，尤所欢迎”，“如蒋夫人莅陕亦所欢迎” ^[13]。而宋美龄获悉“西安方面欢迎派人来陕磋商释蒋问题”的确切保证后，于12月22日飞抵西安，并在蒋介石的默许以及中共代表团的斡旋努力下，很快与西安方面进行谈判并达成若干共识。谈判的成功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迈出了关键一步，“释蒋”已成定局，但如何“释蒋”以及何时“释蒋”，还未最后确定。

1.3 从释蒋转向亲自送蒋

12月23日下午，局势突然急转直下，“释蒋”的消息不翼而走，使部分东北军少壮派顿感不安，个别激烈分子甚至主张“现在蒋介石还在我们手心里，如果不听我们的话，干脆就先把他干掉” ^[14]。为防止不测事件发生，12月24日，张学良集合部下反复解释：蒋介石的安全“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天下大事，做错了一点，我们担当不起”，要求大家镇静，“不许在外面胡说，尤其不许任意胡闹” ^[9]1216。然而，出于“释蒋”后的巨大恐惧心理，会上发生“激烈争论”，少壮派誓死反对，坚持“没有保证，蒋不能走”，并提出释蒋三条件，即中央军撤出潼关、释放“七君子”取信于民、蒋介石在协议上签字并公诸报端。杨虎城与张学良也在会上发生“激烈争辩” ^[15]。鉴于事态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当晚张学良甚至密与宋子文“讨论出其不意带领委员长到机场搭机离开西安的可能性” ^[16]163，表达了准备单独“释蒋”的态度。12月25日晨，再次发生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少壮派军官联名致信宋子文事件，要求“商定的条件只是由‘领袖人格’做保证是不行的，必须有蒋介石的签字……如若不然，绝不放蒋走” ^[17]。考虑到西安事变期间东北军内部先后有黄永安、冯钦哉的叛变、万福麟的动摇等等，出现军心不稳情况，担心如再拖延时日，不仅将危及委员长之威信，更担心这些人做出越轨行为，“他们若招致失败，必会把委员长挟持到山上要塞，或是一群暴民在暴徒心理下杀死他” ^[16]156。在这紧急关头，张学良力排众议，决定“自取适当断然之动作”，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介石飞抵洛阳，次日“午后二时抵京” ^[7]1105。12月27日、28日，被拘禁于西安的国民政府军政大员也陆续获释返回南京。至此，历时半月之久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宣告和平解决。

2 张学良思想演变的影响因素

纵观张学良扣蒋、释蒋进而亲自送蒋返京的思想转变历程，固然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有莫大关系，与“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也有着必然联系。但在短短十四天内思想转变如此之快，必有其当时历史条件下的非常动因。

2.1 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与谴责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 本在于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 共同抗日”。按照预想，一旦扣蒋成功，理应得到国内外各界的普遍同情和支持。然而，“扣留蒋介石后, 国内出现了拥蒋浪潮, 拥护中央、谴责张杨的电报如雪片纷纷” ^[18]，“拥蒋”气氛弥漫全国。事变翌日，南京各大院校师生和学术团体纷纷指斥张、杨此举乃是“亡国之举”，并“驰电声讨” ^[19]。12月15日，由上海《申报》牵头，《大公报》《中央日报》等国内200余家新闻媒体联名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一致谴责张、杨，拥护中央“讨伐”行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也发表紧急宣言，认为“实行武力诤谏，这种不合常规的办法，当然不能为全国民众所赞同” ^[11]180。深受东北军爱戴的东北爱国人士杜重远也认为西安变乱忽起，抗敌前途受一重创，凡属国人莫不痛心，劝诫张、杨“今日之事不宜操之过急” ^[11]204，甚至于远在伦敦的张学良夫人于凤至也来电“要张护送蒋安全出境” ^[9]1181。西安事变发生后，地方实力派如何因应举足轻重。故在事变当日，张、杨就分别致电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刘湘、宋哲元、韩复榘等地方实力派人物，希望能获得他们的支持。然而，事与愿违，从地方实力派在西安事变后发表的“声明”、“通电”以及他们的实际行动看，大多数反应是“顷闻陕变，震惧莫名”，对“劫持最高统帅”的行为表现出不理解、不赞同乃至极端愤慨的态度，并以营救、释放蒋介石为共同主张。一些对张、杨持同情态度的地方实力派也因顾虑较多或者动机不纯没能给予张、杨明确的赞许和具体有力的支持，就连被张学良寄予厚望的阎锡山也驰电公开质询张、杨“将何以善其后” ^[7]1074。很明显，国内根本没有出现张、杨所期待的那种群起响应的热烈局面，反而“要求释蒋，成为一致的呼声”。国内舆论情形正如美国当时驻北平总领事洛克·哈特先生所述：中国各界对西安事变的反应，“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全国各界对处于困境中的蒋介石自发流露出来的同情，和对正在处理这一危机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广泛的支持……当时人们所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使委员长获得完全的自由，使他重返南京” ^[4]199。

西安事变也引起了当时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各国“莫不异常重视”。日本自始至终对西安事变“至为关切” ^[11]207，表面上为“避免易招误解之行动”起见，抱着冷静的监视态度，但实际上极力怂恿南京与西安之间发生战争，日本军部驻沪代表甚至威胁南京方面对张学良“非力加讨伐不可，尚南京政府趋向妥协，日本断难漠视。”对于欧美各国而言，西安事变的发生不啻为“晴天霹雳”，他们既担心张、杨此举将导致各国在华利益受损，又顾虑直接出面干涉可能危及蒋介石的生命安全，故大都采取以静制动、静观其变的“谨慎”态度。英国仅对事件“引为莫大之遗憾” ^[11]212，美国坚持一贯作法，声明“对于远东仍继续遵循其不干涉他国事务之政策” ^[20]。作为日本的盟友，又与南京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德、意自然反对西安事变，法国则保持超然的态度，“等待和观望事态的发展” ^[4]212。除了上述各国政府的官方立场外，国际舆论界的反应相当活跃，但多持否定态度。例如，伦敦《泰晤士报》指责张杨背叛行为“或将有利于日本政府”；上海英文《字林西报》也担忧“局势可能是严重的”, 可能导致“削弱中国抗御外侮的力量”；法文《上海日报》警告此举可能“使中国复生内战之危机”，美国《民声讲坛报》同样认为“足以肇害中国” ^[11]214-217。

在未能获得西方大国的有力支持下，张学良转而寄希望于前苏联的同情与谅解，因为事变能否成功，前苏联的态度有着最为关键性的影响作用，在中共与红军同情与支持的背后，一旦前苏联暗中同情和支持，实际上即可算是大功告成。因此，当周恩来到达西安后，张学良表示愿听中共的意见，“尤愿知国际意见” ^[21]。然而，令张大失所望的是，从12月13日起，前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真理报》连篇累牍地发出报道、评论和文章，严厉指责张学良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足以引起内战之重新爆发，并宣称“前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始终无任何联络，与中共也无任何联络” ^[22]837。前苏联政府竭力贬损西安事变，表白自己同这一事件毫无相关，部分出于澄清国际社会关于西安事变出自“莫斯科魔手”的考虑，但更多的是出于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的需要。正如斯诺所言：前苏联对西安事变的谴责和反对“是由于怕没有蒋介石，国民党将军们会一怒之下转而与日本人联合，成立反苏同盟” ^[23]。

前苏联政府的背信弃义、莫斯科舆论的公开指责以及国内外几乎一边倒的舆论攻势，令张学良身心疲惫且已精疲力尽，据宋子文事后回忆，事变期间张的行为有些异常，谈话语无伦次，甚至痛哭流涕，两个星期以来的巨大焦虑已经使少帅的精神近于崩溃，他感到无力承受来自各方的压力，试图尽可能快地结束这一事件^[24]。也据参与西安事变原设计委员会主任高崇民回忆，“反对西安事变的各方通电”确实使张“因此失掉信心，而未沉住气……仓卒放送蒋介石，因而未能得到更圆满的结局” ^[25]。

2.2 内战危机空前严重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反复强调，此举完全出于抗日救国的热诚，“此间所有举措, 皆为增强抗战力量，决非从事内争” ^[8]6-10，“绝对不造成内战，并且极力避免内战” ^[7]1102。然而，在南京的讨伐部队节节进逼下，内战的危机还是日益逼近。12月16日，中央军已经越过陇海线开进潼关，在华县附近与东北军发生冲突，空军部队也开始轮番轰炸陇海铁路沿线的渭南、华县等地，毁房千余间，死伤居民数以百计。因西安事变而骤然引起的国内大规模内战的危险，完全与张、杨发动事变的初衷背道而驰且始料不及。所以，如何化解日益严重的内战危机，成为张学良需要直面的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并在客观上对张学良从速解决西安事变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从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的心境变化之中能够得到佐证。事变当日，对于蒋介石要求送其回洛阳的要求，张学良态度强硬，表示“余今发动此举，当交人民公断” ^[8]223，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意。14日，面对国内外的舆论谴责和南京方面的军事“讨伐”呼声，张虽有执拗，但态度明显和缓，谓“此事殊不简单，既有多人参与，一切须取决于众议，且我等已发通电，陈述主张八项，总须容纳数事，庶我等此举不致全无意义；若毫无结果，则众意必难通过” ^[8]229。16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顾祝同为东西两路集团军总指挥，分别由潼关、天水等地向西安进逼。张学良不得不请求蒋介石下令制止战争。蒋介石勉强同意，示意何应钦在19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 ^[11]155。三天停战期满，事态发展仍无转机，双方均十分紧张。当晚，张学良心情焦躁不安，在与蒋介石见面时直言不讳地说：“现在此事亟待速了，前所要求之条件，最好请委员长加以考虑，择其可行者先允实行几条，俾易于解决”，并言：“现在已无须八条，只留四条矣” ^[8]235。20日，何应钦背弃与“主和派”达成的为营救蒋介石“准许至十二月二十二日（养日）暂停轰炸”的承诺，开始大举进攻，很快攻取华县，东北军守军“尽遭枪杀”，投靠南京的冯钦哉部也沿渭河北岸西进。中央军步步进逼，西安已笼罩在一种恐怖的气氛中，张学良因内战危机空前严重而处于精神高度紧张中，当晚遂向蒋介石提出“商定实行一二事，以便速了此局”。由此可见，为避免内战危机升级，张迭次降低政治诉求，以求得蒋介石出面制止战争，尽快结束危险局面，其释蒋速和心理表露无遗。

正当张学良进退失据、焦虑不安之际，南京“主和派”也明显感受到战争的迫在眉睫。宋美龄尤其担心僵局日久，“委员长即不为其亲自统帅之陆空军轰炸所误中而丧生，亦将为怨恨暴戾之叛军所残害” ^[26]39。据宋子文日记中记载：“汉卿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已经决定，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绝非凭空之威胁。” ^[15]彼此双方的焦虑情绪无形中加速了彼此速和的决心和默契。22日，“力主和平与抗日”主张的宋美龄率先抵达西安，随后与西安方面正式开展谈判。张学良也坦率地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告诉了宋子文，坦言只要蒋答应张、杨通电中的八项主张，实行一二事以便速了此局，就可“释放”蒋介石^[27]。在“主和派”和平营救活动已取得明显成效的情况下，何应钦也一改此前“主战”姿态，转而采取“正面处置严正，营救则多方运用”的策略，同意“将22日之限期再展延4日……令饬前方在25日以前停止攻击”，并警告西安方面这是最后停战释蒋期限。“主战派”的默契配合也为“主和派”的和平谈判争取了主动。谈判期间，宋美龄频频以“最后期限”提醒张学良，“如今不能释委员长回京，则中央军必开始进攻”，“过此期限后，大规模之进攻, 即行开始, 无人能免此浩劫，尔等亦不能幸免此巨祸之临身” ^[26]55。在“主战”、“主和”两派双重施压和默契配合下，张学良终于在“最后期限”来临之前采取了断然措施，释放了蒋介石。考察张学良这一思想转变历程，不难发现，导致张学良在“释蒋”态度上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希望尽可能避免内战，避免局势失控导致事与愿违的可怕结局，“因为这一发动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 ^[8]46。为全力避免这种事与愿违的可怕结局，因此才有了12月25日张学良释蒋、送蒋的举动，也正如张学良自己与部下所说的，“我为什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扣下？为的是国内统一，一致对外。假如不放他回去，国内会有更大的内乱，我就成为天下的罪人” ^[9]1217。

2.3 西安内部“释蒋”纷争与严重分歧

自从12月23日西安谈判开始后，“释蒋”问题就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西安内部有关各方，特别是东北军、十七路军部分军官在“释蒋”问题上明显存在歧见。张学良一直认为，“只要蒋领导抗日，我们仍拥护他为领袖”，签字不签字没有关系，因为已经在冒险了，再冒一点险，没有什么不同。而杨虎城虽然也同意“抓活蒋介石，还得放活蒋介石，杀是不能杀，放是一定要放的”，但对于张学良如此急切的“释蒋”要求，难免顾虑重重。杨虎城坚信以蒋的为人绝无宽宏大量的气度，况且以下犯上，正触犯了中国传统的伦理纲常之大忌，故赞成放蒋要有先决条件，即“必须三方面都同意，才好向部下和群众交代”。许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直接参与扣蒋的“少壮派”军官对张的“无条件放蒋”的真正意图难以理解并心存疑惧：“捉蒋是大家提着脑袋干的，……他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不行！” ^[5]31912月23日, 由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幕僚组成的设计委员会继续讨论“释蒋”问题，会议一致决定“没有保证，蒋不能走”。张学良并不同意这些意见，但显然事态的发展已渐渐超出张所能控制的范围。24日，西安方面在“释蒋”问题仍未达成共识，来自外界的各方面的压力与内心巨大的焦虑已经使张学良精神接近崩溃的边缘。根据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记载，“时张已躁急不能自持”，与杨虎城发生激烈争吵，甚至威胁杨虎城等如不能政治协商解决，“张某将独行其是”，两人“争执几至决裂”。此时的张学良深感不安的不仅是中央军的强大军事压力，更有东北军的内部分裂已由少壮派扩大到他的上层亲信幕僚，而且同杨虎城结合在一起，态度也表现为更为明显的对立。当时杨在西安内外驻有九个团的兵力，而张在西安内外只有一团驻军，张的一举一动显然都在杨部的监视之下，故“形势颇危险” ^[16]163。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也证实，端纳入陕，张学良即遭群疑，“张坚主立释委员长，西安将领竟目彼为‘我方一分子’矣，于是欲将彼与我等一网打尽之危机益迫” ^[26]53。事实上，在张学良看来，在武力胁迫下的书面保证并不比口头承诺更有效率，“只要他原则上承认的条件就让他走，签字不签字没有什么关系，签了字要撕毁，还不是一样的撕毁”。更重要的是，宋美龄、宋子文如今已出面担保，蒋又私下作出承诺，再事拖延并提出新的谈判条件，不可避免地会使即将化解的矛盾再度尖锐起来，甚至再度引起中央军的全面进攻，“战火一开，就很难压制”。有鉴于此，25日下午，张学良匆忙请来杨虎城，告知夜长梦多“决心亲自送蒋走”, ^[28]159，从而为事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

3 张学良思想演变的实质与内在归因

张学良很清楚，“经过再三再三的考虑”发动的西安事变，唯有取得全国民众的支持拥护和地方实力派的同情理解才能成功。故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迅疾通电全国，发表“八项救国主张”，阐明事变原委及初衷，希望国人“明瞭真相”。然而，南京方面初则震骇莫名，继则严密封锁消息，致使张、杨一切救国主张国内民众皆无从知晓。面对全国铺天盖地的责难、谴责和疑惑，张一再强调内心纯洁，“良等此举，纯为抗日，绝无造成内乱之意；且尽其所能，避免内战” ^[11]135。对于扣蒋之目的，张学良指出：蒋介石不顾国内民意，举整个国家人力、财力消耗于内战，而对于青年救国运动，则摧残备至，故“为国家计，为民族计，不得不请介公暂留西安，以得觉悟”。他同时强调此举“对事而非对人”，扣蒋意在迫使他改变其“错误的政策”，“促其反省，绝不妄加危害” ^[9]1123。这种相似的言论在张学良西安事变期间的各种文电、通告、演说、广播中均可详见，相关史料足以证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真实动机。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多次向蒋苦谏，屡遭申斥，抗日救国思想主张一概不能施展，心中苦闷可想而知。况且，按照蒋介石的意图继续执行“剿共”政策，必定会使东北军的实力消耗殆尽，更遑论打回东北老家去、驱逐日本人；拒绝执行蒋介石“剿共”命令同样难以独善其身，无法避免东北军被蒋介石肢解、“整垮”的厄运。这一“怪圈”对于家仇国恨怂集于一身的张学良来说，内心的确充满着矛盾、无奈和难以抑制的悲凉，“东北军自南来豫鄂、西开陕甘剿匪以来，损失惨重，迄未得到中央补充”，特别是1935年9月至11月间，东北军连续发动三次“剿共”内战均遭败绩，损兵折将的惨痛教训令身为东北军统帅的张学良“心中倍增痛苦”，“与其剿匪损失，不如抗日覆没”应为张学良此时心境的真实写照。因此，在中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感召下，张学良思想发生了深刻的转变，由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积极追随者变成了坚决的反对者；由追随蒋介石努力从事“剿共”变成了努力寻求与中共和解、联共抗日。在多次“苦谏”不成、反遭申斥的困境中，张、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兵谏”方式来达成“息内争、御外侮”的救国目的，不啻为一种高效便捷的可行办法。正如他自己所说，此事纯粹是“因为事情急迫，无法作出来的”，“如果我们有别的方法达到我们希望，也就不作此事了” ^[7]1110，一切都是出于爱国的目的，“假如无利于国家民族，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干；反过来说，我们一定要干！……这样作，对于国家终于是有好处的” ^[8]10！只是张学良不曾料到，依照蒋介石此时的地位、声望和性格，仅凭武力的强制与威逼来达到劝说的目的是未必有效的。

在西安事变处置的过程中，面对南京方面“讨伐派”咄咄逼人的武力进逼态势，张学良对此非常不满，严厉斥责何应钦等人意欲挑起内战、图谋不轨的险恶用心。他指出：“弟部初未前进，而贵部已西入潼关，肆行轰炸，果谁起干戈耶？谁起内战耶”？警告“如中央必欲造成内战，弟等亦惟有起而自卫” ^[7]1089，表达了其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力量计，绝不惮起与周璇的严正态度。但是，张学良内心十分清楚，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旨在团结抗日而非造成新的内战，况且一旦形成内战局面，无论胜败如何，都无异于自毁长城、损伤国家元气，故化解危机的最佳选择和唯一出路不在于军事手段，而在于和平谈判。为此，他不仅力邀冯玉祥赴陕“共决大计，力挽危舟”，而且频频致电阎锡山、李宗仁、刘湘、宋哲元等地方实力派人物，邀请他们“或远赐教言，或躬亲来陕，开诚指示，共谋国是”，表达了尽力争取和平、避免战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渴望。而且，当宋美龄等和平营救派与西安方面的谈判取得初步成果后，张学良“释蒋”愿望愈加强烈，并向部属解释“释蒋”原因时表示：让委员长口头承诺后就离开，是一种冒险，但“假若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我而造成国家内乱，即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 ^[29]。面对部属关于送蒋还京的危险性的提醒和猜忌，张学良坚定地表示：“我们有本领请神，就有本事送神，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只要与国家有利，就是牺牲我张学良，甚至牺牲东北军也在所不惜”，表达了无私无畏的高尚爱国主义精神和敢于自我牺牲的革命主义英雄气概。宋美龄在其《西安事变回忆录》中也承认：张、杨此举与旧时军阀不同者，他们“不要钱，不要地盘”，因此在“抗日救国”原则下，张、杨均肯牺牲一切，再所不惜^[26]51。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力排众议，不顾个人安危决意送蒋返京，这种英雄主义的气概，国人多有困惑不解。实际上，张学良这一举动既有不得已的苦衷，更有其深思熟虑的理性因素。一方面，自扣蒋之日起，张学良就不止一次地在不同场合表白过自己的心迹，“委员长今日诚然是中国的领袖，即今后还是需要他做我们的领袖……只要委员长能改变态度，采纳意见，我将亲自送他回南京” ^[30]。既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救国主张基本采纳，那就应该兑现诺言，“束身归罪，誓所不辞”。另一方面，张学良认为，亲自送蒋返京不仅可以冰释国人对西安事变不良意图的猜忌，而且对蒋介石可能的武力报复心理具有很大抑制作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送蒋既是撑面子，恢复其领袖威信，“也有向他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另外，我亲自去也可以压一压南京反动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再讲什么坏话” ^[28]160。由于张学良的这一非常举动，不仅保全了蒋介石的人格尊严和领袖威信，消除了国内外舆论的各种偏见和误解，更重要的是保证了西安事变和平谈判的成果不至于付之东流，避免了一场新的内战，“故蒋走张去虽有遗憾，但大体是转好的” ^[22]273。对此，毛泽东1937年1月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时高度评价。他说：“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 ^[31]

4 结语

综上所述，张学良以“扣蒋”方式发动的西安事变，最终以“送蒋返京”方式收场，从其一系列戏剧性的政治作为看，的确令人不可思议和难以理解，也是世界兵变史上少有的奇事。但这种所谓“戏剧性”的变化绝非一时的思想冲动，而是当时复杂历史条件下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必然结果和理性抉择。面对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与谴责、日益严重的内战危机以及西安内部“释蒋”纷争与严重意见分歧，张学良力排众议、适时采取断然之措施，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其所做作为不仅有力印证了发动西安事变“纯属爱国之举”“动机纯正”，而且基本上实现了其本人一贯主张的“息内争、御外侮”、“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爱国思想主张，并在事实上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以及国共两党“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团结抗战新局面，成为时局转换的一大枢纽。因此可以说，从扣蒋、释蒋、送蒋的手段而言，张学良或许还可以找到更好的办法实现他们的抗日主张，但就其爱国动机、民族主义的赤忱以及西安事变期间的表现而言，却是出于解救民族危机和争取有利于抗日前途的一种政治作为，因此是弥足珍贵的，这种“纯洁无私、可质天日”的高贵品质和爱国热情永远值得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