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美国和日本作为亚太地区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美日关系毫无疑问地成为目前世界上乃至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自美日同盟诞生之初，日本就紧随美国的步伐，甚至在对外关系的选择上也将日美同盟作为基础，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日本对外关系就是美日同盟关系。因此，美日同盟关系不仅是日本国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在本国的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方方面面都发挥着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世界格局的变化发展影响显而易见。虽然美日同盟关系的建立是冷战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但是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发展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从而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意义。

美日两国力量的消长和双方一直在亚太地区的重大影响作用，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随着中国、俄罗斯和东南亚国家等众多国家力量的崛起而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就迫使美日关系不得不因为第三方因素的影响而进行调整。在这样一个大国博弈不断的国际政治环境下，美日之间有合作也有竞争，因此探究美日关系的亲疏远近终究受到哪些第三方因素的影响以及这些第三方因素如何影响美日关系的未来发展，对于更好地把握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地区安全形势甚至中国分别同美国和日本的对外政策选择具有重要的价值。

1 二战后美日关系的演变及其特点 1.1 二战后美日关系演变概述

二战后，美日同盟关系的演变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两国之间相互签订的重要条约、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等是双方关系发展的标志性事件。

（1）1951年《日美安保条约》的缔结。二战结束后，美日同盟建立的标志性事件就是1951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签订。这一军事同盟条约规定美国有权在日本驻军、应日政府请求可以镇压日本发生的骚乱和暴动，同时要求日本单方面向美军提供基地设施且不得擅自将基地给予第三国使用等。这就为美国控制日本进而更好地控制远东地区提供了便利。当然也可以认为，二战初期的日本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下，它作为主权国家的权利是有限的，即战后初期的日本算不上是完全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实现了国内的经济复苏，并由此逐步恢复其作为主权国家在其他领域的发展。此外，日本还开启了渐进式重整军备的进程，并于1954年设立了自卫队。随着战后日本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其本国自卫能力有所增强，就日本被美国的半占领状态，日本民众和民主力量为此开展了广泛持久的斗争。为安抚日本国内的民族情绪，稳定双边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美日两国对修改日美安保条约中的条款举行多次的谈判和磋商。

（2）1960年《新日美安全条约》的签订。对于1960年《新日美安全条约》即修改后的日美安保条约，通常认为这是两国对等的、双方均有所承担义务的条约，其加强了美日的军事同盟关系。在表现形式上，新条约结束了日本的半占领状态，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日本想与美国在政治上建立较为平等关系的期望。需要指出的是，“旧条约是狭义安全范围内的合作条约，即军事合作条约，而新条约则是广义安全范围内的合作条约，不仅涉及军事，而且涉及维护西方意识形态、加强两国的所谓‘自由制度’，以及消除美日经济矛盾等内容” ^[1]。修改以后，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所缓和，其之前以政治为中心的国内趋向转为了以经济为中心，进而促进了日本国内经济的进一步高速发展。这不仅使日本于1968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骤然提升，也使美国在全球经济领域中视日本为重要的盟友。随之在1972年，美国私自将冲绳“归还”给日本，体现了其拉近与日本关系的决心。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开始走近，同时国际上发生了石油危机等重大事件，这让日本外交陷入两难境地。尤其是1975年，美国将其在南越的军事力量撤出，标志着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进而使冷战对抗局面呈现出了美守苏攻的战略态势。在此情况下，美国和日本为了更好地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和巩固彼此的国家关系，开始寻求对双方更加有效的军事方面的合作。

（3）1978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制定。1978年，日本与美国制定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对于日本来说可谓具有跨时代的影响，即“经过战后三十余年，终于决定了日美间共同作战的基本内容，这不仅是日美安保史上，也是日本战后军事战略史上划时代的事件” ^[2]。同时，该指针也表明，“长期惧怕‘安保卷入’的日本开始意识到‘被抛弃’，终于摆脱‘租借基地协定’而向着同盟内核制度化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3]。在这一指针的指导下，为恪守指针中所明确的日本受到侵略时美日应联合采取行动这一规定，驻日美军与自卫队开展的联合军事演习逐渐成为一种常态。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日同盟被正式确定为包含军事方面在内的同盟，这一说法也曾得到当时日本内阁的承认。1991年初，海湾战争爆发，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先后为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但这样的盟友支持是不被西方国家所接受的，日本仍被西方舆论抨击为“纸上盟国”。同时，伴随着美日两国在经济领域的摩擦不断增多和日益激烈，美日同盟也一度陷入了何去何从的“漂流状态” ^[4]。

（4）1996年《日美安保联合宣言》的发表。冷战结束后，美国将从前对苏联的关注视角转移到朝鲜半岛、台湾海峡等新的安全形势上来。为了能在亚太地区继续占据支配地位，美日两国于1996年共同发表《日美安保联合宣言》，以此来重新确认冷战后日美同盟的基本框架。随之在1997年9月，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予以公布，修改后的新指针在内容上规定了当日本“周边事态”发生时双方合作应尽的职责。为确保新指针的时效性，自1999年开始，日本国会又相继通过一系列的法案，想从国内的法律程序上保障美日同盟关系的继续巩固。由此不难看出，为了更好地适应冷战后亚太地区的战略格局，美日同盟在内部不断加强与之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这为同盟关系的强化提供了可靠依据。

（5）2005年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联合声明的发表。2001年“ 9 · 11”事件后，美国试图通过反恐这一捷径继续谋求对全球的控制权。为了使美日同盟与“ 9 · 11”事件后反恐这一世界形势相适应，美日两国的外长与国防部长于2005年2月在华盛顿举行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议（即“ 2+2”会议）。会议结束后，双方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明确了美日两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在全球的“共同战略目标”。由此看来，美日两国的脚步愈发趋于一致。

（6）2015年日本通过新安保法案。随着中国近几年的日益崛起和逐渐强大，特别是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以来，日美两国构想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倍感压力，这对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也构成了不小的威胁。于是在2014年10月，日美两国政府在东京举行了外交与防务部门局级委员会会议，出台了旨在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中期报告，宣称将在新指针中“适当体现”日本政府有关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的内阁决议内容^[5]。2015年9月18日，日本参议院通过新安保法案，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终成现实。其实，日本强推新安保法案无非是出于两点考虑，即本国国家正常化的强烈需要和配合美国重返亚太的再平衡战略。换言之，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这一事实的背后有美国的默许与支持，美日之间同盟关系加强，想以此共同应对所谓“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

1.2 新世纪以来美日关系变化的特点

（1）“成熟”的伙伴关系。在乔治·W·布什正式入主白宫前夕，在理查德·阿米蒂奇和约瑟夫·奈负责的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召集下，与美日关系有关的“两党的政府官员和前政府官员、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分析家、对此感兴趣的专家学者”齐聚华盛顿^[6]。他们所提交的报告《美国和日本：迈向成熟的伙伴关系》指出，日本不被允许拥有集体自卫权，将会成为美日同盟关系发展的一个巨大障碍。在美国国内，一些学者认为，不仅要让美日同盟关系发展成“成熟的伙伴关系”，而且也要实现“更加紧密和更为有效的安全合作”，所以日本必须撤除对集体自卫权的禁律，日本还应采取必要的步骤“增强其经济力”。美国一著名评论家写道，此报告的最奇怪之处在于，“近一半的篇幅都是在暗示日本必须做什么” ^[7]。因而，所谓“成熟的”关系就是要使日本屈从美国的政治议程，而这恰是目前实际上“尚不成熟”的美日关系的暗指。

（2）美日关系呈现微妙变化。21世纪初特别是“ 9 · 11”事件之后，美日同盟关系在政治军事领域中有了进一步的加强，但是随着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日益复杂化，美日同盟关系在转变中呈现出些许微妙的变化。美国有时会及时表明自己的立场，支持日本，如在2010年9月，美国国务卿同日本外相前原诚司会面时就明确表示，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在日方看来，美国政府的重要官员明确钓鱼岛与日美安保条约的关系，是显示其同盟关系的可靠性，是值得日本国内欣喜的。但是美国有时又会“忽视”日本的存在及要求，如在2013年6月八国峰会会议期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原计划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会谈，但却遭到了奥巴马的拒绝。由此，有媒体报道称，奥巴马总统临时取消与安倍的会谈，对于安倍内阁的外交是一项重大的打击，这显示奥巴马总统“已经对安倍首相无话可说” ^[8]。而且，2013年12月，安倍晋三不顾美国警告执意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显然有向美国抗议与示威的味道。美日之间的细小摩擦不断，其关系的微妙变化不言而喻。

（3）“一带一路”和亚投行背景下骤然亲密的美日关系。2013年，中国提出了建设“一带一路”的倡议，这是我国深化国内各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合作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包括美国、俄罗斯、东南亚等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同时，为促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又提出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旨在促进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助力地区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当前，美国在亚投行的态度上有所松动，而日本至今尚未表示准备加入亚投行。对于是否加入亚投行，日本所展现出来的纠结状态，其实质是在等待和追随美国的态度。由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急于访美，并在2015年4月28日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华盛顿峰会。东京大学教授久保文明说，由于日美两国都投入到牵制中国的权力博弈中，此次峰会对两位领导人都有额外的重要意义^[9]。而最为引人关注的是日本于2015年9月18日通过了相关安保法案，而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亲自前往纽约拜会美国副总统拜登，为强化美日同盟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在此基础上，日美于2015年11月3日成立同盟协调小组，以实现自卫队美军一体化。在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投行建设的背景下，美日两国的种种动向表明其同盟关系的骤然亲密，较之前的微妙情势形成鲜明对比，其明显针对中国、防范中国扩大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的企图不言而喻。

2 美日关系中第三方因素的基本含义和作用 2.1 美日关系中第三方因素的基本含义

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双边关系中，第三方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经常被考虑在内的。在国际关系中，第三方是指两个相互联系的主体之外的某个客体，即独立于有密切联系的两个国家之外的第三国。这个第三国对两个主体国家有很重要的影响作用。

在国际政治中，国家的发展均是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当然，任何两个国家的相互走近或是远离也是因为双方各自的国家利益，即各有所需。美国和日本两国的结盟，在短时间来看，日本更多仰赖美国，并且需要美国对其不断增强在各方面的支持；但是从长期来看，两国国家利益终将是不完全一致的，因而这就可能会对两国关系产生或大或小的离心影响。对于美日关系的具体分析，除了其各自本身的原因之外，第三方因素对于美日同盟关系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例如美日关系的亲疏远近、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实施和对整个亚太地区安全的共同治理等，美日就不得不考虑诸如中国、俄罗斯和朝鲜等国家所起的作用与影响。

2.2 美日关系中第三方因素的作用

在国际双边关系中，第三方因素既有其积极的作用，又有其消极的影响。即双边国家可以利用第三方因素更好地巩固乃至强化双边关系，促进两国共同的国家利益的实现；抑或在另一种层面下，第三方因素反利用自身的便利条件，会把紧密联系的双边国家的矛盾扩大，使双方关系疏远，从而使第三方实现其自身利益。

在美国地缘战略学家斯皮克曼看来，美国的地缘政治形势是其国土遭到欧亚大陆板块外加非洲和澳洲的包围，而总结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为了避免这种包围在未来的某一时间成为现实，我们在和平时期就要确保旧大陆的两个区域不被一个国家或数个国家构筑成的联盟所统治，因为那将危及我们的安全”。“我们必须了解活跃在东半球的各支地缘政治力量，并且弄清楚它们对我们的安全形势会有何种影响” ^[10]。二战结束后，美国出于对抗苏联和中国的目的而扶植日本，进而同日本逐渐发展成为同盟关系，并不断加强。在当前的国际社会中，自乌克兰危机以来，美国之所以敢对俄罗斯这样的大国予以制裁和施压，除了美国自身所具有的雄厚的经济及军事实力这些硬性条件外，依靠亚太地区强大的盟友力量也是美国作出战略选择的重要一步。简而言之，美国的强大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与同盟关系的协调之上的。这就显示出美国利用第三方因素所起的积极作用促进与日本的关系发展的战略选择。

另外，第三方因素还有一个概念必须要澄清：被第三方因素所利用或主动利用第三方来打压对方，即两国利用第三方因素和第三方利用两国的矛盾与摩擦^[11]。在亚太地区内，美国和日本的双边关系中存在诸多第三方因素的影响，美国为维护其霸主地位、争夺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遏制中国和俄罗斯等大国势力的崛起，势必要加强美日同盟关系；此外，中俄等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在国际社会地位的显著提升又迫使美国不得不处理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这就使美国在日本右翼势力日渐抬头的情况下，疏远与日本的关系。与此同时，日本不是弱小国家，但其在政治与军事上唯美国马首是瞻，算是美国的“附庸国” ^[12]，日本近年来想要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心思昭然若揭。日本通常也会利用美国对中国的防范心理而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这一利用中美矛盾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举动，无疑是第三方因素在美日关系中的消极影响。而第三方国家也能利用美日之间的矛盾，谋求本国利益最大化，例如对于“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二战结束以来，俄日对于这一领土的纷争不断。近几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南千岛群岛不断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争议领土的实际控制，这对日本来说无疑加重了它在领土方面的危机感。由此，安倍再次上台以后，不断对俄抛出互动的“橄榄枝”，希望解决彼此的领土纷争，进而提升自己在东北亚的战略地位。但是如若日本暂时“抛弃”美国，加强与俄的外交关系，这势必要引起美国的不满，美日同盟关系减弱，俄罗斯不仅可以减轻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压力，而且也可以缓解因油气资源价格暴跌和美欧等国家的经济制裁带来的压力。俄罗斯就是利用了美日间的矛盾来分化美日两国的同盟关系，排挤甚至削弱美国在东北亚的势力，重新获得其在东北亚的地缘政治优势，进而施展俄罗斯的多重国际战略。

3 美日关系中的两个第三方因素 3.1 中国对美日关系的影响

地理上的东亚国家仅仅包括中国、朝鲜、韩国、蒙古和日本。但是若包括了政治和经济的共同含义，东亚则还要将美国、俄罗斯和诸多东南亚国家等包含在内。众多国家在东亚地区不断进行着彼此力量的博弈，而中国作为美日同盟的一个第三方因素，不仅在东亚地区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对美日关系有着尤为重要的影响。

（1）中国因素促使美日同盟加强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让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也有了显著增强，这让冷战后一直居于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有了强烈的危机意识。斯皮克曼曾主张在世界大战中美国不要完全消灭日本，因为中国凭借其地缘优势早晚会成为亚洲强国，保留日本可以平衡中国的影响。“美国视中国为主要潜在竞争对手，加紧在中国周边投棋布子” ^[13]。进入21世纪后，2001年初上台的乔治·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具有非常明显的单边主义倾向，他将中美关系确定为“竞争对手，而不是战略伙伴”，对华政策更是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手段。“ 9 · 11”事件发生以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反恐”战略。作为美国坚强盟友的日本在小泉纯一郎的带领下积极主动地配合美国的这一战略选择，想以此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关系，这就导致了日本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和与亚洲各国的关系中产生了严重不平衡的现象。例如在对华关系上，小泉纯一郎内阁有着明显两面派的做法，即一方面多次表示要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从而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这样明显矛盾的做法导致中国同日本的政治关系急剧下降，而且日本的这一做法也遭到了韩国等众多亚洲国家的强烈谴责。究其本质，日本的对华政策就是紧随美国政策的脚步，即“在某种程度上，当美国对华政策出现强硬的倾向时，日本依赖美国的坚强后盾，为了表现出对日美同盟的盟国作用，往往有恃无恐地采取更为强硬的对华政策” ^[14]。可以说，在防范中国方面，美日的态度是一致的，其同盟关系因为中国而加强。

（2）中国因素对美日同盟关系的离心作用

中国不断和平崛起的脚步无法阻挡，而日本在国际社会中也在不断要求着政治大国的地位，东亚地区的局势可谓风起云涌。美国若继续存留其严重的冷战思维，企图利用日本，通过与之建立双边的军事同盟关系，从而继续谋求在东亚地区或是整个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将招致国际社会众多国家的强烈不满。此外，中美国家间的利益紧密相联，特别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美国更是意识到中国在国际社会的重要作用，如金融危机后美国的进出口平衡越来越依赖于中国企业的贡献，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是一个不容小觑的牵制。

但是在二战结束之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一直将日本控制在自己的半殖民统治之下，这一做法早已令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的日本颇具反感，并且日本期望能尽快摆脱美国的控制、早日实现其成为政治大国的愿望，在安倍上台后更是昭然若揭，其对外政策名义上都是把对付中国作为重点，但实际上则是以反华为借口，想要美国给予它更多的权利。但是在前国务卿希拉里下台后，被认为是亲华派的克里就任国务卿，这使安倍内阁极度不满，担心美国会因此对中日两国采取较之前不同的政策，从扶植日本来防范中国的崛起转变成中日两国相互平衡。因此，安倍借拜祭亡灵向克里示威，其实是在发泄心中不满，给克里一个警告^[15]。由此可见，中美的走近让日本惶恐不安，甚至中国让美日的同盟关系出现微妙变化乃至让双方有了离心倾向。

3.2 俄罗斯对美日关系的影响

早在二战结束之初，美国因为同苏联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在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的需要而选择扶植日本，特别是在冷战期间，美日同盟更是将苏联作为最强劲的对手。然而，冷战结束后，虽然现今的俄罗斯是资本主义制度国家，但是随着俄罗斯挟军事和能源优势试图恢复往日大国地位的意图日益明显，美国对俄罗斯的遏制也是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较为重要的一环。因而，俄罗斯对美日同盟关系的影响也尤为重要。

（1）俄罗斯凭借能源优势对美日关系的牵制。俄罗斯的能源丰富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据称，沙特阿拉伯的油气储量居于世界首位，俄罗斯的油气储量仅次于它。但是根据有关专家的推测，若是将俄罗斯的油气资源潜在储量计算进来，则有可能跃居世界首位。另外，沙特阿拉伯地带的环境恶劣，开采条件要求高，一旦战事爆发很可能会陷于瘫痪境地。而俄罗斯不仅具备储量丰富的特点，还具备军事应对能力，可以说，俄战略能源优势明显，俄罗斯凭借战略能源对周边国家乃至美日关系形成牵制也不无可能。

近年来中东地区恐怖主义活动猖獗，使得这一地区的安全形势愈加动荡，石油开采随时都会受到破坏甚至中断，这就使美国、日本等国家不得不开始寻找新的石油进口渠道，以此来代替中东的石油进口渠道，保障国内的能源供给安全。目前，俄罗斯正积极调整其能源出口策略，积极同中国、美国、日本等国交换意见，准备同上述各国建立能源合作关系。在此情况下，如果俄罗斯石油的主要销售国家之中有了美国，那么由于彼此国家利益的牵制或需要，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俄美很可能更多地选择合作。这样，美日关系必然会受到俄罗斯的牵制。

当前，美国正在积极进行页岩油气资源的开采，并且2014年下半年操控国际原油价格不断下跌，以此遏制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但是，便宜的油价对全球经济造成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对沙特和俄罗斯这种依靠石油来支撑国内经济的油气大国而言，这样的影响更为巨大。美国德克萨斯州也因此遭受了打击。业内人士指出，原油价格的不断下跌将会抑制美国的页岩革命进展。事实也的确如此，在2015年开始的几周，几家主要的钻机运营商表示已经收到了多份钻机合同取消通知书，显而易见，上述页岩油气公司宁可支付违约金，也不愿意继续钻井^[16]。由此看来，美国企图运用油价遏制俄罗斯发展的“理论”根本站不住脚。

（2）俄日北方四岛领土争端中的美日同盟关系。2011年2月，俄日领土争端再起波澜。在此次俄日北方四岛（俄称南千岛群岛）之争中，美国只象征性地表示现在美国在北方四岛问题上支持日本，但是从来没有表示把北方四岛纳入日美安保条约的范围内。这是因为：第一，虽然美国遏制俄罗斯的崛起、防止其恢复昔日苏联的实力能继续保持其霸权地位，但是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地理上属于欧洲，自然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发展偏重于欧洲地区，所以，美国无需分散自己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精力，只需凭借自身在北约和欧盟的影响力即可牵制俄罗斯在欧洲的发展。当然美国也清楚，现今的俄罗斯综合国力较弱，不能与美国相抗衡，但是它所拥有的核武器打击能力还是让美国忌惮，美国不想因日本而与俄罗斯分庭抗礼。第二，美日同盟关系依然保持，但是日本的不断发展和其追求实现政治大国的急切愿望让美国对日本有了防范之心，所以出于政治博弈的需要，美国一方面不希望日本放弃北方四岛，从而让俄罗斯占有，另一方面也不想让北方四岛归还日本，使日本力量增强。美国最希望得到的结果仍然是保持现状，俄日一直都存在领土之争，这才符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因此，美国在考虑俄罗斯这一第三方因素的时候，有意弱化同日本的关系。

4 第三方因素对未来美日关系的影响 4.1 美日关系在未来国际社会中的发展走向

从美日同盟关系的整个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日美安保条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美日同盟，既是“冷战”中对抗的需要，也是美日两国为谋求各自的国家利益而相互借力的产物。美国通过日本的力量来参与亚太地区事务，进而维护其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霸权地位，而日本在某些问题上也需要依靠美国的支持，更想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帮助自己实现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愿望。但是，日本想要成为政治军事强国，而美国不能容忍其长期维持的“霸权地位”被挑战，所以两国必然会有矛盾和冲突。特别是自2012年底以来，重新执政的安倍晋三按照“ 1毫米”战略，一点点地推动修宪以及多次要求就解禁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进行讨论，直至如今最终通过新安保法案，将解禁集体自卫权变成现实。这表明日本在谨小慎微地去改变日美同盟关系中不平等的地位，当然也显示出想尽早让日本成为“独立自主”国家的目的。或许正是出于对未来日美同盟蕴藏着的某种不确定性的担心，日本前驻美大使撰文主张，“日美要有共同的价值观”，认为这是“日美关系的根本”，可以保证两国“在基本方向上不会发生对立” ^[17]。可是，只要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长期被某个国家所控制是不现实的，特别是对日本这种别有目的的国家而言更是不可能。美国学者也坦然承认日本的“自主防卫”对美日同盟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认为“日本表现出明确的迹象要寻求在与美国联盟关系断裂后仍拥有的军事能力，这也暗示着牢固的美日关系从前的那种确定性将来也会有所丧失” ^[18]。

应当承认，未来的美日同盟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且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将以强化趋势为主，特别是美国推行其“亚太再平衡”战略急需日本这样一个得力的助手。但美日关系中潜在发展的冲突与矛盾不可避免，长此以往，美日同盟是否会像曾经的“英日同盟”一样远去，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4.2 第三方因素在未来美日关系中的地位

美日关系之间虽然潜在发展着“冲突性”矛盾，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美日关系仍将以强化趋势为主，而不是将其终结。究其原因，中国、俄罗斯等第三方因素的存在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

（1）第三方因素延续美日同盟的存在

众所周知，美日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得以存在，就是因为双方在整个亚太地区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即对于二者“共同敌人”的防范，这就使得美日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随便打破同盟的存在。当然，美日“共同敌人”不仅仅是指中国和俄罗斯，而是只要对美日造成威胁的国家都会列入其中，只是中国在所有对美日关系的第三方因素中最具有代表性。

中国作为最大的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与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足以让美国一直存有芥蒂，这不仅仅是由于美国冷战思维的长期存在，更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美国的霸主地位构成了威胁。特别是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愈发刺激美日对中国的共同防范，即美日的主要目标已经转为如何防范“中国崛起”。美日两国强化其同盟，力图在同盟框架下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以及地区热点问题。所以，在防范中国等第三方因素这个战略考虑上，美日的目标是相当一致的，这就导致未来国际社会中第三方因素客观上将延续美日同盟的继续存在。

（2）第三方因素与美日同盟的“协调”并存

虽然美日都想防范“中国崛起”，都恐惧“中国威胁”，但这并不意味着美日同盟在当今这一时期会对中国采取比较过激的行动。第三方因素会与美日同盟“协调”而存在。这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之间联系紧密，美国这一最大的发达国家和中国这一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更是密切相连。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如果美国做出有损于中国关系的举动，中国将以大量抛售美元资产和美国国债作为回应，这样就会加剧美元疲软，不利于美国经济的恢复。也就是说，经济问题最终会演变为政治问题，不利于两国关系的稳定。所以，美国所谓对中国的“防范”，也是一种矛盾的体现。但是对于急于争取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地位的日本来说，追随美国会不利于其目标的实现，并且中国的存在对日本来说也是一种威胁，所以日本在选择屈从美日同盟的步调和坚持自己的战略来说亦是一种矛盾。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这一第三方因素和美日同盟不会引发真正的对抗，而美日在对待第三方因素的问题上也有分歧，因而第三方因素会与美日关系“协调”存在。

5 结语

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纷繁复杂，对中国、俄罗斯等众多第三方国家而言，美日同盟在亚太地区一直占据着尤为重要的地位。随着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的强化，它对第三方国家的消极影响明显增加。而今，日本出于国家正常化和配合美国重返亚太的需要，将解禁集体自卫权变成现实。但是日本的军国主义根深蒂固，未来国际社会的和平变幻莫测，所以第三方因素不可避免地要介入到美日同盟关系之中，如何应对未来三边关系更是面临重大的选择。将中国、俄罗斯等国家作为第三方因素来客观看待美日同盟关系，而不是利用美日矛盾去牵制它们给众多第三方国家带来的不必要的消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能更全面客观地认识21世纪以来不断变化的国际格局和安全形势，有利于第三方国家冷静对待与美日的双边关系，在美日同盟的裂隙中寻求应对出路，以此促进国际社会的良性发展。当然，在美日关系中，我国是一个尤为重要的第三方国家。当前我国大力推行“一带一路”战略，其根本目的是为破解美国针对我国的战略围堵。在整个亚太地区，正确认识美日双边关系，选择更能维护我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进而发展我国的全方位外交、更好地承担起大国责任，对我国的对外关系而言，是一个十分必要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