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 贵州财经大学 数学与统计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b.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Guiyang Guizhou, 550025, China
关于我国近期出台并实施的二胎政策,相关研究较多,以从人口学角度解释其现实必要性为常见。比如,李涌平等认为二胎政策有基于未来人口发展结构性平衡的考虑[1];翟振武等则认为立即全面放开二胎可明显改善我国总人口未来进入负增长之趋势,增加劳动力资源未来供给,并延缓人口老龄化进程[2]。也有研究侧重于探讨放开二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薛继亮认为该举措可改善未来中国潜在的劳动力市场[3]。
人口与经济相互关联,二胎政策有其经济基础。人口规模与人口增长是国民经济生产中劳动力投入这一基本生产要素的主要来源,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条件。经济是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适度的人口规模与人口增长率。关于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Malthus模型[4]与Solow模型[5]提供了经典的分析框架,着重关注人口与自然资源或资本之间的相互影响。从国民经济角度考察人口规模与人口增长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相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项研究旨在探索我国近期出台并实施的二胎政策之经济基础,考察该如何评价我国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采用何种定量方式识别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的根本性变化。若经济总量较小,人均资本存量较低,劳动力需求相应较少,往往导致劳动力过剩现象;反之,若经济总量较大,人均资本存量较高,劳动力需求相应较多,容易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状况。在不同的劳动力供求状况下,宏观经济政策关于就业的基本目标不同,或促进就业,或稳定就业。适度的劳动力规模一般应与经济增长、资本存量相匹配,而所谓的“适度”,与宏观经济生产绩效评价过程中的劳动力要素数据属性有关。概言之,从宏观经济生产有效性出发,以人口相对供求状况为基本依据探讨我国二胎人口政策的必要性,是本项研究的基本任务,亦是其创新之所在。
1 劳动力的属性与宏观经济生产绩效的评价一般而言,定量评价所涉及指标总是被区分为规避与偏好两大类型,其中规避类指标反映经济社会活动的投入或成本,评价者认为其愈少愈好,而偏好类指标则表征相应的产出或收益,评价者认为其越多越好,是为指标双分法。双分法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适用的,不过也存在例外,而且,该种例外也日益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兴趣。
在某些特殊系统中,评价者的偏好不那么明确或一致,简单就数据做偏好或规避分类显得武断,由此引出基于偏好三分类的评价问题。在偏好三分类假设下,绩效评价相关指标可划分为规避、偏好与中性三种类型,其中中性类指标反映评价者偏好不确定或可变化情况。事实上,基于偏好的商品三分类早已有之,甚至在经济学教程中也有提及[6]。关于数据的三分法,Womer等做过相关研究[7],魏权龄与阎洪在评价或可能出现拥挤现象系统的绩效时采用了较模糊的处理办法[8]。
基于偏好的数据三分类及在此基础上所确立的效率评价模型更具一般性,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数据三分类效率测度模型在理论、方法、算法及应用方面都具有研究必要性。马赞甫等提出了数据三分类绩效评价概念,构建了数据三分类绩效评价标准及相应的DEA绩效评价模型,并关注劳动力投入指标的中性特征,建议采用数据三分类DEA绩效评价模型测评宏观经济生产效率[9-10]。
微观经济学考察资源配置问题,而宏观经济学则侧重于资源利用问题,这是两者的基本区别。之所以考察资源利用问题,主要着眼于现有资源禀赋特别是劳动力资源可能存在的闲置现象。因劳动力不能充分就业,不仅影响到劳动者整体收入水平,也往往导致经济增长波动,政府干预经济成为一种必然。事实上,宏观经济政策往往视充分就业为政府首要的调控目标之一。
考虑到失业问题,一个经济体在给定时期的劳动力输入数据属性有其特殊针对性,微观与宏观层面对其价值的认识可能并不一致,因此,涉及劳动力相关数据的宏观经济生产问题有必要考虑数据三分类对经济运行绩效的影响。从我国政府调控的角度来看,创造工作岗位,实现充分就业,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之一,并不规避劳动力的投入,未必视过多的劳动力投入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当然,宏观调控对劳动力投入的价值判断也未必一以贯之,纯决定于失业问题的严重程度。而微观厂商角度的观点迥异,出于利润导向,厂商向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出收益为生产决策依据,若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相互替代性,则总是倾向于选择使用相对廉价的生产要素,就其而言,劳动力投入往往是一种规避型数据。
我们之所以称劳动力投入为一种中性属性数据,原因之一固然如上所述,经济体内部对其价值的取向并不一致,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考虑到经济系统中输入与输出之间关系的某种不确定性。根源于价值取向的不一致性,一个经济系统在给定时期的输入与输出关系也往往并不一致。政府调控者未必认为劳动力投入是纯粹的经济系统输入,可能将其视为经济系统的一种输出,将所创造就业岗位的数量、实现就业率的提升当作经济运行的业绩。受规模报酬与规模经济的影响,即便从厂商的角度来看,劳动力投入也可能是经济系统的一种输出。简言之,劳动力数据在经济系统数据转换关系中的地位并不明确。
2 研究方法我们采用基于数据三分类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评价我国宏观经济绩效,以此为依据考察劳动力指标属性变化问题,进而对我国二胎政策进行经济学分析。DEA方法由Charnes等所提出,是最为常用的非参数绩效评价方法之一[11]。
假设宏观经济生产满足规模报酬不变性,且劳动力为中性类数据,资本为规避类数据,而国内生产总值为偏好类数据,以历年劳动、资本与国内生产总值所构成向量为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s, DMU),即所观测到的n个DMU可记为
$ ({L_j}, {K_j}, {F_j}), j = 1, 2, \cdots, n $ | (1) |
根据量变到质变的哲学观点,中性指标属性可能会受到指标数值变化的影响,当指标值发生变化时,指标属性可能发生相应的跳跃性变化,确切而言,会转换为偏好型或规避型数据。因此,最终的绩效评价对象事实上仍可表示为双分类指标形式,只是双分类意义下的指标结构有所调整而已。
若视劳动力为规避型指标,或者说,劳动力有紧缺现象,我们采用如下满足规模报酬不变性特征的CCR模型测评我国1978—2014年间宏观经济生产在输出导向下的相对有效性[11]:
$ \left\{ \begin{array}{l} {\rm{max}}\;\;z\\ {\rm{s}}{\rm{.t}}.\;\;\;\;\sum _{j = 1}^n{\lambda _j}{L_j} \le {L_0}\\ \;\;\;\;\;\;\;\;\sum _{j = 1}^n{\lambda _j}{K_j} \le {K_0}\\ \;\;\;\;\;\;\;\;\sum _{j = 1}^n{\lambda _j}{F_j} \ge z{F_0}\\ \;\;\;\;\;\;\;\;{\lambda _j} \ge 0, j = 1, 2, \cdots, n \end{array} \right. $ | (2) |
模型(2)为单输出-双输入模型,其中投入为资本与劳动要素,而产出则为GDP。反之,若视劳动力为偏好型指标,则可以按照如下双输出-单输入的CCR模型求取宏观经济生产输出导向效率值:
$ \left\{ \begin{array}{l} {\rm{max}}\;\;z\\ {\rm{s}}{\rm{.t}}.\;\;\;\;\sum _{j = 1}^n{\lambda _j}{K_j} \le {K_0}\\ \;\;\;\;\;\;\;\;\sum _{j = 1}^n{\lambda _j}{L_j} \le z{L_0}\\ \;\;\;\;\;\;\;\;\sum _{j = 1}^n{\lambda _j}{F_j} \ge z{F_0}\\ \;\;\;\;\;\;\;\;{\lambda _j} \ge 0, j = 1, 2, \cdots, n \end{array} \right. $ | (3) |
考虑到决策单元具备经济人理性,总是按照于其最为有利的方式安排宏观经济生产,配置、利用经济资源,其中,劳动力投入量当具有经济内在合理性。因此,我们采用决策单元自我选择式程序评价相对有效性并计算DEA效率值。
如下算法适用于中性指标量较少的情形。具体做法是,将中性指标分别视为偏好或规避类指标,将三分类数据划分为双分类数据,进而在所有可能的分类情况下,核算出全部数据双分类DEA模型的效率值,选择其中效率最优者为数据三分类假设下的DEA效率值。相应二分类模型的个数取决于原评价问题中性数据的个数。若评价问题涉及m个中性指标,则需要求解2m个相应的双分类DEA模型。举例来说,若评价所涉及指标中有三个中性指标,则应设置23=8个相应的双分类数据模型以决定三分类数据下的效率值。
本例中仅含有一个中性指标,即劳动力指标,只需要求解两个双分类DEA模型即可确定出劳动力中性假设下的宏观经济生产效率值。具体而言,我们首先假设劳动力为规避型指标,利用1978—2014年间宏观经济生产相关数据,按照单输出模型(2)求取输出导向效率值;进而假设劳动力为偏好型指标,按照双输出模型(3)求取输出导向效率值;最后,将两次计算所得效率值进行比较,选择其中较大者为数据三分类假设的宏观经济生产年度效率值。该算法遵从DEA评价基本优点,认为系统中的每一个DMU都具有自我适应性,必然会从自身资源禀赋与技术优势出发选择于其最为有利的生产模式。
自我适应式算法的一个优点是可以根据计算结果判断出该DEA究竟对中性数据持何种偏好观念。事实上,我们只要根据最终效率值具体由哪一个双分类模型所提供即可明确DMU究竟将中性数据设定为偏好抑或规避数据类型。
3 实证分析为实证分析需要,先就宏观经济生产相关指标进行数据处理,主要是资本存量的核算。我们采用永续盘存法核算我国资本存量,具体涉及到4个变量,分别是价格指数,当年投资额,经济折旧率,以及期初的资本存量[12]。
本项研究以1978年价格为基准货币单位,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表征年度投资量。为得到以基准年即1978年不变价格表示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实际值,必须对各年数据进行平减。为此,我们设定如下价格定基指数,其中1978—1991年取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而1992年之后则取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另外,参考张军等的核算结果[13],设定1978年资产存量为7 617.936亿元,并取经济折旧率为9.6%。在此基础上,核算得到1978—2014年间我国资本存量,具体如表 1所示。
表1 我国宏观经济生产效率评估相关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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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1978—2014年间宏观经济生产相关数据,我们首先以资本存量、劳动力就业为输入型数据,以GDP为输出数据,采用CCR输出导向模型,借助DEAP VERSION 2.1测算得到该阶段的宏观经济生产效率,具体如表 1中第5栏所示。同样,就给定的1978—2014年宏观经济生产相关数据,我们以资本存量为输入型数据,以劳动力与GDP为输出数据,采用CCR输出导向模型核算该阶段的宏观经济生产效率,结果如表 1中第6栏所示。在此基础上,就每一个DMU,我们选择上述两个模型所得效率值中最大者为其在数据三分类假设下的效率值,结果如表 1中第7栏所示。
不难看出,本例中1978—1994年三分类假设下的输出导向效率值由双输出模型决定,而1994—2014年三分类假设下的输出导向效率值则由双输入模型所决定,如图 1所示。因此,在1994年以前,决策单元选择劳动力数据属性为偏好型,1994年之后明确转换为规避型。换言之,我国劳动力供给状况在1994年前后有明显区别,之前表现为明显的供过于求情况,而之后则逐步过渡为供不应求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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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78—2014年间我国宏观经济生产效率 |
1994年前后为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变化的一个转折点。从不同省份来看,亦支撑了上述结论。我们选择河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作为中部、东部、西部代表性省份,其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区别。类似分析结果表明,河南省劳动力投入指标的属性变化发生在1996年前后,如图 2所示;广东省则发生在1994年前后,如图 3所示;而广西壮族自治区则发生于1993年前后,如图 4所示。三者之间相差无几,考虑到数据核算误差,基本上不存在明显的时间先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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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78—2014年间河南省宏观经济生产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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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978—2014年间广东省宏观经济生产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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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978—2014年间广西壮族自治区宏观经济生产效率 |
之所以如此,概源于劳动力要素市场的逐步完善,劳动力全国范围流动日趋便利。刘霞辉等在考察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开发机制时指出,1992—1996年间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的一个重要阶段。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力要素市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供给来看,1990—2005年间,15~64岁人口劳动参与率呈现出较快的下降趋势,而全社会就业规模在1989—1996年间亦进入减速增长阶段[14]。而从需求来看,资本存量与GDP的快速增长是刺激劳动力需求的重要推手。
当然,上述分析纯粹基于我国宏观经济总量生产技术状况,侧重反映的是劳动力需求层面的基本信息,而影响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因素很多,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的实际进程或与本项研究存在偏差。不过,从本世纪初即多次、多地出现的用工荒现象来看,我国劳动力供求状况确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也为本项研究提供了现实层面的依据。
4 讨论毋容置疑,影响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因素众多,比如,人口增长率、资本存量、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城镇化水平等不一而足。从长期来看,劳动力供给主要决定于人口增长率,而需求则主要依赖于经济增长。
毫无疑问,本项研究结论与前方定量分析密切相关,极有可能受到资本存量核算结果的影响,而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是资本折旧率的选取。事实上,即便同样使用永续盘存法估算资本存量,相关变量取值不同则核算结果差异较大。不过,根据李宾的研究,折旧率的设定对资本存量估算结果的影响最大,而基期资本存量的影响很小,至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相近,而前者略优[15]。
一般而言,资本折旧率赋值区间以5~10%左右为常见。然而,我们发现,在更低的5%或者更高的10%折旧率赋值下,本文实证分析结果并无变化。若经济折旧率设定为5%,资本存量大幅度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有正向冲击,宏观经济生产效率值有所变化,但劳动力属性变迁的临界点仍稳定在1994年,如图 5所示。若经济折旧率设定为10%,实证分析结果与9.6%设定相近,此处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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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经济折旧率5%下的我国宏观经济生产效率 |
当然,考虑到我国的基本国情,城乡二元结构必然影响到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变更进程。事实上,累增的城镇常住人口可能对应更高的就业水平,换言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可能会延缓劳动力属性的变化。不过,也仅仅是延缓而已。另外,产业结构也与就业实际需求息息相关,我国产业结构的逐步调整,特别是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的不断提升会促进劳动力的需求,进而影响到劳动力供求状况。综合来看,在资本存量与经济高速增长情况下,劳动力数据属性的变迁迟早会发生,或已然发生。
5 结论在数据三分类假设下,我们采用非参数的绩效评价方法DEA方法考察了1978—2014年间我国宏观经济生产绩效。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已无复1994年之前明显的供过于求状况,劳动力开始出现紧缺现象,用工荒是为例证。考虑到经济可持续增长仍有赖于劳动力的稳定投入,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有其必要性。
[1] | 李涌平, 蔡天骥. 理解单独二胎人口政策, 为了未来人口发展的平衡[J]. 人口与发展, 2014, 20 (6) : 104 –109. |
[2] | 翟振武, 张现苓, 靳永爱. 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J]. 人口研究, 2014, 38 (2) : 3 –17. |
[3] | 薛继亮. 延迟退休和放开二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研究[J].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14 (2) : 74 –79. |
[4] | Malthus Thoma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s it affects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 with remarks on the speculations of Mr. Godwin, M. Condorcet, and other writers[M]. London: J Johnson in St. Paul' s Church-Yard, 1798 . |
[5] | Solow Robert M.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6, 70 (1) : 65 –94. DOI:10.2307/1884513 |
[6] | Jack Hirshleifer, Amihai Glazer, David Hirshleifer. Price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decisions, markets, and information(Seventh Edition)[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7] | Womer N K, Bougnol M L, Dula J H. Benefit-Cost analysis using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J]. 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arch, 2006, 145 (1) : 229 –250. DOI:10.1007/s10479-006-0036-5 |
[8] | Wei Q L, Yan H. Congestion and returns to scale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04, 153 (3) : 641 –660. DOI:10.1016/S0377-2217(02)00799-3 |
[9] | 马赞甫, 刘妍珺. 基于数据三分法的DEA模型[J]. 经济数学, 2011, 28 (2) : 11 –15. |
[10] | 马赞甫, 刘妍珺, 王伟. 数据三分类下绩效评价的DEA方法[J]. 上海管理科学, 2013, 35 (1) : 59 –62. |
[11] | Charnes A, Cooper W W, Rhodes E. Measuring the efficiency of decision making units[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1978, 2 (6) : 429 –444. DOI:10.1016/0377-2217(78)90138-8 |
[12] | Goldsmith Raymond W. A perpetual inventory of national wealth[J].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951 (14) : 50 –74. |
[13] | 张军, 吴桂英, 张吉鹏. 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 经济研究, 2004 (10) : 35 –44. |
[14] | 刘霞辉, 张平, 张晓晶. 改革年代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M]. 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08 . |
[15] | 李宾. 我国资本存量估算的比较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1 (12) : 21 –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