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第二次安倍内阁显示出新政府对于日本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及经济重生方面的重视，并坚持走“安全”路线。然而，安倍政府通过的《能源基本计划》(以下简称《计划》)却明确了重启核电的姿态，彻底转换了前执政党——民主党“零核电”的政策，让外界极为关注。《计划》不仅将遭受巨大争议的核能重新定义为重要的基础能源，还将煤炭重新定义为可长期依赖的重要能源。目前，我国煤炭行业正经历着产业阵痛，煤炭发展遇到重重阻力，何时脱困尚不可知，日本在能源结构调整、传统能源与新能源的再定位再发展过程中的种种探索值得我国借鉴。

1 日本第四次能源基本计划的主要内容 1.1 《计划》的出台背景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9级强烈地震，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爆炸与核泄漏事故。核事故发生后，抗议活动迅速蔓延到整个日本，再加上事故发生后被媒体披露出的相关丑闻，全国各地连续进行反核示威，去核的声音越来越高，几乎一夜间形成了“一边倒”的反核态势。由此，日本政府和核电公司被迫停止所有工厂运作，2012年5月，进入“零核电”状态。核电曾占日本国内发电量的30%，核能缺失导致日本面临电力供应严重不足的局面，民众通过自给式发电、“绿色窗帘法”节约用电等方式度过了此艰难时期^[1]。

为了满足国内需求，日本将能源重心迅速从核能调整到可再生能源，加快布局并想方设法向全国普及。2012年7月，日本实行“可再生能源发电固定价格收购制度”(FIT)，规定电力企业以每千瓦时42日元的价格收购能源所利用太阳能、风能、地热等发出的电力，收购期长达20年。高收购价格的诱惑刺激到各发电能源所的神经，纷纷设计出台百万瓦级太阳能电站建设规划。然而，电力企业收购电力的资金与每月的电费要与下游用电企业和普通家庭共同分担，高昂的收购价格和用电价格导致企业和民众用电费用激增，普通百姓并没有成为这项新制度的受益者，民怨沸腾。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即是日本自身地理条件的限制，由于超过一半的国土面积是丘陵和山区，人口密度还大，对大型太阳能的建设存在巨大制约。如果不能充分利用太阳能资源的话，相应地，风能、地热、生物质能、潮汐能等方式的发电需求就必须增长超过数十亿度来弥补太阳能发电的缺失，既不科学，也不现实。

大地震造成的核事故暴露了日本能源供应系统的单一、脆弱和核电低可靠性的缺陷。同时，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引发的“核污染”，包括泄漏的遗留物对环境的破坏以及环境污染引发的次生污染，比如水污染进一步对人畜产生了生物伤害等。“零核电”后，日本立即出现了严重的电力短缺和电价飞涨的局面，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执政的日本自民党就基本计划草案召开了3次联合会议，化解与公明党之间存在的各种分歧。几经周折，2014年4月11日，日本内阁通过了《能源基本计划》(エネル ギー基本計画)，对能源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

1.2 《计划》的基本方针与能源结构新定位

《计划》明确了“后福岛时代”日本能源政策的基本方针——“3e+S”。3e即能源稳定供给(energy security)、经济效率提高(economic efficiency)和环境保护(environment)，S即安全性(safety)^[2]。《计划》同时提出，在以安全性为前提的基础上，能源的稳定供给是第一位的，经济效率的提高能降低能源使用成本，但不能破坏环境，能源发展要取四者的最大公约数。

2001—2010十年间，日本内阁在2003年、2007年、2010年分别通过了三次能源计划。在2003年通过的计划中，第一次提出日本能源政策的基本方针是“ 3E”，并在之后的两份计划中大力宣传利用核能的“美好”与“安全”，甚至将核能安全鼓吹到极致与绝对的程度。然而事与愿违，2011年的大地震让日本政府与民众亲眼见证了核电根本不存在绝对安全的神话。因此，第四次《计划》必须以摆脱“绝对安全”为前提，反思长期以来过度宣称核电绝对安全的做法所产生的反作用力，日本的能源发展规划必须吸取福岛核事故的教训，反应国内能源新形势与行业新走向，将“安全性”作为独立的重要单元增加到能源政策的基本方针之中。

《计划》为后福岛时代的日本能源结构调整设置了新的目标：一是构建以多元化、多样化为特征的具备高度灵活性的能源供需系统；二是实施综合性的能源供需政策，以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使用效率。不论是政策导向还是具体规划，都无疑是对之前“一核独大”能源政策的大胆变革。“一核独大”的能源政策使日本在国内54座核反应堆全部关停后，一次能源自给率从20%下降到6%^[3]。《计划》立足于能源多样性的特点，从灵活能源供需系统角度出发，以多种能源之间的“无缝”衔接与替代补救为其基本思路，解决因供应中断或短缺而可能造成的事故。《计划》明确了可再生能源、核能、煤炭、石油、天然气等5种一次能源的发展方向，并结合日本能源结构调整的思路与方向对它们分别进行了新的战略定位。可再生能源种类多样，是重要的低碳国产能源，须积极推动；核能因其效率高、碳排少、成本低，仍是重要的基础能源，但发展须以安全为前提；天然气发电占全部发电量的四成，对天然气依赖性较大，须实现多元化的能源供应；对石油的需求呈减少态势，但因其用途广泛，仍是重要能源，要强化与产油国的合作关系，稳定能源供给。

大地震让日本对煤炭资源的需要和渴求上升到一个新的高点，《计划》对煤炭进行了新的定位并给出了一定时期的发展目标。实际上，1997年底《京都议定书》签订后，日本考虑到资源自给率低、核能碳排少、有利于环境等因素，一直将发展核能作为基本国策，而煤炭等其他资源并不被重视，直到核能安全神话破灭，煤炭的重要地位再次被提上日程。《计划》认为，煤炭作为基础能源具有其他能源所不具备的优势特征，比如兼具稳定性与经济性的特质，在各种资源中，引发地缘政治风险的可能性也最低，因而，必须长期依赖。煤炭不应该再坐“冷板凳”，反而有与核能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煤炭、核能、新能源是日本能源的“三驾马车”。在能源规划与发展策略中，不仅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还要设定具体的发展目标：一是在节能减排方面加强科技研发与投入，研究具体措施办法，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二是提高煤炭的使用效率，对火力发电站进行技术改造与升级换代，淘汰老旧设备。引人深思的是，《计划》对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新能源仅进行了定位，认为是能源结构的重要内容，必须加快推动发展。但是，在发展方向、发展措施等方面并没有深入论述。备受日本国民关注的“电源定位”具体规定为：将发电成本低廉、可昼夜持续运转的地热、一般水力、核能、火力(煤)发电定位为“基本负荷电源”；将廉价、可根据电力需求动向对发电量进行弹性调整的天然气等定位为“中间电源”；最后将发电成本昂贵却可根据电力需求对发电量进行弹性调整的石油、抽水蓄能式水力等定位为“高峰电源”。

1.3 《计划》的关键举措

(1) 积极开发新能源，减少对外依赖

《计划》提出，专属经济水域排世界第六的日本要加快开发甲烷水合物(可燃冰)等国产资源，提高能源自给率，并给出“三步走”计划：2013年开始，用3年时间先进行广泛的分布调查；2014年开始，在扩大调查海域对象的同时，在希望较大的区域取得样品；2015—2016年前后，根据前两步进展情况，从商业生产角度开展技术、经济、环评等多方评价，并研究资源开发技术。目前，日本正在加快建设储备和回收装置，为商业生产做准备。日本本岛资源匮乏，几乎没有任何常规化石燃料，但2013年3月，日本宣布成功从深海可燃冰中提取出甲烷气体，成为世界上首个掌握可燃冰采掘技术的国家。2013年12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在其西北部海域发现大量的可燃冰。日本渴望像美国页岩气革命一样来一场“可燃冰革命”，虽然能否达到页岩气革命那样的影响尚未可知，但毕竟意味着日本距离开发一种潜在新能源又近了一步。

(2) 建设彻底节能型社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计划》从两方面提出建设彻底的节能型社会：一是经济运行各领域(消费、运输、产业)的节能；二是提高能源供给效率。

消费领域，使用高性能建筑材料，引入高效空调机、全热交换器、人体传感器等节能技术，推动建筑物和住宅的节能化，并参考当前能源效率最佳电器产品的性能参数建立领跑者制度。

运输领域，以实现高效的物流体系为目标，促进物流基地集约化建设和货主联合共同运输活动，推进智能化交通系统(ITS)建设，完善道路建设，缓解汽车拥堵减少能耗。

产业领域，制定多种政策支持企业的节能设备投资、制造工艺改善、节能改造等，不断推动产业领域的节能技术开发，如建筑能源管理系统(BEMS)。

提高能源供给效率方面，进行详细的能源消费量调查，细化分解各部门的节能指标；同时，针对企业在高峰期的节电，日本能源厅给予高度评价，建立节能反馈机制。

(3) 加快技术创新，推动节能减排

核反应堆停止运行后，日本重启大量的火力发电站以弥补电力供应严重不足的局面，这导致日本的化石燃料进口量大幅上升。2013年，日本进口了总价值达800亿美元的煤炭与天然气，约占当年总进口额7 930亿美元的10%^[4]。与此同时，温室气体排放量也有所增加。2013年，日本CO₂排放量高达12.24亿吨，为历史最高。此外，约两成的火电设备服役年限超过40年，老旧设备重新启用导致故障频发^[5]。因此，日本积极研发先进超临界发电技术(AUSC)与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系统(IGCC)，以先进煤炭技术降低环境负荷。《计划》提出，研究CO₂捕捉和封存技术(CSS)，到2020年实现商业化的目标，促进高效率煤炭火力发电技术出口及高效率LNG火力发电的技术开发、有效利用、出口。日本贸易部长茂木敏充称：“使用日本最先进的煤炭技术，美国、中国和印度CO₂年排放量可以减少15亿吨。” ^[6]

(4) 加强双边对话，扩大国际合作

“减核电”也开启了日本能源外交新布局。《计划》提出，2010年，日美之间就清洁能源合作达成共识。日本大震灾以后，日美之间的能源对话更为紧密，两国已经建立起促进民用原子能合作的日美双边委员会。目前，日美间在化石燃料、可再生能源、节能、核能、智能社区等方面建立起了多种形式的合作。日本与亚洲各国的能源合作关系也在不断强化。2012年底，安倍在日本自民党重新夺回政权并作为党首再度就任首相后，多次出访蒙古并促进推动《日蒙经济合作协定》(EPA)的签署，目的就是通过给予经济援助，争取蒙古同意日企参与蒙古境内的塔本陶勒盖煤矿(Tavan Tolgoi)的开发(该煤矿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开采煤矿)。日本对蒙古的煤炭等矿产资源存在巨大需求，渴望在蒙古超大储量的煤矿中获得权益，并通过进口蒙古廉价煤炭降低目前高昂的能源费用支出。

2 能源革命背景下我国煤炭行业现状 2.1 能源革命要旨：供给侧的视角

“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是在2012年底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的。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专题研究我国能源安全战略，又对此做了进一步的系统阐述和诠释，提出推动能源消费、能源供给、能源技术和能源体制四方面的“革命”，并全方位加强能源国际合作，其力度超过“革新”、“改革”和“变革”，意味着中国能源战略将出现根本性的重大变化，彰显出中国能源必将迎来一场历史性的产业革命。纵观能源革命路线图，从供给侧出发，其要旨：

一方面，能源供给革命是政治责任与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供给要立足国内保安全。能源立足国内靠的是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资源特点，靠的是相当长时期内，煤炭的主体能源地位难以改变。此番革命就是要还原能源商品属性，在突出强调能源安全的前提下，实行一系列重大变革和系统性改革，而绝不是小改小革。同时，能源革命必须依托企业自身的转型升级与结构调整，推进能源供给理念的转变：从注重外延扩大转变到内涵式发展上来，从追求规模做大转变到做强做优做精上来，从注重投资提效转变到内部创新挖潜上来，从能源革命的等待观望转变到自主争先上来，从资源依赖型转变到创新驱动型上来，从煤炭生产经销商转变到清洁能源供应商上来。

另一方面，能源供给革命是时代命题与发展方向。能源供给要坚持高端化、清洁化、多元化、国际化，首先要走出“能源本身有高低端”的误区。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煤炭就低级，太阳能就高端，其实，资源禀赋无所谓高低端，关键是要意识到能源产品和利用方式有高低端之分。以煤炭为例，未加处理直接燃烧，煤炭就是高污染、高排放的低端能源，而经过洗选提质，经过清洁燃煤技术，经过煤制气、煤制油、煤制烯烃，就可以实现传统能源的更新换代和高效利用，这就变成了高端能源。“英雄不论出处”，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看能源资源来自何处，还需注重在转化、储运和终端利用等环节的改进。新的能源需要发展，但更加有效的是在传统能源的合理利用、清洁利用上做足文章。

2.2 当前能源领域的“三化”趋势与“两低两高两控”压力

从能源领域看，当前总体上呈现出“三化”趋势：

一是清洁化。根据国务院发布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发展清洁低碳能源是能源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天然气比重达到10%以上，煤炭消费比重控制在62%以内^[7]。产业结构的调整，对煤炭作为一次能源消费将会受到抑制。

二是全球化。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进口煤炭2.04亿吨^[8]。从2011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煤炭进口国以来，进口煤已经迅速从煤炭市场的补充，演变为重要的市场力量。

三是减排化。2015年12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2020年前，对燃煤机组全面实施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对落后产能和不符合相关强制性标准要求的坚决淘汰关停，东、中部地区要提前至2017年和2018年达标。改造完成后，每年可节约原煤约1亿吨、减少CO₂排放1.8亿吨^[9]。这些措施的出台，将进一步抑制煤炭消费大量增长。由于国家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调整和减排压力，对煤炭市场和电力市场供求关系势必带来很大的影响。

目前，我国煤炭行业处于不景气周期下行阶段，供需关系失衡，市场价格持续走低，整个行业将长期面临“两低(需求低速增长、价格低位徘徊)、两高(产能和煤炭进口过高)、两控(国家化解产能过剩和控制煤炭消费总量)”的压力，预计煤炭市场供应宽松的局面还将维持较长时间，煤炭的发展空间将受制于多重因素，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电力市场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方面，国家限制高耗能行业导致电力需求疲软，水电、风电、核电、光伏等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2013年全国火电装机占比时隔35年重回70%以下。加之环保对电厂的排放限制日益严苛，特高压输电技术冲击东部沿海电厂，使火电的发展越来越难，政策要求越来越严，京津冀鲁、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火电已经限批。另一方面，煤炭价格持续走低，各发电企业发电积极性普遍增强，抢发电量的竞争日益激烈。

2.3 煤炭市场“三增三降”

“三增”是：第一，全社会煤炭库存大幅增长。到2015年末，全社会存煤已持续48个月超过3亿吨，煤炭企业存煤1.01亿吨，比年初增加1 443万吨，增长16.7%^[10]。第二，全国原煤产能大幅增长。自2006年以来，我国煤炭采选业固定资产累计投资3.6万亿元，产能建设严重超前。目前，全国煤炭产能已超40亿吨，在建项目规模超过10亿吨^[11]。第三，进口煤量大幅增长。2015年我国进口煤炭2.04亿吨，创下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自从2009年成为煤炭净进口国以来，对外依存度连年攀升。《中澳自由贸易协定》2015年12月20日正式生效，按照协定内容煤炭关税在两年之内将降为零。中国的煤炭进口大部分来自澳洲，随着澳洲煤炭产能持续释放和零关税带来的成本优势，将对国内已经过剩的煤炭市场，特别是东南沿海煤炭市场产生巨大冲击。

“三降”是：一是煤炭价格迅速下降。以5 500大卡动力煤为例，2015年12月30日，秦皇岛港平仓价为370元/吨，比年初降低150元/吨，下降28.8%，相比2011年860元/吨的高点下降57%^[12]。二是煤炭交易量迅速下降。市场普遍持观望态度，交易活跃程度下降。2015年我国北方11个运煤港口累计发运煤炭6.17亿吨，同比减少达4 099万吨，预示着沿海地区去年从北方港口煤炭采购量减少了4 099万吨^[13]。三是企业效益急剧下降。中煤协副会长姜智敏在2015年度煤炭工业改革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中煤协统计了产量在全行业占比约70%的90家大型煤企，2015年前11个月，这90家大型煤企利润只有51.3亿元，同比减少500亿元，降幅为90.7%。2015年煤炭行业亏损面超过了90%^[14]。

宏观经济低速增长、煤炭产能过剩、煤炭消耗增幅降低、环保压力加剧、清洁能源快速增加、进口煤保持高位等因素导致煤炭销售不畅、量价齐跌，对行业生产运营、收入和利润产生极大影响。在煤炭行业从云端跌入谷底的同时，社会上“去煤化”呼声不断，煤炭行业在多方重压之下脱困极为乏力。然而，谈“减煤”容易，找替代品难，煤炭消耗量要减少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清洁能源产量必须增长150%。中国发展离不开煤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可以认为，未来相当长时期我国煤炭的基础地位并不会改变。

3 日本第四次能源基本计划对我国煤炭行业发展的几点启示 3.1 重新定位煤炭的地位

日本对于核能的重新定位值得我们借鉴，对于煤炭的重新评价同样值得我们思考。对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能源而言，如果仅因为遇到暂时无法克服的各种难题而急刹车的话，其结果只能是能源结构的骤然失衡与结构调整的硬着陆，进而严重影响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其实，对于一种能源的定位也好、评价也罢，两者之间呈现出稳定共性，即必须关注能否保障能源安全，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在环境容量阈值之内，唯有如此，才能契合能源革命下供给侧的战略保障和结构调整的战略思维。

十年前，学界就曾对煤炭的战略定位有过一次至今影响颇深的争论，当时两种影响较大的声音是：“以煤为主，敞开使用，比例下降，总量增加”的煤战略定位和“减少份额，控制使用，积极替代”的煤战略定位^①。两种声音共同认可煤炭的基础地位，但对于其发展则持积极使用与刚性约束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时至今日，科技飞速发展引领煤炭行业出现了若干意想不到的新变化，最为显著的当属煤炭的超低排放已成为现实。由此，可以更加坚定地认为，煤炭工业不是夕阳产业，煤炭不等于污染，是可以长期依赖的重要基础能源。对于我国而言，未来相当长时期煤炭的基础地位不会变，但也必须清醒认识到，煤炭行业过去粗放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转型调整势在必行。实践证明，煤炭行业粗放型发展模式的后果是大而不强，面对严峻的市场形势，诸多煤企居然还要增产和打价格战，除此以外却束手无策。与此同时，市场倒逼机制已经启动，环保重压之下，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成为企业求生存求发展的必选题。国务院出台大气污染防治“国十条”以来，行业龙头企业开展新建燃煤发电机组“趋零排放”研究，开发了除尘、脱硫、脱硝的烟气节能环保一体化处理技术方案。

^① 可参见倪维斗：《我国的能源现状与战略对策》，《科技日报》2007年1月25日；何祚庥：《解决能源短缺问题的根本出路在哪里？》，《科技日报》 2007年2月8日；中国科学院能源战略研究组：《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

神华集团国华舟山电厂4号35万千瓦国产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趋零排放”工程，于2014年6月18日启机，通过168小时运行考核，6月25日投入商业运行，大气污染物排放指标大大低于燃气发电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标志着国内首台“趋零排放”燃煤机组诞生^[15]。国内其他部分燃煤电厂也开展了清洁燃煤发电技术改造工程建设工作，燃煤电厂技术改造后，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汞的排放可以达到燃气电厂的排放标准。从国际上看，煤炭的清洁高效转换也不乏先例。不少发达国家也大量使用煤炭，2012年，美国、德国的人均煤炭消费量就与我国相近。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德国煤炭年消费量曾超过5亿吨，每平方公里煤炭消费强度接近今天的京津冀地区，环境却治理得很好^[16]。

总之，煤炭的定位并非一定就抱守传统能源的固有认识而不做任何变化，从目前来看，应定位于“基础能源，现代转换，清洁发展”，它是可以清洁高效转换的能源。能源革命语境下，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实现传统能源的现代转换，煤炭行业仍然是非常有前途的，加快转型升级，清洁高效利用是煤炭发展唯一的途径。

3.2 积极实现技术突破

日本将天然气水合物基础研究以先导计划或前沿技术开发的形式列入中长期能源战略规划的做法及其背后的战略动因，值得我国借鉴。在我国能源革命路线图中，通过科技创新带动能源领域的消费、供给、技术和体制四个方面的“革命”的阐述比较清晰。对于身处困局的煤炭行业而言，集中力量实现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用重大创新成果带动全局，是脱困升级的致胜法宝。要实现这种转变，需要实现以下几方面的技术突破：

一是实现从燃料向燃料原料开发并重转型。继续保持和强化我国在煤炭开发利用转化过程中形成的技术领先地位以及一体化优势，在煤气化、煤制油气、煤制特种燃料、煤制烯烃与煤伴生资源综合利用方面全面出击，占领技术与市场制高点。

二是实现从单一煤基主体能源向多能源协调耦合发展转型。重点开展煤油共采、煤油共炼、煤气互补等工艺研究，核能、太阳能、风能制氢与煤多联产耦合，煤与垃圾、生物质利用耦合等技术的布局和超前研发，充分发挥化石能源之间碳—氢互补的特征，充分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与化石能源之间多联产协同耦合的特征，最大限度提高能源系统效率、产业效益。

三是实现从高碳粗放型向超低排放清洁高效利用转型。通过推广、采用燃煤电站“趋零”排放、烟气污染物一体化深度脱除、CO₂捕获与利用、先进循环流化床发电等技术，全力转变化石能源高碳、粗放的开发利用模式，将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降至最低，满足未来社会对环保和温室气体减排更严格的要求。

四是实现从能源生产消费向互联互动智能化方向发展转型。通过跨界整合与颠覆创新，开发多能源多联产电力、燃料、化工品，研发、推广基于信息智能化系统能级耦合技术、基于物联网的能源优化与存储技术、分布式能源开发利用技术等，实现多种不同类型产品的联产，实现产品生产、污染物治理、碳减排、资源综合利用等多种工艺的耦合与集成，并以此为基础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池、技术标准池、发明专利池、工程设计池，构造从研发、试验、示范到推广、应用、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条，最大程度上挖掘科技创新的价值。

3.3 提升国际化能力

日本政府的能源外交大有“玩转地球”之势，安倍在出访蒙古时也指出，“丰富的矿物资源可谓蒙古的强项，希望推动这方面的合作” ^[17]。煤炭经济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世界煤炭已经呈现出全球化的态势。煤炭大国通过国际贸易加速进出口的同时，利用全球化的影响加速贸易网络扩张，尽可能地实现其全球利益。同时，在全球化贸易中争夺煤炭市场的主导地位，争取话语权，掌握制定行业标准的权力，从而进一步扩大全球影响，以更加强有力的举措调动全球资源配置，进行全球市场结构调整，对世界各国的煤炭生产、营销和产业发展形成巨大影响。由此，中国煤炭行业也被不自觉地拉入到煤炭全球化的浪潮中，这既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必然，同时也是煤炭行业改变命运的历史契机。

中国煤炭产业必须借力发力，提升国际化能力。“一带一路”作为中国首倡、高层推动的国家战略，契合沿线国家渴望发展的共同需求。然而，中国煤炭行业的国际化程度还比较低，缺乏国际化经营战略，我们必须学习和运用国际规则，参考必和必拓、力拓、淡水河谷等跨国能源巨头的商业模式和运行机制，加速体制变革，以全球化思维参与国际竞争。煤炭产业国际化能力的提升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努力：一是要有先进的、切合中国煤炭行业实际的国际化战略。依托现有优势，以投资海外资源为基础，合理布局，逐步建立境外区域性的投资开发体系。二是建立有效的风险管控体系。由于各种原因，国内企业在境外投资失败的例子很多，必须引以为鉴。煤炭行业要密切跟踪研究国际、地区和国别形势，加强对项目所在地区的政治、经济、贸易、科技、能源、环境、金融、文化等领域的了解和掌握，建立一套有中国煤炭产业特点的风险管控体系，合法合规经营，降低和控制境外投资经营风险。三是要培养一批精业务、会外语、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队伍。重视海外人才管理队伍的培养，在推动国际化经营中担当重任。四是要有一批叫得响、效益好的精品项目。加快推进已有项目建设，抢抓新项目落地，做好战略投资和精品项目投资。以标杆性项目建设促进中国煤炭的国际化，尽快形成基本的境外投资信息网络，在境外实现多个项目落地，投产项目要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建成几个自身效益好、在当地口碑好、管理水平高的具有良好示范效应的精品工程。

4 结语

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核泄漏让日本核能利用与发展遭遇极大阻力，日本新内阁出台新的能源政策以应对因核事故引发的能源危机，同时决定了日本中长期能源政策的发展方向。反观我国煤炭行业，目前在内忧外扰中同样举步维艰。然而，我国的能源革命并不是要革煤炭的命，就像日本第四次能源基本计划在各方重压之下也不是让核能退出日本能源舞台，反而是力排众议“曲线救核”，仍然把核电列为主要能源明确重启核电，只是更为科学、理性、谨慎地对待它。

国内煤炭经济运行形势严峻既不是意外也不是简单的孤立现象，深层次追究，是全球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在煤炭行业的缩影，是全球煤炭市场回落在中国煤炭行业的体现，是中国经济新常态在煤炭领域的具体反映，是“谈煤色变”、“妖魔化”煤炭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能源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动力，实现清洁、低碳、有序的能源结构是中国能源战略定位的根本。煤炭是我国最廉价、最安全、最易获得的能源，在我国能源安全中地位重要，由此，提“后煤时代”还为时尚早。

能源革命并非要革煤炭的命，而是要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提高能源的利用率，节约能源，改进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方式^[18]，改变煤炭的粗放开发利用，创新煤炭开采、使用、管理等环节，使能源结构向低碳化、多元化、均衡化有序发展，这既是能源战略转移的核心问题，更是国民经济宏观战略朝可持续方向发展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