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深度融入社会生活,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生产、生活与行为方式。大学生作为对社会流行文化与生活方式最为敏感并积极尝试参与的社会群体,深受网络化影响,而系统化媒介教育的缺失与网络素质教育的严重缺位,加大了青年大学生陷入网络化陷阱或违反网络道德行为发生的风险。加强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强化大学生的网络安全意识与网络伦理意识成为当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
1 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时代紧迫性网络化、信息化与社会生活的深度融合,加速着社会成员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转变。网络极大伸延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时空界限,不同地域的社会成员借助网络轻松地突破时空限制,即时、便捷地互动和交流,实现信息共享或精神狂欢;它极大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时空距离,把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便于人们之间经验与智慧跨时空的交流。可以说,在以网络技术为支撑的信息化社会,网络不仅成了一种用以传递信息而替代现实中个体的实践行为或基于某种共同价值目标而迅速集结以维系和发展目标共同体的强有力的技术工具,而且成了社会生活中个体与他人进行合作、交流与实现各自不同价值目标的一种高效、便捷的有效手段,传承和凝聚人类集体智慧以推动持续性创新,成为人类向更高文明迈进的阶梯。
大学生作为网络化社会中高度活跃的群体,是虚拟网络世界中行为角色的重要扮演者,他们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活跃在网络化社会之中,智能终端成为其娱乐与生活的“遥控器”。然而,网络作为信息传播工具,具有双重社会属性:一方面,网络被积极利用,把人类的群体、组织等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能迅速地把人类的智慧凝聚在一起发生聚合效应,方便社会生产生活,是人类高效创造财富的依托和传递社会正能量的重要载体,成为凝聚人类文明、促进社会发展、共享人类文明成果的一种重要便捷途径;另一方面,在商业利益驱动下,它更可能被恶意利用,成为为谋取市场暴利而暴力炒作的公共平台,更可能成为少数不法分子为牟取不正当利益而攫取他人信息的帮凶,涉世不深的大学生成为其重要“猎杀”目标。其一,大学生社会经验不足,容易被网络诈骗命中。尽管教育引导的力度不断在强化,教育方式与途径在追随时代潮流中创新,但网络诈骗依旧频发,危害校园稳定与社会公共安全。其二,自由开放网络空间充斥着污言秽语,易侵蚀涉世未深青年学子的精神肌体;利益驱动下“有色图片或视频”的强烈刺激,易分化青年学生的注意力,瓦解其道德肌体的构建。据统计,“网上的无益信息占50%以上,其中网上黄毒随处可见:目前全球的色情网站已超过3.7亿个,而且每天约有两万张色情照片在陆续进入互联网;而美国的调查发现网上的450 620张色情图片,在半年时间里,仅在美国就有6432 297人次查看” [1]。其三,转型期多种社会矛盾剧烈突显与各种社会思潮碰撞交织,西方“文化霸权”的侵入与国内非法宗教力量的强势渗透,容易对青年大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发生误导,消解着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与社会正能量的传播,悖逆着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价值目标。其四,商业化网络游戏契合青年学生在平淡而紧张的大学生活中不甘平庸、寻求刺激、追求完胜的性格特质,网络游戏的强力诱惑不断瓦解着青年学子“寒窗苦读十余载”的坚强意志、消弭着其一直以来所坚守的为实现梦想可“抛头颅、洒热血”而志向不改的豪情壮志。常见于报端的一幕幕“凄惨悲剧”无不撕心裂肺地告知人们:网络的负效应不仅在改变深陷其中青年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更在扭曲他们的心理与人格,惨痛的教训应引起警惕。如此种种的悲剧发生不仅粉碎了当事人多年呕心沥血亲手构筑起来的理想追求与幸福梦想,更践踏着高等教育对社会做出“立德树人”的庄严承诺,动摇着社会和谐构建的根基,强化大学生的媒介伦理与媒介素养教育刻不容缓。
2 大学生媒介教育的现实反思在人类社会生活趋向高度网络化的当下,虚拟与现实并存正成为人们重要的存在方式。以数字化技术为支撑的虚拟化社会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加速着人类智慧及其文明成果的凝聚,成为科技创新与社会进步的引擎。在科技进步中,人的自由本性也获得极大解放,正如恩格斯所说,“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2]。新一代大学生作为获得更加广阔自由的坚定支持者与新生活的忠实追求者,与网络化世界融为一体是其理想选择,但“青蛙之死”的理性沉思不得不使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高校深谋远虑、高瞻远瞩,防范大学生在不自觉中被非理性吞噬的危险,努力培育他们适应网络化社会的基本技能以获得自由而全面发展。
然而,在轰轰烈烈的媒介化浪潮中,媒介教育理念仍未真正进入教育者的视野,中小学在“升学质量”的胁迫下把应试教育发挥到了极致,媒介教育等“副课”极度匮乏,办学条件比较优越的高校也未能幸免落入此类窠臼,如有研究指出,作为新媒体技术的主要使用者,当代大学生辨识庞杂信息的能力不高,媒介素养水平普遍不高,表现在:一是大学生媒介教育明显不足,目前只有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开设媒介教育相关课程,且选修媒介教育课程的大多是新闻类专业的学生,非新闻类的学生对媒介教育较为陌生;二是大学生运用和驾驭媒介能力有限,尤其容易被网络媒介所“绑架”;三是对媒介信息缺乏足够的辨识能力,一些偏激、低俗、虚假的观念未经过滤径直进入大学生的视线[3]。作为一种终身教育和素质教育,媒介教育并未引起以创新素质教育为当代高校重要使命的诸多高校的足够重视,职业教育、技术教育中心主义被越来越多的高校所推崇,深度融入地方经济早已成为高校谋求自身发展的基本方向,媒介教育沉沦于功利化与市场主义,缺乏媒介素养的大学生自发的网络行为很易陷入“网络泥沼”,成为网络化的牺牲品。
大学生媒介教育缺失,凭借其自发在网络实践中累积起来的感性认识无法对媒介信息巨量传播的本质做出较为准确评价,抗风险能力弱,禁不起网络空间形形色色“糖衣炮弹”的袭击与有色信息的“狂轰滥炸”,易导致网络迷恋或信息崇拜,颠倒黑白甚至价值观扭曲,因为“信息被认为与传说中用来纺织皇帝轻薄飘逸的长袍的绸缎具有同样的性质:看不见、摸不着,却备受推崇。如同所有的崇拜,信息崇拜也有意借助愚忠和盲从,尽管人们并不了解信息对于他们有什么意义以及为什么需要这么多信息,却已经开始相信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周围的每一台计算机都成为信仰时代的真十字架:救世主的标志了” [4]。盲目追崇网络的神圣与魅力,易忽视个体在网络世界理应遵从的规则与秩序而迷失自我。
教育管理者并未意识到媒介素养教育对大学生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事出有因”的思维模式指引下,习惯性地把大学生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完全归罪于网络,否定网络对大学生全面发展与个性化诉求的应有价值,对大学生网络化生活方式借“前车之鉴”横加指责,以“防患于未然”,无视网络化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这无疑悖逆信息化时代高等教育的时代化走向。
事实上,大学生生活于其中的生态环境具有复杂性,大学生现实生活中各种问题产生的根源具有多元性,当网络被纳入大学生各种问题产生的影响因素格局之中,它并不具决定性作用,但在社会生活与网络化关系更加密切、人类正在全面奔向网络化的当下,网络在提升社会生活质量与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提升大学生的媒介素养对于其适应未来社会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创新发展至关重要。教育者开拓视野、自觉调整管理思维模式、培育当代社会网络化思维,创新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方法,历练其适应网络化社会大学生教育管理服务的内功,才是有效防范和化解大学生在网络化环境中迷失自我的各种风险的治本之策。
从认识论角度看,对媒介教育价值的认识也是对人的主体性的一种重新体认过程。当网络媒介与受众的矛盾尖锐地突显出来的时候,逃避已经不是最佳选择,要在与网络媒介的争夺中获得更大自由就必须“深入虎穴”,了解网络媒介的运作规律及其优劣特性。马克思曾说:“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 [5]面对大学生网络化生存的挑战,教育者不应当简单拒绝或消极干预,而应从当代社会高度媒介化与大学生深度融入媒介化现实,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与“立德树人”战略高度,理性地分析、研究并制定科学的媒介教育发展战略,从培育现代主动“阅听人”与优秀社会公民视角审视青年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采取得力措施,推进常态化媒介教育,帮助他们学会网络化生存;高校决策者应敢于直面大学生网络化生存与正在超越传统生活方式的现实,从制度设计入手精心设计大学生媒介教育课程体系,通过课程教育使大学生更好地认识网络、科学地使用网络、高效利用网络资源,使网络成为其健康成长的良师益友。
3 大学生媒介教育的改进与强化教育的使命在于让人类的生命不断延续,让人类文明生生不息。在网络化智能化时代,“技术对人控制的责任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人和制度对技术运用的方式” [6]。网络化能否成为教育者有效引导大学生科学使用网络、加速网络化思维模式的现代转型以壮大人类生命延续力量的利器,取决于教育者如何看待网络,更取决于教育对象对网络媒介本质的认识、如何在网络化生存环境下进行个人人生价值的定位与网络运用。基于此,教育者必须科学地认识和理解网络化与大学生对现代自由生活追求的辨证关系,清醒地认识到网络化的意义与现代化价值,使其成为传承人类文明、成就大学生梦想的重要载体,成为大学生吸收人类智慧、引领其点亮创新明灯的重要依托。高等教育应以包容、开放的态度对待大学生的网络化生活,积极培育他们的网络伦理意识,使其在自觉的网络化行为活动中把自己的思想认识逐步转化为激励其成长成才动力,提升其适应现代化社会的生存能力。网络化生存方式产生的过程逻辑也已表明,现代社会中任何人都无法拒绝网络的影响,也无法改变网络化生存环境,顺势而为才是“王道”。
3.1 培育教育管理者的网络化思维培育教育管理者的网络化思维,使其主动适应网络化生活,创新媒介教育理念。美国著名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在其专著《媒体文化》中指出:“获得一种对媒体的批判性的读解能力是个人和公民在学习如何应对这一具有诱惑力的文化环境时的一种重要资源。学会怎样阅读、批评和抵制媒体的操纵会有助于个人获得一种与占主导地位的媒体和文化打交道的力量。它可以提升个人面对媒体文化时的自主权,能给个人以更多的驾驭自身文化环境的力量以及创造新的文化形式所必需的教养。” [7]加强大学生媒介教育不仅是新时期高等教育的神圣职责与伟大使命,更是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与德育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借鉴西方国家媒介教育优秀思想基础上,创新媒介教育理念,改善大学生媒介素养状况、提升教育实效显得弥足珍贵。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屏幕媒介”的兴起,西方国家陆续将以提高学生媒介信息辨别能力、批评能力和利用能力为核心的媒介教育纳入正规的学校教育体系,亚洲的日本、韩国、中国港台地区相对开展较早,其他国家和地区正在开展。中东地区,以色列将媒介教育作为选修课。中美和拉丁美洲的21个国家媒介教育形式各异,但学校还没有正规的媒介教育课。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大学首先将媒介素养教育引入课堂[7]。在网络化飞速发展的今天,我国的媒介教育尚处于探索阶段,尽管从1997年引入媒介教育概念后便开始思考媒介教育问题,但仍主要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把媒介教育作为课程教育的学校屈指可数,有的只是散见于公共课程之中。原因有三:一是行政化资源分配格局中,媒介教育缺乏相应的资源支持;二是应试教育模式下媒介教育师资力量短缺;三是教育管理者与学科教师媒介化意识淡薄,缺乏理念创新。在网络化环境中,沿袭西方渐进式老路显然“远水难解近渴”,创新教育理念、探索符合信息化时代特征的本土化媒介教育才是最佳选择。
培育教育管理者的网络化思维是关键。俗话说,“思路决定出路,高度决定视野,角度决定观念”。面对网络化的挑战,教育决策者应从顶层制度设计高度重视高校媒介教育的落实,改变传统按部就班式的教育思路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短视思维,强化制度创新,加大媒介教育落地管理的监管力度,构建系统性立体化的媒介教育模式,有效突破媒介教育基础缺失、课程化缺位对高校的掣肘,从高校发展战略上构建媒介教育新思维。
发挥教师在媒介教育中的中坚作用。媒介教育关键在学校,学校教育关键在于教师,需要教育者教育理念创新,自觉探索并把握网络化时代媒介教育规律,准确掌握学生特点,把媒介教育贯通于专业课程教育过程之中,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思维方式,培育其自觉的网络化理念,形成良好的网络行为习惯;加强网络规则意识教育,培育他们自觉的网络伦理意识,恪守网络规则、防范网络风险。
优化高校生态环境,构建生活化网络化媒介教育新模式。大学生基本形成相对独立且趋向成熟的认知与评判能力,但容易受生活环境影响,“软硬不吃”的群体特征及其个性化发展决定了“点滴式”影响比规范教育更容易被认同与接纳。高校管理顶层设计应从当代大学生的人格与心理特征构建立体式生活化媒介教育模式:一是发挥校园廊壁文化视觉影像优势,使媒介教育理念在重复的视觉刺激中入脑并转化为自觉的媒介行为模式;二是利用网络化优势构筑网络化媒介教育平台,把媒介教育信息与大学生日常关心的校园信息结合起来,以其乐于接受的方式予以捆绑式发布;三是调动高校教师、职能部门人员甚至后勤工作人员等一切能动的力量,构建全员育人模式,引领学生在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中得以逐步提高媒介素养、增强媒介伦理意识。
3.2 协同推进媒介教育路径创新从西方的“免疫”范式、“大众文艺”范式、“表现”范式到“赋权”范式的发展历程看,不同历史时期媒介教育及其变化,反映了人们对媒介素养认识深化与成熟的过程,即从反对与自我保护、批判性接受到“赋权”。跳出西方迂回曲折的发展轨迹与中国传统教育的“灌输模式”,以创新性思维统筹信息生产和流通过程,推进媒介教育创新,使受教育者在信息生产与流通体验中培育自身的批判意识与批判精神,提升其媒介信息批判能力,以更好地融入网络化生活。
教育主体协同是高校媒介教育创新的根本。媒介教育作为一种素质教育,发源于被恶意利用网络媒体的负面性对教育对象思想与行为选择的入侵,缘起于其防御性。在网络化视野下,社会化媒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们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媒介教育的社会价值走向“赋权”教育。在传统学校教育价值的根基面临复杂而严峻社会考验的网络化时代,学校已无法独立胜任媒介教育的使命,社会、家庭与学校间协同开展媒介教育势在必行。政府应以法制的方式加强网络媒介信息传递的规范与管理,加强执法监督和检查,加大对违规者的惩治力度,纯洁网络空间、净化网络环境、优化高校媒介教育社会氛围;家庭勇于承担监护人责任,从大学生健康成长支持者的角度加强个体化的教育引导,配合学校开展思想道德教育、网络法制教育、价值观教育等,构建三位一体、攻防一体、软硬兼施的协同教育模式,有序推进高校规范化媒介教育,改造他们单纯的网络观念、强化他们的网络化生存能力与应用能力。
构建协同创新平台,发挥我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优势,提升学生的媒介教育实践价值的认识与是非判断能力是关键。俗话说,“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媒介教育取得实效的逻辑前提是其社会价值获得受教育者的认可,内在追求与外在满足的互动融合应成为媒介教育的最佳选择。高校应吸取“借力打力”的基本经验,遵从事物发展过程中主体应“顺势而为”的基本规律,发挥网络化优势,利用各种信息化渠道协同构建通畅的媒介教育网络平台,以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力量为纽带,创新网络化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与方式,引领各种积极要素参与其中,以点带面发挥辐射作用,吸引大学生群体的注意力,并通过娱乐化等大学生乐意体验的方式吸引他们参与到整个过程中,使他们在网络互动体验中升华对媒介教育实践价值的认识,逐步培育其自觉意识。
重视媒介教育过程的协同性是重要保障。不同学龄段媒介教育应有不同要求与价值目标,高校作为高层次人才培育的关键阶段,应把媒介素养教育作为信息化社会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协同中小学业已开展的媒介教育,构建更加成熟的系统化的媒介教育,内容上无缝衔接,形式上多元创新;针对当代大学生个性突出、叛逆性强等特点,高校教育者应积极调整对大学生网络行为的惯习性认知思维,积极融入其网络生活圈,传播媒介教育基本知识,协同大学生骨干塑造其网络“精神领袖”,利用朋辈间易被熟人“感染”的特性与“精神领袖”的影响力,形成网络群集、强化凝聚效应,适时采取措施促进已有成效的实践转化。随着大学生在媒介教育格局中“积极的主体”地位的显现,他们会逐步增强自我媒介教育的自觉性,提高媒介教育实效,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没有自我教育,就没有真正的教育”。
3.3 构建多元化媒介教育新模式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学校、家庭与学生协同参与的多元化媒介教育新模式补充高校媒介教育的不足。大学生媒介教育范式转换并不意味着是对原有中学信息技术教育范式的创新或“替代”,也不是对高校原有计算机等级水平培训的变种,而是对原有“点滴教育”范式或自发经验积累与促使范式变革因素的有机融合,构建以媒介伦理教育为核心的新范式。
构建网络化时代媒介教育新范式。传统媒介教育价值旨向在于指引学生学会透过媒介“信息迷雾”寻找信息资源,提升其信息批判能力、应用能力以及参与社会发展的能力。数字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多种媒体的深度融合,加速了整个社会生活的媒介化进程,网络信息媒介不仅是一种信息工具,更成为促进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阶梯,它将对未来社会发展和人的现代生活产生极大影响。信息媒介的深度介入,正改变着媒介教育的目标定位和价值选择,媒介教育应从传统的“认知—技能”向“批评—反思”转化,培育学生在“批评—反思”思维中创新,引领学生学会了解整个媒介系统背后隐匿的意义,即媒介信息来源及其目的性追问,在批判、认知基础上探索创新。
构建多元协同的媒介教育新模式。全球化网络化时代,媒介教育不仅是一种以适应能力与批判能力为价值取向的素质教育,更是一种应对意识形态与价值观跨地域跨文化侵扰之良策。政府应从巩固主流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高度重视网络媒介的信息传播价值,从民族文化独立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战略角度构建政府牵引、社会与家庭协同参与、高校大力宣传与教育引导、大学生积极介入的媒介教育新模式。政府应从国家战略高度重视媒介教育,立足高等教育发展价值取向、从顶层制度设计定位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以形成权威性指示;以法制建设与社会治理为契机,引导网络媒介运营商严格遵守市场规则与法律规范,自觉推进网络媒介环境的净化,营造媒介教育的生态环境;创造条件加速网络媒介知识的普及,提升家庭积极参与大学生媒介教育的协同力;高校应改变传统“教—育”分离或媒介知识化教育模式,重视受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性价值,增强教育双方的互动性,发挥教师的示范效应;鼓励大学生社团组织引领大学生群体积极介入自我媒介教育,外在与内化融为一体,以促进媒介教育外生与内生动力及其协同力的生成。
构建从合格大学生教育转向创新型应用型人才教育的媒介教育价值观。无论是传统素质教育还是以往的媒介教育,教育实效评判模式侧重于实用性,功利性色彩浓厚。在网络化时代,大学生媒介教育的价值取向,不仅应着眼于大学生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有所作为,更应使其能承担起适应未来社会创新发展的历史使命,而“决胜于千里”战略思维的培育需要以便捷的网络化工具传承人类优秀文化,拓展世界视野。为此,高校应把大学生媒介教育与信息化网络化社会、大学生的个性化特点结合起来,以立德树人的价值目标,本着服务型、创新型与应用型人才培育的理念,引导他们深化对网络化信息与社会服务价值的认识,培育他们的“慧眼”与创造思维,为未来社会培育出更多创新型网络精英,促进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
4 结语大学生是处于网络化时代最前沿的群体,其媒介素养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面临且不得不应对的一个现实性课题。媒介教育不仅是一种大学生的素质教育方式,更是一种教育理念的时代延续,它不仅关系着大学生的网络行为安全及其道德行为底线的恪守,更关系着大学生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养成以及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有效提升。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高校管理决策者的重要职责,更是高等教育的伟大使命与发展进步的基本构成。高校管理决策者应站在媒介化时代制高点上审视大学生媒介教育,以科学决策构建系统化、体系化媒介教育,引领其模式与形式创新,全面提升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质量,为社会培育现代化、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1] | 解学芳. 信息时代的网络文化生态安全危机与化解[J]. 情报科学, 2008 (5) : 767 –772. |
[2] |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566 . |
[3] | 刘森. 媒介素养教育:新媒体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领域[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3) : 116 –120. |
[4] | 吴克明. 网络文明教育论[M].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168 . |
[5] |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67 . |
[6] | 盛婉玉. 网络虚拟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SWOT分析及对策研究[J]. 科学社会主义, 2010 (2) : 99 –101. |
[7] | 道格拉斯·凯尔纳. 媒体文化[M]. 商务印书馆: 2004 : 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