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610年前，郑和奉明成祖朱棣之命，率28 000人的船队出使西洋诸国，拉开了七下西洋的序幕。郑和下西洋前后历时28年，航迹遍布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非洲东海岸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船队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航线延伸之远，均堪称世界航海史及中外交流史上的奇迹。600多年来他的美名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广泛传播，郑和也已成为和平友谊的象征。郑和下西洋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传播了中华文明、增进了中外经贸往来、构建了有利于东南亚和平发展的国际秩序，并将“海上丝绸之路”推向了鼎盛时期。

2013年10月，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他基于历史，着眼于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10周年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为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首次提出中国与东盟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称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在回顾海上丝绸之路历史脉络时指出，“ 15世纪初，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每次都到访印度尼西亚群岛，足迹遍及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等地，留下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佳话，许多都传诵至今”。显然，郑和下西洋是中外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壮举。因此，对郑和下西洋的得失进行深入探析，无疑将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深刻的理论指导和现实启发。

1 郑和下西洋的主要历史成就

在明朝以前，海上交通及航海科技均不甚发达，印度洋及亚太地区各沿海民族发展状况参差不齐，各种文明之间的交往意识不强，这些都共同制约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15世纪初，作为东方世界文明中心的明王朝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国力日渐强盛，社会经济呈现出一派“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的繁荣景象。明成祖朱棣从维护国家政权稳定、建立以明王朝为核心的东南亚朝贡体系的角度出发，于1405年派遣郑和船队出使西洋，以“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郑和船队每次出访都有海船数百、人员上万，规模空前且装备精良。而尤其值得深思的是，郑和船队这样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无敌舰队”，其远渡重洋的任务不是去开疆拓土、攻城略地，而是秉承“不可欺寡，不可凌弱”的和平外交宗旨交好东南亚、印度洋诸国。可以说，“郑和下西洋以其船队的庞大严整、航线的悬远广袤和航海技术的先进，将海上丝绸之路推向有史以来的鼎盛时期” ^[1]。对于郑和下西洋的具体成就，则可以系统地概括为四方面。

1.1 构筑朝贡体系，稳定了东南亚国际秩序

恩威并重构筑朝贡体系，稳定了东南亚国际秩序，形成了有利于中外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明朝开国之初，东南亚各国对元朝穷兵黩武、远征爪哇的遗惧未消，多对新兴的明王朝持疑虑、观望态度。明太祖朱元璋出于对内外形势的整体考量，采取了较为内敛的外交政策。到明成祖时，国力日强、边患渐靖，对外发展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于是“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藩国”，以宣谕各国来朝。郑和下西洋便是明成祖外交战略中的重要一环。明成祖一方面通过“厚往薄来”、封官授爵等手段怀柔各藩国，另一方面则通过郑和船队的强大战力震慑怀有扩张野心的安南、暹罗等国，从而维护了满剌加、占城的独立地位。通过恩威并重的手段，明王朝逐渐主导了东南亚地区的国际形势，形成了有利于中外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尽管郑和下西洋存在有一些武力威慑的因素，朝贡体系也存在一定的不平等性，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人类还创造不出比华夷秩序更高层次的国际关系格局” ^[2]。郑和下西洋的恩威并施与后来西方殖民者的武力征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其对东南亚地区和平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

1.2 拓展了印度洋航路，从客观上激发了华人移民海外

拓展了中国印度洋航路，为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早在汉唐时期，中国与印度洋地区便已有了较为频繁的海上交往。但囿于航海科技的落后及政治形势的不稳定，海上交通时断时续，且基本保持在区域化的水准。各海域船舶分段承运、定点转口是海运主流模式，并未形成一以贯之的中国印度洋海上大通道。郑和下西洋在运用已有航海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与阿拉伯海商进行技术交流、勇敢探索，最终开辟了中国印度洋航路，使下西洋的海上航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郑和所开辟的海上航路正是后来的大航海时代西方航海者“发现”东方的路径，因此可以说，“郑和下西洋是开启欧洲15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先驱” ^[3]。

郑和下西洋还从客观上激发了华人移民海外、探寻生机。“永乐初西洋之役，虽伸威海表，而华人习知海夷金宝之饶，夷人来贡，亦知我海道，奸阑出入，华夷相纠，以故盗寇复起。” ^[4]透过这段带着浓厚统治者口吻的叙述，不难看出，郑和下西洋客观上为中国东南沿海居民开辟了广阔的对外发展空间。与后来的西方殖民者不同，华人移民既是和平的开拓者，也是生产者与文化传播者，他们的到来为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

1.3 在注重文化包容的前提下传播了中国文化，拓展了中华文明的影响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向来具有强大的向周边地区辐射的能力。受儒家华夷观及天下观的影响，郑和船队拥有一种强烈而自觉的文明使命感，这使其在下西洋过程中担负着文明传播者的使命。客观而言，15世纪的东南亚、东非各国与明王朝在文化梯次上存在着较大落差，许多国家、地区还停留在奴隶制甚至原始社会末期，因而对中华文明存在着急切的吸纳需求。《明成祖实录》载西洋各国“仰慕中国衣冠礼仪，乞冠带回国”，明成祖都欣然颁赏之。郑和所到之处均“颁中华正朔，宣敷教化”，东南亚地区一时间“愿比内郡依华风”，对中华文明的倾慕之情可见一斑。

郑和船队在对外传播中华文明的同时，尤其注重文化包容，西洋的伊斯兰教、佛教文化均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并在明王朝的推动下有了较大发展。如郑和船队在锡兰弘扬佛法、布施佛寺，在爪哇、马来半岛兴建清真寺院等，都是其倡导文化包容的表现^[5]。郑和下西洋从总体上推动了亚非地区的文明进程，扩大了中华文明的海外影响。

1.4 海陆并进，开创了中国倚陆向海对外发展的先河

以地缘政治为视角，不难发现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作为传统陆权国家向海上发展的重要举措。学界一般注重对郑和下西洋活动本身的研究，却忽视了在国家战略的层面，还存在着海陆并进的举措。明成祖讨平安南的行动可看作是由陆上发起的对郑和下西洋活动的策应，这便使郑和下西洋具有了较明显的海陆并进的特点。

明朝初年，安南国内篡夺不断，对外则屡屡侵略占城等邻国，并蒙哄明朝廷、挑起边界纠纷。明成祖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及中南半岛和平稳定的大局出发，毅然发兵讨平安南。讨平安南的举措一方面使中国直接与下西洋的中继站占城接壤，极大地便利了郑和下西洋的活动；另一方面则稳定了中南半岛局势，震慑了东南亚具有扩张图谋的国家，从而“与郑和船队遥相呼应，从陆路和海路共同巩固西洋朝贡体系” ^[6]。在远海方面，郑和船队则将满剌加作为主要的海外基地，并据此向周边地区发展^[7]。郑和下西洋作为中国向海洋发展的重要举措，与明王朝的陆上战略共同开创了中国倚陆向海对外发展的先河。

2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之失

梁启超曾言：“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 ^[8]郑和下西洋仅维持28年便嘎然而止，令后人唏嘘不已。当前的“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可以说是郑和伟业之再兴，通过对郑和下西洋之失进行深入探析，从而为海上丝绸之路建言献策，诚为当务之急。

2.1 封建王朝的农业经济基础决定了郑和下西洋只能是中国对外交流史上的昙花一现

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无疑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仅完成7次出访后，下西洋活动便被明朝廷彻底废止，此后的整个封建时代，中国都再未出现大规模的海上活动。郑和下西洋在海外建立的一系列历史功绩，也被随之而来的西方殖民活动所抹杀。揆诸历史则不难发现，“只有商业经济为主体的经济才能支撑和推动海上力量的发展”，近代海洋意识只能在以海外商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才能出现^[9]。而明朝时期中国虽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农业经济依然是社会经济的主体，郑和下西洋的举动体现了中国政治文化的“早熟”特点及渴求世界大同的理想，然而从根本上而言却与中国的社会经济背景不相符。“三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 ^[10]。一种严重缺乏内在动力且劳民伤财的对外关系模式，必然只能成为历史的绝响。

2.2 郑和下西洋所推动的是由官方垄断的朝贡贸易，并未形成中外经贸交往的长效机制

明成祖发起的郑和下西洋活动，其根本目的是要建立起由明王朝主导的东方朝贡体系，政治安全是其核心考虑，这也就意味着经济、文化等各方交流都必须服务于政治。正如明成祖自己所言，西洋诸番“虽云修贡，实则慕利”，朝贡贸易即是用官方手段满足外藩的经济利益需求，以达到招徕贡使、羁縻远人的功效。尽管明王朝从朝贡活动中亦得到了不少奢侈品，但“厚往薄来”的原则决定了海外诸番才是获得更多经济利益的一方。一种缺少互利共赢考量的国际交流活动，必然是难以行之长久的。一旦王朝的政治安全得以稳固，朝贡贸易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就马上成为不必要的负担，“占城、安南、西洋琐里、爪哇、渤尼、三佛齐、暹罗斛、真腊等处新附国土，入贡既频，劳费太甚，朕不欲也” ^[11]。明朝廷随即采取了限制朝贡次数、推行商舶贸易等手段以平衡政府收支，然而规模和功效都极为有限。巨大的国际贸易份额逐渐被后来居上的西方殖民者篡取，终明一朝都未形成中外经贸交往的长效机制。

2.3 郑和下西洋与“海禁”政策共同作用，严重制约了民间对外交流，并对海外华人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如果说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构建朝贡体系的主要手段，那么“海禁”政策便是其最重要的配套措施。郑和下西洋为海外诸番开启了朝贡贸易的大门，“海禁”则阻断了他们另寻商机的通路，二者结合后成功造就了“万国来朝”的盛大局面。然而这却极大地冲击了中外民间商贸往来，大量东南沿海商民只得以身犯禁，或参与武装走私，或冒充贡船参与“朝贡贸易”，并且屡禁不止。这也是促成明朝中期大规模“倭乱”的一大动因。郑和下西洋从本质上就排除民间力量的参与，从而严重制约了民间对外交流。

郑和船队在下西洋的过程中还担负着招抚海外华人、打击海外华商武装集团的使命。早在宋、元时期，东南沿海居民便成批移居东南亚并形成了相当规模。明朝廷从维护自身统治的角度出发，担心海外华人社区成为反明的策源地，于是便趁着郑和下西洋之机对海外华人大力招抚、促其回国。这种违背华人意愿的政策自然遭到了海外华人一定程度上的抵制，三佛齐华人领袖陈祖义便是以“不恭”的罪名被郑和擒斩。而受“海禁”的影响，以经营海上贸易为主业的海外华人亦蒙受了巨大损失，并导致其商业活动“到明代后期中国海上私商贸易复苏之后，也只能局限在马六甲以东，无力在印度洋与东来的西洋人竞争” ^[12]。

2.4 多种因素综合导致了中国失去由陆权国家向海权国家转型的机会

郑和下西洋兴起于中国这个传统农业大国国力强盛、政权稳定、渴望对外展现实力的历史背景之下，因此能取得一时的丰硕成果。而一旦事关国家存亡的陆地上出现危机，那么国家政权关注的重点则会一边倒地转移。作为传统陆权国家，北方边患一直是统治者优先考虑的重点；永乐十八年，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天子守国门”的决心展现了国家战略重心所在。而在社会经济方面，强大的地主经济模式一直有力地遏制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使“内向型经济”难以向“外向型经济”转换。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一旦海洋事业的发展给中国封建社会肌体内部带来积极活跃的经济因素，对封建社会的稳定和正在加强的封建专制制度产生冲击，封建统治者只有采取“禁海”，限制和扼杀经略海洋产生的积极因素” ^[13]。在社会思潮方面，郑和下西洋等一系列外交举措所开辟的“太平盛世”，极大地助长了明朝封建士大夫的虚骄心理，狂妄自大、固步自封的主流思想意识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社会进步与对外开放。总之，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中国失去了向海权国家转型的机会。

3 郑和下西洋之得失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启示

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已在历史长河中湮没600年，然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当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源远流长的海上丝绸之路在中断一百余年后又重新开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在地理范畴上高度重合，在精神层面上有着强烈的内在共通性。与此同时，在中国国情、国家间交往模式、国际体系格局上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在新形势下，面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并以史为鉴，我们能从郑和下西洋的得失中得到众多启示。

3.1 以正确的义利观为指导，积极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和平、合作与发展为核心，即在建立和深化政治互信、加强人文合作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合作和共同发展，它既不是政治联盟，也不是军事组织。与以往西方世界主导的“利益至上”国际合作模式存在本质不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价值观上坚持以正确的义利观为指导。正确的义利观，简而言之便是正确对待和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即在重视道义与责任的前提下共同谋利、互利互惠。正确的义利观从古至今都是我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核心指导思想，也是新中国外交的一个鲜明特色。在国际关系中，“义”与“利”不是相互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坚持以义为先，才能从根本上赢得沿线各国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信任与支持。

习近平同志指出，在外事工作中必须坚持“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特别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说话” ^[14]。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提出，意味着中国正努力成为和平发展的推动者和全球治理的参与者，这也为我们进一步积极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国际社会中支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反对世界霸权与地区扩张，是中国的一贯做法。而在今后的国际活动中，我们应力所能及地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努力应对更多挑战，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构建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3.2 科学发展国防实力，打造海外战略支点并发挥倚陆向海地缘优势

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进一步表明，中国的“经济生存安全和国防实际范围已经越出主权范围” ^[15]。与陆上丝绸之路的跨国境铁路、公路运输方式不同，海上丝绸之路以公共海上运输作为主要联通方式。公海上的航运安全不能仅仅依靠国际安全合作，更需要依托强大的军事实力，尤其是强大的海军作为根本保障。2015年5月发布的中国国防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军队的主要战略任务包括“维护新兴领域安全和利益”；“维护海外安全利益”，海军建设应“逐步实现近海防御型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转变”。在新形势下科学发展国防力量，首先必须做到与国家的发展需要相符，即一方面不超出综合国力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不超出战略目标的需求。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上，我国军队建设的目标一是保持战略威慑、遏制敌对势力挑衅，二是进行远洋护航、为沿线国家提供更多的公共安全产品。

揆诸历史，构建海外战略支点是以往海洋强国在对外发展过程中的通行举措。“建设海权是中国的强国之路，海上通道安全是海权建设的必经之途，而战略支点的建设则是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 ^[16]。战略支点建设作为我国一项全新的战略尝试，出于安全保障、运行效率的综合考虑，应当把与我国陆上相邻的印度洋沿岸友好国家作为首选对象。巴基斯坦、缅甸是目前学术界讨论最多的两个国家，以此两国为依托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可以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中缅孟印经济走廊实现与陆上丝绸之路对接，做到互联互通，从整体上提升“一带一路”的运行效率和战略价值。而一旦实现海外战略支点与中国本土的陆海互通，将使中国的传统陆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从而打开倚陆向海对外发展的新格局。

3.3 注重文化包容，力避文化冲突；自强自立与互学互鉴相结合，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文化形式多样且差异明显，伊斯兰教、印度教、天主教等多种宗教并存且影响巨大。各种宗教、文化交相辉映的背后也潜藏着文化冲突的火苗，在一些地区甚至演化为持续的国家间民族冲突和激烈的国内矛盾。文化交流是丝绸之路的主题之一，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以中华文明的单方面输出为主，而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以互学互鉴为主旨。对中国而言，首先应处理好与沿线国家在宗教、文化上的客观差异，避免在交流过程中因差异而造成误解甚至演化为文化冲突。这意味着我们在文化传播方面应一方面加强对历史问题的澄清，尤其应通过广泛的民间交流加深沿线国家民众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力避认知偏差。另一方面则应尽量减少敏感历史问题上的宣传，以此避免外国政府及民间对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产生不必要的联想，从而避免战略误判、减少交流障碍。

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应有之义，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是走出去战略能够实施的基本前提。出于多方面原因，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一直严重滞后于硬实力的发展，周边国家一直以来比较认同的是中国的硬实力，而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认可还很不够。当前，强势的西方文化正占据全球统治地位，中国文化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再不具备郑和时代的比较优势。因此，迅速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已经刻不容缓。“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 ^[17]。一方面，我们应大力加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做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省、文化自强。只有以中华文化为根本，自强自立，才能树立起真正的中国话语、彰显中国风度。另一方面，则应敞开胸襟、放眼世界，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广阔平台，加强互学互鉴，从而进一步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大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3.4 充分发掘华侨华人的群体优势，多方动员华侨华人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华侨华人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当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依旧是华侨华人的重要聚集区，华侨华人在当地拥有不容忽视的经济、政治影响力，他们在长期的中外交流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连接中外的天然桥梁和纽带。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华侨华人是中国扩大海外利益的重要资源，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极具潜力的力量^[18]。因此，必须大力动员广大华侨华人参与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中来，注重对华侨华人的政策扶持，积极保护华侨华人的利益，使其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增信释疑、添砖加瓦。

必须注意的是，华侨华人并不是一个实体，就政治身份而言，华侨是中国公民，华人是具有中国血统的外国公民，仅凭其对中国或中国文化的认同是不够的，还需通过必要的政策手段调动其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积极性^[19]。大陆新移民是华侨华人群体得以不断扩充的主力军，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蓬勃展开，必将带动大量中国公民出国务工、经商、学习，对这些华侨华人中的新生力量，应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为其出国发展创造有利条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涉及多个地区的数十个国家，其发展肯定不会如预想的一帆风顺。受所在国政治经济局势动荡及中外经贸合作摩擦的可能影响，当地华侨华人极可能遭受矛盾转嫁和波及。因此，不论是官方性合作项目还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都应当预先考虑合作项目本身对当地华侨华人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并尽可能地通过双边合作维护华侨华人的根本利益。

4 结语

郑和七次远航均以明王朝强大的国家实力为后盾，以先进的造船技术与航海技能为依托，以儒家“以德服人”的仁政思想为行为准则。其在继承和发扬海上丝绸之路传统“丝路精神”的同时，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并收到了前所未有的显著成效。郑和船队的到访受到西洋各国的普遍欢迎，正如马欢《瀛涯胜览》中所记：“天书到处多欢声，蛮魁酋长争相迎”。可以说，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书写了前所未有的壮丽篇章。

回顾历史，审视现状，展望未来，当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战略形势已不能与600年前明王朝独大东方时同日而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面临诸多障碍与挑战，其中包括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遏制、沿线国家的战略干扰、相关地区国际冲突与海盗问题、南海岛屿争端的实质性障碍等^[20]。回溯海上丝绸之路的演进过程，总结郑和下西洋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不仅能对当前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智慧启发，也有助于我们认清并处理好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对于中国而言，应努力创造并把握难得的历史机遇，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为契机，积极参与国际新秩序的构建，以取得更大的国际生存空间，力争为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创造超越前人的伟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