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敦煌写本《历代法宝记》（简称《法宝记》，以下同）是记录唐代巴蜀禅宗史的重要资料。据写本题记记载，《法宝记》写于唐大历年间（766—779）。《法宝记》首先记录了汉明帝感梦求法、护法之事，再叙禅宗自释迦牟尼至僧伽罗叉的传承，并严厉批评净觉《楞伽师资记》引求那跋陀罗为东土禅宗第一祖的说法，认为其说“不知根由，或乱后学” ^[1]。再叙东土禅宗菩提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的传承。再叙净众保唐禅系在四川巴蜀地区的传承，其法脉为智诜—处寂—无相—无住，重点是保唐无住的事迹。因为《法宝记》记载达摩祖衣被武则天由慧能处取来交予智诜，所以将净众保唐禅视为弘忍之后的嫡传。

敦煌现在发现的《法宝记》的汉文写本13个，有S.516、S.1611、S.1776、S.5916、S.11014、P.2125、P.3717、P.3727、Ф261、津艺103V、津艺304V、Ch.3934r、日本石井光雄积翠轩本。

《法宝记》发现以来至2000年的研究状况，张子开已经有所论述^[2]。21世纪以来的《法宝记》研究，依旧成果丰硕，主要集中在文本研究，巴蜀禅宗史研究及其他各个方面，现对此进行分类论述。

1 《法宝记》文本研究

对《法宝记》的文本研究，主要集中在文本校录、人物研究与达摩祖衣研究三个方面。

1.1 文本校录研究

对《法宝记》写本的校录研究，除柳田圣山对其进行校录外，新世纪以来荣新江校录了日本石井光雄积翠轩本的《法宝记》^[3]，郝春文以S.516为底本，参校S.1611、S.1776、S.5916、P.2125、P.3717、P.3727，校出所有异文^[4]。与学界较为关注国外所藏《法宝记》写本不同，天津艺术博物馆藏的两件《法宝记》似乎无人问津，更无人对其内容做详细考察，分析其与法藏、英藏、俄藏内容有无不同之处。

1.2 人物研究

屈大成《 < 历代法宝记 > 中的二十九祖说与菩提达摩多罗》^[5]，认为《法宝记》中的“西天二十九祖”是《付法藏因缘传》与《达摩多罗禅经》的结合，并指出《法宝记》记载的菩提达摩多罗与菩提达摩并不是同一人。荣新江《 < 历代法宝记 > 中的末莫尼和弥师诃》^[6]，考订了《法宝记》中末曼尼和弥师诃两个人物，谈及吐蕃地区藏文摩尼教与景教文献的来历，认为765年唐蕃会盟之后不久，吐蕃入唐求法的使者将《法宝记》禅系说带入吐蕃。王书庆、杨富学《敦煌本 < 历代法宝记·弘忍传>考论》^[7]，就《法宝记》不同写本中的弘忍传部分进行了考释。徐文明《智诜与净众禅系》^[8]，对杜斗城《敦煌本 < 历代法宝记 > 与蜀地禅宗》中智诜的论述提出了异议，认为智诜是真实存在的人物，为五祖弘忍门下弟子；处寂实则有两人，即《法宝记》中记载的唐和尚处寂，还有一位与唐处寂同时代的周处寂，无相是哪一位处寂的弟子，值得探讨；徐文最后认为无住作为无相的法嗣，并未得到公认，其禅法也与无相有异。张子开《唐朝来蜀的新罗国僧金和尚事迹考》^[9]，结合传世资料详细考订了无相的生平事迹。曾其海《新罗无相与剑南保唐禅》^[10]，则重点论述无相对保唐禅系创立中的重要作用。郑祯诚《广德寺开山祖师克幽禅师法名考》^[11]，认为克幽禅师即是无住禅师，克幽是其谥号，广德寺是净众保唐禅的发祥地，此论与以往讨论净众保唐禅的观点差异较大。普正《唐代克幽非保唐无住考》^[12]，从克幽与无住的文献记载、生卒年、驻锡地等六个方面考证，认为克幽绝非保唐无住。

从上述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法宝记》的人物研究有达摩、末曼尼、弥师诃、达摩、弘忍、智诜、处寂、无相、无住等，主要集中于与巴蜀净众保唐禅系传承人物的研究。但是就其中的人物关系，仍旧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其一，智诜与玄奘的关系。《法宝记》记载智诜少时从玄奘学经论，后离玄奘依弘忍。玄奘曾入蜀，能否从其他材料找到智诜与玄奘的相关内容。其二，处寂与无相的关系。《法宝记》中无相之师处寂，究竟是唐和尚处寂，还是周和尚处寂，需要进一步明确。其三，无相与无住的关系。《法宝记》载，无住入蜀前，曾就陈楚章处学法。无相与无住相处仅有三天，却定无住为正传，无相与无住间的禅法也略有差异。无住与无相另一弟子神会的关系如何，若有相关材料，也值得探究。

1.3 达摩祖衣研究

王书庆、杨富学《 < 历代法宝记 > 所见达摩祖衣传承考辨》^[13]，论述《历代法宝记》记载达摩祖衣的传承问题，观点新颖，认为达摩祖衣入蜀是可信的，提出慧能不传祖衣袈裟，是由于武则天将祖衣袈裟赐予智诜。由于掺杂了政治因素，与之前的祖衣传承方式不同，所以巴蜀禅系不敢称“祖”。

关于达摩祖衣有没有入蜀的问题，历来颇有争议。杜斗城认为达摩祖衣入蜀不可能发生，而且认为“传衣”传的是武则天赐处寂的“磨纳袈裟”，而不是赐予智诜的。王书庆、杨富学则认为达摩祖衣入蜀是可以成立的。但综合来看，达摩祖衣入蜀说是值得怀疑的。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认为祖衣入蜀是虚构的，《全唐文》可以找到肃宗请袈裟入宫供养，代宗元年又送回的记载^[14]。印顺法师《中国禅宗史》第六章第一节有“传衣”条，同样引证史料讨论了达摩祖衣在六祖慧能时的传承。菏泽神秀在洛阳也直言祖衣在曹溪^[15]。

既然祖衣在曹溪慧能处，唐代皇帝还曾下诏请祖衣入宫，又怎么能说祖衣在蜀中呢？此外，《中国禅宗史》也提及，自五祖弘忍时禅宗就出现多头弘化的问题，六祖只是“多头”之一。自慧能之后，多头弘化趋势更加明显，达到“凡言禅者，皆本曹溪”的时代。菏泽神秀坚持一代一人的观点，并将《六祖坛经》代替达摩祖衣，即“坛经传宗”论。菏泽神会一系也曾入蜀，那么，净众保唐禅系有没有受“坛经传宗”论的影响，而敷衍“祖衣在蜀”说？抑或净众保唐禅系自己有传衣的传统，而传承处寂得赐的磨纳袈裟？这都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2 《法宝记》佛教史料研究

以《法宝记》为史料研究禅宗史，无论在2000年前抑或2000年后，都是《法宝记》研究的重点，其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其一是禅宗史，其二是巴蜀地区对外佛教交流史。

2.1 禅宗史研究

斋藤智宽的《关于禅宗西天祖统说的若干问题》^[16]一文，站在思想史的立场上，详细探讨了小乘僧人能否成为禅宗祖师的问题，认为《宝林传》之前，禅宗仅《法宝记》对禅宗祖师有规定，除此之外的禅宗文献只列祖师名号，不立传记。方光华的《试论南宗禅的形成及其理论创新》^[17]，以《法宝记》为依据，论述无相、无住的禅法，以及无住对无相禅法的突破。方文依宗密观点，以无相为净众宗、无住为保唐宗，将之归入北宗，并指出了宗密归保唐宗入北宗的局限。杨富学、王书庆《蜀地禅宗之禅法及其特点》^[18]，讨论了智诜、处寂、无相、无住四人的禅法。邢东风的《南宗禅的地方性》^[19]，引《法宝记》记载慧能三拒武则天征召，不惜以上交达摩祖衣为代价，论述了南宗禅“回避皇权排斥依附皇权而贵族化”的独立思想，表现出特有的南方性佛教特征。张子开《念佛、净土观念与早期禅宗弥勒信仰》^[20]，探索早期禅宗与弥勒信仰的关系，提出禅宗传衣说源于释迦授记弥勒，引《法宝记》为证；并从《法宝记》的记载和出土文物两方面论证净众保唐禅派的弥勒信仰。屈大成《 < 历代法宝记>的护法意识》^[21]，从佛道之争的角度就《法宝记》前面所列37部经典来讲《法宝记》的护法意识。祁和晖《巴蜀禅系论略》^[22]，称巴蜀禅系在中国禅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肇始于智诜，后兼有南北二宗特色，并大胆提出了禅宗三大派：南顿派、北渐派、非南非北的巴蜀派。与此观点相反，向世山《“巴蜀禅系”是个伪命题就巴蜀禅宗流播及特点与诸时贤商榷》^[23]，从禅宗在全国的衍化、巴蜀僧人出蜀及本土禅宗特色论述，并引《法宝记》记载的达摩祖衣的传承、智诜与处寂的关系、无相与无住的关系等疑问，认为“巴蜀禅系”作为一个禅派是不存在的。王大伟的《保唐无住禅法与 < 大乘起信论>渊源试论》^[24]，就《法宝记》记载的保唐无住禅法，论述了其与《大乘起信论》在法脉和思想上的渊源关系。王玲、王大伟《无相禅师及其弟子的头陀行》^[25]，引《法宝记》论述净众无相禅师修持头陀行，及其对无住、道一的影响，肯定了净众无相在净众保唐系推行头陀行的关键作用，并且提出净众保唐是过渡性禅派。道坚的《保唐无住的禅学思想探究》 ^[26]，讨论了保唐无住的禅学思想。倪亮的《唐、五代禅宗灯录概述》^[27]，将《法宝记》看做是禅宗的灯录，研究禅宗的传法世系。

上述以《法宝记》为资料研究禅宗史，主要成果有南宗禅、巴蜀禅系及无相与无住的禅学思想对巴蜀禅系形成的作用。然而仍旧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巴蜀禅系到底存不存在？其与南宗、北宗禅系有何区别？这些问题，单凭借《法宝记》的记载是无法解决的，还应该结合其他文献资料，进行综合考察。

2.2 巴蜀对外佛教交流史

所谓巴蜀对外佛教交流史，主要是指巴蜀佛教与巴蜀之外其他地区的佛教交流。张子开《敦煌写本 < 历代法宝记 > 所见蜀地和长安之间的佛教交流》^[28]，以《法宝记》为资料，讨论了巴蜀与长安两地佛教间的交流。朱丽霞《 8～9世纪流传于吐蕃的禅宗派别考——兼论宁玛派与禅宗的思想渊源》^[29]，结合敦煌发现的藏文《法宝记》，探讨《法宝记》记载的净众保唐禅在西藏的传播，指出宁玛派对净众、保唐禅的有限的融合，并提出《法宝记》的内容先于文本传入吐蕃。杨富学、王书庆《关于摩诃衍禅法的几个问题》^[30]、秦才郎加《摩诃衍禅法在吐蕃的传播与影响》^[31]，讨论了摩诃衍禅法在藏地的流行，指出了无相对摩诃衍禅法的影响。牛宏的《论敦煌藏文禅宗文献中的“吐蕃禅宗”》^[32]，以“顿渐法诤”为中心，将藏文禅宗文献分为早、中、晚三期，认为“顿渐法诤”之前，吐蕃流传的主要是巴蜀的保唐禅法。可以看出，巴蜀佛教的对外交流除长安外，主要集中在巴蜀与西藏地区，具体是净众保唐禅对藏传佛教中的禅法的影响。巴蜀净众保唐禅系入藏，前节荣新江先生一文有所揭示，然而，巴蜀地区与《法宝记》的发现地——敦煌地区在唐代关系密切，藏经洞中有许多文献是从巴蜀地区流传过去的，那么，净众保唐禅法是如何传入敦煌地区的，需要进一步讨论。

3 与佛教之外相关问题的研究

《法宝记》主要记录禅宗的相关内容，但也可以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这一部类在张子开的研究中并未作相关的述评，现加以补充。

张海沙《野：杜甫诗境与心境》^[33]、谢思炜《净众、保唐禅与杜甫晚年的禅宗信仰》^[34]、刘宝《杜甫流落西南时期的佛教思想与山水诗创作》^[35]、鲁克兵《杜甫与佛教关系研究》^[36]，讨论了杜甫的禅宗信仰及其在诗歌创作中的表现，特别是在成都时的禅宗信仰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邵颖涛《高适、岑参、李欣、王昌龄四位诗人的佛教意趣》^[37]，讨论了4位诗人诗歌创作中的佛教意味，并引《法宝记》记载岑参从杜鸿渐迎无住禅师，探讨无住禅法对岑参诗歌创作的影响。张子开《敦煌写本 < 历代法宝记 > 所见岑参事迹考》^[38]、陈铁民《敦煌写本 < 历代法宝记 > 所见岑参事迹考求疵》^[39]、陶敏《 < 历代法宝记>、杜诗及其他》^[40]，探讨了《法宝记》载岑参的有关事迹。陶文还对《法宝记》中记载的人物与杜诗的关系及《法宝记》成书年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郑祯诚《三江盘龙山与古蜀文化调查》^[41]则从经济与旅游的角度考察《法宝记》中的佛教名山。总之，《法宝记》佛教之外的相关问题研究集中于曾在巴蜀生活过的杜甫与岑参二人，主要涉及二人在巴蜀时期的事迹以及诗文创作中所体现的禅学思想。

4 结语

以上就21世纪以来的《法宝记》研究状况及张子开研究未涉及的部分作简要的概述，涉及《法宝记》文本、巴蜀禅宗史及其对外交流史等，目前值得进一步挖掘的地方尚有：

（1）《法宝记》文本研究需要继续深入。其一，就校录而言，对敦煌的不同本子作整体的考察，能否在已有的基础上加以补充，特别是天津艺术博物馆藏的两件《法宝记》的校释研究工作，亟待进行。同时应结合传世文献，形成《法宝记》校释的专论。其二，《法宝记》所涉及的相关人物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明确。如智诜与玄奘的关系、两个处寂与无相的关系、无相与无住的关系，需要结合更多的材料进一步探讨。其三，达摩祖衣有没有入蜀的问题有待于深入研究。

（2）《法宝记》所记载的禅宗史研究依旧需要加以完善。巴蜀禅系是否是一个独立的禅派，净众保唐禅法如何传入敦煌，需要继续研究。

综上所述，《历代法宝记》是研究早期禅宗发展史的重要材料，虽有出入的地方，但不能忽视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同时这些有出入的记载，更是研究的重点部分。要结合传世的禅宗史料，对其加以校勘考辨，最大限度地还原其历史本貌，这对修正禅宗史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