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Vol. 17 Issue (6): 94-98
21世纪我国内地敦煌本《历代法宝记》研究综述    [PDF全文]
翟兴龙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2
摘要: 21世纪以来,我国敦煌本《历代法宝记》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论文、专著等成果丰硕。总体观之,研究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历代法宝记》文本研究,主要从文字校录、人物、达摩祖衣三个视角展开;二是以《历代法宝记》为史料研究相关问题,主要涉及南宗禅、巴蜀禅系及无相与无住的禅学思想对巴蜀禅系形成的作用、川藏佛教交流史等;三是由《历代法宝记》展开的旁及佛教之外问题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探讨杜甫、岑参二人在巴蜀时期的事迹及其在这一时期诗歌创作中体现的禅学思想。虽然在敦煌本《历代法宝记》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仍有一些内容需要进一步探索,如《历代法宝记》文本研究、《历代法宝记》记载的禅宗史研究等。
关键词: 敦煌文献     佛教     《历代法宝记》     巴蜀禅宗     杜甫     岑参    
A Review of Researches o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of Lidai fabao ji in China in 21st Century
Zhai Xinglo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2, China
Abstract: In the 21st century, researches o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of Lidai fabao ji have gone further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achievements and are quite fruitful with papers and monographs. Generally, the researches have been done in three aspects. Text researches mainly concern the copying and revising, figures and the inheritance of Dharma's Buddhist robe. Researches on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Sichuan Province focus mainly on the forming of the Zen schools in Sichua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thoughts of Wuxiang and Wuzhu about Zen, and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exchanges between Sichuan and Tibet. Other researches are related to non-Buddhism issues, which are currently focused on the exploration of lives of Du Fu and Cen Shen in Sichuan and the embodiment of Zen ideas in their poems. While there has been great progress in the researches of Lidai fabao ji, there are still room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in text research and researches on the history about Zen. Key words: Dunhuang manuscripts; Buddhism; Lidai fabao ji; Zen schools in Sichuan; Du Fu; Cen Shen
Key words: Dunhuang manuscripts     Buddhism     Lidai fabao ji     Zen schools in Sichuan     Du Fu     Cen Shen    
引言

敦煌写本《历代法宝记》(简称《法宝记》,以下同)是记录唐代巴蜀禅宗史的重要资料。据写本题记记载,《法宝记》写于唐大历年间(766—779)。《法宝记》首先记录了汉明帝感梦求法、护法之事,再叙禅宗自释迦牟尼至僧伽罗叉的传承,并严厉批评净觉《楞伽师资记》引求那跋陀罗为东土禅宗第一祖的说法,认为其说“不知根由,或乱后学” [1]。再叙东土禅宗菩提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的传承。再叙净众保唐禅系在四川巴蜀地区的传承,其法脉为智诜—处寂—无相—无住,重点是保唐无住的事迹。因为《法宝记》记载达摩祖衣被武则天由慧能处取来交予智诜,所以将净众保唐禅视为弘忍之后的嫡传。

敦煌现在发现的《法宝记》的汉文写本13个,有S.516、S.1611、S.1776、S.5916、S.11014、P.2125、P.3717、P.3727、Ф261、津艺103V、津艺304V、Ch.3934r、日本石井光雄积翠轩本。

《法宝记》发现以来至2000年的研究状况,张子开已经有所论述[2]。21世纪以来的《法宝记》研究,依旧成果丰硕,主要集中在文本研究,巴蜀禅宗史研究及其他各个方面,现对此进行分类论述。

1 《法宝记》文本研究

对《法宝记》的文本研究,主要集中在文本校录、人物研究与达摩祖衣研究三个方面。

1.1 文本校录研究

对《法宝记》写本的校录研究,除柳田圣山对其进行校录外,新世纪以来荣新江校录了日本石井光雄积翠轩本的《法宝记》[3],郝春文以S.516为底本,参校S.1611、S.1776、S.5916、P.2125、P.3717、P.3727,校出所有异文[4]。与学界较为关注国外所藏《法宝记》写本不同,天津艺术博物馆藏的两件《法宝记》似乎无人问津,更无人对其内容做详细考察,分析其与法藏、英藏、俄藏内容有无不同之处。

1.2 人物研究

屈大成《 < 历代法宝记 > 中的二十九祖说与菩提达摩多罗》[5],认为《法宝记》中的“西天二十九祖”是《付法藏因缘传》与《达摩多罗禅经》的结合,并指出《法宝记》记载的菩提达摩多罗与菩提达摩并不是同一人。荣新江《 < 历代法宝记 > 中的末莫尼和弥师诃》[6],考订了《法宝记》中末曼尼和弥师诃两个人物,谈及吐蕃地区藏文摩尼教与景教文献的来历,认为765年唐蕃会盟之后不久,吐蕃入唐求法的使者将《法宝记》禅系说带入吐蕃。王书庆、杨富学《敦煌本 < 历代法宝记·弘忍传>考论》[7],就《法宝记》不同写本中的弘忍传部分进行了考释。徐文明《智诜与净众禅系》[8],对杜斗城《敦煌本 < 历代法宝记 > 与蜀地禅宗》中智诜的论述提出了异议,认为智诜是真实存在的人物,为五祖弘忍门下弟子;处寂实则有两人,即《法宝记》中记载的唐和尚处寂,还有一位与唐处寂同时代的周处寂,无相是哪一位处寂的弟子,值得探讨;徐文最后认为无住作为无相的法嗣,并未得到公认,其禅法也与无相有异。张子开《唐朝来蜀的新罗国僧金和尚事迹考》[9],结合传世资料详细考订了无相的生平事迹。曾其海《新罗无相与剑南保唐禅》[10],则重点论述无相对保唐禅系创立中的重要作用。郑祯诚《广德寺开山祖师克幽禅师法名考》[11],认为克幽禅师即是无住禅师,克幽是其谥号,广德寺是净众保唐禅的发祥地,此论与以往讨论净众保唐禅的观点差异较大。普正《唐代克幽非保唐无住考》[12],从克幽与无住的文献记载、生卒年、驻锡地等六个方面考证,认为克幽绝非保唐无住。

从上述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法宝记》的人物研究有达摩、末曼尼、弥师诃、达摩、弘忍、智诜、处寂、无相、无住等,主要集中于与巴蜀净众保唐禅系传承人物的研究。但是就其中的人物关系,仍旧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其一,智诜与玄奘的关系。《法宝记》记载智诜少时从玄奘学经论,后离玄奘依弘忍。玄奘曾入蜀,能否从其他材料找到智诜与玄奘的相关内容。其二,处寂与无相的关系。《法宝记》中无相之师处寂,究竟是唐和尚处寂,还是周和尚处寂,需要进一步明确。其三,无相与无住的关系。《法宝记》载,无住入蜀前,曾就陈楚章处学法。无相与无住相处仅有三天,却定无住为正传,无相与无住间的禅法也略有差异。无住与无相另一弟子神会的关系如何,若有相关材料,也值得探究。

1.3 达摩祖衣研究

王书庆、杨富学《 < 历代法宝记 > 所见达摩祖衣传承考辨》[13],论述《历代法宝记》记载达摩祖衣的传承问题,观点新颖,认为达摩祖衣入蜀是可信的,提出慧能不传祖衣袈裟,是由于武则天将祖衣袈裟赐予智诜。由于掺杂了政治因素,与之前的祖衣传承方式不同,所以巴蜀禅系不敢称“祖”。

关于达摩祖衣有没有入蜀的问题,历来颇有争议。杜斗城认为达摩祖衣入蜀不可能发生,而且认为“传衣”传的是武则天赐处寂的“磨纳袈裟”,而不是赐予智诜的。王书庆、杨富学则认为达摩祖衣入蜀是可以成立的。但综合来看,达摩祖衣入蜀说是值得怀疑的。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认为祖衣入蜀是虚构的,《全唐文》可以找到肃宗请袈裟入宫供养,代宗元年又送回的记载[14]。印顺法师《中国禅宗史》第六章第一节有“传衣”条,同样引证史料讨论了达摩祖衣在六祖慧能时的传承。菏泽神秀在洛阳也直言祖衣在曹溪[15]

既然祖衣在曹溪慧能处,唐代皇帝还曾下诏请祖衣入宫,又怎么能说祖衣在蜀中呢?此外,《中国禅宗史》也提及,自五祖弘忍时禅宗就出现多头弘化的问题,六祖只是“多头”之一。自慧能之后,多头弘化趋势更加明显,达到“凡言禅者,皆本曹溪”的时代。菏泽神秀坚持一代一人的观点,并将《六祖坛经》代替达摩祖衣,即“坛经传宗”论。菏泽神会一系也曾入蜀,那么,净众保唐禅系有没有受“坛经传宗”论的影响,而敷衍“祖衣在蜀”说?抑或净众保唐禅系自己有传衣的传统,而传承处寂得赐的磨纳袈裟?这都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2 《法宝记》佛教史料研究

以《法宝记》为史料研究禅宗史,无论在2000年前抑或2000年后,都是《法宝记》研究的重点,其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其一是禅宗史,其二是巴蜀地区对外佛教交流史。

2.1 禅宗史研究

斋藤智宽的《关于禅宗西天祖统说的若干问题》[16]一文,站在思想史的立场上,详细探讨了小乘僧人能否成为禅宗祖师的问题,认为《宝林传》之前,禅宗仅《法宝记》对禅宗祖师有规定,除此之外的禅宗文献只列祖师名号,不立传记。方光华的《试论南宗禅的形成及其理论创新》[17],以《法宝记》为依据,论述无相、无住的禅法,以及无住对无相禅法的突破。方文依宗密观点,以无相为净众宗、无住为保唐宗,将之归入北宗,并指出了宗密归保唐宗入北宗的局限。杨富学、王书庆《蜀地禅宗之禅法及其特点》[18],讨论了智诜、处寂、无相、无住四人的禅法。邢东风的《南宗禅的地方性》[19],引《法宝记》记载慧能三拒武则天征召,不惜以上交达摩祖衣为代价,论述了南宗禅“回避皇权排斥依附皇权而贵族化”的独立思想,表现出特有的南方性佛教特征。张子开《念佛、净土观念与早期禅宗弥勒信仰》[20],探索早期禅宗与弥勒信仰的关系,提出禅宗传衣说源于释迦授记弥勒,引《法宝记》为证;并从《法宝记》的记载和出土文物两方面论证净众保唐禅派的弥勒信仰。屈大成《 < 历代法宝记>的护法意识》[21],从佛道之争的角度就《法宝记》前面所列37部经典来讲《法宝记》的护法意识。祁和晖《巴蜀禅系论略》[22],称巴蜀禅系在中国禅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肇始于智诜,后兼有南北二宗特色,并大胆提出了禅宗三大派:南顿派、北渐派、非南非北的巴蜀派。与此观点相反,向世山《“巴蜀禅系”是个伪命题就巴蜀禅宗流播及特点与诸时贤商榷》[23],从禅宗在全国的衍化、巴蜀僧人出蜀及本土禅宗特色论述,并引《法宝记》记载的达摩祖衣的传承、智诜与处寂的关系、无相与无住的关系等疑问,认为“巴蜀禅系”作为一个禅派是不存在的。王大伟的《保唐无住禅法与 < 大乘起信论>渊源试论》[24],就《法宝记》记载的保唐无住禅法,论述了其与《大乘起信论》在法脉和思想上的渊源关系。王玲、王大伟《无相禅师及其弟子的头陀行》[25],引《法宝记》论述净众无相禅师修持头陀行,及其对无住、道一的影响,肯定了净众无相在净众保唐系推行头陀行的关键作用,并且提出净众保唐是过渡性禅派。道坚的《保唐无住的禅学思想探究》 [26],讨论了保唐无住的禅学思想。倪亮的《唐、五代禅宗灯录概述》[27],将《法宝记》看做是禅宗的灯录,研究禅宗的传法世系。

上述以《法宝记》为资料研究禅宗史,主要成果有南宗禅、巴蜀禅系及无相与无住的禅学思想对巴蜀禅系形成的作用。然而仍旧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巴蜀禅系到底存不存在?其与南宗、北宗禅系有何区别?这些问题,单凭借《法宝记》的记载是无法解决的,还应该结合其他文献资料,进行综合考察。

2.2 巴蜀对外佛教交流史

所谓巴蜀对外佛教交流史,主要是指巴蜀佛教与巴蜀之外其他地区的佛教交流。张子开《敦煌写本 < 历代法宝记 > 所见蜀地和长安之间的佛教交流》[28],以《法宝记》为资料,讨论了巴蜀与长安两地佛教间的交流。朱丽霞《 8~9世纪流传于吐蕃的禅宗派别考——兼论宁玛派与禅宗的思想渊源》[29],结合敦煌发现的藏文《法宝记》,探讨《法宝记》记载的净众保唐禅在西藏的传播,指出宁玛派对净众、保唐禅的有限的融合,并提出《法宝记》的内容先于文本传入吐蕃。杨富学、王书庆《关于摩诃衍禅法的几个问题》[30]、秦才郎加《摩诃衍禅法在吐蕃的传播与影响》[31],讨论了摩诃衍禅法在藏地的流行,指出了无相对摩诃衍禅法的影响。牛宏的《论敦煌藏文禅宗文献中的“吐蕃禅宗”》[32],以“顿渐法诤”为中心,将藏文禅宗文献分为早、中、晚三期,认为“顿渐法诤”之前,吐蕃流传的主要是巴蜀的保唐禅法。可以看出,巴蜀佛教的对外交流除长安外,主要集中在巴蜀与西藏地区,具体是净众保唐禅对藏传佛教中的禅法的影响。巴蜀净众保唐禅系入藏,前节荣新江先生一文有所揭示,然而,巴蜀地区与《法宝记》的发现地——敦煌地区在唐代关系密切,藏经洞中有许多文献是从巴蜀地区流传过去的,那么,净众保唐禅法是如何传入敦煌地区的,需要进一步讨论。

3 与佛教之外相关问题的研究

《法宝记》主要记录禅宗的相关内容,但也可以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这一部类在张子开的研究中并未作相关的述评,现加以补充。

张海沙《野:杜甫诗境与心境》[33]、谢思炜《净众、保唐禅与杜甫晚年的禅宗信仰》[34]、刘宝《杜甫流落西南时期的佛教思想与山水诗创作》[35]、鲁克兵《杜甫与佛教关系研究》[36],讨论了杜甫的禅宗信仰及其在诗歌创作中的表现,特别是在成都时的禅宗信仰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邵颖涛《高适、岑参、李欣、王昌龄四位诗人的佛教意趣》[37],讨论了4位诗人诗歌创作中的佛教意味,并引《法宝记》记载岑参从杜鸿渐迎无住禅师,探讨无住禅法对岑参诗歌创作的影响。张子开《敦煌写本 < 历代法宝记 > 所见岑参事迹考》[38]、陈铁民《敦煌写本 < 历代法宝记 > 所见岑参事迹考求疵》[39]、陶敏《 < 历代法宝记>、杜诗及其他》[40],探讨了《法宝记》载岑参的有关事迹。陶文还对《法宝记》中记载的人物与杜诗的关系及《法宝记》成书年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郑祯诚《三江盘龙山与古蜀文化调查》[41]则从经济与旅游的角度考察《法宝记》中的佛教名山。总之,《法宝记》佛教之外的相关问题研究集中于曾在巴蜀生活过的杜甫与岑参二人,主要涉及二人在巴蜀时期的事迹以及诗文创作中所体现的禅学思想。

4 结语

以上就21世纪以来的《法宝记》研究状况及张子开研究未涉及的部分作简要的概述,涉及《法宝记》文本、巴蜀禅宗史及其对外交流史等,目前值得进一步挖掘的地方尚有:

(1)《法宝记》文本研究需要继续深入。其一,就校录而言,对敦煌的不同本子作整体的考察,能否在已有的基础上加以补充,特别是天津艺术博物馆藏的两件《法宝记》的校释研究工作,亟待进行。同时应结合传世文献,形成《法宝记》校释的专论。其二,《法宝记》所涉及的相关人物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明确。如智诜与玄奘的关系、两个处寂与无相的关系、无相与无住的关系,需要结合更多的材料进一步探讨。其三,达摩祖衣有没有入蜀的问题有待于深入研究。

(2)《法宝记》所记载的禅宗史研究依旧需要加以完善。巴蜀禅系是否是一个独立的禅派,净众保唐禅法如何传入敦煌,需要继续研究。

综上所述,《历代法宝记》是研究早期禅宗发展史的重要材料,虽有出入的地方,但不能忽视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同时这些有出入的记载,更是研究的重点部分。要结合传世的禅宗史料,对其加以校勘考辨,最大限度地还原其历史本貌,这对修正禅宗史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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