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在传统学术研究的诸多领域都卓有建树，但其最主要的成就还是在语言文字学方面。在章氏的语言文字学中，又以字源研究最为特出。语言缘起说是章氏字源学的理论基石，在其整个学说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全面梳理语言缘起说的提出背景、由来基础、具体应用、成就价值，对正确理解和充分继承章氏的字源学理论以及更好地开展汉语语源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1 语言缘起说的提出

章太炎的语言缘起说主要体现在《订文》、《正名杂义》、《与吴君遂书》、《论语言文字之学》、《语言缘起说》等文章中。以这些文章的发表时间为序，罗列排比章氏在不同时期不同著作中对此问题的相关表述，可以勾勒出语言缘起说发展嬗变的演进轨迹。

1900年，《訄书》原刊本问世，其中《订文》一篇，谈及语言与文字，可视为章太炎对语言文字起源及相互关系问题的最早思考。在此篇文章中，章氏认为文字是因区别语词之需要而产生的，并随语言的发展而发展：“昔之以书契代结绳者，非好其繁也，万事之始萌，皆伏于蛊，名实眩惑，将为之别异，而假蹄迒以为文字。然则自大上以至今日，解垢益甚，则文以益繁，亦势自然也。” ^[1]44受当时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影响，章氏认识到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文字随语言的引申发展而孳乳增多，而音近义通的字词，往往有着共同的来源：“人之有语言也，固不能遍包众有，其形色志念之相近者，则引申缘傅以为称。俄而聆其言者，眩惑如占覆矣，乃不得不为之分其涂畛，而文字以之孳乳，故数字之义，祖祢一名，久而莫踪迹之也。” ^[1]45

1902年，章太炎在《新民丛报》第五、九、十五号上连载《文学说例》一文，讲解文字训诂之学。同年，章太炎修订《訄书》，将此文序次重编、增删修润后更名为《正名杂义》，作为《订文》的附录。在《正名杂义》中，章太炎对语言文字的发展演变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讨论。章氏认为语言的发展变化，受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和制约。因此，上古质朴，故言词寡而文字少；后世事繁，则语词赡而文字多：“上世语言简寡，故文字少而足以达恉。及其分析，非孳乳则辞不辑。若彼上世者，与未开化之国相类，本无其事，固不必有其言矣。” ^[1]211在语言的发展演变中，词类的产生有先有后：“草昧未开之世，语言必先名词，次及动词，又次及助动词。” ^[1]222

1902年，章太炎在《与吴君遂书》中，接受了西方语言学思想，明确提出了“语根”的概念，并肯定了“寻审语根”在“推寻故言”中的显著效用：“顷斯宾萨为社会学，往往探考异言，寻其语根，造端至小，而所证明者至大。何者？上世草昧，中古帝王之行事，存于传记者已寡，惟文字语言间留其痕迹，此与地中僵石为无形之二种大史。中国寻审语根，诚不能繁博如欧洲，然即以禹域一隅言，所得固已多矣。” ^[2]

1906年，章太炎以章绛之名在《国粹学报》第二十四、二十五期上连载《论语言文字之学》一文，文中后半部分以较多篇幅专论语言起源问题，后经章氏修改，独立成篇，收入《国故论衡》中，题名为《语言缘起说》。

1910年，《国故论衡》出版，其中《语言缘起说》一文，是章太炎关于语言起源理论的最集中表述。在此文中，章氏首先表明了他对语言起源问题的基本观点，亦即他所提出的“语根”理论的总纲领：“语言者，不冯虚起。呼马而马，呼牛而牛，此必非恣意妄称也。诸言语皆有根。” ^[3]48其次，借用印度哲学胜论派的观点，章氏以为事物之本体、属性、效用三者相互作用，于是产生了由此及彼的联想造词法，因而事物的名称必与事物的特点有某种内在联系：“以印度胜论之说仪之，实、德、业三，各不相离。人云、马云，是其实也；仁云、武云，是其德也；金云、火云，是其实也；禁云、毁云，是其业也。一实之名，必与其德若与其业相丽，故物名必有由起。” ^[3]48再次，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语言中各类词语产生的先后顺序有所不同，但因同类词语都是同一现象之“实、德、业”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语音相近的词其意义往往相通：“语言之初，当先缘天官，然则表德之名最夙矣。然文字可见者，上世先有表实之名，以次桄充，而表德、表业之名因之。后世先有表德、表业之名，以次桄充，而表实之名因之。是故同一声类，其义往往相似，如阮元说，从古声者，有枯槀、苦窳、沽薄诸义，此已发其端矣。” ^[3]51最后，在前说的基础上，章氏又举“为、禺、乍、辡”诸字为根，辗转考求，多方系联，以明“一字递衍，变为数名”之理，并就此种“寻审语根”的方法与传统转注、假借的区别作了说明，认为此法既以转注之“语根”为孳乳起点，又以假借之“引申”为孳乳方式，故兼有二者之功用：“《说文》句部有拘、钩，臤部有紧、坚，已发斯例，此其涂则在转注、假借之间。‘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今所言类，则与戴、段诸君小异：考、老声类皆在幽部，故曰‘建类’。若夫‘同意相受’，两字之训，不异豪釐，今以数字之意，成于递衍，固与转注少殊矣。又亦近于假借，何者？最初声首，未有递衍之文，则以声首兼该余义。自今日言，既有递衍者，还观古人之用声首，则谓之‘本无其字，依声托事’，故曰在转注假借间也。” ^[3]52

从1900年《訄书》问世到1910年《国故论衡》出版的10年时间里，章太炎由对语言文字起源问题的思考，到“语根”概念的提出，再到语言缘起说的建立，其学说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所以说，语言缘起说的提出绝不是偶然的，它是在章氏对语词与文字的关系、转注与假借的关系、孳乳与变易的关系等问题的长期思索后所得出的必然结论，包含了他对汉语词族（字族）形成过程的理解与阐释，可视为其整个字源学体系的理论基石。语言缘起说的目的是想通过对汉字字族的系联，以探究汉语语言的流变。这一学说的出现，突破了传统字源研究中单个孤立探求语源的做法，而代之以“语根”为递衍起点，以相似引申为孳乳条件，以声近义通为判定标准，全面地系联同源字词，从而使汉语字族的构建在理论上成为可能。

2 语言缘起说的由来

考察章氏据以提出语言缘起说的思想基础，其中既有对我国传统名实观念的继承与发展，也有对西方近代语言学理论的借鉴与吸收。

《荀子·正名》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系统探讨语言问题的名篇，文中言及事物得名的原因与制名的依据对章氏语言缘起说的提出有着直接的影响。章氏语言缘起说中所谓“物之得名，大都由于触受”与“语言之初，当先缘天官” ^[3]51，此种论断分明是来自于《正名》篇中“缘天官而以同异”的观点，也就是事物的名称得来于人感觉器官的印象，因好恶爱憎而各有不同。此外，章氏后来在《文始·叙例》中提出的“同状而异所者，予之一名”及“异状而同所者，予之一名” ^[4]161，也明显来自于《正名》篇中“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的观点，意即建立在区别名实关系上的定名标准。这些表述都可视作章氏将传统名实关系的看法应用到汉语语词与文字问题上的表现。

至于语言缘起说中蕴含的外来语言学观点，俞敏先生曾在《论古韵合怗屑没曷五部之通转》一文中指出：“章氏造《文始》，自言读大徐所得，夷考其渊源所自，实出于徳人牟拉（Max Müeller）之《言语学讲义》。持《国故论衡·语言缘起说》后半以与牟书第二编中论语根之言相较，承沿之迹宛然。其《检论·订文》篇附录《正名杂义》云‘马格斯牟拉以神话为语言之瘿疣’，亦即牟书中语也。牟氏常取印欧语之根，历数其各语系中之变形。章氏取之，其说转注云‘类谓声类，首谓语基’是也。” ^[5]周法高先生在《论中国语言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文中也指出：“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章炳麟，其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更接受了外来的影响，他解释六书中转注说：‘类谓声类……首者今所谓语基’，他所谓‘语基’，现在叫做‘语根’，相当于英文的root。他又著了一部《文始》，更发挥‘语根’的学说，他所著的《语言缘起说》更利用‘语根’的说法来推测语言的缘起。这种学说分明是接受了19世纪西洋语言学的影响。” ^[6]章氏的语言缘起说，正是吸取了近代以来的西方语言学思想，尤其是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和理论的启发。

20世纪初期，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章太炎在继承前人对语言起源、名实关系、定名原则等问题传统看法的基础上，又充分参照了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中构拟原始印欧语时所运用的“词根”学说，并加以适当改造以适合汉语汉字的体系特点，从而提出了语言缘起理论。章氏此后所著《文始》一书，正是在此理论指导之下，系统系联汉语同源字族的创始之作。所以，沈兼士先生《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一文，在分析章氏“语言缘起说”时评论道：“章先生之论更有进于前人者：（一）自来训诂家尟注意及语根者，章氏首先标举语根以为研究之出发点，由此而得中国语言分化之形式，可谓独具只眼。（二）根据引伸之说，系统的胪举形声字孳乳之次第，亦属创举。章先生以后作《文始》，殆动机于此。” ^[7]

3 语言缘起说的应用

章太炎不仅提出语言缘起说以作为自己对汉语语源问题的总体设想，而且还进一步将这一学说应用于汉语同源字族系联的实践上。这种应用的集中体现，就是成书于1913年的《文始》。

《文始》一书是章太炎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最重要著作，代表了我国传统字源研究的最高水平。在《文始》中，章氏用“形体声类，更相扶胥”的形音义结合方法，立初文与准初文为“语根”，以《成均图》与“纽表”为音转条例，以变易与孳乳为义转方式，以《说文》为研究字料，对其中的汉语字族进行了系统的系联。章氏撰作《文始》的目的，是为了“求语原”、“明语根”，以使语言文字的“孳乳浸多之理自见” ^[8]。根据这样的设计构思，作为汉字最初形音义源头的初文与准初文在《文始》中就具有了提纲挈领的重要作用，是汉语各类同源字族的类聚总根和变易孳乳的递衍起点，其后的语词文字都是在这一基点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这就是章氏所谓的“字虽转繁，其语必有所根本。盖义相引伸者，由其近似之声，转成一语，转造一字，此语言文字自然之则也。” ^[8]

《文始》中的初文与准初文概念，导源于《语言缘起说》中“诸言语皆有根”的基本观点，是章氏“语根”理论在考求汉语同源字族由来问题上的具体应用。在章太炎看来，初文与准初文不仅是最早的汉字形体及后起字的造字依据，而且在字义和字音上也是其后汉字音义孳生演变的源头。《文始》中的同源字族正是从初文与准初文开始，沿着初文准初文在音与义上的特点，根据音近义通的原则系联类聚起来的。何九盈先生对这一做法做出概括，指出：“在方法论上，《文始》用的是演绎法。就整体结构来说，是先求出初文体系，然后建立词族，就个别词族来说，‘一字递衍，变为数名’。” ^[9]

需要说明的是，语言缘起说的提出虽然明显是受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影响，但基于此观念的初文与准初文则有鲜明的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特色。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中的印欧系原始母语的“语根”，其表征形式为基于语词读音的字母；而章氏《文始》中的初文与准初文，其表征形式则是基于表意文字的象形（准象形）汉字，是章太炎根据《说文·叙》中独体之“文”与合体之“字”的区分，对《说文》中独体字与准独体字整理的基础上得出的。由此可见，章氏对西方语言学理论的态度，并不是一味的照搬全抄，而是在分析比较后有选择地借鉴运用。章氏曾谓：“凡在心在物之学，体自周圆，无间方国，独于言文历史，其体则方，自以己国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 ^[8]正是这种观点，使得章氏既接受了国外先进的语言理论思想，又能根据本国语言的实际情况来做取舍权衡。

总体来看，章氏《文始》中导源于语言缘起说的初文与准初文设计方案是成功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不同语言同源词的考求和同一语言同族词的构建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这就决定了印欧系语言同源词的研究方法并不完全适合汉语同族词的系联。因此，章氏在方法上并未仿照历史比较语言学通过比较同源形式重建原始母语的做法，而是代之以先设立一个字源起点，然后基于此起点在本族语中建立字族的方式，合于汉语语源问题探究的实际情况。其次，从汉字构形系统的时间层级上看，“以初文和准初文为系源的起点，未始不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因为起码在文字产生的初期，初文、准初文是先于会意、形声而产生的，而形声孳乳造字又大量存在，所以，在根词未能确定的时候，以系联同源词为目的，选择初文、准初文为起点，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10]

4 语言缘起说的价值

章氏的语言缘起说，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因此，对语言缘起说的价值讨论，也应分为理论假说的合理性与实际应用的成效性两个方面。

4.1 理论假说的合理性问题

根据普通语言学理论中语言的符号性特点，在语言发展的初始阶段，词语产生时，其音义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但是，随着语言的不断发展，新产生的词语利用原有的词形或略加变形，以表示与源词相关的新兴的词义，这却是普遍常见的情况。于是，同从一源词孳生分化而出的新词，彼此之间往往声近义通。派生词和源词之间虽在语音上有变化，但具有对应规律；虽在意义上有发展，但存在引申关系；这就是同源词的形成方式。章氏认为“同一声类，其义往往相似”，这种对同源造词方式的概括表述，无疑是正确的，合于同源词的发展实际。然而，章氏又进而以为“物名必有由起”，认为一切事物的得名都有其意义可讲，从而否定了词语最先音义结合时的任意性。不可否认，有小部分语言词汇，比如拟声词等，其音义的结合是具有理据性的，并非任意为之；但就构成语言基础的绝大多数其他词语而言，造词之初音义结合时，则是“约定俗成”使然，音义之间是讲不出个道理来的。章氏因“以音为表”的拟声词有造词理据，进而以为“诸言语皆有根”，混淆了原生词语音义结合的任意性与同源派生词语引申关系的理据性，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学说的理论价值。

虽然章氏在学说体系上认为事物的得名必有其依据，但在具体应用上则似有不同。对比《文始》与《说文》的收字，可以看出，《说文》中三分之一的字头《文始》未收。章氏自己也承认：“然《尔雅·释草》以下六篇，名义不能备说，都邑山水，复难理其本原，故孳乳之文，数者多阙。” ^[4]162由此可见，纵然章氏在此前提出的“语根”理论中认为事物的名称都有可以说解的得名之由，但在系联汉语同源字族时，则是非常审慎的。排除了一些难以或无法说明“语根”的字词，并未因理论假说的影响而妨碍实际系联中的字料选择。章氏这种既重学说假设的理论阐明，更重材料证据的实事求是做法，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其“语根”理论在解释造词理据时呈现的以偏概全的弊端，从而使《文始》中汉语同源字族的系联具有了更高的可信度。

4.2 实际应用的成效性问题

《文始》中的初文与准初文，是章氏依据“语根”理论设立的，是语言缘起说的具体实践。因此，考察初文与准初文的成效，也就可得语言缘起说的价值。

历来学界对章氏“语根”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认为章氏的做法是以“字”代“词”，“字”、“词”不分，从而混淆了“字源”和“语源”的区别。其实，早在《訄书·订文》中，章氏受西方语言学影响，已能对语词和文字的概念进行明确的区分，但为何在《语言缘起说》和《文始》中依旧是从“字”而不是从“词”出发来考究汉语的“语根”？这是因为，章氏的字源学说是对我国传统字源研究的全面总结和综合运用，而按照我国传统的字源研究，无论是较早的“声训”、“右文说”还是后来的“因声求义”、“声近义通”都是从汉字出发来研究汉语语源的。即便再是“不拘形体”，也是说研究中不应受汉字形体的束缚，而绝不可能完全脱离汉字来考求汉语的语源。因此，传统的汉语字源研究可以看作是汉语语源研究的具体实现形式。但是，在西学东渐以后，随着西方词源学说的传入，近代以来我国语言学界按照西方语言学的标准，严格区分了“字”与“词”，以为“字”与“词”是处于两个层面的完全不同的单“字源”和“语源”的区别。

必须指出的是，汉语和印欧语系诸语言由于本身性质的不同而导致的书写方式的各异，使得印欧语系诸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中根本就没有“字”这种单位，所以在西方的语源研究中自然是纯粹以“词”为研究的对象。然而，要完全照搬西方的语源研究，完全抛开汉语的“字”而进行纯粹汉语“词”的研究，即便在理论上可行合理，在实践中也是难以实现的。特别是对于古代汉语而言，由于表意的汉字不可能完全准确地反映出词的语音形式，在这种情况下要进行完全依据“词”而不是“字”的语言研究，更是难以想象的。或许在将来的汉语语源研究中，如果能藉助汉语和各民族语的同源成分构建出一种“原始汉语”或“原始汉藏语”，也就可以完全抛开汉字，进行纯粹从远古汉语“词”的角度出发的语源研究。可是到目前为止，汉语的语源研究都还是以汉字为其基本研究材料和系联对象。既然如此，那么章太炎在《文始》中以字源来研究语源，从《说文》的独体和准独体出发归纳总结出初文和准初文，并以之作为汉语字族系联的起点，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这种研究至少可以说明汉字孳生发展的变化过程，也可以由此建立一个基于汉字系统的汉语字源学。在史前汉语材料还十分匮乏的情况下，此类字源研究对汉语语源问题的揭示说明无疑具有很大的功用价值。如此看来，批评章氏“语根说”字词不分，以字代词，虽然在理论上不能说不无道理，但在实践中则没有任何意义。同时也可看出，抛开本国实际的语言现象和固有的研究传统，而仅仅根据外来的概念抽象地讨论理论问题，对于实际的汉语语源研究其实是没有丝毫帮助的。

5 结语

综上所论，语言缘起说的出现，是章氏字源学理论体系确立的标志。在此理念的指导下，章氏进一步将自己提出的“成均图”、“纽目表”、“转注假借说”进行了整合与统一，使其分别成为构建汉语同源字族在语音与语义上的判定标准。由此，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极具传统语言研究特色的“章氏汉语字源学”，开辟了我国语源研究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