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剧，我国的经济社会面貌正发生着巨大的动荡和变迁，企业也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企业想要在竞争中取得成功，需要企业利益相关者如企业员工、股东、债权人、供应商、顾客以及社会公众等的支持，而要赢得他们的参与和支持，伦理观念是必不可少的^[1]。荷兰国际财团（ING）负责人亚历山大· 卡恩认为，企业遵守道德规范已经从一种美德变成必需，他说，“没有伦理观念，我们就是在与灾难打交道；有了伦理观念，我们就可以在国际市场立足”。

作为企业经营活动的主体，员工是企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遗憾的是，我国对于员工企业伦理态度的研究却鲜有耳闻，大部分企业伦理态度研究都是以西方文化背景为基础。自 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外企业伦理实证研究都是使用学生样本^[2]，然而近年来，学者们也意识到了学生样本的局限性，因此相关学者指出：相比于学生样本，有工作经验的企业员工样本会更加贴近实际，能反映当下的企业伦理现状^[3]。因而，本研究为了更加真实地反映当下中国企业伦理态度，从 6 家不同行业背景的企业中调查了 349 名员工，分析中国员工企业伦理态度现状以及企业伦理态度在员工个人特质下可能存在的差异。

2 文献综述 2.1 企业伦理研究的发展历程

伦理的内涵在于反映什么是正确并且公平的行为，能够引导人们正确判断行为的对错；商业伦理是指在商业环境中了解什么是对的行为和错的行为，什么是好的行为和坏的行为。商业伦理是伦理在商业环境的运用，即把基本的道德准则运用于解决商业环境中的实际问题 ^[4]。回顾以往对企业伦理的研究，可以依据其研究视角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即个人层次阶段、组织层次阶段和利益相关者层次阶段^[5]。

个人层次阶段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的焦点，也是企业伦理最早的研究视角。在这个时期，研究者强调商业行为个体所具备的的道德能动性，重点突出了商业伦理对于行为主体的评判性价值。Steven 在 1979 年提出了企业伦理态度（attitude to- wardsbusiness ethics）的概念就是个人层次研究阶段的一个代表。他认为企业伦理态度反映的是个人对于企业中同一个行为道德性的认知和判断，会受到个人特征以及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这个时期的企业伦理研究是围绕着企业经理人员的伦理道德观和企业伦理现状的了解而展开的 ^[6]。

21 世纪初，随着组织行为理论的发展，商业伦理研究从个体层面逐渐扩展到组织层面。在这个阶段，研究者们开始强调组织内部存在统一的，为全体工作人员共同认知并且接受的商业伦理，所以商业伦理能够成为一个组织层面的研究变量。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社会互动愈加频繁，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所接触到的对象不仅是内部员工、企业投资者，还应该包含消费者、行业竞争对手等利益相关者。企业伦理的内涵又进一步拓展到了利益相关者层面。Svens- son（2008）在构建企业伦理模型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提出了商业伦理应该包括一切利益相关者关系的伦理内容的观点，如领导关系、员工关系、股东关系、组织间关系、供应商关系、客户关系以及竞争者对手关系等^[7]。

从企业伦理研究视角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研究者随着对企业经济活动的不断认识，对企业伦理的理解也是不断变化的。目前，国内研究注重于从组织层面视角和利益相关者视角研究企业伦理，强调企业伦理在组织层面的影响，而少有研究反映当代企业的伦理道德观念。

2.2 企业伦理态度实证研究

回顾研究企业伦理的国内外文献，可以发现影响伦理态度的因素可归纳为五种。（1）文化或者宗教：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的避免；男权主义还是女权主义；短期目标还是长期目标。（2）个人特征：个人的年龄，性别，教育背景，种族，宗教，工龄，个人价值观和个人信仰。（3）情境因素：参照组，行动守则，伦理决策类型。（4）组织因素：企业规模大小。（5）行业因素：行业类型，行业竞争情况。其中文化因素通常用于跨文化比较研究，个人特征则被用来探求企业伦理认知的个人能动性，这两个因素是以往研究的重点。

关于个人特征因素，国内学者也主要是从组织层面和利益相关者层面来研究的。尹珏林,张玉利（2010 年）研究中国 CSR（企业社会责任）认知、行动和管理之间关系时发现：性别、地域、行业经验、 受教育程度等个人因素对企业家的 CSR 认知、行动和管理的影响显著^[8]。王欣（2012 年）在研究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企业伦理认知时发现，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经营者对于企业伦理认知并不均衡。她在研究中将企业伦理视为组织层次的变量，调查了安全氛围、公平环境和关怀行动三个维度。结果发现，在关怀员工方面，学历高的企业主比学历低的企业主做得更好。不论是从组织层面还是利益相关者层面，以往的研究者都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即个人特征的确会引起企业伦理认知的差异^[9-10]。

3 研究方法 3.1 样本抽取与调研过程

本次调研活动共调查了 6 家企业的 349 名员工，调研方式为实地调研、实时回收问卷。调研企业包括饮食公司、贸易公司、证券公司、制造业公司，可以看出没有限制在某一个特定行业，而是为了最大化外部效度随机选取了不同行业的公司。调研时，研究人员到现场发放并回收问卷。在被试填写问卷前，向被试保证问卷填写是匿名的，并且员工编号仅仅用于研究的配对，研究结果与任何员工个人无关，这些措施保证了很高的有效问卷回收率。调研共发放 379 份问卷，经过研究者本人对回收的问卷进行逐一审核，剔除那些明显随意填写、 关键数据缺失的员工数据样本后，剩余 349 份为有效问卷，有效问卷率达到 92.08%。

样本的基本信息如下：从性别上看，男性 219 人，占总人数的 62.9%；女性 128 人，占总人数的 37.1%。从年龄上看，未满 20 岁的员工有 29 人，占比 8.1%；20 岁到 30 岁的有 228 人，占比 67.9%；30 岁以上的人有 82 人，占比 24%。从户籍上看，146 人户籍是农村，占比 42.4%；198 人户籍是城市，占比 57.6%。从工龄上看，工作年限在 3 年以内的人数最多，为 166 人，占比 48%；3 年到 5 年的有 64 人，占比 18.2%；5 年到 8 年的有 56 人，占比 15.9%； 8 年到 10 年的有 18 人，占比 5.2%；10 年以上的有 44 人，占比 12.7%。从学历上看，本科以下的人数为 149 人，占比 42.8%；本科及其以上的人为 57.2%； 从岗位上看，普通员工人数最多，达到 296 人，占比 86.5%；基层管理者 41 人，占比 11.4%；中层管理者和高层管理者共有 10 人，占比 2.1%。

3.2 测量

本次调研沿用的是 Steven（1979）开发，Preble 和 Reichel（1988）整理的 ATBEQ 量表^[11]，它包含 30 个题项，采用 5 分制得分。该量表是最早用来测量企业伦理态度的，也是被国外学者调查企业伦理态度使用得最广泛的量表之一。由于该量表目前没有通用的中文版本，通过相关专家小组讨论，将原始的企业伦理态度量表翻译成中文量表，并且检查了翻译后的题项是否有不清晰的地方，是否能被普通大众所理解，是否理解有歧义，然后对这些可能存在不清楚的题项做适当修改，最大化保证了题项的准确性，另外还补充了一些调查者的背景信息。经过分析，调查数据的科尔巴赫α 值达到了 0.911，表明翻译后的企业伦理态度量表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4 数据分析 4.1 均值结果

图 1显示的是中国员工的企业伦理态度的均值结果，可以发现，30 个题项得分基本都在 2 分到 4 分之间，其中只有题项 15 低于 2 分。 根据 Bageac（2011）的分析，可将 30 题项分为两类：企业自利导向（灰色部分）和利益相关者导向（黑色部分）^[12]。企业自利导向强调企业存在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商业世界中优胜劣汰，有着自身的规则，企业自利导向否认伦理作为一种约束手段存在于商业世界中。而利益相关者导向则认为企业是社会的一部分，企业的活动会受到道德约束。 该量表中的两种哲学导向并非相互对立的，一个人可能既具有企业自利倾向，同时也会具有企业利益者倾向。因此，并不能根据两类题项的得分来区分调研者，只能从整体上分析当代中国员工的企业伦理态度倾向。

从得分上来看，利益相关者导向的题项得分比较均匀，并没有出现明显否认题项的得分，表明样本中大部分的员工都是有利益相关者导向的意识，没有否认在企业活动中需要遵守道德规范，为利益相关者负责任。而在企业自利导向的题项中，有 4 个题项低于 2.5 分。其中，题项 2“生意上成功的人不必担心道德问题”，题项 7“道德价值观与企业经营无关”，题项 14“在超市购物时，顾客调换价格标签或包装是恰当的”，题项 15“作为员工，我将办公用品带回家，我认为这种行为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益”。经过对题项的分析，可以看出：这 4 个题项都是明显否认企业伦理观点的题项，得分低于 2.5 分也表示大部分的调查者不认同这种明显违背道德的态度和行为。同时也可以发现，其他企业自利导向的题项，即在企业经营与伦理道德没有明显对立的题项上，得分都在 3 分左右，表明大部分的调查者对于企业自利导向的态度是不确定的。比如题项 1 “赚钱是企业经营的唯一道德要求”暗示企业的根本目的就是赚钱，只要是赚钱的就是符合道德的，这种否认企业伦理的题项得分接近 3 分，表明大部分的调查者并没有明确的判断结果。

4.2 个人因素下的员工企业伦理态度差异

问卷调查还记录了被调查者的个人信息，包括工作年限、性别、学历、户口、受教育程度等。以往的研究认为企业伦理态度可能会在这些个人特征上存在差异。使用 ANOVA 方差分析（p=0.05），分别探究性别、户籍、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龄等因素对员工企业伦理态度影响。研究发现，如果量表中 30 个题项中有 15 个以上的题项存在差异，即 P<0.05，那么该因素对企业伦理态度就存在显著影响。

（1）结果显示，30 题项中只有 8 个题项在性别上是有差异的，所以无法给出企业伦理态度存在性别差异的结论。以往的研究也发现，虽然性别被认为是能够对企业伦理态度产生差异的因素，但是研究的结果却是复杂的，并没有明确结论。对结果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在企业自利导向的题项中，明显低于2.5 分的 4 个题项确实在性别上存在差异，并且是女性得分明显低于男性得分。所以对于企业经营中明显违背道德的观点和行为，男女都是持否认态度的，并且女性的否认程度高于男性。

（2）户籍在以往的企业伦理态度研究中并没有作为考虑因素。因为在中国国情下，城市与农村的差异性还是很大的，所以将户籍也作为比较对象列入其内。比较结果显示，30 个题项中有 8 个题项在户籍上存在差异，也包含明显低于2.5 分的 4 个题项。可以看出，对于企业经营中明显违背道德的观点和行为，农村出身与城市出身的员工都持有否认态度，并且城市出身员工的否认态度强于农村出身的员工。

（3）受教育程度一直被认为是可以影响企业伦理态度的变量。例如 Rao,friedman 与 Cox（2009）发现上过伦理课程的学生与没有上过伦理课程的学生，他们的企业伦理态度有着显著性的差异 ^[13]。本次调研结果也得出类似的结果。30 个题项中有 19 个题项在受教育程度上有显著差异，并且都以是否上过大学为界限。分析显示，企业伦理态度在受教育程度上确实存在差异，并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员工企业伦理认同感要高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员工。

（4）工作年龄被认为是能够影响企业伦理态度的因素之一。例如 Sınıksaran（2012）发现工作时间确实会影响 ATBEQ 的某些选项。本次调查结果也展现出了类似的结果，30 个题项中 9 个题项在工作年龄上有差异，但是并没有发现特定的影响规律。

（5）由于样本中超过 85% 的员工都是普通员工，对比分析也没有发现企业伦理态度在工作职位存在差异。

5 结果与讨论

从样本结果可以推测当代中国员工对于企业伦理的看法，本研究相对于已有研究所取得的进展表现如下几个方面：（1）中国员工对企业伦理是存在困惑的。从调查结果上来看，大部分的题项都是在 3 分左右，表明员工对于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是否应该遵守伦理道德还不是很确定。可以看出：直接反映这一观点的题项 1，题项 4，题项 10 的得分都在 3 分左右。这反映出大家对“企业的目的就是赚钱，谋取利益最大化”的困惑，这种困惑从侧面折射出当代中国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并没有将遵守伦理道德作为首要约束标准，员工并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企业伦理意识。（2）大部分中国员工存在企业利益相关者意识。从调研结果上看，反映企业需要尊重利益相关者的题项得分并没有明显的低值。自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大部分企业认识到除了自身盈利外还应该履行其社会责任，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负责。调查结果表明，企业利益相关这种导向意识被当代中国员工所认识和逐渐接受，这也为中国企业增强其企业伦理意识发出了一个好的信号。（3）教育对员工企业伦理态度有着显著影响。结果显示，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员工比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员工对企业伦理的认同度要高。因此，企业伦理意识是可以教育引导和增强的，这也给提升全民企业伦理态度提供了一种方法和途径。学校增设企业伦理课程，政府加强企业伦理宣传，使整个社会都能有一个清晰的企业伦理认识，这样才能促使中国的企业能够健康、可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