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何谓“早期国民党人”

研究早期国民党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素，首先要确定“早期”的范围。我们认为，早期国民党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间是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国民党一大”到1925年孙中山逝世）这段历史时期。这样分段的理由如下：

首先，就上限来说，清朝末年，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和洋务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梁启超是中国第一位向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他于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随后，辛亥革命前期同盟会骨干，即早期国民党人成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马君武作为早期国民党人的代表，早在1903年便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开早期国民党人论述马克思主义原理之先河，介绍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指出“马克思者，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而后有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胡汉民等人介绍并研究马克思主义。其中，朱执信于1905年在《民报》上发表《德意志革命家列传》一文，提出“当世之人以不知马克思之名为耻”，反映出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视。宋教仁于1906年在《人民报》上发表译文《万国社会党略史》，介绍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同年廖仲恺也发表译文《社会主义史纲》和《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及其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这里要重点介绍胡汉民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所做的贡献。1906年至1907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针对社会革命进行了论战，争论的焦点在走革命道路还是改良道路上，胡汉民作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在《民报》上撰文反驳梁启超的“圆满之社会革命”论，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奠定了基础。

这些历史事实都说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对早期国民党人产生了影响，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

有学者认为孙中山作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接触马克思主义并信仰社会主义远早于马君武，他们认为，早在1896年国父孙中山在“伦敦蒙难”期间就已经接受并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们得出这一判断的理由大致如下：第一，孙中山在大英图书馆阅读了大量社会科学著作，必定涉及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理论；第二，后世学者的推论，如梁启超说“孙逸仙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第三，孙中山曾在伦敦进行过考察，并接触过俄国革命流亡者，这些经历都使他关心社会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这一判断看似合理，但仅仅是推论，并无直接资料予以证明，试想，我们连孙中山当时是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都不得而知，更何况是孙中山的马克思主义观呢。由此，我们认为：早期国民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开始的，他们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纯学术目的，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践之中。

其次，就下限来说，第一次国共合作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达到了高潮。这一时期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加剧，特别是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篡夺领导权的活动日益猖獗，主要表现在：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杀害；国民党右派组织西山会议派形成，反对三大革命政策，进行反共活动，国民党公开分裂；以戴季陶主义出现为发轫，以蒋介石、戴季陶为代表的新右派浮出水面，加深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此时，戴季陶成为反共理论的第一创作人，他先后撰写《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以及《民生哲学系统表》等文章，构成了所谓的“戴季陶主义”。他一出炉，便得到了国民党人的喝彩，这为国民党右派反对孙中山，诋毁共产党，否定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随后，国民党右派发动了一系列反革命政变，迫害共产党员，破坏统一战线。

这里还要解释一下国民党人这一概念，我们知道，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亦是中华民国与亚洲历史最悠久的政党之一。国民党的名称在历史上曾变换过，其前身最早为成立于1894年的“兴中会”，而后分别改组为中国同盟会、中国国民党及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10日经孙中山改组后改为现名。本文所研究的国民党人都未脱离过该组织，因此，在本文中统称为国民党人。

2 影响早期国民党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因素

国内外的政治局势是推动国民党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因素之一。

2.1 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建立起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掀起瓜分全球狂潮，资本全球输出。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贫富悬殊、阶级冲突不断、大量工人失业、经济危机周期性发生等社会问题显现。各国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资本主义统治遭受极大的冲击。孙中山、朱执信等早期国民党人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目睹了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激烈和尖锐，认识到欧美社会虽然生产发达，但由于自由竞争和垄断所带来的资本和财富的过分集中，导致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矛盾极为尖锐。早期国民党人勇敢地揭露了资本家剥削无产阶级的不平等现象，他们不满于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政治腐败，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向往，意识到社会革命即将到来。如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就指出，“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1]。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的种种弊端，使未来中国不再重蹈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覆辙，以孙中山为首的早期国民党人顺应了时代潮流，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各种社会流派，并最终选择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

这一时期国际政治事件首推十月革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促进了包括早期国民党人在内的中国人民的觉醒，他们从中看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希望，更加渴望了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符合实际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它昭示人们，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一旦觉醒起来、组织起来，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创造出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崭新社会制度。十月革命前，国民党人可谓屡战屡败，辛亥革命后所建立的中华民国，根基浅，加之民族资产阶级弱小，无法维护自身统治，导致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随后国民党人进行了反袁斗争，由于未发动广大群众，也以失败告终。袁世凯下台后，段祺瑞撕毁《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拒绝恢复国会。早期国民党人在失败中渐渐认识到了民众的重要性，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引起了先进的国民党人的高度关注，孙中山专门致函列宁表示祝贺。透过十月革命，早期国民党人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心。十月革命后的世界历史舞台上，民族运动高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革命潮流奔腾向前。中国革命也进入了崭新的时代，反帝旗帜被举起，早期国民党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指出“欧战告终，纪元新开，人民渐渐地觉悟了，认为世界进入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并行的时代”。显然，新的时代潮流对先进的国民党人产生了深刻影响。

十月革命胜利，社会主义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让国人看到了希望，切盼通过社会主义实现民族自救。与此同时，苏俄发表的对华宣言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拥护，这与帝国主义在华残暴的剥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于对于苏俄的拥护，自然对于社会主义也有了极大的热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救国的良方。

总之，早期国民党人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是很大的，同时经过主观努力，他们奠定了唤起工农、实行“扶助农工”政策和“联俄”政策的比较坚实的思想基础。

2.2 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

首先，辛亥革命后国人思想得到解放，宽松的环境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早期国民党人更多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辛亥革命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尤以具有明确进程的共产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统的新价值体系，成为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信仰。

辛亥革命后，印刷传媒业的发展为早期国民党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并提供了有利的思想和物质条件。国民党人在其控制的地区倡导新闻自由，创建新的新闻体制。这充分体现出维护新闻自由的诚意与决心，更让新闻界感受到了新闻风气的鼓舞。在民主自由风气高涨的热潮中，中国的传媒事业得到了一次短暂而飞速发展的机会。报纸数目有了很大增加，据统计，民国元年，全国报纸陡增至500家，总销量达4200万份，两个数字均破历史纪录。印刷传媒业的飞速发展也促进了报刊出版业的发展，据统计，五四运动后的一年内，全国出版的新刊物达400多种，其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类的刊物就占了一半之多，除北京、上海等新文化运动发展较快的城市外，在文化比较落后的偏远地区也出现了新刊物，其中又以宣传民主、科学、社会主义为主，影响十分广泛。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经过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推动更加活跃，尤其是西方政治、文化思想的传播形成了社会潮流，马克思主义就是作为其中的一种学说被介绍进来，并逐步引起众人注意的，这些都为早期国民党人马克思主义观形成创造了条件。

同时，20世纪初，我国兴办一批新式学堂培育了一批接受新式教育并乐于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青年学子。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下令全国各地书院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指出：“人才为政事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学术……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2]261各地纷纷响应清廷的兴学诏书，新式学堂在新政时期如雨后春笋般获得大发展。据统计，1903年有新式学堂769所，1904年猛增至4 476所，1905年达8 277所^[2]267。当时，旧中国内忧外困的国情激发了人们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热情，这些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后来就构成新思想传播的群众基础，其中就包括戴季陶、朱执信、胡汉民等早期国民党人。

其次，“五四”运动的爆发。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代表提出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华驻军等7项希望，以及废除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遭到拒绝。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一直寄望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希望建立一个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强大的国家，但是巴黎和会让中国人彻底丧失了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信心，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直接导致了国内五四运动的爆发。

五四运动作为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新局面，马克思主义著作被国人大量翻译。五四运动前，日本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渠道；而五四运动后，又增加了西欧和俄国这两条传播路径。赴欧洲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成为这一时期西欧渠道的主要媒介，包括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等人，他们翻译并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少年》、《赤光》杂志上登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此外，旅欧留学到俄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后也成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力量，这些宣传为早期国民党人更全面地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条件。

五四运动使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展示自己强大的能力，给正在困顿中的国民党人以极大的触动。当爱国学生运动遭到北洋政府的严厉镇压时，工人阶级毅然出现在了历史舞台上，上海有7万人为声援学生运动举行罢工。这场反帝爱国运动扩展到了20多个省市、100多个城市，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第一次显示了坚决、彻底的革命精神和有组织的力量，工人阶级的出现也使“五四”运动具有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性质，让人们看了夺取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的曙光。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的表现极大地鼓舞了早期国民党人，他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从而更加努力地研究马克思主义。

最后，国共第一次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随着工农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国民党内部也开始发生分化，其中有些人逆历史潮流而动，逐渐成为国民党右派，开始反对革命。但孙中山和国民党左派代表廖仲恺等人“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与时俱进，积极接受共产国际的帮助，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改组了国民党，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解释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开始逐渐向马克思主义者靠拢，推动了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客观上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加广泛的传播。

3 影响早期国民党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因素 3.1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早期国民党人接触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各种新思想不断传入中国，包括君主立宪、民主共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等。马克思的名字和他的社会主义思想第一次在中国出现要追溯到1899年，这一年，《万国公报》第121期刊载了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写的《大同学》，书中提到：“间亦有图泄其忿者，合众小工而成一大力，往往停工多日，挟制富室，富室竟一筹莫展。似此举动，较之用枪鸣炮尤为猛厉。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权，用以安民而救世。”^[3]尽管这篇文章对马克思的介绍存在诸多不足，如将社会主义表达为安民新学，但它确是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的文章。随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介绍，如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谈到：“进化论之功在天壤，有识者所同认矣。虽然，以斯宾塞之睿智，创综合哲学，自谓借生物学之原理以定人类之原理，而其于人类将来乏进化当由何途，当以何为归宿，竟不能确实指明。而世界第一大问题竞虚悬而无薄。故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嘲之曰：‘今世学者以科学破宗教，谓人类乃由下等动物变化而来。然其变化之律，以人类为极点乎？抑人类之上更有他日进化之一阶级乎？彼等无以应也’”。^[4]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介绍为早期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打下了基础，此外，20世纪初出现的译书潮也为早期国民党人认识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利条件。自1898年严复翻译《天演论》开始，中国译书业空前发展，仅1903年就翻译外国书籍20余种，因此被称为“哲学年”。

3.2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使早期国民党人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诞生于欧洲工业文明时代，是现代文明的产物。然而，20世纪初的中国是政治、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早期国民党人能在诸多社会流派中选择马克思主义并传播之，除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强大生命力、冲击力和感染力以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正如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提到的“社会群体鉴别一个政治制度是否合法的依据，是看它的价值取向如何和它们相吻合”^[5]。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所包含的均平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设想的未来理想社会有相似之处。早期国民党人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

均平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一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就形成了各自的平均思想。如道家代表人物老子提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君，乐其俗”^[6]的要求。墨家墨子主张“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7]。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则描绘了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8]正如吴雁南所说：“儒家的大同思想，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追求，讲求群体的观念以及道家无为而治的理想等，都从不同的层面折射出社会主义的因素，尽管这些因素是空想的、主观的，乃至宗教性的。这些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认知障碍，奠定了他们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心理基础。”^[9]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孙中山、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马君武等早期共产党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极为赞同儒家的均平思想，认为其中蕴含社会主义精神，孙中山甚至将社会主义等同于大同主义，传统文化对早期国民党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3.3 日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高潮为早期国民党人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方便

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便积极向西方学习，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对日本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01年幸德秋水等人组织成立了社会民主党，1904年《平民新闻》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前两章。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较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学者，诸如山川均、河上肇、佐野学等，他们发表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山川均的《劳动组合运动和阶级斗争》、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俄罗斯革命和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上所谓“过渡期”》、佐野学的《中间阶级的社会主义论》。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影响不断扩大。

1901年初清政府颁布“奖励游学”的政令，激发了青年学子的游学热情。此外，当时日本从自身利益出发，为中国留学生提供了诸多便利，并对中国革命者持宽容态度，这一时期一批留日学生和革命者聚集日本。据统计，1900年至1920年间，中国有50 000余人留学日本，部分早期国民党人包含其中：如胡汉民和朱执信1904年留学日本，分别在日本法政大学研习政治学和经济学；戴季陶于1905年在东京日本大学法科学习；孙中山等人也曾在日本流亡，以日本作为基地，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由于中日两国地缘接近，文化交流可谓源远流长，中日两国语境上的同一性使得日文版马克思主义学说更容易被中国人接受，因此，日本成为国民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渠道之一，这为留学日本的早期国民党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

4 国民党人的自身因素

首先，为三民主义寻找依据。早在1905年，孙中山就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了他的民主革命纲领，即三民主义，但尚未形成一套完整与系统的民生史观。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早期国民党人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强调中国的发展要预防资本主义的流弊，避免重蹈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覆辙，期望中国通过民生主义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是民生主义的理论依据，为此早期国民党人曾吸收了当时世界上流行的社会主义家学说，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

辛亥革命时期，早已在欧美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中的唯物史观引起了孙中山等国民党人的关注，他们将唯物史观当做分析与解决问题的方法加以研究。此外，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起独立、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对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主义，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有利于他们反对封建主义和改良主义，宣传革命思想，对他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大有裨益。因此，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持欢迎态度，开始介绍、研究马克思主义。

其次，早期国民党人属于新型知识分子，他们曾接受过新式教育，如孙中山、胡汉民、朱执信、马君武等人都有过海外求学经历，可谓集旧学与新学、知识分子与政治家于一身。他们的思想更敏锐、视野更宽阔、学识更渊博、头脑较一般人开放，因此更容易接受新理论。以孙中山、朱执信等为代表的早期国民党人充满革命进取精神，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与时俱进，顺应社会主义这个时代潮流，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

最后，孙中山在一定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评价，也推动了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孙中山作为早期国民党人的代表，在国民党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朱执信、戴季陶、胡汉民、马君武、廖仲恺等人都是其忠实的追随者，虽然在孙中山晚年他们中部分人偏离了孙中山所倡导的思想，甚至完全背离，这里不再述及，但早期他们是非常忠诚的。“孙中山在早年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时，已经感受到西方国家固有的种种弊病，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他更加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罪恶，因此在制定救国方略时力图避免这一弊病，并对强烈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兴趣。他对马克思主义切实解决问题的实际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在马克思的学说没有发表之前，世界上讲社会主义的都是一种陈义甚高的理论，离事实太远。而马克思从事实与历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会问题的经济变迁，阐发无遗。孙中山这一崇拜马克思学问的思想倾向，对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等人有较大的影响，也推动了他们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10]

5 结 语

1840年，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自鸦片战争始，苦难的中国人民饱尝帝国主义的侵害。然而，勇敢的中华儿女并未屈从于列强的侵略，他们不惜用生命进行抗衡。早期国民党人作为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受当时国内外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也加入到救亡图存的行列中，他们在探索救国途径的过程中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并以赞赏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孙中山、朱执信、戴季陶、胡汉民、马君武等人通过撰写论文的方式，大量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其内容的全面性为当时各党派之最。早期国民党人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试图利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历史和社会问题。早期国民党人所做的这些努力没有白费，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宣传给当时处于迷茫状态的中国人民以重大启发，尤其对早期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客观上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伟大功绩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