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路线与方针、政策与策略是党的生命线。这一生命线在实践操作中与特定任务联系起来就转化为“战略战术”设计，而执行“战略战术”设计的人，特别是“战斗队伍”中的干部更是在重大战略决策实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征途中是一个重大历史机遇期和发展转折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其重要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干部的培养和教育工作，把它放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位^[1]，全面、深入、持续地进行了这一工作，给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干部。目前，虽然中国革命已经获得了成功，但是，党的干部教育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缺乏针对性和专业性，实用性和效果不佳等，解决好这些问题是当前干部教育的当务之急。因此，深入研究、总结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对于创新干部教育模式，培养和造就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要素并重的干部队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历史背景和必然选择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地克服了教条主义对党的思想路线的干扰，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完成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幼稚到成熟的根本转变。这种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面临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情况下，及时有针对性地对革命干部开展了各具特色并且系统的教育和培养，通过解决处理好干部的各种实际问题，提升了干部的政治思想信念和革命综合素质，打造了一支作风优良、素质过硬的干部队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取得伟大成就、形成光辉典范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革命队伍保存和发展的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胜利到达延安后，实现了战略大转移，社会影响扩大了，但与此同时也承接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惨重后果，那就是大量干部牺牲，这对革命队伍的存在和发展带来了很大困难。紧接着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抗战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先后创建和发展了陕、晋、冀等革命根据地以及山东等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满足抗战形势和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的需要，培养更多的优秀干部成为当务之急。为此，中国共产党特别提出要培养优秀干部，提高革命队伍的理论水平，加强干部学习。1938年9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就强调：“为了保证共产党员能在抗战建国大业中起到应有的作用，为了使共产党扩大发展成为能担当抗战建国大业中一部分光荣任务的巨大力量，必须大批培养和提拔有胆识的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必须加紧认真地提高全党理论水平。”^[2]

其次，是革命队伍思想转变，组织整合，提高与强化干部素质与加强革命纪律性的需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得到空前发展。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复杂性，干部队伍人员来源广泛，成分复杂；加之干部队伍扩充迅速，思想认识不能得到很快统一，干部队伍的思想素养、思维方式和思想建构参差不齐，特别是非无产阶级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和不重视科学理论的狭隘经验主义在干部思想中流行，有时甚至成为党内干部思想的主流意识。思想不纯、思想缺乏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灵活性、思想理论水平低下与科学素养不高，成为干部思想上的主要问题。并且，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各种思想问题也进一步表现到了实际行为中，组织纪律不强等问题突出显现，如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请示中央或上级，高高在上，不与群众密切联系，自由散漫，不遵守规章制度等等。这些问题在思想上、组织上都严重侵害了党的肌体，阻碍了革命事业的发展。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就已认识到：“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要犯错误的。”^[3]延安时期任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的李维汉在《我们要学习什么？怎样学习？》一文中也明确指出：我们的干部一定要“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把自己武装起来。为什么必须这样呢？因为马列主义理论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以及广大民众的指南，它给我们把握运动规律和革命规律的知识，给我们确定运动方针的力量，给我们以信心”^[4]。

第三，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客观实际结合的时代需要。党的干部队伍应重视马克思主义化，即在思想上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头脑，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全面总结了党在思想路线上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转变干部思想观念，统一干部思想认识，强化干部理论修养和科学素养是干部教育的首要任务，并制定了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旨在引导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稳步有序地开展干部教育活动，有效地引导和带动党的各方面工作。毛泽东还指出：“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5]798

2 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主要内容

党的干部教育始终具备优良的传统和先进的教学理念，核心表现之一就是干部教育的开展和内容确定，始终以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实践要求和具体革命任务为基础，并结合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作重心和任务目标的变化而发展完善，使干部教育的内容和环节之间形成有机联系的整体。延安时期，党的干部教育的优良传统得到了全方位的开拓，不仅奠定了基础，而且走向了成熟。在干部教育内容的优选上，形成了一套良好的模式。这一模式是将教育内容建立在既考虑到干部教育培养目标实现的客观要求上，又兼顾干部教育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任务以及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内容丰富多样，一方面强调干部教育内容一定要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政党观和工作观等哲学和价值理论方面的内容，另一方面也重视科学知识、人文知识、历史与国情、实践技术的培养；一方面考虑到干部教育共有问题的解决和通识方面的内容，另一方面也强调针对干部的类别、层次和工作性质的不同来设置不同的教育内容。总之，延安时期，干部教育内容的安排与设计坚持与干部的特点和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相联系，坚持一般与特殊相联系，有机地把思想教育、作风教育、理论教育和专业知识教育结合起来，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教育。它在干部教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直接关乎干部理论水平的高低。毛泽东非常重视对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并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他曾强调：“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5]796为了完善和提高理论教育的内容和效果，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著书立说，亲自上课讲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使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得到提升。如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写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理论著作，并作为干部教育的授课教材，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且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来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这表明干部理论教育必须理论结合实际，不能把理论束之高阁，要用具体化、实践化、时代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教育干部，这样才能产生积极意义。

第二是党性党风教育。党性党风建设是无产阶级政党取得胜利的支柱之一，对巩固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组织和强化实践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关于党性党风建设的思想和内容与当时革命形势有机结合，并将党性党风教育作为党的队伍建设的重要工作内容，有计划有步骤地领导开展党性党风教育，凝聚和整合了干部队伍。1941年，以毛泽东为领导的党中央根据当时干部的思想状态，领导和组织了延安整风运动，通过学习和整风，全党干部从思想根源上摒弃了当时在党内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强有力地扭转了党内多种不良倾向，保持了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和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为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第三是人民利益观和工作价值观的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干部教育的核心内容。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该将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6]614“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5]1004，号召全体党员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5]659，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6]660。为了在全党全军特别是干部队伍中进行人生观、价值观和工作观的教育，毛泽东先后利用不同场合和优秀人物的先进事迹，写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三篇光辉著作，从不同的维度阐释了共产党人的人生理想、价值信念和工作态度。要求革命干部树立共产主义的光辉理想，时刻心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革命必胜的坚实信念，要有事业心和胜利信心；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要对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要发扬愚公精神，不怕困难，去争取胜利。另外，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严于律己，艰苦朴素，起到了表率作用，对在这方面的错误行为严惩不贷，起到了警示作用，如对黄克功案件的处理。延安时期对干部在这方面的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造就了一支人生境界高尚、生活作风朴实、工作敬业实干的干部队伍，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

第四是历史国情和专业知识教育。对党的干部队伍来讲，主要职能是发挥领导、带动和表率作用。这特别要求干部必须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尤其要求干部必须把理论与自己的工作实际、具体工作内容、本部门工作的专业知识紧密联系起来，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联系实际，联系本部门的人民群众，才能在工作中起到领导作用。对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来讲，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科学的思想理论，其与实际相结合，就必须与中国的历史国情和现代科学知识相结合。毛泽东深知掌握史学特别是中国史知识对干部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因此，在延安这一党的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共产党尤其重视干部的历史观教育。毛泽东曾强调：指导一个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指出，不注重研究历史是极坏的作风之一，在他看来，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都是党员干部需要加强的课程^[5]798。在毛泽东看来，对广大革命干部进行历史观与国情观教育能够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从中找到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更为革命胜利后的社会和国家建设起到不可替代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如毛泽东就把郭沫若所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教材之一，使广大干部认识到了骄傲自满、功成奢靡、权力滥用的经验教训。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同时重视干部专业知识的学习和教育。基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实际状况，干部教育内容还强化了军事、文化知识教育及经济生产方面的学习和教育。为了进行这方面的教育，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等著作。这方面的教育，为党的干部队伍培养了一大批“又红又专”的人才，保证了革命事业的持续发展。

3 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基本方式

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干部教育工作使大量革命干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功的教育模式不仅使大批干部提升了思想理论素养，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中流砥柱，并使革命真理、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从延安传播到全中国，在中华大地结出胜利的果实。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成功，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高度重视、科学的运行机制与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是密不可分的。

首先，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基本方式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建立直接领导机制。中共中央为了把握干部教育工作的全局，建立了独特的领导架构，以保证宏观上能够领导和监督，微观上能够将干部教育的具体要求和开展的方式方法落到实处，保证了干部教育工作的效果。在宏观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直接领导干部教育工作，身兼多职，不仅担任干部学校的领导工作，还在学校承担课程。如毛泽东担任中央党校校长，王稼祥担任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林伯渠担任行政学院院长，高岗担任民族学院院长等。他们还亲自参加制定学校的教育方针、教学方案，营造出良好的校风和学风。在中观教育管理上，组建了干部教育委员会和干部教育部负责管理和组织干部教育工作，后将干部教育部并入中共中央宣传部，具体负责干部教育工作。这为干部教育工作目标的实现、教育方式方法的落实提供了保证。在具体学习任务的组织安排上，各机关所设立的支部有学习指导员，同时领导干部也必须负责一定范围内的学习指导。这一“上—中—下”三层的教育管理模式充分保证了干部教育工作的稳步推进并取得实效。

其次，建立健全合理的能够科学运行的学习制度。干部教育工作是一件庞大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全方位、多层面、多内容、大规模地实施。即使有坚强的领导，如果没有制度化的规范约束，也会流于形式，得不到实效。而且在革命战争年代，许多突发事件会对干部教育产生强有力的冲击。因此，科学合理的制度保障机制显得十分重要。在这方面，为了保证干部教育和学习取得实效并形成长效化发展，在毛泽东主张下建立健全了关于教育和学习的相关制度。这一制度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第一，持续学习制度。中共中央在《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强调：“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地领导与提倡其他干部学习。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天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1]268在《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要求：“全党在职干部必须保证平均每日有两小时的学习，非因作战或其他紧急事故不可耽搁。各个环节的负责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的保证之。”^[7]这项行之有效的制度通过对学习时间、学习内容以及学习和工作关系怎样处理等的规定，培养和强化了干部持续学习、自觉学习、努力学习的精神和意识，从根本上解决了干部学习中存在的懒散、应付、走形式的问题。在制度具体实施中，对各级干部要求每天平均学习两小时，将教育与学习时间纳入正规工作时间核算，视做工作的一部分。同时，通过鼓励和培养“钉子精神”来解决学习和工作相冲突的矛盾，倡导自觉学习。第二，建立小组学习制度。小组学习制度从毛泽东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发出开展学习竞赛的号召后开始实行。1939年6月，《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颁布，当时，延安各级机关都建立了干部学习小组，几乎所有干部都参加其中。中共中央还明确提出了学习小组编制和学习小组建设、组长选配的标准，以促使学习小组的编制更具实践性和科学性，从而保证参加学习的干部能够互相学习、互相鼓励、共同提高，使干部教育的效果突显。第三，指导学习制度。这一制度主要是从课程讲授要求、疑问解答、心得交流和问题研究等方面来保证学习成效。一是完善授课方法，尽量避免大课讲授，并根据受教育的层次将上课人员分类，由受教育层次较高的干部指导其他各类干部学习；二是聘请顾问团，帮助解答疑惑；三是设立巡回教育站，培训教员；四是加强有关学习方面的新资料、新经验和新方法的介绍，主要载体为党的各类报刊；五是组织了马列主义研究会、党建研究会、政治经济学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会等各类研究团体，目的在于培养理论研究的专门人才，增强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和研究能力。另外，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中央领导同志还经常性地为各级干部和学员做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和革命发展形势的时事报告。

最后，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创建优良学风，建立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毛泽东同志针对干部教育中存在的重理论轻实践的具体问题曾重点强调：“在学校教育中，在在职干部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误传，误人不浅。”^[8]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与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的确立，干部教育也形成了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第一，教学组织灵活多样，因地制宜。为了适应战时需要，干部教育的学校常常根据抗战形势整合，办学地点灵活多样，有的在敌后根据地办学，有的则在战争前线办学。这种灵活的办学方式，保证了我党干部队伍教育的持续性。第二，教学时间比较灵活。延安时期，各干部学校的学习时间安排长短不一，有长时期的，也有短时期的，突出表现为短期培训。这是因为抗日战争急需大量各种类型的革命干部，因此，短训班成为延安干部教育的主要形式。第三，教学方式方法灵活多样，主要采取启发式教学、研究式教学和实验式教学，废除了注入式教学、强迫式教学和说教式教学，强调“教、学、做”的统一，提倡自学为主、讨论为主、训练为主。总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思考—钻研—调查—解决”的干部教育培养的崭新思路和灵活机制。

4 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成效与启示

延安时期，在特定革命环境和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极为注重干部队伍的教育和培养，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培养了成千上万名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也为新形势下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升干部教育的实效提供了宝贵的范例和经验。

首先，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需要一支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必须把干部教育提高到战略高度上来认识，要常抓重抓，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延安时期，党对干部教育意义的认识是深刻的，持续的大规模的干部教育是成功的。瓦窑堡会议提出：“党必须大量培养干部，使成千上万的干部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在实际斗争中学习和锻炼，这样，才能适应新的革命形势的需要。”根据这次会议的建议，如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共中央党校、延安马列学院等一大批学校先后建立，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党的优秀干部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人才支持。延安时期，党的干部教育取得的“实效性和长效性”相统一的伟大成绩，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要想使党的执政地位得到不断地巩固和加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开创出新局面、中国梦的理想尽快实现，就要将干部队伍建设和干部教育培养始终当做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保持党的生命力的重要任务来抓。当前干部教育的硬件设施、学习条件和技术支持远比延安时期优越和先进，但在软件方面特别是学习的主动性、恒久性、制度性、成效性等方面需要加强，特别是要吸取延安时期从思想根源、领导态度和制度规定等方面加强干部教育学习的系列做法，从而使目前干部教育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效。

其次，从干部思想和政治状况入手，以党性党风教育为核心开展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意义重大。延安时期，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以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严重影响了党内团结和统一，削弱了革命队伍的战斗力，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力下降。面对这种情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及时提出了开展干部教育和学习的战略构想，并将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把强化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学习作为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将其置于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党中央为了改变当时队伍中成分复杂、政治思想不统一的局面，各类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都把马列主义的政治思想贯穿学校教学及管理过程中。这表明，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理念旨在确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教学指导方向有鲜明的政治性、思想性，要求各级干部要把党性锻炼和政治思想修养放在首位。所以，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干部教育要始终围绕思想政治教育这根主线不动摇，并且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与学习必须要做到说服教育，以理服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条经验对我们今天培养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由于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干部队伍的党性党风会因为社会发展变化的诸多新形势和新现象而出现各种新问题，如共产主义信念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问题、官僚主义问题、与党中央保持一致问题、生活作风问题、清正廉洁问题等等。如何有的放矢地针对新时期干部队伍中出现的党性觉悟不高、党纪约束不强、党风浮夸不纯等问题。进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仍然是有一定难度的。我们可以吸取延安时期这方面的有益经验，从强调政治开始，教育广大干部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就是“四个坚持”；在党风方面要大兴实事求是、调查研究、认真工作、遵守党纪国法、清正廉洁、反对贪污腐败、反对浪费的作风；在党纪方面，要严肃执法、以理服人，做到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最后，干部教育必须要形成符合实际的机制体系。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就是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灵活多样的学习制度与教学方法的共同影响下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高水平、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干部人才。毛泽东写了《农村调查》，对调查研究做了具体论述；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专门成立了调查研究局，指导调查研究工作；许多干部深入基层，掌握第一手资料；干部教育学习期间，也不脱离社会实践，带着问题在实践中去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此外，延安时期干部教育学习也把学习理论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紧密结合起来，与统一对党的路线、政策的认识结合起来，极大地拓展了干部的思想认识水平。这表明，符合实际的干部教育机制不只是单纯地强调干部理论知识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提倡把学习理论、深入实际和调查研究紧密相结合，提升分析、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5 结语

总之，延安时期党倡导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发展史的光辉典范的核心要素。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会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情况、新理论和新方法，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不断创新，要使党的干部队伍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就应该加强学习各种新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就应该充分地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各种有利便捷的学习条件，采取灵活多样的学习方法和讲授方法，就应该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作为干部教育工作的核心要求，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水平、解决现实问题的意识、调查研究的工作能力，特别是要学会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提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