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而不衰，高度发达成熟的农耕文明孕育出享誉世界的传统文化，但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国力衰弱和国家落后直接导致了文化上的失落与彷徨。在新中国成立前乃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处于一种较为封闭的生存状态。但是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急速的城镇化进程打破了中国农村的静谧，农民进城、农村消失、规模化的农业生产方式都挑战着中国农村传统文化的存续体系。

农村传统文化对于文化多样性和社会稳定有着重要作用。孙白露、朱启臻指出：文化从来就是为人的生存服务的^[1]，这种文化的作用是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李承贵在总结各种农村传统文化价值分析的基础上将其归纳为公例主义方式、科学主义方式、唯物主义方式和实用主义方式^[2]，这四种解读方式的基础都是承认农村传统文化的价值是存在的，虽然这种价值可能暂时尚未得到认知。公例解读方式最早由严复先生提出，其主要内容是通过不同文化形式的对比分析，寻找其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就代表着文化的积极价值。科学主义方式也由严复提出，其主要思想是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分析方法剖析传统文化的价值，这与严复所在的时代特点是分不开的。唯物主义方式则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认为经济基础决定文化形式，落后的经济基础其文化形式也必然是落后的。实用主义方式从人类创造文化的动机进行分析，将重点落在了文化服务于人这个根本特点上。这四种分析方式本质上都是对农村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可并试图厘清不同的认识角度，而关于保护农村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数量也从侧面反映出对这一问题关注度的变化。在关注农村传统文化保护方面，学术界将重点放在保护路径研究上，这是解开如何保护农村传统文化这个命题的钥匙。

农村传统文化的根本属性是农业的生产性和农民的生活性，它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基础上的。孙白露、朱启臻曾就乡村文化的保护阐述自己的观点：无论是发展乡村旅游，还是实现农业文化的活态保护，或者是建立各种农业文化特色保护区，其保护的载体或环境都是农村社区^[1]。所以，保护农村传统文化的根本在于保护农村传统的劳作方式和乡村村落的形态，这也是保护农村传统文化的核心所在。归结起来，关于农村传统文化保护路径的主要理论有文化生态场理论、文化保护主体博弈理论。

文化生态场理论是借用生态学的相关理论研究文化建设的理论。用生态学的理论来看，农村传统文化的发展也是一个类似生态发展的过程，它的发展和其依存的生态场有着密切的联系，良好的生态场会促进农村传统文化的发展，反之则阻碍其发展。农村传统文化保护的关键就是建设生态场。丁永祥认为，要从构建意识场、恢复生活场、优化文化场、改善物质场和保护自然场五个方面保护农村传统文化^[3]。

文化生态场理论的主要着眼点是农村传统文化产生、发展的依附性，即这种文化是建立在农村这个特定的生产生活环境下的，要从根本上保护农村传统文化就需要从文化的依赖场域入手。熊春林认为，现代化的新农村建设不仅是经济政治建设，而且也是文化生态构建。因为现代农村的发展，不仅是为了使农民获得丰裕的物质生活享受，更是为了使农民拥有自己美好的精神家园^[4]。孙庆忠表示，当农民不再倾注心力于农田，当城市的繁华与喧嚣日益成为农民向往的生活目标时，农业文化也就只能是夕照残阳了^[5]。

文化保护主体博弈理论主要是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的一种保护理论^[6]。这一理论认为，文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是一种商品，围绕商品价值的创造和交易，政府部门、旅游企业和文化传承人之间会产生博弈。博弈的理想结果是：传承人能够将文化传承下去并得到维持生计和发展的经济收入，政府作为公共部门能够将文化保留，旅游企业能够从文化传承和交易中获得收益。这一理论看到了农村传统文化进行保护性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且运用经济学理论阐释这一问题更具有现实性。

除上述两种理论外，还存在其他较有影响的观点，如口述史、文字记录、音像记录等。口述史主要用于个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尤其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艺在人身，艺随人走；人在艺在，人亡艺绝”的特点^[7]。文字记录和音像记录等则已经广泛用于农村传统文化保护中，利用高清数字影像直接记录和再现，成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手段。通过影像对历史的记录与传播，将探索出一条保护和弘扬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道路^[8]。

但是，为什么在中国国力达到历史高峰的当代会出现如此强烈的保护农村传统文化的呼声？文化持有者在农村传统文化保护中的地位是怎样的？我们应当选择何种具体途径保护农村传统文化？这些问题正是本文所要关注的。

2 纵向历史视角下的疑问

保护农村传统文化的呼声从未如此强烈，这是因为农村传统文化出现了“危机”。但是就像李约瑟之问的逻辑一样：为什么当代中国出现如此强烈的保护传统文化呼声而中国历史上却少有呢？

张弢认为社会关注传统文化保护的原因在于制度约束、新闻价值和经济考量^[9]。孙庆忠等也从生态环境变化的角度考察了农业文化系统传承的困境，认为古老的农业文明在遭遇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着生态系统被破坏的危险，与之相应的社会文化也深陷传承危机^[10]。实际上，上述观点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现代化的传媒手段使信息传播更快更广；较之于历史上的社会转型，当代农村传统文化消失的可能性更大，且已经出现文化发展断崖的现象；国民的文化自觉性提高增强了文化保护意识。信息传播的现代化以及国民素质的提升都有助于农村传统文化关注度的增强，但第二种解释更合乎大历史视角下的分析。

中国历史上曾多次经历过变化程度激烈于当代社会转型的变革。以春秋战国时期为例，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从奴隶制国家向封建制国家转型期，但是之前出现的文化却得到传承并形成了现代中国的文化基础，而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却出现了文化形态大量消失的现象。不难发现，历史上若干次的社会转型并不像现代，古代的变革是一种较少改变或通过长时间过渡来改变生产方式的变化。中国除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之外，更多时期处于封建社会形态下的农耕文明缓慢发展阶段，农村作为主要的生产生活地域表现出了极强的封闭性和稳定性，大规模的城乡人口流动没有客观基础。农村传统文化存续的根基（农村、农业和农民）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被动摇，而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则是生产生活方式上的巨大转变。或者说，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农村处于农耕文明下的文化创造阶段，一方面已经出现的文化在缓慢的社会变迁下能较好的保留下来；另一方面，农耕文明的日臻成熟也推动着农村文化的不断创造并在这种成熟的基础上得到存续和发展，而现代中国的发展模式使农村传统文化发展出现“断崖现象”。村落是农村传统文化存续的重要单位，但是村庄的撤并归政策使全国的自然村数量在过去的10年间减少了90万个，行政村数量已经由1978年的90多万个锐减至2011年的60多万个，远远超出了同期农村人口转移的幅度，依附于村落多样化的乡村社会生态日趋瓦解^[10]。同时，在农村文化创造趋于“完美”或“顶峰”的状态下，当代中国的农村传统文化存续状态以“守住文化”为主。

以上现象说明了当代中国保护农村传统文化的紧迫性。在农村传统文化创造出现瓶颈的情况下，城镇化带动的农村传统文化载体消失或转移导致了农村传统文化出现了“只减不增”的情况，正是这种文化危机直接引发了社会对保护农村传统文化的关注。

3 博弈论视角下的反思

农村传统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农业生产生活形态的存在和发展，当一种局部地域的文化形态存续基础日渐式微时，农村传统文化影响力削弱乃至消失的情况就可能出现。因此保护农村传统文化的根本在于保护其存续的载体，就像保护古树，只有养护好树的根系才能解决树在枝叶方面表现出的病情，我们很难想象一种工业化了的农业生产方式能存续并发展农村传统文化。而由此引申出的文化持有者在保护农村传统文化中的角色和地位，是分析农村传统文化保护根基的基础性问题。

保护农村传统文化难以回避文化价值的公共性和文化持有的个体性之间的矛盾。我们可以将农村传统文化的直接接触群体表述为文化持有者，而将其他间接影响群体和参与保护过程的社会力量表述为文化保护的介入者。围绕农村传统文化的价值认知，可以从博弈论的角度考察文化持有者和介入者的态度，理想状态是文化的持有者和介入者双方对保护的重要性认同一致。在假设介入者始终认为保护工作重要的情况下，文化持有者的态度就至关重要，因为文化持有者所进行的农业生产生活是农村传统文化的根本所在。作为保护农村传统文化变量中最活跃的构成部分，没有文化持有者以及持有者所直接影响的农民，再肥沃的土壤也不可能孕育出农村传统文化。但是农村传统文化的持有者主动保护农村传统文化的驱动力是什么？这是从任何角度回答都绕不开的基本问题，文化持有者只有在解决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后，才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文化存续上。就像鲁迅先生所言：“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11]

群体年龄的特殊性和发展机遇的多样性是农村传统文化持有者的特征。在前现代中国，农村劳动力发展的选择余地较小，务农是主要的就业方向。这样，一方面文化持有者能够通过其掌握的某种文化形式获取部分生活资源；另一方面，限制于较少的发展选择，当文化持有者进行代际文化传授时，年轻人对农村传统文化也能较为容易地接受。而当城市对于年轻农民发展的吸引力逐步增强乃至超过农村对年轻农民的吸引力时，文化持有者与潜在的文化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就不再紧密。同时，文化持有者从事文化创作和文化传播的单位时间经济收入远小于从事其他行业的收入。伴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村老年人和儿童承担起更多的劳作负担。在多重压力之下，一方面，文化持有者通过农村传统文化经营的收入可能因为市场的萎缩而降低；另一方面，文化经营的市场萎缩直接影响着文化持有者对传承农村传统文化的态度。

在这里，我们又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关注农村传统文化保护的介入者和农村传统文化的持有者之间的追求在一定情况下是错位的，前者运用较强的社会话语权强烈呼吁保护工作，但文化持有者却不得不首先从自身生存发展的角度考量文化保护的主动性，他们会像舒尔茨笔下的农民一样作出理性选择。所以从农村传统文化持有者生存和发展的角度讲，农村传统文化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经营某种具体的农村传统文化能否支撑其生产生活。但即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农村传统文化的保护仍面临着传承的问题，当年轻人传承农村传统文化的积极性较低或可供传承的年轻人数量较少时，农村传统文化的消失情况必然发生。

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农村传统文化的关键所在，没有与农村传统文化对应的农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就不可能从根本上保护住农村传统文化。我们很难想象在西北沙漠中会产生妈祖文化，更难以想象在南方水乡会产生那达慕文化。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本质上是以国家意志为原动力，以城镇化为直接表现形式进行的，其主要特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这种转移势必减少农村传统文化持有者的数量，并直接导致传统村落的衰败。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生产方式也必然发生变化，而农民作为农村传统文化的具体承载者，农民进城务工、农业生产方式变化以及农村礼俗文化的弱化，都会对农村传统文化保护产生致命的打击。至于仅仅从农村传统文化保护的外围实施保护的思路更是难以持续，这种为了保护而保护的形式只能延缓文化消失的速度。

我们看到，在人口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城镇人口比例的上升意味着农村人口数量的下降，而进城追求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之一。谁都无法阻挡这种个体性的选择，也就意味着谁都没有能力阻挡农村文化持有者数量和传统村落的减少。同时，根据农村传统文化价值的个体性和公共性之间的矛盾，可以提出这样的疑问：在农村文化持有者难以解决自身生存发展的情况下，或者文化持有者对自身发展的满意度远远小于期望值时，而文化保护的介入者又将保护价值着眼于农村传统文化的公共性方面，文化的持有者可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牺牲自身发展满足公共需要。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重要原因就是文化的民族对文化的适应性和创新性。人的发展离不开文化，进城务工的“农二代”会经历再社会化的过程而逐步接受城市文化，就像我们不能说华夏文明比玛雅文明优秀一样，我们也很难比较农村传统文化和现代城市文化之间的优劣。农民在传统的劳作过程中创造农村文化，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仅仅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农民生产生活，即使创造出的“礼”也是为了乡村社会的稳定和谐，城市的现代文化发展也基于同样的道理。

4 寻找农村传统文化的保护路径

有的文化形式存续有稳定性和历史性的特点，有的文化形式存续的基础难以被现代生产生活方式所取代，前者如春节，后者如茶文化。从这个角度上说已经具有全民族影响力的农村传统文化以其稳定性和持久性能够得到公共力量的传承，这种公共力量也是建立在个体力量汇集的基础上的，当个体力量汇集成为公共力量后，传统文化的社会影响就相对固化了。因此，保护农村传统文化需要从形与神两个方面来把握：“形”是指文化存在的载体和具体的形式；“神”是指农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一文化根基。具体而言，要保护好农村传统文化，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4.1 适当开发农村传统文化

作为文化的介入者，进行农村传统文化保护时，我们必须全力做到农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保护的系统性。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下，对部分农村传统文化形式进行保护性开发是必要的，这要求在文化影响的公共性和文化持有的个体性之间找到一个博弈的契合点，既满足社会的文化需要，也满足持有者的发展权需要。

4.2 建立农业文化遗产名录制度

农业文化遗产是传承农村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形式。我们可以借鉴全球重要农业遗产文化保护（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e Heritage Systems，简称GIAHS）经验，制定中国的农业遗产文化名录。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扩大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范围有助于立足传统农业生产保护传统文化，能够起到文化生态场的作用。

4.3 借助政府等公共力量

农村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其存续和发展必须从公共的角度进行考量。纵观世界，欧美国家的文化传统形式也不是通过个人的力量存续下来的，大到一个古色古香的小城镇，小到一个历史悠久大道上的报亭，没有公共力量的介入，其存在是难以想象的。政府文化部门可以设立相应的保护基金，以公权力为依托，借助民间力量集中社会资源进行运用。

4.4 加强农村传统文化研究

农村传统文化的价值是一个被发现的过程，不同形式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成长土壤和悠久的历史背景。学术界对农村传统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提升国民素质，而以高校为主的研究群体的参与则能提升农村传统文化在现代知识群体中的影响力，这对于扩大农村传统文化的关注群体有着较好的促进作用。

4.5 保护有历史价值的古村落

古村落的形成和发展记载着某个地域范围内农村的生产和生活状态，古村落是当代农村的“活文化”。选择和确认一批具有代表价值的古村落，以“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形式予以及时抢救和重点保护，是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迫切需要^[12]。在社会转型的大潮下，文化保护的介入者必须将农村传统文化持有者的自身利益考虑周全，打造若干个具有大区域影响力的乡村文化集聚点。在农村传统文化保护中需要更多的“江西婺源”和“广西巴马”，只有这样才能将农村传统文化以相对原生态的形式加以存续。

5 结 语

当代中国农村正处于一个以城镇化为主导的转型期，这种转型产生的生产生活方式变化对于农村传统文化存续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威胁性因素。在厘清农村传统文化的价值后，我们需要就具体农村传统文化保护路径进行探索，而不能为了保护而保护，更不能采取破坏性建设的方式进行保护。从农村传统文化的“形”与“神”两个方面采取具体的保护措施，对于今后保护农村传统文化有着较好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