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世界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相互碰撞更加激烈。尤其是近年来，大量外来文化涌入国内，一些西方国家借机极力推销其价值观，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面对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如何正确处理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为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邓小平正确处理中外文化关系的思想留给后世许多经验与启发，在当代仍具有重要价值。

1 毛泽东邓小平关于中外文化关系思想的主要内容 1.1 毛泽东关于中外文化关系思想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大量涌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冲击，毛泽东早期的中外文化观就是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产物。6年的私塾生活，毛泽东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积淀了深厚的国学基础。后来，他开始接触西方的思想文化，同时受到李大钊、陈独秀和恩师杨昌济等人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熏陶，他们“融合中西方文化，改造发展传统文化”的思想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早在1917年，他就主张“观西洋史，当注愈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是足以资于内也”^[1]22。毛泽东指出中西文化比较的目的在于“外观世界之潮流，内审自身之缺陷，勉负职责，振起朝气”^[1]496。但他并不认为中国文化就绝对地差，西方文化就绝对地好，而是认为它们各有优缺点，都应当得到改造。所以，在文化的发展方向和文化的抉择上，毛泽东主张实现中西文化融合，取长补短。

民主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残酷的掠夺，毛泽东承担着领导革命胜利、实现国家独立的艰巨任务。这一时期，毛泽东反对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两种错误倾向，多次提出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2]。他提倡吸收一切进步文化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文化，为我所用，将吸收来的外来进步文化作为我国文化发展的基础。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也提到：“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3]。毛泽东反对不顾中国的具体实际盲目搬用，他强调与中国的具体实践和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相结合，在建设新民主主义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同时，建设科学、民主、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并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西方国家对新中国进行全面封锁，面对严峻的形势，毛泽东仍提出向外国学习。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到：“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4]41。毛泽东以一种更加广阔的胸怀学习一切其他国家的长处，同时，他强调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久，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会议上提到“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4]82。毛泽东主张学习外国是为了研究中国，要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学习外国的同时，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保持中国的民族特色。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社会矛盾作出错误判断，之后国内的阶级斗争就成为了主要任务，中西文化交流基本中断。

1.2 邓小平关于中外文化关系思想

邓小平所处的时代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全方位的拨乱反正、进行经济建设。他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提出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加大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到：“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5]91。经历了近代百年的屈辱史，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是中国经过了“左倾错误”尤其是10年“文革”，中国远远落在世界发达国家的后面。所以邓小平主张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下，打开国门向世界发达国家学习。在《实现四化，永不称霸》一文中，邓小平再次提到：“我们制定了明确的方针，要利用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5]111。他强调科学技术本身没有阶级性，学习一切先进技术和成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西方各种思想涌入国内，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一些西方国家妄图推销他们的价值观，进行文化渗透。在这一严峻背景下，邓小平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强调“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5]168。1982年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6]。在主张继续对外文化交流的基础上，邓小平强调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1983年邓小平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中也提到要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鉴别和批判。邓小平从长远考虑，强调对资产阶级思想要采取科学态度。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了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即“三个有利于”标准。邓小平总结历史教训，在“以我为主”的原则下，扩大对外文化交流的范围与内容，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

2 毛泽东邓小平关于中外文化关系思想的相同点

毛泽东、邓小平虽然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但关于中外文化关系的思想，他们两人存在许多相同之处。

2.1 态度相同

毛泽东、邓小平从大局着眼，强调要学习一切国家和民族的长处，吸收借鉴外国的进步文化，把虚心向别人学习作为一项长期的方针。毛泽东曾提到，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邓小平也强调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其他国家与民族的长处，现在落后需要学习，以后发达了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也要学习，中国对外文化交流要长期发展。经历了10年“文革”的中国，百废待兴，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邓小平高瞻远瞩，提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打开国门，向世界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吸收、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赶上甚至超越资本主义国家。

2.2 立场相同

毛泽东邓小平都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对西方的思想文化进行分析，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采取辩证批判的态度，一分为二地看待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分清良莠，有选择地引进对我们有益的知识，与腐朽落后的思想作斗争。毛泽东曾指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和短处，任何一个民族都有优缺点，反对盲目的照抄照搬，主张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邓小平也提出将制度与手段区分开，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等不具有阶级性，任何社会都可以拿来用，为社会主义服务，但是引进必须有计划、有选择性，不能全盘吸收，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坚决抵制，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原则对它们进行分析和鉴别。

2.3 方法相同

毛泽东、邓小平都强调民族性与世界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外来文化必须与我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际和人民群众的实际文化需求相结合，实现本土化，以中国人民的需要为基础，采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满足中国人民的需求，不能教条式地盲目照抄照搬，要有的放矢。毛泽东提到，向外国学习是为了研究中国，学习外国织帽子的方法，是要织中国的帽子，不要套用外国的形式，要将中国与外国有机地结合，保留民族的特色。邓小平在主张学习世界一切先进文明成果的同时，也反对照抄照搬，强调找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结合点，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真正实现本土化，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2.4 原则相同

毛泽东、邓小平始终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吸收外国的有益文化作为我国文化发展的食粮或起点，学习、借鉴、吸收外国优秀文化的最终目的是创造，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新文化，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毛泽东指出，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作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邓小平也曾要求所有文艺工作者对于古今中外文艺中的一切好东西都应当认真研究和吸收，同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进行融合和发展，保持民族特色，紧跟时代潮流，创造出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的艺术形式。

3 毛泽东邓小平关于中外文化关系思想的不同点

毛泽东、邓小平在对待中外文化关系问题上，虽然在态度、立场、方法、原则等方面存在许多共性，但由于他们所处时代特征、思维方式的不同，二者存在明显的差异。

3.1 毛泽东邓小平对于文化开放的力度、对象和范围不同

毛泽东处于革命与战争的年代，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长期侵略，新中国成立以后，西方国家仍然对新中国进行敌视和封锁，最初以学习苏联为主，但后来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加之国内“反右”扩大化及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西方文化交流几乎中断。邓小平则深刻把握国际国内的形势，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审时度势地制定了对外开放的政策，面向世界，积极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在实践中邓小平文化对外开放的力度更大，范围和对象更加广泛，触及到全世界。

3.2 毛泽东邓小平对于独立自主与文化对外开放关系的处理不同

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战争及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的敌视与封锁，在实际中毛泽东更多地强调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更加珍惜用无数革命烈士鲜血换来的人民政权，主张依靠中华民族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凌辱，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毛泽东相比，邓小平更强调在依靠自身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恰当地处理两者的关系，以世界视角来观察中国的发展，把中国放在世界的洪流中，强调世界天天发生变化，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扩大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范围，采用多样的文化交流方式，推进了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

3.3 毛泽东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间关系的认识不同

革命与战争的年代，毛泽东更多地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看作对立的两极，很少注意到两种制度之间还有共性，还有很多具体的手段可以相互利用。而邓小平则突破了中西对立的思维框架，指出技术、科学、管理等本身没有阶级性，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拿来为国家建设服务；他积极寻找两种社会制度的交汇点和相容点，积极借鉴世界的先进技术为社会主义服务。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以及对香港、澳门实行的“一国两制”方针，都是邓小平中西融合思想的鲜明体现，

3.4 毛泽东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文化冲突的处理方式不同

毛泽东时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成为中心任务，一切从政治出发，以政治为中心，对文艺界出现的矛盾和冲突通常采用群众运动、大字报、大批判等方式进行处理。改革开放时期，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泛滥，邓小平则在尊重文艺自身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采取充分说服教育的理性方式，辅之以必要的法律手段，认识到要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自身的发展，指出“发展是硬道理”，找到了成功解决中西方文化冲突问题的出路。

4 毛泽东邓小平中外文化关系思想相异的原因探析 4.1 客观原因

毛泽东邓小平关于中外文化关系思想之所以同中有异，主要是由他们各自生活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毛泽东早年所处的时代，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时代的主题是革命与战争，他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就是领导中国革命，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要取得这场革命的胜利，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明确革命的对象、主力军和同盟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抗敌人，这决定了毛泽东的辩证思维在当时必然以敌人和阶级的对立为主。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际上西方国家对新中国敌视封锁，与此同时，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对中国施加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巨大压力，外部环境相当严峻，中外文化交流被迫中断。毛泽东晚年时期，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阶级斗争成为主要的政治任务，客观形势迫使毛泽东更多地注重阶级的对立与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和思想革命频繁开展，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

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深刻总结历史教训，冷静观察国际形势，作出世界大战短期内打不起来的正确判断，并把世界的主题归结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加之战争与“文革”的破坏，恢复国民经济、进行拨乱反正成为当时的主要任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第一大要务，时代的使命也由进行政治革命转变为领导经济建设。邓小平根据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科学判断，指出中国只能实行对外开放。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不可能孤立在外。他突破以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极对立的思维，看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还有学习、借鉴和合作的一面，将民族化精神和世界化进程统一起来。对外开放、博采众长、为我所用，这是邓小平对待中西文化关系的一贯立场，由当时的时代条件所决定同时也迎合了时代的需求。邓小平将中华文化置身于世界洪流，更好地推进了中外文化的友好交流，加深了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

4.2 主观原因

毛泽东邓小平关于中外文化关系思想的差异与两人的思维方式及性格有密切的联系。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思维方式存在许多共性，如实践性、辩证性、创新性和预见性等。但是，由于两人所处时代背景、历史任务及个人性格等的不同，他们在思维方式上也存在很大的不同。

（1）“斗争性”与“同一性”

毛泽东时期，面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敌视、封锁、禁运，加之后来中苏关系的破裂，中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呈现一种极端对立的状态，毛泽东逐渐形成了“斗争性”的思维方式，突出矛盾的斗争性，强调以一方打击另一方。邓小平处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将中国的发展与世界联系起来，他更多地强调统一与和谐，积极寻找中西方、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交叉点和融合点，寻找利益的交汇点，强调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和相互利用最终达到融合和统一，以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使两者在相互促进中实现共同发展。

（2）“原则性”与“灵活性”

革命战争年代，中西方、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几乎处于一种对立状态，毛泽东认为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通过革命战争的方式彻底打败侵略国家，他始终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纯洁性和原则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坚守纯粹的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管理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任何国家都可以拿来用，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 “三个有利于”标准、“猫论”等思想，把制度与手段分开，主张手段为目的服务，吸取和利用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长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借鉴和指导。

（3）“理想性”与“务实性”

毛泽东具有诗人的浪漫主义气质，志存高远，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富强，致力于实现人类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但到晚年，由于多方面原因，毛泽东试图以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而不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条根本途径来实现共产主义，最终没有找到一条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实道路。邓小平深刻把握时代和世界发展的现状与趋势，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现实出发，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实施对外开放政策，面向世界，积极学习和吸收西方一切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方法，加强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改变了中国落后的面貌。

（4）“保守性”与“开放性”

在战争与革命年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抛头颅、洒热血，无数中华儿女为革命事业献身，因此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独立主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面对西方国家的敌视和封锁，更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信中国依靠自身力量终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在和平与发展的年代，邓小平善于从整个世界的大环境来思考中国问题，注重从纵横比较中找到中国的发展方向。他积极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建交，为我国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大胆借鉴、吸收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为我所用，使中华民族步入世界先进文明的行列。

5 毛泽东邓小平中外文化关系思想的当代价值

总结历史是为了开创未来，过去的经验与教训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考察毛泽东、邓小平关于中外文化关系的思想，总结经验教训，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一方面，文化具有个性，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各自的民族特色，文化的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支柱，也是世界文化繁荣的前提和基础。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在世界各种文化相互碰撞与交锋的洪流中，我们必须坚持文化的主体性，保持文化的特色性，继续传承与弘扬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另一方面，文化具有共性，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存在相同点与交汇点，为各国进行平等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可能，只有各种文化的交流、冲突与融合，才会有世界文化的进步、发展与繁荣。在高度开放与信息化的今天，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面向世界，博采众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时坚持“洋为中用”的原则，在学习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必须与中国的实践和人民的实际需要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先进文化。一花独放不是春，在世界文化的百花园里，各国文化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以实现中华文化及世界文化的繁荣发展。

新时期，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关于正确处理中外文化关系的思想。江泽民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7]。他提倡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在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促进中华文化的创新与发展。胡锦涛提出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进一步扩大了学习借鉴其他民族文化的范围。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强调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与特色性，增强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自信；同时继续扩大与其他国家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广泛吸收各国各民族文化的长处，促进中华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在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带领下，我国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既弘扬文化主旋律，又坚持文化多样性；既弘扬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又面向世界，根据中国的具体实践和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吸收和借鉴其他民族文化，实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结合，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结合。在坚守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的基础上，在同世界先进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中寻求新的发展，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系，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应该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坚守和而不同的原则，促进世界各国进行平等的文化交流，培育和谐的文化生态，共同推动世界文化的繁荣发展。

6 结 语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和邓小平存在许多

共性，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立场，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外来文化。但由于两人的时代背景、时代任务及思维方式、性格、阅历等方面的不同，毛泽东邓小平关于中外文化关系的思想也存在差异。毛泽东邓小平正确处理中外文化关系的思想在当代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为当代中国正确处理中外文化关系提供了借鉴。近年来，毛泽东和邓小平比较研究成为理论界一个新的热点，关于二者经济思想、政治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等的比较研究方面的论著不断涌现，取得了重要成果。中外文化关系思想是毛泽东、邓小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这一视角出发，以推动毛泽东邓小平的中外文化关系思想比较研究，进一步深化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的认识，为当代中国正确处理中外文化关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