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由于关乎人的存在，爱情一直都是文学家的宠儿。不仅如此，稍加留心，我们还可以看到文学家的另一个爱好：从平民百姓到王公贵族，从草野传闻到皇皇巨著，文学的爱情书写一直试图倾诉着某种对抗：政治、阶层、宗教、伦理……文学家并不满足于才子佳人、灰姑娘和王子的故事。禁忌之恋成为文学家的新宠，在同伦理道德、社会秩序的对抗张力中，“文学就是人学”的真谛更加凸显。

稍稍回顾一下20世纪之前西方文学的畸恋叙述：骄奢淫逸的希腊罗马之后，对性的放纵决定了下一个时代对性的近乎诅咒。在漫漫的中世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原则使这种诅咒成为普遍的信仰，促生了清教徒式的变态的两性观。在西方文学的爱情故事里，神职人员常常处在“天理”和“人欲”的二重分裂之中：比如《十日谈》（1471）中荒淫猥亵的教士修女，《巴黎圣母院》（1831）中被吉卜赛少女爱斯梅拉达深深吸引而饱受情欲炙烤的克洛德主教，《红字》(1850)中背负爱情罪债的虔诚神父丁梅斯代尔，《牛虻》（1897）中在父（上帝）与子（亚瑟）之间痛苦抉择的蒙太尼里……此后文学对畸恋的书写由僧俗恋发展到了婚外恋：如《红与黑》（1830）中的于连和德·瑞纳夫人，《包法利夫人》（1857）中的爱玛和她的情人们，《安娜·卡列尼娜》（1877）中的安娜和沃伦斯基等等。

进入20世纪，尤其是到了20世纪中后期，畸恋的书写更为深刻、大胆，畸恋主题不仅仅囿于揭示人欲同伦理道德、社会秩序的对抗，而是转向了多面化的道德讨论和复杂的人性挖掘。这个时期的畸恋小说从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1928），考琳·麦卡洛的《荆棘鸟》（1977），一直到纳博科夫的《洛丽塔》（1955），耶利内克的《钢琴教师》（1983），杜拉斯的《情人》（1984），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1995）等等。这些作品皆成为文学经典，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也都屡获国际大奖，深受好评。从读者受众的角度来看，小说、电影的广为流传与读者观众对不伦之恋的窥探心理不无关系，但不失讽刺的是，读者观众怀着一个不甚纯洁的初衷却收获了一次心灵的震撼。从媒介传播的角度来讲，电影的流传似乎比小说更为迅速，并且为小说的销售铺平了道路，《钢琴教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电影的传播让我们开始关注耶利内克。此外，像《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洛丽塔》那样出版命运一波三折以及“禁书”所蕴含的神秘吸引力，都会让这些小说广为流传。但无论是读者观众的猎奇心理，还是与现代图书营销策略的暗合，这些都不足以造就一部跨世纪的经典，其根本的生命力在于小说背后所揭示的复杂的社会和人性主题，是这些主题触动了读者观众心灵深处的那根弦。

刘小枫认为，伦理学自古有两种：理性的和叙事的……现代的叙事伦理有两种：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或想象，是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痕印或经历的人生变故^[1]4-7。以此来观，20世纪之前的畸恋叙述无疑是一种人民伦理的大叙事，是“沉重的历史脚步夹带个人生命”的叙事。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或许正是20世纪畸恋小说蔚为大观的原因。笔者认为，揭示个体的成长创伤，诉说模糊的人性善恶，从道德说教到道德关怀的转变，正是20世纪畸恋小说的核心价值。

1 忘年之恋：个体的成长创

除劳伦斯的作品外，很容易发现20世纪中后期的畸恋小说有一个显著共性：主人公之间的忘年之恋。《荆棘鸟》中的神甫拉尔夫和梅吉初次想见时，后者只是一个小女孩，两人相差19岁；《洛丽塔》中亨伯特已经是一个“中年的鳏夫”，而洛丽塔年仅12岁；《钢琴教师》中的师生恋两人相差十岁；《情人》中的中国情人已25岁，而“我”却未满15岁；《朗读者》中的汉娜已近不惑之年，米夏却只是一个15岁的小少年。

这些忘年之恋很自然地与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一拍即合，“恋童癖”或是“恋母/恋父情结”在这些小说中随处可见，如《洛丽塔》中亨伯特的癖好：

现在，我希望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在九岁至十四岁这个年龄段里，往往有好些少女在某些比她们年龄大两倍或好几倍的着迷的旅客眼里，显露出她们的真实本性，那种本性不是人性而是仙性（也就是说，是精灵般的）。我提议把这些精选出来的人儿称作“性感少女” ^[2]24-25。

亨伯特利用一切机会觊觎和窥视着他所命名的“性感少女”，并疯狂地爱上了洛丽塔，这与他童年时一段早夭的恋爱不无关系。这些看上去完全符合恋童癖的临床表现。

再如《朗读者》中米夏与汉娜的首次身体接触就是在浴盆跟前，这和米夏关于母亲的童年记忆遥相呼应：

在我少数栩栩如生的幼年记忆里，其中之一可以追溯到小时候一个冬天的清晨，当时我四岁……母亲会在炉子前面摆上一个小凳子，让我站在上面，给我洗脸或穿衣。我难以忘怀这温暖带来的舒服感觉，我永远记得那悉心为我准备的享受，暖暖和和的洗脸和暖暖和和的穿衣。我总记得，每当这种情景在回忆中出现时，我就会躬身自问，为什么母亲对我如此宠爱？我当时是生病了吗？或者，是兄弟姐妹得到了什么东西而没有给我吗？要不，大人已经晓得，那天稍后要发生什么事情，对我来说会很困难、不愉快，可是我还非得扛过去不可吗^[3]25-26？

这段描写中，米夏对母亲帮自己洗澡的情节有着深刻而温馨的记忆，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幼年的米夏对这种母爱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小米夏童年中母爱的缺失。

不论是从弗洛伊德的理论，还是根据阿德勒对早期记忆的强调——精神生活结构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产生于童年早期^[4]——记忆中存留的童年意象都包含着深远的意义。宗教的压抑、童年的挫折、母爱/父爱的缺位……精神分析学家为我们提供的答案在某种程度上足以说明问题。但如果再从作者的写作动机、作品的多重主题等角度深思，也许会发现，精神分析学家的答案很容易成为挡住我们双眼的一片树叶。

在这些小说中，一切都是错位的，一切都是偏离正常轨道的，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才先入为主地称其为畸恋。这里的忘年之恋并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先锋和浪漫，而是充满了个体的成长伤。试举几例：在《荆棘鸟》中，少女梅吉为了和上帝争夺自己倾心相爱的拉尔夫，将自己一生的孤独痛苦作为了代价，最后仍以失败告终。当梅吉最后怀抱死去的拉尔夫时，她说：

鸟儿胸前带着荆棘，它遵循着一个不可改变的法则。它被不知其名的东西刺穿身体，被驱赶着，歌唱着死去。在那荆棘刺进的一瞬，它没有意识到死之将临。她只是唱着、唱着，直到生命耗尽，再也唱不出一个音符。但是，当我们把荆棘刺进胸膛时，我们是知道的。我们是明明白白的。然而，我们却依然要这样做。我们依然把荆棘刺进胸膛^[5]。

从某种角度看，拉尔夫只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野心家，不值得梅吉的付出，况且横亘在两人之间的道德鸿沟是难以逾越的，是注定难有善终的。然而少女梅吉的成长中充满着人格的偏执，这种偏执导致了爱情的悲剧，同时也成就了爱情的伟大。梅吉胸膛里那根“又尖又长的刺”就是拉尔夫，虽然她是“明明白白的”，可“依然把荆棘刺进胸膛”。在面对荒诞的人生悖论时，在最强的欲望面前，群体往往避重就轻并竭力诽谤，而只有个体能够肩负着自身的孤独痛苦、忍受着群体道德束缚勇往直前。

在《钢琴教师》中，耶利内克写出了“源之于强大本能的性在理性的束缚与压抑中可怕的挣扎、纠斗、燃烧与病状化的表现”^[6]。小说开篇就写道：母亲被人一致公认为是在国家生活和家庭生活中，集中世纪异端裁判所的审讯官和下枪决命令者于一身的人物^[7]。在母亲全部的“爱和努力下”，埃里卡最终走向变态：偷窃、破坏欲、性幻想、窥淫癖、刃血的自虐、受虐的渴望，她出入色情场所、窥探野合地点，因为嫉妒，残忍暗害女长笛手……“暴君”母亲为埃里卡设计了“天才钢琴家”的人生道路，并且成功让埃里卡相信自己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天才”，让音乐和钢琴成为埃里卡的全部世界，关闭了一切享受性的生活。但是埃里卡最终不过是一个平庸的“钢琴教师”，外加心理的严重扭曲变态。

弗洛伊德在《“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中说道：一位禁欲的艺术家简直是不可想象；而一位禁欲的知识分子却并不少见^[8]。在这里，弗洛伊德着重论述了正常欲望的重要作用，而性压抑必将导致神经症。埃里卡似乎就是弗氏理论的践行者，压抑的欲望并没有给她的艺术生涯带来一丝光明，反而让她成为一个心理变态者，最终和克雷默尔开始了一段骇人听闻的畸恋。埃里卡的成长与影片《犬齿之家》可谓异曲同工，从中我们可以深深体会变态的家庭教育给年轻一代所带来的身心创伤。

《情人》中，杜拉斯让一个白人少女“我”轻松游走在社会道德的边缘，并且对这种道德表示了极度的蔑视和唾弃。小说中“我”和中国“情人”形成反差：前者贫穷，但是美丽、富有气质、我行我素，试图把握自己的命运；后者富有，但是身心羸弱，总是和“畏惧”、“颤抖”、“哭泣”相共，寄生在家族的产业中。在这组差异化的叙事中，“我”的行为颠覆了传统的男权叙事，以一个真正女性的视角来开展叙事。比如在两人的身体接触中，“我”石破天惊地喊出了“我想”、“我要”这样的话，在微妙的两性关系中，她将自己置于主动的位置上。在满纸忧伤的叙事中，“我”很少用言语对现实发表意见，而是直接用“身体”予以回击。如果要谈成长的创伤，那必定是女性在自我发现过程中的痛楚。女性在自我的发现中，承载着不可一世的社会伦理的孤立、歧视，如“我”时常提到一位“行为不轨”的夫人：

这位夫人和这个戴平顶帽的少女都以同样的差异同当地的人划分开。这两个人同样都在望着沿河的长街，她们是同一类人。她们两个人都是被隔离出来的，孤立的。是两位孤立失群的后妃。她们的不幸失宠，咎由自取。她们两人都因自身肉体所赋有的本性而身败名裂。她们的肉体经受情人爱抚，让他们的口唇吻过，也曾委身于如她们所说可以为之一死的极欢大乐，这无比的欢乐也就是耻辱，可以为之而死的死也就是那种没有爱情的情人神秘不可知的死^[9]。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一个成长中的女性对寻找自我的代价的清醒认识和义无反顾。

《朗读者》中，成长的伤痛是双重的。汉娜和米夏相爱时，虽然有着巨大的年龄差距，但两人的心智是相近的——汉娜是一个近乎白痴的文盲，米夏是一个身心羸弱的少年。通过“朗读”的方式，汉娜享受着文学震荡心灵的陶醉，而米夏则找到了一种“被需要”的感觉。然而两人最终都背叛了爱情——汉娜守护着一个让人无法理解的秘密（即对自身文盲的不可理喻的自卑感）；米夏则在成长中学会了趋利避害、明哲保身。这份爱对双方来说都很美好，但也极其沉重，一旦失落，便成了终身的伤痕：米夏长大后世故老到、麻木不仁，对生活失去热情，而汉娜最终选择了死亡。

小说中另一重成长伤痛体现在汉娜身上——那便是在历史洪流、法律神话面前，个体的无足轻重。当步步紧逼的审判官审问汉娜为何将囚犯挑选出来杀掉时，她回答说：“新人要来，老人要给腾出地方。”敏锐的审判官马上指出这个理由的荒谬和残忍，但汉娜反问：“那么，要是您的话，您会怎么做呢？”^[3]99

这一天真的反问，让审判官和陪审团都无言以对。“她当时真不知道还应该怎么做，还能够怎么做”，这一反问道出了重大历史事件中，小人物的混沌、痛苦和无奈。在这种历史时期表现出清醒道德判断并做出道义行为的大人物，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中已不乏其例，但我们相信，当时的大多数，毕竟还是像汉娜这样随波逐流的小人物。

2 人性善恶：模糊的道德界

人性之所以有别于动物性，恰恰在其丰富性、复杂性，没有绝对的高尚也没有绝对的卑鄙，这就是道德的相对性。在读罢《洛丽塔》之后，我们难免会发现自己身上有着亨伯特的影子，或者至少对这个主人公有了不同程度的同情和认可。有人将此归于纳博科夫的“诡辩”，但这两个字的说服力很有限。就像读完《荒原狼》之后发现自己内心深处藏着一个哈里，而这只能说明主人公的某些天性在你身上产生了共鸣，在这些人的灵魂深处还是有许多闪光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恰恰又是难能可贵的。因此，你扛着传统的道德标尺站在亨伯特面前就会无所适从。

作为一个乱伦者和恋童癖，亨伯特的道德审判似乎难辞其咎。但除此之外我们看到的则完全是一个坠入爱河的男人对一个少女痴狂的爱恋，比如亨伯特第一次计划和洛丽塔发生“关系”的时候：

我仍然坚决的要推行我的方针，只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而且只对一个完全受到麻痹的裸体小人儿暗暗行动，而不伤害她的童贞。克制和尊崇仍是我的箴言^[2]194……

显然，亨伯特的良苦用心只是想避免对洛丽塔造成心理和身体上的伤害，这种顾虑中流露出一种美好的道德感。瓦西列夫曾说，只有人才把道德带进两性关系……当一个人真正体验到爱情时，他就会表现出自我牺牲的精神和巨大的道德力量 ^[10] 。由此可见，亨伯特有着纯洁的爱情动机，也有着良好的道德情怀，那我们对他的道德审判又应该何去何从呢？

关于《钢琴教师》中的三个主人公：埃里卡、克雷默尔、母亲，我们当然可以带着阅读者的下意识的优越心态去看，给出超然的怜悯、厌恶、恐惧或同情，但更深的意义则可能是：他们就是我们或可能是我们——当在同样的境况、同样的情境、同样的氛围、同样的情势中，我们怎敢自信地对自己说“我不会（是）”呢^[6]？面对这样的诘问，我想，批判者大概会减掉一半的热情。

母亲对埃里卡的爱（如果可以称之为爱的话）是自然而然的，有谁能阻止一个母亲的爱呢？但这份爱里面暗含着深深的伤害。埃里卡和克雷默尔相爱，克雷默尔仅仅想要享有她、占有她，从她那里获取性经验，埃里卡则出于变态心理要求克雷默尔对自己进行性虐待。但是在二人畸形变态的爱情动机背后，又确实隐藏着难以遏制的爱欲，这是小说最后克雷默尔虐待动物欲望的爆发和埃里卡自残的原因——用一种畸形的方式表达爱的痛苦。人性的善恶如此错综复杂，我们到何处去寻找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标尺？

在《朗读者》错位的爱情中，我们清楚地看见了那被人们称之为“爱情”的东西，而且纯洁无瑕，但这段爱情无论如何也难以洗刷掉“不伦”二字。好在现实并非一成不变的按照道德的轨道前进，道德应该为一些特别的爱留下出口，因此，我们不该扛着道德的大旗对其一味的口诛笔伐，而应该用理性的眼光来面对不该发生却已经发生的事实。

3 结语

自由的叙事伦理学仅让人面对生存的疑难，搞清楚生存悖论的各种要素，展现生命中各种选择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让人自己从中摸索伦理选择的根据，根据叙事教人成为自己，而不是说教，发出应该怎样的道德指引 ^[1]7-8 。既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我们就应该直面道德的相对性和模糊性。文学的书写同样应该遵循这一原则，才能顾及到个体存在的多样性、复杂性，因为存在是多样的，道德就不能如出一辙。所以，文学告别道德的说教，关注个体的道德多样性，无疑是真正的伦理关怀（而非伦理批判），是非常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