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注重血缘关系的民族，儒家文化宣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思想，加上历代统治者的不断强化，构建起一个稳固的以家为基础的传统文化。家族文化内涵丰富复杂，长幼尊卑的等级制度、父权家长制在中国人的心理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虽然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乏异样声音，但只是凤毛麟角，很少有人怀疑这种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而到了20世纪初期，随着思想启蒙运动冲击着古老封闭的中国，先进的中国人看到了旧式家庭的颓废落后，勇敢地走出封建家庭追求自由解放，高唱了一曲曲叛逆者之歌。

本文分别选取了20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三个时期的代表作《伤逝》、《家》、《财主底儿女们》，分析这组叛逆者形象出现原因、不同时期形象的差异，揭示此类形象产生差异的原因和艺术价值。

1 叛逆者形象出现成因分析

《狂人日记》中塑造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叛逆形象——狂人，他是第一个封建制度的反抗战士，大胆地喊出了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狂人的反抗虽最终以妥协屈从告终，但随着西方先进文明的传播以及中国启蒙运动的深入，“叛逆者”群体逐渐成为现代作家笔下绚丽多彩的形象系列。比如《伤逝》中的子君、涓生，《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激流三部曲》中的觉慧、觉民，《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少祖、蒋纯祖，《四世同堂》的祈瑞全等。这种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与中国文化传统、近代时代背景等有着密切联系。

从文化角度来看，家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基础，是封建制度的缩影，家文化提倡的父权文化、礼仪制度正是整个封建文化统治的基础，受到历代统治者重视。君主集权制和封建经济制度使家族得以绵亘，家族制度反过来又为封建制度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作为象征秩序存在的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的表征。中国的家族关系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尊卑上下的等级制，在中国的旧式家庭中，“人际关系呈现出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形态，高居塔尖的无疑是族长和家长，在此之下众多的子子孙孙、男男女女皆按照自己在血缘中自然形成的一种尊卑上下的等级制度，严格地完成自己的责任与义务”^[1]。而到了近代，这种维护封建统治的制度却成为禁锢人们的思想、压抑人性和阻碍中国现代化的绊脚石，无法顺应时代潮流。所以当新文化运动者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待家文化时，自然将其作为旧制度旧文化的帮凶而猛烈地抨击。觉醒的知识分子在自由平等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洗礼下，大胆地揭露家族制度以及封建伦理纲常的罪恶，号召国民觉醒，冲出封建藩篱，追求新的生活。

从文学传统来看，五四新文学之前不乏叛逆者形象。元代《西厢记》中的崔莺莺，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大胆追求爱情，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个性鲜明的叛逆的贵族少女。《牡丹亭》的杜丽娘是继崔莺莺之后又一动人形象，喊出了要求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时代强音。《红楼梦》将叛逆之声推向新的高峰，成功塑造了宝、黛这对叛逆者形象，反抗传统礼教，追求自由平等，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而到了民国初年，则出现了大批宣扬个性解放、反叛封建礼教的作品，像徐枕亚的《玉梨魂》中的何梦霞、白梨影恋爱，重情而不顾礼教，有现代色彩；吴双热的《孽冤镜》启蒙青年觉醒，反对封建家长专制，实现自由恋爱。五四以来的叛逆者继承了传统文学逆子逆女的反礼教特点，并赋予了时代因素，成为现代文学中划时代的新人。

从时代因素来看，近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开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又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为这批叛逆者的出现提供了时代契机。首先，辛亥革命推翻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为社会转型创造条件，但是国内依旧动荡不安。先进的中国人清醒地认识到封建专制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仍旧存在，中国民众仍处于麻木的精神状态之中，思想启蒙任重道远。其次，西方思想的传入唤醒了进步知识分子，激发他们从传统文化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开始探索新的救亡兴国之路。进步知识分子高举个性解放旗帜，猛烈地批判封建制度对人的个性的压抑和摧残，社会“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2]。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大批觉醒者走出封建藩篱，开始勇敢地追求自我人生道路。最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开启了现代思想启蒙的序幕，《新青年》大力提倡民主、科学精神，将其作为治疗中国黑暗的良药。一方面猛烈抨击旧文化旧思想，提倡思想自由，为思想观念转变打下基础，同时又广泛引进和吸收运用西方先进文化，易卜生主义、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等等冲入国门，刷新中国人的思想，促使国民觉醒。在新文化的感召下，年青一代知识分子认识到封建专制制度是扼杀自由、残害生命的刽子手，是罪恶的根源，猛烈地抨击着旧制度、旧家庭。

从知识分子群体来看，新式文化教育造就了一批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自主开放意识的新型知识群体，他们成为社会变革的主力。这批新型知识分子一方面对中国古代典籍有着广泛的阅读，另一方面又对西方文化有着浓厚兴趣，从而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碰撞之中，形成融汇古今、学贯中西的知识高峰。这种特殊身份有助于他们深刻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探寻新的道路，也形成了这个时期知识分子思想的复杂性，在反叛与回归中苦苦挣扎成为他们的普遍心理。同时，大批现代作家本来就是从封建家庭走出来的逆子逆女，比如鲁迅、丁玲、庐隐，特殊的经历使他们对“家”有着独特体验，更能深刻反思传统文化，揭示礼教吃人本质，并以此塑造了现代文学史上大批叛逆者形象。如巴金，出生于大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期目睹到的封建大家庭种种腐朽罪恶生活，对他的创作产生巨大影响。正是因为所挚爱的兄长自杀，他将自己感受到的社会的黑暗和反抗情绪，集中向旧家庭发泄，才形成了《家》激进的风格，对封建专制进行义无反顾地抨击。

2 叛逆者形象的差异性以及成因分析

虽然这些叛逆者有着相似的人格气质，但是由于创作时代以及创作者个人因素影响，不同作品中的人物也存在着差异，形成了独特的个性特征。

《伤逝》中的子君、涓生是20世纪20年代叛逆者典型，处于五四运动刚刚退潮时期，是较早受五四启蒙运动影响的觉醒者。鲁迅选择当时普遍流行的爱情题材，提出了高于普通爱情小说所宣扬的“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主旨，揭示了早期出走者的缺陷以及命运问题，由此深化了“改造国民性”的主题。小说中的子君形象，历来被认为是五四时期大胆反叛传统礼教的新女性，新的思想打开了少女的心扉，激发了心底的反抗萌芽，促使她决定成为冲出家庭束缚、摆脱玩偶身份的娜拉。她毫不犹豫地冲出封建家庭，以至于“和她的叔子，她早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3]119，充分显示了子君这个五四新女性反传统的光辉品格，大胆迈出了反封建的第一步。但是，鲁迅先生的写作意图并不仅仅止于宣扬婚姻自主，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敏锐地看到了早期叛逆者自身弱点以及时代局限。子君在五四启蒙以及爱情的感召下，冲出封建家庭束缚，但并不意味着她完全抛弃了传统思想。子君终于实现自己梦想，与涓生组建了新式家庭，“子君竟胖了起来，脸色也红活了；可惜的是忙”^[3]120。她完全苟安于小家庭当中，不再有更高的追求，在生活重压下，变得浅薄、怯懦。与其说子君的反抗是因为五四启蒙思想，不如说是因为爱情的呼唤，她错误地把爱情作为生命的唯一追求，当这一愿望实现时，便失去了进一步抗争的动力，她从一个封建家庭里冲出，又不自觉地将自己束缚在另一个新的牢笼里，骨子里仍受传统思想尤其是“夫为妻纲”儒家伦理的毒害，丧失独立地位，甘愿成为夫权的奴隶，“她所磨炼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3]128。当她一生追求的理想支柱轰然倒塌时，只能又回到旧家庭，成为封建制度的牺牲品。

子君的反抗以失败告终，与当时时代有着密切关系。此时五四运动刚刚落幕，处于新旧交替的青年一方面受到西方思想影响，另一方面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支配着他们的行为，一方面新文化运动唤醒了一部分沉睡的国民，鼓舞着他们探索新的道路，另一方面却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4]159。这些觉醒者要求个性解放又遭到社会压抑，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看不到未来之路，在十字街头迷茫彷徨，表现在文学之中便是感伤情调的流行。不仅鲁迅如此，同时代郁达夫的小说、乡土小说、问题小说等，都反映了这个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鲁迅清醒地看到了“个性解放”思潮存在的弊端，显示出对“个人意识”的反思，提出人性解放必须建立于社会解放的基础之上，否则就如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指出的“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4]159。鲁迅通过描写子君叛逆旧家庭寻求自由婚姻，最终无奈返回传统家庭的悲剧，揭示了叛逆者个人反抗社会的局限性，深化了反封建、改造国民性主题，初步提出了知识分子出路问题，要想真正取得解放必须推翻整个旧社会，在社会解放中解放自己。

《家》中塑造了一个大胆而又幼稚单纯的叛逆者——觉慧。觉慧是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与《伤逝》中的子君相比，又有了新的特点。首先，子君反抗的只是封建包办婚姻，追求个人幸福，是出于自身考虑；而觉慧反抗的是封建礼教、迷信以及封建专制制度，个人受到压迫是反抗原因之一，但是目睹了自己大家庭的罪恶，看到封建制度残害青年幸福，才是他毅然出走的重要原因，觉慧的出走是迈向光明的第一步，鼓舞年青一代为理想奋斗。其次，与子君相比，觉慧更具有叛逆性，更加清醒认识到家的本质，猛烈地抨击封建制度，是五四激进青年的代表。在新思潮的影响下，他敢于对抗高老太爷的权威，大胆宣布要做一个叛徒，最后勇敢抛弃罪恶家族，追求光明。《伤逝》中的子君只是看到爱情自由，而觉慧则“开始明白了人生是怎么一回事，做一个人究竟应该怎样”，“开始痛恨这种浪费青春、浪费生命的生活”^[5]88，寻找新的人生理想。第三，《伤逝》笼罩着一层悲伤的情调，以悲剧结尾，虽然觉慧的未来目标是朦胧的，但《家》的结尾觉慧成功迈出了光明的第一步，开始了新的征程。觉慧的出走预示着新的道路与美好未来，鼓舞了一代进步青年。尽管不知道将来如何，但他坚信“那时他所憎恨的一切会完全消灭”^[5]78。第四，与子君沉溺于小家庭，满足于个人婚姻自由不同，觉慧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个人自由，他还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关心时代变化，希望干一番不寻常的事业，为改造社会贡献力量。他不顾祖父的严命和家庭的阻拦,与青年学生一起创办进步刊物，撰写文章猛烈抨击旧的家庭。参加社会活动使觉慧受到教育和鼓舞，增强了反封建斗争的勇气。第五，觉慧这个形象显得更加复杂，作为高家三少爷，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旧思想的烙印。他破除阶级偏见爱上了丫鬟鸣凤，但是又无形中表现了少爷架子，他此时的思想并未超出剥削阶级在婚姻问题上诸如门当户对之类陈腐的传统观念。小说还表现了觉慧的“人之常情”，当高老太爷去世之时，觉慧“索性把身子靠在祖父的膝前，一面摇着祖父，一面用悲惨的声音叫‘爷爷’”^[5]324，这种“孙子对祖父的这种血缘亲情只是表现在不自觉的一闪念之间，是普通的人之常情”^[6]，更能显示觉慧性格的复杂、丰富和真实。

觉慧这个形象，是20世纪30年代的特殊产物，从写作背景来看，社会、历史发生巨大变化，“中国革命的历程已由‘五四’时期的思想革命转向这一时期社会变革所引起的社会革命”。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社会解放的时代，从20世纪20年代对“个人价值、人生意义的思考转向对社会性质、出路、发展趋向的探索”^[7]160，因此，巴金在描写觉慧的叛逆之路时，将他的个人反抗与社会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揭示时代背景，显示出与20世纪20年代叛逆者与众不同的个性。从创作者角度来看，与鲁迅冷静客观的叙述不同，巴金是充满激情地写作，他所挚爱的长兄自杀，促使他更加义无反顾的攻击专制主义，这种反抗与破坏情绪转化为《家》的激进风格，形成其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显然，巴金主观化叙事态度使他无法像鲁迅先生一样透彻地审视这个社会，也没有指出觉慧出走后应该怎么办，但是这个叛逆者毕竟宣告了“家”失去了对青年的束缚力，给予觉慧处境相仿的青年很大的启发，成为现代文学中一个光辉形象。

而20世纪40年代的《财主底儿女们》,这部被称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感情和意志的百科全书”^[8]的长篇著作，塑造了以蒋纯祖为代表的具有新的时代因素的逆子形象，他身上有着与20世纪20、30年代叛逆者不同的特点，这是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20世纪40年代是一个动荡时期，战争不断，民族救亡成为时代主题。战争不仅促成特殊政治文化氛围，而且影响着国人的心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大批知识分子投身于保家救国的时代之中，知识分子与人民结合问题成为这个时期突出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知识分子“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9]，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作家的创作心理、态度以及文学题材、风格。这个阶段的文学中爱国主题得以深入拓展，作家一方面面对现实，显示黑暗势力以及国民劣根性，在生活中探讨民族文化优劣得失，如《四世同堂》；另一方面透视自己，描写爱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揭示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他们往往苦苦寻找民族振兴之路，又在传统牢笼中苦苦挣扎，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

在这样的背景下，蒋纯祖被塑造成一个个人主义反抗英雄，为理想奋斗一生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坚守‘五四’启蒙理想，寻找在崭新时代里既能内向满足自我建设、又能外向迎合时代的两全其美之路”，他的一生都在追寻着灵魂的最终归宿，这一追求过程中‘坚守与找寻’本身具有双向互逆的悖论关系，因而注定了悲剧性结局”^[10]。大家庭的纷争、骨子里散发的腐朽味使他决定离开家园，这一点与以往的叛逆者相同。但是促使他离开家庭更重要的因素是爱国主义情怀，这个时期正值抗日战争阶段，民族兴亡是时代主题，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关注国家命运，主动承担民族重任，奔赴国难，表现出极强的责任感，蒋纯祖也不例外。但是路翎并不止于此，他突出描写了在40年代特殊背景中，出走之后的蒋纯祖苦苦追寻生命理想的心路历程，由此揭示了知识分子出路问题。蒋纯祖在离开家庭之后，目睹了置身于水深火热中人民的苦难以及麻木愚昧，他希望寻求一条雄壮的出路。他参加过共产党领导下的演剧队，看清了党内不正常的“左”倾家长式统治，与小集团教条主义进行暴躁争辩。在闭塞的农村，他又以孤高的个性向宗法制的农村挑战，在经历事业与爱情双重失败之后，陷于狼狈处境，最后病逝。与子君、觉慧相比，蒋纯祖这个形象显得更加复杂。“这个人物仿佛穿行在人世间古往今来能遭遇到的崇高和卑下、抗争和败退、正义和邪恶、理性和疯狂、生存与死亡之中，感受了一切，领悟了一切”^[7]389。他一生追寻对生命的超越，思考人生意义，积极投身于时代洪流之中，他渴望融入人民当中，却又不肯放弃所坚守的自我个性，“他宁愿死亡也决不向庸俗和平凡妥协，毋需社会的认可、公众的认同和亲朋的怜悯。即使在灭亡之后,他也认定自己孤魂的自由和独立”^[11]，最终他选择的是以个人的力量承担历史的重任，痛苦地追寻理想之路，这与当时整个现实环境不协调，注定他只能是一个孤独抗争的悲剧人物。

叛逆者这类群体具有深远的意义，从文化角度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孝道，逐渐形成了子辈对父辈的绝对服从，而这些叛逆者在启蒙思想的感召下，反其道而行之，提倡个性解放、自由平等，颠覆着封建统治基础的家族文化。从历史角度来看，从狂人、子君到20世纪30年代中的觉慧，再到40年代的蒋纯祖，都与当时时代息息相关，显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折射出时代风云变幻。而从文学角度上看，这群反叛传统的时代新人，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文学宝库，他们丰富的个性，充满青春的活力，既继承传统逆子的叛逆性，又突出时代因素，寄托着作者对青春的礼赞，成为文学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同时，现代文学对叛逆者形象的塑造对当代文学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浮躁》中的金狗、《白鹿原》中的黑娃，反抗压抑、反抗家族制，依旧显示着叛逆的光辉，但是作家传达的却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价值的重新评估。

3 结语

从鲁迅的《伤逝》到巴金的《家》再到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勾画了一条现代叛逆者形象演变之路，20世纪20年代的“子君们”单纯地反抗封建婚姻、追求个人幸福，无奈又将自己禁锢于家庭之中；30年代的觉慧将个人解放与社会解放相结合，勇敢地冲出旧家族束缚，开启新的征程；40年代的蒋纯祖在民族危亡时刻，在国家、家族、个体三者融合之路中苦苦挣扎，孤独地追寻生命真谛，折射出不同时期创作者对社会以及知识分子出路的探索。无论成功出走还是以失败告终，这个特殊群体都是充满希望的新人，散发着青春的活力，他们高唱着叛逆之歌，勇敢地冲出封建家庭，追求自由解放，为黑暗的中国带来光明与希望，启迪着人们不断寻找人生的意义，实现生命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