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当代社会所发生的技术与技术社会影响的双重变化决定了技术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面对这种变化，技术哲学原有经验转向与伦理转向形成的研究范式已很难解答技术社会的新问题。因而，技术哲学通过文化转向提出价值诉求和立足技术文化情境进行研究，可以超越经验转向与伦理转向而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1 技术哲学文化转向的背景及其表现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成为工业社会中轴原理（axle principle），效益成了评估技术价值的第一准则。人的理性、智慧受控于冰冷的技术，感知、情感附庸于技术产品，人的行为逐步失去主动性、目的性，人有目的的活动异化为非理性状态下的本能的动作^[1]。

伴随这种缺乏人文情怀的技术扩张严重破坏了人类的生存环境，人类生存的价值与意义面临严重挑战。技术的实践从来就是在文化中进行的，在文化背景中的技术哲学分析是消解技术与人性对立的一种理性选择，这种置于文化背景中的分析方法和模式构成技术哲学文化转向的社会背景。

20世纪下半叶，技术哲学发生的经验转向、实用主义转向和伦理转向，形成技术哲学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转换，三次转向尽管在时间和空间上不同，但都包含相同的文化元素，并且殊途同归于相同的进路。

经验转向使技术哲学研究从宏大叙事转向技术活动的细节与局部，显现了技术与社会暗含的多重联系；实用主义转向在实践的意义上将实践活动最重要的中介——技术，从实践的社会文化背景里显现，所形成的实用主义技术观对人的价值强调和重视，无不彰显文化的存在和影响。伦理转向是技术哲学对技术产生的伦理与道德问题的回答，从文化的角度，思考技术的功效和作用，通过伦理规范对技术活动的约束，来实现技术与社会、技术与环境的良性互动，正是这三次转向为技术哲学文化转向提供了理论基础与背景。

技术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可以从多个层面展现出来：

首先，技术文化进入了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由于技术活动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带来对技术哲学分析的片面性和局限性。20世纪60年代，过量使用农药产生的生态危机不仅仅引起生态学家的警觉，也引起技术哲学家的反思。技术哲学分析应当超越具体工具价值，铸就技术的价值理性灵魂。任何技术产生的问题都离不开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和技术价值观有关，技术哲学的研究不应该局限于技术本身，而应该扩展到技术文化领域。我国技术哲学学者张明国提出“技术—文化”论并在此框架里阐述了技术与文化的双向互动^[2]，就是对此的回应。

其次，建立了分析技术活动模式的文化维度。机器大工业生产为工业社会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但伦敦烟雾弥漫、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墨西哥湾石油泄漏等事件也成为人们梦魇般的记忆，人类技术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影响偏离了人类技术实践的目的而深陷技术异化的陷阱。技术哲学引入批判性的思维来反思以往的技术活动模式，将文化价值穿透于技术装置、技术结构和技术产品中以重新评估技术与环境的关系。在当代，技术创新是现代技术活动的重要模式，对技术创新活动的文化考量清晰地反映了技术与文化的互动图景，从文化上消解工业化以来技术创新带来的生态与资源问题，必须建立以环境作为生产路线终端和开端的环型循环经济创新模式^[3]，通过技术创新模式的文化考量，在技术活动中植入绿色生态文化、低碳消费文化和健康生活方式。

第三，对技术活动的伦理分析并将伦理规制引入技术活动的规范体系。技术规范是技术系统的有序运行的范式，任何技术活动是在技术价值观指引下的技术实践，在当代，技术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负载了技术、经济、资源、环境、人文等多重价值，需要通过伦理规范的调节规制，必然要在技术规范体系中建立伦理的维度来进行价值判断。高新技术在社会中的广泛应用，必须考虑技术的伦理价值所带来的影响，伦理价值应该是技术规范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技术分析的一个重要向度。没有伦理精神的技术将会造成对经济效益的唯一考量和对GDP的盲目崇拜，从而导致在对物质的疯狂追求中颠覆人类生命价值的意义及非人性和反人性的偏转。从技术伦理的视角来审视技术活动，将伦理规范纳入技术规范体系，从更高的层次看，技术与伦理的关系就是技术与文化的关系。

最后，在技术哲学分析中借鉴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技术的长远影响。技术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文化，人类文化也深深地打下技术的烙印。在当今，许多技术应用和功效发挥是一种长期的、缓慢的过程，比如转基因技术应用于农业栽培，超声波技术用于胎儿孕检，这些新技术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是长远的和隐性的，需要采用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Field work）的方法，深入到技术小组和社区观察技术项目实施情况，在微观层次上解释和描述技术制造物与技术实践如何互动以及在宏观层次上探究技术制造物对人类和环境的影响。荷兰特文特大学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哲学人类学与人—技术关系”(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and Human-Technology Relations)，从文化人类学来解释和描述现代社会中技术制造品与技术实践如何互动以及单个的人与技术制造品的关系。

2 技术哲学文化转向的驱动力

技术哲学的文化转向是技术哲学理论发展与社会文化背景变化相结合的一次理论成长和理论自觉，技术哲学的文化转向有内外合力的推进，在各种变化因素的影响下，技术哲学的文化转向水到渠成和顺理成章。

第一是高新技术对社会各种价值规范的影响。新兴技术产生了新型的社会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例如，网络友谊、网上购物、网络通信等，由此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对于新技术带来的平等、隐私、安全、保障、可持续等问题，除了原有的道德价值之外，还应当从文化的整体层面来思考其他相应的社会价值，如政治价值、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人文价值等。技术中包括一切价值，应能区分不同价值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各种价值关系的衡量^[4]。面对高新技术对社会的道德、生态、环境、资源等多方面的负面影响，技术哲学应建立文化分析框架，协调各种利益冲突，实现“技术—社会”系统的价值和谐。

第二是技术批判主义思潮的影响。工业文明时代技术的功利性得到极大的彰显，技术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是技术工具中心主义形成的主要原因。工业社会里“单向度”的人及“单向度”的价值观念受到不断质疑，有识之士对技术异化现象不再熟视无睹，技术批判主义油然而生，它既有对制度体系的文化诘难，也表达着人类对自身生存危机的文化焦虑。技术的批判本质上是文化的批判，其出路也在于文化的重建。当前，最迫切的是，工业社会兴起的消费文化被提倡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新型文化所取代，技术哲学分析需要建立文化新坐标。

第三是科学哲学文化转向对技术哲学的影响。以库恩“范式理论”为核心的科学哲学历史主义标志着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当代社会的科技一体化使得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产生联系与互动，从而，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为技术哲学的文化转向提供了研究范例，将技术置于社会历史生活情境下考量其文化价值，注重对技术活动的社会建构，凸显生活世界的人的现实生存问题，形成对技术的人文价值追寻，可见，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推动了技术哲学的文化转向。

第四是社会结构中文化要素的重要性影响。技术实践的发展演进中，技术制品在人—世界关系里表现了替代功能，功能又被引进入主体的代理关系的维系中^[5]，技术制品不仅仅是主体功能的延伸，它的社会广泛使用直接或间接地带来了对资源、环境以及人性、信仰等诸多负面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一般性的社会管理已很难奏效，它需要通过文化的导向作用，从社会系统的价值层面发出引导信号，传递给社会系统的执行层面，最终给出问题的解答方案。

3 技术哲学文化转向的研究进路探寻

无论技术哲学的文化转向是正在“进行中”还是已经发生，对这个过程的研究可以采取两种进路：技术哲学文化转向的语境描述和对文化转向后的技术哲学进行规范界定，并且，在二者交替分析中将技术哲学文化转向的趋势逐渐明晰。

语境描述的进路是技术哲学从经验转向到文化转向转变的必要环节，在经验转向的范式中，技术哲学研究需要深入到技术实践的细节中，这些技术细节是蕴含在技术所发生的文化背景里，并构成技术哲学的文化转向的语境。语境描述需要聚焦三方面：

（1）技术与文化价值的联结。技术是为人所用的，技术从其诞生就承载着人类的文化价值观念。

（2）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贝尔纳对科学的社会功能的分析，实际上包括了技术的社会影响（比如科学在生产、矿业、电力生产、工程、化学工业、运输、通讯等领域的作用），同时社会也对技术产生作用，这构成影响技术发展的社会条件，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是技术发展的制约条件。

（3）技术、经济、生态三者角色的权重分配。在技术实践中，应当考量各自所应占有的价值比例，形成一个平衡的生态性价值系统环境。

以上这三方面的交互作用共同构成了技术哲学文化转向研究的“语境”。

规范最重要的功能是“转承”，它受文化价值观的指引，承接社会系统的核心——价值层次，同时又将核心价值理念转移、传递到社会系统的行动层次。界定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人的理性选择行为，规范界定聚焦技术活动的人文价值，理性看待技术活动的各种价值并优选出与技术、资源、环境相匹配的最佳方案，消除技术与人文两者间的断层和差异，并在技术实践中达到知行统一。

“语境描述”和“规范界定”是技术哲学文化转向研究的两条进路，它们同时也可以作为技术哲学文化转向的方法。

语境描述和经验转向与技术细节描述方法一脉相承，但更重要的是它深入到技术的文化背景，将技术与文化连接起来。通过语境描述的方法，技术应用的社会问题客观呈现，与技术有关的各种联系逐渐明了，这些“联系集”的因果关系及其本质特征显现出来。如果说，技术哲学的语境描述方法是一种对技术的社会问题的认识方法，那么，规范界定方法是一种实践方法，是对技术的社会问题的“纠错”方法。

规范界定首先从源头上确立了技术“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一旦技术问题发生，规范界定又能判断技术问题“为什么出现”和“怎样改正”，因而这两种方法是“知”与“行”的辩证统一关系。

4 技术哲学文化转向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1）技术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具有理论价值

技术哲学家的经典论述蕴含了文化批判和文化分析的思想。工程主义学派技术哲学在20世纪50年代后聚焦于技术发明的逻辑结构、工程设计方法程序、技术的后果与社会责任等，不难看出，涉及的问题离不开社会文化背景，技术的伦理和价值只能从文化维度来理解。人文主义学派技术哲学家众多。安德鲁·芬伯格的“技术的社会批判理论”，或对技术问题进行文化批判，或进行技术与文化互动分析。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认为人与世界的关系首先是一种操作关系，技术实践优先于科学理论，提出以实践取向取代理论取向，从海德格尔出发的现象学家都比较重视社会历史因素及其作用。哲学人类学传统的刘易斯·芒福德在《艺术与技术》中也认为对技术的理解是建立在对人性的理解之上，他批判了将技术发明作为第一需求、忽视审美表达的功利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从经典技术哲学研究汲取理论素养，建立一种全新的技术哲学研究范式。

技术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扩展了技术哲学研究的范式和视野。传承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实用主义转向和伦理转向中的文化传统，明确提出更彻底、更明了的文化转向模式，为新世纪技术哲学提供新的理论发展平台。与技术哲学文化转向最接近的是“经验转向”和“伦理转向”，这两个转向曾为技术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领域。“经验转向”深入至技术活动内部，通过分析和评估工程实践和技术产品来打开技术的“黑箱”；“伦理转向”使伦理规范进入工程师职业责任领域。伦理准则是技术哲学家和工程师在评估技术项目时必须遵守的法则，无论是项目预研还是后果评估，都应该评估新技术的人文伦理与环境伦理及社会公众反响。这两大转向有诸多优势但亦存在局限，“经验转向”虽然更为密切地联系技术实践，但是远离了技术与社会和政治的关系；“伦理转向”仅是从伦理理论、框架、准则入手，既脱离技术本身，也脱离了技术与社会的复杂关系^[6]。技术哲学的文化转向弥补这两大转向的不足，所采用的“技术—文化”的研究范式将技术置于社会文化的广阔背景中分析。

（2）技术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也具有实践意义

首先是提升了技术哲学解决技术实践问题的能力，实现“形上”与“形下”的统一。应该说，技术哲学不直接解决具体的工程技术问题，但可以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无论是产品生产造成的资源过度消耗，还是产品使用中产生的环境污染，抑或是产品使用后的丢弃，都可以从文化方面找到原因。任何一个技术问题的产生都有其文化上的原由，任何一个技术问题的解决都可以从文化上分析。

实际上，人们选择某种技术产品，就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态度和一种价值理念。盲目追求时尚放弃简约的生活，就会带来商品的大量生产和大量销售，就会占用大量的资源，产生大量的排放，而商品使用后的遗弃又会造成大量的环境污染，因而生态问题实际上是价值观问题，是文化的危机。技术哲学建立文化分析的维度，有助于消解技术社会产生的诸多问题，有助于调整技术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文化转向后的技术哲学关注技术发展的文化背景，聚焦技术研发过程的文化因素，将技术产生的组织、环境、资源的问题置于文化框架下分析。在技术哲学文化转向范式下，当代技术社会存在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断裂，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对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等矛盾将得到消解。

其次是技术哲学文化转向可以指导技术创新实践。在当代，技术实践最重要的形式就是技术创新，技术哲学的文化转向可以导致技术创新哲学的文化转向。如果说技术文化哲学联接了技术哲学与技术的实践，那么，技术创新文化哲学就联接了技术哲学与技术创新的实践。技术创新是一个文化问题，创新渗透文化，从创新思想的产生、创新活动过程到创新成果的社会接受等各个方面都受到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发端于工业社会的技术创新，在资源与环境方面也出现了诸多问题，需要建立一种崭新的文化——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文化，并在两型文化中通过重建伦理规范、选择适宜技术、评价创新后果和转变技术创新模式来完成两型技术创新活动的社会建构，实现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人文价值的“三位一体”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