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宁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西北边陲的一颗璀璨明珠，被誉为“塞北江南”，一直吸引着各地的文人才子，来到此地游览观赏、施展才华，在唐代形成了“边塞诗”的创作高潮。到了明代往来于宁夏的文士也是不绝如缕，在这里接受边地风情的洗礼，留下了大量的诗文，带来了一股士文化之风，再次创造了辉煌的艺术高峰。

1 明代往来宁夏文士的创作概况

本文所谓明代“往来宁夏文士的文学创作”，就是指明代因各种原因曾经实地往来过今宁夏地区的文士在此地进行的文学创作，那些本土文士的创作和未曾实地来往于宁夏的文士想象和遥寄之作，都不在研究范围内。

在明代往来宁夏的文士中，按其往来缘由，可分为三类：分别是贬谪流寓、公务途经与为官赴任，形成了沉沦下潦的流寓诗派和封疆大吏官僚文学。明代初期，西北边境总体上处于和平时期，宁夏屯田制兴起，明政府向宁夏大力移民及贬谪士卒，以垦荒开发边地。一大批文士官吏被贬往宁夏，据宁夏地方志书记载有张政、唐鉴、林季芳、郭原、毛翀、阮彧、承广、潘原凯、边定、胡官升、陈德武等人，他们多来自江浙皖赣等江南地区，都“工吟咏”、“有诗集”^[1]131，被称为“流寓诗派”，内容上主要描写宁夏边地山川景色、反映宁夏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戍边人员之苦。同时表现自身戍边之苦及思乡之情，并吟咏精神高雅之事用以励志，表现苦中作乐的精神境界，这是宁夏边塞开放豪迈的精神状态带给这批江南贬谪之士的积极影响。明中后期，宁夏地区边患严重，明政府设置了宁夏巡抚、三边总制镇边守国，为宁夏输送了一批批文武全才的朝廷大臣们。此一时期的往来文士以公务途经与为官赴任为主，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官僚文学。公务途经的文士有金幼孜、李梦阳、都穆、欧阳云、马文升、周弘禴、王遴等人，他们多是朝廷高官，公干来此，时间短任务少，留下的诗文数量有限，多写初到宁夏之感、边塞风情及酬唱赠别等题材。但也有例外，明代著名的“前七子”领袖李梦阳，他以敏锐的眼光、犀利的笔触，真实记录宁夏边塞的社会现实，揭露了明朝军队的腐败，反映了战争给人民造成的负担和死伤，对边塞现状感到愤怒和担忧，笔力苍劲沉重，现实主义精神强烈。但人数最多，创作数量最大的还数为官赴任的一类文士，以王珣、冯清、王琼、齐之鸾、唐龙、杨守礼、孟霦、杨一清、张蓥等为代表，他们多是明政府派往宁夏的巡抚或总制，作为封疆大吏镇守一边，时间长任务多，更加深入地了解到宁夏社会自然的各个方面，他们的创作内容更加丰富，虽也有写宁夏山川形胜、边塞风情及乡关之思，但还有记录和总结夸赞政绩，表达对防边报国的重要性和责任感的认识，以及通过各种行军集会、诗会，相互酬唱、分韵作诗，展现其乐融融的臣僚关系的内容。同时，他们还有揭露戍边士卒的艰辛和边地普通百姓的艰难生活的作品。作为封疆镇边的高级官吏，能注意到这一点也是难能可贵的。

从明代往来宁夏文士的类型及创作内容中可以看出，他们创作中的突出特点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边塞诗的振兴。宁夏唐代边塞诗在艺术上的确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是在数量上和丰富度上却仍有值得进一步开发的地方，这个任务在明代基本完成了，边塞诗的主要内容在此时都完备了，并且有自己的特点，即多描写宁夏地域风情，多巡视类、告捷类题材，且情感趋向于丰富、细腻。对于地域风情的描写，涉及各方面细节：山川类描写的有贺兰山、六盘山、蠡山（今罗山）、牛首山等，河流类有黄河、黑水河、东湖、晏海湖等，关隘类有萧关、长城关、赤木口关、打硙口关等，寺观类有承天寺、高台寺、黑宝塔寺、牛首山寺、三清观等，园楼类有丽景园、后乐园、固原鼓楼、镇西楼、睡足轩等。如此多而丰富的宁夏边塞地域意象，在明代以前是难以在边塞诗中见到的。巡视类、告捷类题材的诗歌也是众多的，几乎历任巡抚、总制都会留下此类诗篇，尤其是告捷类题材，以畅快流利的笔调高歌一场场来之不易的大捷，如：“十万胡雏敢鼓行，嫖姚诸将按西营。提刀直阴山砍虎，奋戟横穿瀚海鲸”，读来大快人心。诗人们在这些边塞诗里赋予的情感趋向也是丰富而细腻的，不再像唐人边塞诗那样一味的高奏凯歌、斗志昂扬，而是真实记录自己的心声，反映身在边地生活的艰辛与现实，离家难归的无奈和渴望。特别是流寓诗派，由于长年戍边和沉沦下潦的经历，使他们更能切身体会到这一点，创作了很多有着亲身经历能够令人信服和理解的边塞诗。

第二是唱和诗的丰富和文学集团的兴起。这在宁夏文学史上是极其少见的，主要是以杨守礼、马中锡、冯清等巡抚、总制为首的一批镇边官僚的相互奉和酬唱之作。尤其是杨守礼，据地方志记载，以他为首的行军集会和诗会，就有四次，分别是：赤木口行军集会，以杨守礼为首的唱和诗多达28首，并有孟霦《观赤木口诗序》一文，记录此次赤木口集会之盛况；还有南塘诗会、游承天寺诗会、游高台寺诗会。这些官僚文士，有一个固定的组织者和围绕在他身边的一批文士，且常互相集会唱和，并产生了一批诗作和序文，可以看到明显的文学集团的意味。他们主要在行军、公干途中或是游玩饮宴之时举行诗会，或是杨守礼先作诗，其他人次其韵奉和而作；或是分韵赋诗，分得何韵则各自而作。虽然思想价值不高，艺术水平也有限，但这种文学集团的出现和唱和诗的增多，是宁夏文学的一大发展。

第三是艺文类创作的崛起。宁夏文学在明代之前的主要创作形式是诗，占到全部诗词创作的38%，但艺文类创作却偏少，只占全部艺文创作的14%，体裁上以赋、论、碑记、墓志铭为主，内容上也多以记叙军国大事为主。明代开始，宁夏艺文类创作崛起，无论是数量、内容和艺术上都不容小觑，这与往来宁夏文士的创作功劳是分不开的。艺文数量有240篇，占全部艺文创作的40%，往来文士的创作占绝大部分[11]。题材上赋、论、说、颂、传、序、奏疏、碑记、记略、墓志铭等都有涉及，内容上有记叙军国要事的，有描绘边地景致的，有赞颂官员政绩的，有展现自身生活的。赋文如《西夏形胜赋》、《朔方风俗赋》，首开全面描写宁夏大赋之先河，详细地介绍了宁夏的自然社会环境，山水、物产、动植物、宫室、人物、风俗等，条理清晰，引人入胜，文学及史料价值俱高。碑记文如张蓥的《儒学题名记》，不仅记录了兴建学校这一史实，而且赋予了深刻的道理，有叙有议，意味深长。奏疏文如朱笈的《豁免屯粮赔累疏》，以恳切之语、不啻之实疏免了宁夏虚粮。总之，艺文类创作的崛起是又一大突出特点。

2 影响往来文士文学创作的要素分析

往来宁夏文士的创作之所以会呈现出这些内容和特点，这和宁夏本地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明政府对宁夏的开发措施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首先，宁夏的自然地理环境十分独特。它“地处中国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原区三大自然区域的交汇地带，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宁夏自然环境具有显著的过渡性、复杂性和不均衡性”^[2]。它的北部是宁夏平原，在黄河流域的灌溉下形成几百万亩的肥沃土地，古称“塞北江南”，但它东、北、西三面被毛乌素沙地和乌兰布和、腾格里两大沙漠包围，西北一面还有古称“华夷天限”的贺兰山脉；南部是固原山区，以丘陵沟壑为主，海拔多在1 500～2 000米左右，农林牧皆宜。整体深居西北内陆，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冬寒长而早、夏暑短而迟，雨雪稀少、气候干燥、风大沙多。这种集平原、沙漠、山地、丘陵地形于一身，汇农、林、牧产业于一体，兼有名山大河等形胜，极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地区，自然就成为易愁多感、赋诗作文的绝佳之处。只要踏入宁夏大地，复杂的山川形胜带来了“贺兰之山五百里，极目长空高插天”、“黄河西来几千里，浊浪如山日夕起”[12]的壮美风情，丰富的塞北景致展现了“南风催棹急，细雨入帘疏”、“鱼鸟悠悠物候娟，风光逈是小江南”的多样别情，广阔的大漠雄风渲染着“犬马感恩期报国，兵民萦念竟忘家”、“谈笑平胡虏，勋名勒贺兰”的豪情壮志，肥沃的灌溉平原显示着“田开沃野千渠润，屯列平原百井稠”、“远近人家四路连，风光谁信是穷边”的饶丽景象，恶劣的风沙严寒给人以“紫塞风沙时阵阵，黑山霜雪晓层层”、“四时常见雪，五月未知春”的极端体验，分明的季节变化促使着“叶落知秋感，蛩吟觉夜长”、“见雁过随阳，燕归故国，虫促鸣机”的凄冷乡思。这样丰富多样，毕平原之灵柔、沙漠之豪壮、山地之刚猛，季风区之多愁善感，干旱区之务实勤劳，农业区之温和淳朴，游牧区之野蛮强健于一体的区域，自然极大地影响了往来于宁夏的文士，产生了同样丰富多彩的诗文创作。

其次，宁夏的社会文化环境也孕育着文学的发展。宁夏自古以来就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处，也是中原固有文化和西域外来文化交融碰撞之处，更是中原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争夺交战之所，所以早就积累了丰厚的人文底蕴，形成了独特的民风民俗。据嘉靖《宁夏新志》记载，“笃信机鬼，尚诅咒。强更尚气，重然诺，敢战斗。杂五方，尚诗书，攻词翰。重耕牧，闲礼仪”^[1]11-12是宁夏在明代之前形成的风俗，历史上多民族在此活动，匈奴、羌族、敕勒、柔然、突厥、吐蕃、党项、回族等。也有许多时代英豪在此地创造历史，如蒙恬、秦始皇、汉武帝、班彪、黄甫规、赫连勃勃、王维、郭子仪、李元昊、范仲淹、韩琦、成吉思汗等。这种夹杂着南方楚文化、北方游牧文化、中原礼仪文化、东南诗歌文化等多种文化的复合文化，是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变形性的，它既可以让往来文士有熟悉感，不会感到陌生和排斥，也给他们的创作注入新的气息和血液。如前文所述的李梦阳，作为复古派“前七子”的领袖人物，他在中原京畿一带强烈的复古之气，在边塞诗歌创作中以直面现实、苍劲沉重的精神实现了复古与现实的融合，获得了新生，也达到了他的艺术高峰。又如巡抚、总制到此的高官们，在这种文化风气的影响下，诗风变得激昂、务实，一扫明代诗坛的歌舞升平和复古阴霾，是整个明代文学极富价值的组成部分。而丰富的前代历史遗迹和前人诗文成果，则成为他们学习、吸收、创作的源泉，如诗文创作中大量运用典故，如范仲淹、韩琦曾平定西乱的人物典故，“收拾边疆归一统，惭无韩范济时才”、“韩范功名青史在，肯将实学付徒然”，李元昊建国西夏的历史典故，“有酒不浇元昊骨，无诗可吊仲淹愁”、“昔年僭伪俱尘土，犹有荒阡在目前”等，典故的使用不仅在于创作，更是他们思考人生、激励斗志的寄托。

最后，明政府对宁夏的开发和管理措施也是一大原因。因为宁夏在明代的特殊地位，受到明政府的重视。宁夏虽早在战国秦时就被纳入版图之中，在以后的历朝历代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开发和发展，但“秦汉以来，虽郡县其地，实羁縻之而已。逮宋则为僭窃所据”^[1]44，宁夏的地位及发展程度皆不如意。在明代，它因正地处西北边防前线，是残元势力进攻中原王朝，同时也是中原王朝守卫家国的第一线，“实关陕之藩篱，京师之阪塞也”^[1]48，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于是明政府在宁夏地区设置了军政合一的卫所制度，在今宁夏北部地区设宁夏镇，在今宁夏南部地区设固原镇。成化10年，“设总制府于固原……控制延绥、宁夏、甘肃三边”^[3]。所以宁夏在明代的国防体系“九边重镇”中独占其二，今固原地区还是节制“三边”、“四镇”防御体系的三边总制府所在地。不仅如此，明政府还通过移民充边，实行屯田制进一步开发经济。洪武九年就曾“徙五方之人实之”，这些人中多是“谪戍之人”^[1]8，且“实以齐、晋、燕、赵、周、楚之民，而吴越居多，故彬彬然有江左之风”^[4]。这些大批移民的到来，给宁夏带来了劳动力，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明政府利用这些移民在宁夏大力实行屯田制，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和强制措施将这些移民利用起来，实际上达到了“不烦转输而仓廪充实，兵不烦招募而士族精强”^[5]的目的，所以明初“屯田遍天下，九边为多，而九边屯田又以西北为最”^[6]，至永乐时期“天下屯田积谷宁夏最多”^[7]。明政府还通过派官的方式为宁夏输送了一批文臣能士，他们通过兴办儒学、书院，为宁夏人文风气的勃兴奠定了基础。纵观明代科举考试，宁夏中进士者达29人，中举人者更是数以百计，一时间“风俗休美，贤俊汇集，登科入仕者能与中州齿”^[1]59。通过这一系列安边措施和经济、文教大开发，使得宁夏在社会经济文化上都得到了一次大发展，当时往来文士吟咏到：“樵牧满川耕遍野，穷边不信是还不？”、“圣君贤相调元日，塞北江南文教通”，可见一斑。这给往来文士的创作提供了物质、素材、人员等基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宁夏作为战略上的边防重镇和经济上的“塞北江南”，自然就吸引和接纳了一批批文士来到此地，他们才有机会感受边塞景色、宁夏风情，有机会相聚结识、游玩唱和，创作大量的诗文，使宁夏文学发展达到了一时的高峰。

3 结 语

明代作为宁夏经济社会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期，文学上的进步和发展也是显而易见的，这要归功于往来于宁夏文士的创作。不管是贬谪流寓、公务途经，还是为官赴任，他们都在宁夏这片土地上经受了地域风情的洗礼，也在这里留下了其个体生命与文学创作中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