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 “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可见,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和持续推进之时,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必然性。
1 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之辩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国道路,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它是由邓小平开创的、并经江泽民、胡锦涛坚持和发展的,由习近平以及后继领导人继续坚持、发展、完善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道路,中国道路是中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官方称呼,而国内外的学者往往称之为“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可以这样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模式”的实质内容,它是与时代潮流相随、与世界文明相伴的道路,是一条与全球发展既密切联系而又独立自主的社会发展道路。中国道路充实、丰富了世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
关于“中国模式”话题的讨论,近年来可谓雨后春笋,方兴未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卓越成就与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在实践操作中的失误等形成鲜明对比,促使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模式进行关注、研究,尤其是2004年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题为《北京共识》的文章以来,这股研究潮流更是增加了能量,扩大了领域。其实,关于“中国模式”,不是某些西方学者的发明创造,邓小平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对之进行过阐述。1988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指出:“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1]邓小平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也就成为邓小平“中国模式论”的核心内容[2]。此外,邓小平也用“方式”、“公式”、“方法”、“方案”、“做法”、“形式”、“样板”、“样子”等概念以及通俗化的“一套”和“东西”等话语来指代“模式”,但邓小平更多是使用“经验”和“道路”来表达“模式”的意蕴。譬如,“别人的经验”、“别国经验”、“外国经验”、“苏联的经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验”、“中国的经验”、“适用的经验”、“最根本的经验”、“我们主要的经验”等;更强调使用“道路”等概念来表达他的“模式”思想,如“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道路”、“自己应该走的道路”、“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等等。无论如何,邓小平的理论旨归就是要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独立自主,自我创造,反思外国模式,批判苏联模式,走出一条中国式的成功的现代化道路。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最大特点是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特征赋予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鲜明时代特色,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性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
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内涵定位可谓五花八门、众说纷纭,但大都认为是市场经济和政治压制的产物。从中国实践层面来看,“中国道路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第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第三,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四,坚持改革开放,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第五,独立自主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第六,不断总结经验,实行渐进式改革;第七,走和平发展道路”[3]。概括而言,就是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上的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的执两用中,意识形态上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地位,还有强有力的党的建设。这些都是与西方模式、苏联模式的根本区别。
“中国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 讨论“中国模式”就应把改革开放置于中国发展和国际发展这两个维度中去探讨其意义,“中国模式”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当前,“中国模式”面临的挑战主要是两个,一是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和长期繁荣,二是经济发展能否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相协调。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定型,仍需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发展,只有新的实践,才能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新的内涵与意义。并且,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必将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完善、成熟、发展。总之,“中国模式”是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以中国成就为基点、以中国道路为内涵、以中国经验为特色、以中国文化为内生力,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不断更新、完善、发展的开放性发展范式。在当代中国,“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就是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 中国道路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逻辑作为唯物史观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居于非常重要地位。马克思立足于科学实践观之上,通过对黑格尔的“历史是‘绝对精神’的表现”的唯心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进行了彻底批判、改造、扬弃以及超越后,创立了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从而为唯物史观的科学建构和发展奠定了前提与基础。马克思指出:“唯物史观从直接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关于他的产生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4]马克思紧紧抓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矛盾的统一,始终关注“生产力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核心。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重要推动力量是大工业、世界市场和世界交往三者交互的能动作用,其中世界市场的媒介对世界历史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由于资本的扩张和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驱动, 资本逐步打破了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 使以前互相孤立的国家、民族成为互相往来和相互依赖的有机整体,从而开创了世界历史新阶段。因此,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必然规律。马克思指出:“随着社会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5]88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交往实践范围的扩大最终导致世界市场的形成,彻底改变了各个民族历史独立发展的进程,最终突破国家、民族的地域局限性,使民族历史逐步转变为世界历史。
概括地说,马克思所讲的“世界历史”,是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世界各民族各国家打破封闭、实施普遍交往从而使整个世界联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历史阶段,尤其是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以来的历史。它主要强调各民族国家进入全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依赖,使整个世界一体化的历史;同时,世界历史也是各民族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冲突与交融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以深刻的历史眼光和哲学逻辑,揭示了以机器大工业为物质技术基础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开创世界历史时代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基础性作用。”[6]可见,马克思从生产力的最根本力量来分析了世界历史形成的现实物质基础和辩证发展图景,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生成和发展过程,就是西方资本家阶级为攫取经济利益和剩余价值、使用武力对落后民族进行殖民扩张、迫使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发展过程,最后使“乡村从属于城市”、“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西方国家奉行“欧洲中心论”,在这一世界变革的过程中,被压迫民族被动卷入世界历史进程是充满血泪、辛酸和屈辱的。
立足于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基础之上,马克思还关注了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的变化、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描绘了整个世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所形成的相互联系的整体的生动画面:“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276各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均因为世界市场的形成而发生根本变化,“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可以看出,以机器大工业为物质技术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带来了政治和观念的上层建筑以至生活方式发生根本变革的整体性的世界历史图景的生成,亦即资本主义政治和观念的上层建筑压倒了民族的、传统的政治、观念上层建筑。即,在世界交往实践中奉行强权的一元文化,图谋文化霸权,实现文化领域的殖民统治,使世界只存在一种性质的文化——资本主义文化。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5]277。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存在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抗和冲突也变成世界性的了,从而决定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总趋势是由资产阶级开创的资本主义向无产阶级开创的共产主义方向发展,世界历史的归宿必然是共产主义,特别是其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的生成。资本主义是世界历史的起点,并推动世界历史的发展,但它并不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终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7]。因此说,世界历史理论是共产主义的基本前提,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世界各国现代化走向的必然性和自主性,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同时也凸显了人类历史现代化进程的整体性,尤其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体性的大变革。概括而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涵括趋势论(民族历史走向整体性世界历史)、动力论(科学技术、世界普遍交往推动生产力发展)、道路论(各民族根据本国实际去自主发展)、价值论(以人为本,达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四位一体有机统一的科学理论。
“道路决定命运”。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坚持维护公平正义、坚持和平发展等理论,都是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时代特征下的继承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中国实践的时空延伸,也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逻辑。
党的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一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就是一部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不断回答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提出的新课题并指导实践发展的、不断找寻正确道路、破除邪路与老路的科学史。在坚持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国,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扬弃了苏联模式,立足自己国情,在保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积极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发展的先进成果,确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为中国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坦途,也客观上推动了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并能使社会主义作为一项世界历史事业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的借鉴、参考。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视阈下,既要体现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又必须发挥各民族的特色,走自己的路,打破“欧洲中心论”所倡导的所谓“欧洲的文明进程是唯一成功和正确的发展逻辑”的神话。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和道路,既坚持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深化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一条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之上的,有着科学理论体系指导的,且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科学道路。中国道路所创设的“中国奇迹”,所迸发的中国力量,所向往的中国梦想,影响均是深远的。维持中国奇迹、彰显中国力量、实现中国梦想,都必须坚定不移坚持、与时俱进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中国已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发展模式无论对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道路成绩斐然,成就卓著,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实践,要求中国必须要立足时代发展实际,准确把握本国国情,加强交往实践(改革开放),建设民主政治,以人为本,建设生态文明,和平发展,促进世界和谐。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从世界历史整体出发,正确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准确把握“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显著特征,立足于自身国情,走出一条在现有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下,加速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崭新道路。当前,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通过对西方经验(模式)独立自主的借鉴和消化,加强世界交往实践,进一步深度改革、扩大开放,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在实践中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特色道路,从而丰富了人类的社会实践,影响并一定程度上改变世界力量格局,加快世界政治多极化进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世界历史进程。但是,我们也看到经济全球化为发达国家的资本进入发展中世界提供了便利,却未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福祉,尤其是按照美国模式进行改制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迎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稳定的政治秩序,反而是经济衰退和政治动荡,造成西方文化充斥国内市场。除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外在因素之外,这些发展中国家大多没有根据本国实际和国情来融入世界历史进程,对外国模式顶礼膜拜、照抄照搬,造成“邯郸学步”的可悲下场。所以,中国道路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均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但不能一味效仿、盲从,更要突出本国国情和文化传统。发展中国家要顺应世界历史发展大势,自觉顺应、主动融入经济发展大势,不断汇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流中去。
(2)中国道路的成功进一步证明了道路选择的多样化、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各国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以及时代和实践的不断发展,构成了世界各国发展道路多样选择的多层原因。对很多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道路的意义在于其到底能否成为区别于其他所有现代化模式(美国模式、苏联模式、欧盟模式以及拉美模式、东亚模式)的一个替代模式,在于经验学习和借鉴参考。作为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路径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实现了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和政治基本稳定,也为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后发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可供参考的发展范式,为人类文明发展道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道路的成功再次表明:要维护世界文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明的多样性,克服因为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差异而进行对抗、战争的误解和偏见,进而推动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和交融。中国道路的成功,也彰显了国家“软实力”的吸引力,凭借“软实力”的“溢出效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兴国之魂,在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的前提下,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在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凸显自由、民主、公正、和谐,是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重塑和再认识。
(3)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南的中国道路,依靠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保障,使渐进式经济改革与稳妥性政治改革良性互动,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中国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更加注重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加强制度建设,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当然也不会把本国政治制度模式输出,强加给发展中国家。但其核心理念就是以人为本,保障和改善民生,创新社会管理,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完善政治上层建筑层面看,发展中国家应主动适应世界政治文明走向,依据本国国情不断推动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积极、稳妥、渐进进行本国民主政治建设。
(4)中国道路坚持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道路的内在要求。西方国家追求的发展观是片面的、不协调的,更为不科学,损耗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做出了新的科学回答,必须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各方面。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中国道路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摒弃传统的以大量能源和资源消耗、以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实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从而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整体生态经济价值观。对世界各国来讲,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不能涸泽而渔,保持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发展格局,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5)中国道路坚持和平发展。中国道路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通过和平发展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标志着中国已拥有独立自主、稳健务实和合作互助相结合的自信与成熟。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世界历史的本质特征就是各民族相互依赖、彼此依存、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基于国内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之上的和平发展,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倡导国与国之间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安全上相互信任、协力共进,并切实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把本国利益同各国共同利益相结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中国道路倡导的是中国在与当代世界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中、与当代世界各种文明的协调互动中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而不是像西方大国奉行武力崛起战略给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带来奴役、压迫和战争。中国道路的和平发展内在要求就是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当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竞争比对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而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6)中国道路使我们能够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加深对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认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世界历史的进程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进程是一致的,世界历史必将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侯惠勤认为:“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魂。”立足世界历史视阈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改革开放,吸收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先进文明成果,必将建成共同富裕、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经过一个长期发展过程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在当今世界“资”强“社”弱的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巨大成就,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人们看到“苏联模式”的失败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而是引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东欧剧变后的低谷,并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一种崭新的形式得以延续和发展,再现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重构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也坚定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念。
4 结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共产党执政国家走本国特色发展道路树立了榜样。如果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内容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进行抽象,其普遍经验可以概括为:(1)坚持本国实际与遵循现代化发展一般规律的辩证统一,加强以改革开放为方式的普遍交往;(2)坚持经济社会发展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有机统一;(3)坚持制度改革与社会稳定的高度统一;(4)坚持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有机统一;(5)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辩证统一。以上这些经验对世界各国均具有普遍意义,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走适合本国国情道路,尽快实现本国现代化提供不无裨益的借鉴、参考。
[1] |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260 -261. |
[2]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年谱(1975—1997)[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 496 . |
[3] | 肖贵清. 论中国模式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11 (1) : 5 –12. |
[4] |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131 . |
[5] |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
[6] | 刘敬东, 张玲玲.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国道路的一个解释框架[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2 (4) : 5 –11. |
[7] | 马克思, 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 3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