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地方性知识兴起以来，乡村文化等边缘文化的价值就成为当代作家的重点表述对象。贵州仡佬族作家王华，自1996年走上文坛伊始，就专注于贵州乡村文化的深度表述，致力于乡村叙事范式的不懈探索。王华的乡村叙事，既不搞那种一路“土”到底的叙事策略，亦非那种将表述当杂耍的先锋手法。她的乡村文化表述，源自于与贵州乡村的血肉联系和对乡村文化价值的深刻感悟。从根本上来讲，王华别开生面的乡村叙事，是当代中国社会和学科双重转型背景下的产物。

1 别样表述：范式转型

贵州的乡村文化表述，自蹇先艾《水葬》、《在贵州道上》以来，一直被所谓科学、民主的“五四”启蒙主义话语遮掩，乡村文化的“落后”、“愚昧”，被刻意凸显。而沈从文《边城》以来的另一种乡村文化表述则被视为糟粕，弃之如敝屣。近年来，王华的一系列有关贵州乡村文化的作品，如《家园》、《傩赐》、《花河》、《在天上种玉米》等等，展现出了一种别样的叙事风格，其中尤以《家园》最具代表性。概括地说，王华的乡村文化叙事，是强烈的情感冲击力度和格外冷静的陈述方式的矛盾统一体。与蹇先艾、沈从文不同的是，她从不对小说中的任何乡村文化现象作任何价值评判^[1]。王华这种表述风格，不是为增加情感和表述之间的艺术张力而故弄玄虚，而是源自她对乡村文化深刻而别样的理解。

同为文化表述，我们可以拿王华的《傩赐》和文化“寻根”作家张承志的《黑骏马》略作比较。《傩赐》描叙的是贵州边缘文化地区，由贫困导致的骇人听闻的“多夫一妻”制度。傩赐这个地方性文化中长大的三兄弟，凑钱合娶了出身于现代文化地区的秋秋为妻。在经历了歇斯底里的反抗挣扎和撕心裂肺的心灵痛苦之后，秋秋认命了这种婚姻，拒绝了逃出山外的邀请。《黑骏马》中，饱受现代文化熏陶的白音宝力格，为与青梅竹马的恋人索米亚共证前盟，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故乡草原，却听到了恋人被强暴的噩耗。当他看到索米亚怀着别人的种，挺着个大肚子，警惕地注视着他时，他所能做的唯有落荒而逃。一逃一留，对地方性文化的表述，差别不可谓不大，颇值玩味。

张承志等文化“寻根”者，秉持的仍是“五四”那套启蒙话语，“现代意识”视野下的乡村文化传统必然是落后、愚昧的。这种言必称“科学”的“现代意识”，源自西方科学实证主义，当用它来表述社会文化时，社会文化必然会有高下、精粗、对错之别。自“五四”以来，这种简单、粗暴的机械主义价值评判，在我国人文学科领域，可谓泛滥到了极点，以致于“中国古代文学的诗学研究传统，逐步转变为重实证考据的史学研究；而史学研究也放弃了治史明道的传统，专门以梳理史料、考证事实为职志；哲学则忙于以科学方法检讨传统哲学的模糊性”^[2]。因而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价值不断流失。

当张承志等文学“寻根”者，重拾这一权力化的启蒙话语，来表述乡村传统文化时，权力话语导致的视野盲点，使得乡村文化正面价值普遍被遮蔽；他们的文化“寻根”，注定只能寻到类乎韩少功《爸爸爸》中的丑陋丙崽形象。故而，“寻根”文本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种结构性的“逃逸模式”。《黑骏马》中的白音宝力格之所以逃之夭夭，正是由于他的“现代意识”，使其居高临下地看到了长期游牧生活中形成的草原两性文化的“落后”与“腐朽”，因而无法与之达成真正的文化认同，逃跑是其必然选择。

同样的理由，另一些“寻根”文本，则变“寻根”为寻欢，视乡村为放纵肉欲的作乐场。莫申《沉寂的五岔沟》中的老刘，在与世隔绝的山村，偶遇村姑蕊雀。一番“返璞归真”的激情后，在满足的叹息声中，老刘如是表述乡村文化：“让我舒舒服服地做一个猿人吧。”白桦的《远方有个女儿国》，主人公梁锐与摩梭女人结婚，也不外乎艳羡她们的性爱方式，无拘无束，充分自由^[3]。换言之，乡村文化被表述成了一个谁都可以剥下最后一层遮羞布的“欲女”，这显然是对乡村文化的误读。恰恰相反，乡村传统文化的精髓，乃是克己利人，而不是让人欲无限膨胀；故“寻根”的主人公们，尽管肉体艳遇频频，精神层面却鲜能和谐，最终，只能满怀着精神的痛苦作鸟兽散。不以一种去权力化的文化平等眼光，宽容、尊重、了解乡村地方性知识，却妄图以男女情欲结合的浅薄方式，来解决文化整合问题，其失败自不待言。

与“逃逸模式”相反，王华的乡村文化表述，是一种坚守模式，这是一种文化表述上的超越，它源自一种去权力化的文化平等眼光，即尊重、宽容、理解地方性乡村文化。《傩赐》中的秋秋之所以选择留下，就在于她学会了以地方文化的“内部眼界”平等地看问题，学会了尊重这个地方生命的艰辛与不易，看到了这种婚姻制度的人文内涵。实际上，每种地方性文化的价值都是独一无二的，站在文化层面来看，没有谁对谁错、谁高谁低，只有尊重与否。就如她在另一部小说《桥溪庄》里的文化沉思：“现在想起来，倒好像谁都有错，又好像谁都没错。你说咱们桥溪庄这日子咋就过成这个样子了呢？”

王华大异其趣的文化表述模式，显然得益于肇始于人类学界的学科转型背景。20世纪后期，随着马林诺夫斯基科学主义文化表述模式的衰落，文化叙事由现代性的“科学实证模式”转向了后现代文学性和艺术性的“深描”。它主张去政治权利化，平等地尊重弱势边缘文化，“深描”每一种地方文化的人文价值，即格尔茨所谓的“地方性知识”；而“深描”的关键，在于文化表述者，必须是一个文化的“内部眼界”持有者，它否认存在科学、客观的文化表述，认为文化的意义、价值，源于文学性和艺术性的建构与表述方式。这种文化表述理念，无疑与王华长期以来的文化思考不谋而合。

2 平等表述：田野互访

自致力于乡村的文化表述以来，如何充分理解及阐释其人文价值，是王华一直反复思索的问题。随着思考的深入与视野的拓展，其乡村叙事体现了一种多向度的努力。在《桥溪庄》、《傩赐》、《在天上种玉米》、《花河》等作品中，王华试图从多个角度深度阐发乡村文化的人文价值。如《桥溪庄》，讲叙乡村厂矿污染对村民精神的重度戕害。工业污染剥夺了桥溪庄男女的生殖权利，让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天上种玉米》，则表述了城镇化过程中的文化冲突问题。通过农民在屋顶上堆土种玉米事件，隐喻了进城农民文化转型的艰难。《花河》最具人性深度，是“美女与野兽”版的文化叙事。以白芍这个颇有姿色的雌性类兽人为线索，展现了在革命话语的压迫下，失去了乡村文化制约的花河村落，人们为实现物欲与人格的再分配，而不择手段、禽撕兽咬的丛林图景。

王华以上多角度的乡村文化叙事，虽能给人以强烈的情感冲击，引起受众的文化关注，但是否充分展现了乡村传统文化的价值，仍然有待商榷。根本上，王华乡村表述的学科转型和现代转型这两重背景，在本质上是矛盾的。源自科学主义的城镇化、工业化，不可避免地会对乡村文化进行“政治权利化”的话语压迫，使其走向崩溃瓦解。当王华以后现代性的文化表述，来纠偏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的现代文化压迫时，必然会面临鱼与熊掌式的是要富裕还是要文化的两难尴尬。因而，如何解决文化表述中的这种价值困惑，是作家文化表述成败的关键所在。

《家园》是王华乡村文化表述的一次大胆尝试。在《家园》中，王华以充分阐释传统文化价值之方式，巧妙地避开了价值评判问题。《家园》的大致情节是：身患癌症的依那(原名陈卫国)，在黑沙钢厂强拆事件中，出于义愤，失手打死了嚣张的保安，改名换姓，亡命安沙。依那逃到此地后，荒漠甘泉般的安沙文化，让他流连忘返，乐不思蜀，如归家园。在与世隔绝的“初民社会”，足足五年的隐居生活，依那的身份无意中发生了转变，由一个杀人在逃犯，变成了乡村传统文化的阐释者，一个不折不扣的人类学家。

依那为我们“深描”了这样一幅安沙文化图景：河里甲鱼自在悠游；河滩上，野牛遍地，闲适自得；野猪们晒着太阳；猴子比邻而居，常造访民宅，借食包谷。猫、狗、蛇，亦各自得其乐，俨然一副“生态文化”样板。而与世隔绝的安沙人，则如尧舜时代击壤的歌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里，“现代性”文化所无的人文价值无处不在。人们没有私有观念，互助互爱。一切顺性而为，却从不损他人利益。村民信奉阿依神，脸上笑口常开。小孩们最爱唱：“猫爱鱼呀，野猪爱菜，我们爱太阳天天晒。”在这里，性生活是美好的，不是占有与支配，讲究大度坦然，没有争风吃醋，更无爬灰跳墙。安沙没有死亡概念，活多久由自己决定。人们普遍长寿，百岁老人触目皆是。老人觉得活够了，该回老家了，便遍拜村中各户辞别，顺带捎话给祖宗。大吃大喝庆祝后，老人喝下“坨朴”，安详地浮槎而去。

这是依那对安沙文化的平实表述。依那所看到的与“寻根”主人公迥乎不同。这是因为，放下屠刀，一心向善的依那，不是安沙文化的评判者，而只是一个静静的体悟者。他悄然学会了这里的语言，他从不以诸如“落后”、“愚昧”、“改造”、“融合”等“现代性”文化词汇，对安沙人指手画脚，搞文化压迫，而是沉默寡言，不哼不哈。活像一个后现代文化田野工作者，埋头观察、体会生活，直至最终认同安沙文化。对他文化价值的挖掘，“不是以他者眼光描述风俗奇观，更不是做科学的田野调查记录，而是融入地域文化系统之后进行的感悟式解释”^[4]。这就需要一种“去权利化”的文化平等观，持有格尔茨所说的地方文化“内部眼界”，“既不求成为一个本地人，也不想模仿本地人”。依那无意中恰恰契合了此点。

尽管为了拉近依那与安沙文化之间的距离，充分表述安沙文化的人文价值，王华让依那扮演了一个惜言如金的“稳重”男人角色，从不轻易作价值判断。但这种表述是否真正平等，是否充分彰显了安沙文化的价值，仍然值得怀疑。即便是人类学大家格尔茨，也只能在反复的对比、推敲、思考中才得以深描出巴厘岛斗鸡文化的价值。换言之，文化价值的彰显，有时候必须要在比较中才能实现。实际上，学科转型后，人类学就一直强调以他文化的研究来反观、诠释、重构本文化。为此，王华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个结构性的田野回访。因当地政府要修水库，安沙人不得不集体搬迁到山外的冰河，于是全体安沙人都充当了一回文化田野考察者，对山外的主流文化做了一次田野考察。其目的旨在让安沙文化与山外文化两相碰撞，将安沙文化的价值，形象而充分地阐释出来，并巧妙地将文化价值评判难题转交给读者。

于是，《家园》的乡村文化表述，超越了那种受压迫、戕害的被动叙事模式，首次以主动姿态，来彰显其珍贵价值。当安沙人怀着憧憬，懵懵懂懂地搬迁到山外的世界时，安沙文化终于有了一个“多声道”自我表述的机会。与依那那种残留着科学实证主义影响，平实而富于逻辑的表述方式不同的是，来到山外世界的安沙人，面对主流文化的强势压迫，却本能地以魔幻主义的表述方式，来坚守安沙文化的价值。

3 魔幻表述：泣血坚守

憧憬着丰裕物质生活的安沙人一到冰河，欢迎他们的是一幅幅碎片化、忙乱、焦虑且极度欲望化的“现代”文化图景。

山外人们眼中没有信仰，只有利益。为了生存，人们什么都干，譬如，车站背背篼，街头擦皮鞋，水泥厂打工，乃至人口拐卖。为了利益，人们轻装上阵，抛弃了一切传统伦理道德，并对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见怪不怪。强拆人员蛮横霸道，屡屡逼出人命；为蝇头小利，当地人闹事不断，生生逼垮了一间水泥厂；对假冒伪劣商品，人们安之若素，农妇常喝假农药威胁家人。颇具反讽性质的是，传统文化真空中的人们，却不得不靠传统文化的遗泽生存下去。当依那和移民安置办为了安沙人生计问题，去隔壁村取致富经时，竟看到了满村的假尼姑假和尚，原来他们就靠假扮尼姑和尚化缘致富。村长还兴致勃勃，满口几步走战略，却步步不离乞讨。大肆利用传统文化遗留的同情心乞讨获利，转身又是一副“现代化”嘴脸，嚷嚷着吃饭、点子都要收钱。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就连依那等人绞尽脑汁，为安沙人想到的致富妙计，也不离既背叛又利用传统文化的尴尬：谎称安沙人是曹操墓的千年守护者。

淳朴的安沙人，品尝到了“现代文化”带给他们的各种“照顾”。少男笑鱼和少女攀枝娃是最为活跃的文化田野考察者，但攀枝娃差点被人贩子小年卖掉，笑鱼则整日和假尼姑小同厮混学化缘。除了受到现代文化话语压迫外，安沙人还得为糊口而疲于奔命。攀枝娃父亲打工三个月，没挣到一分钱。为了不连累家人，给“娃儿们”省口饭，二十多个老人集体自杀。焦头烂额，苦不堪言的安沙人，方知道安沙文化的珍贵，分外思念那个早已杳然渺然，没于荡漾水面的家园。

王华的《家园》，带给我们震撼性的思索是：主流文化真的有着全面高于传统文化的价值吗？王华没有对此发表任何看法，但她安排的这次田野回访，无疑在比较中充分彰显了乡村传统文化的人文价值。安沙人因失去它而痛苦不堪；而冰河、黑沙人，则因没有它而饱受折磨。“每一种文化的发展与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5]正是在两种文化的碰撞、竞争中，大家不约而同地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同。例如，小年在拐卖攀枝娃后，天良发现，又把她拐回来，导致客户报复而失去了一只胳膊；依那则由一个杀人犯变成一个奉献者，最后连遗体都捐给冰河冒充曹操干尸。

面对“现代性”文化的压迫，坚守乡村传统文化的安沙人，倔强地用一种魔幻主义的符号象征方式来表述安沙文化的人文价值。安沙人开始显得极为神秘，魔幻符号一次次地出现。如：安沙人的巫术，慢慢治好了嘴唇开裂的小孩，病因是其父床上躺过两个以上的女人。安沙人家中满地爬的乌龟，竟有奇迹般的解毒效果，却被权威医疗机构鉴定有毒。这些乌龟还可以忽大忽小，忽隐忽现，变化自如。当人们回到被水淹的安沙时，意外地发现了当初不愿迁离安沙的狗和猫。它们倚着那还没被淹没的木棉树顶，泣血而叫，死活不愿上船离开。在文本的最后，早已沉没于水底的安沙村庄，又神秘地慢慢浮现了出来。

魔幻主义的叙事方式，不是为了把现实魔幻化，而是为了表述现实。众所周知，这是弱势文化面对强势文化的压迫时，所惯用的一种曲折应对方式。“文学中的神秘主义描写，大多表达的是民间底层社会的一种弱者的人生乌托邦和社会乌托邦。”^[6]那么，如何理解这些象征符号的寓意呢？格尔茨认为，“象征符号的分析，应尽可能和具体的社会事件、场合、共同生活的大众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使理论性命题和描绘性的阐释结合起来。”^[7]因此，紧扣现实，乃是理解这些象征符号的不二法门。细细琢磨，不难发现，这些神秘的象征符号，其实与安沙文化的弱势境遇遥相呼应，彼此间有着很强的逻辑联系。

安沙人企图以魔幻式的文化表述，曲折隐晦地证明安沙这种弱势文化的价值：如巫术治疗小孩嘴唇，是为了凸显安沙人不够“现代化”的两性观念；食用乌龟能以毒攻毒，暗示了主流文化认为无用的边缘文化，恰恰可以补主流文化的不足。至于其忽大忽小，忽隐忽现的特点，则直指对安沙文化的认同：认同它则价值有，忽视它则价值无。安沙故园神秘地浮现，暗示了当下民众的精神焦虑和信仰缺失及其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渴望；而狗与猫死活不愿离开安沙，则寓意了现代文化围剿中的安沙文化，与被大水环绕泣血而叫的狗和猫一样，濒临灭绝却又生死坚守。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王华为了避开价值判断的尴尬，而采取的一种适应其冷静克制风格的表述方式，曲折地表达了她对乡村传统文化的焦虑。在这点上，王华与莫言不致同归，“一个有良心、有抱负的作家，他应该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进行写作，为人类的前途焦虑或是担忧。他苦苦思索的应该是人类的命运，只有这样的写作才是有价值的”^[8]。

4 结语

自觉运用现代学科转型的成果，深度挖掘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乡村传统文化价值，是王华《家园》成功的关键。《家园》告诉我们，乡村传统文化是人们的精神家园。讲良心、讲忠恕的传统文化，对于挣扎于滔滔物欲之海的现代人来说，无疑是极富养分的文化甘泉。“君子德风，小人德草”，在极度欲望化的今天，没有提倡和引导，传统文化精髓将丢失殆尽，留给后代的只会是不利于社会和谐的丛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