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土匪的历史在中国源远流长。近代以来，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的进一步加剧，土匪问题更是愈演愈烈。“到1930年，据保守估计，全国土匪总人数达2 000万”^[1]。从分布地域看，土匪充斥于中国的每一个省份、乡镇和村庄^[2]，“在许多地方，他还左右着当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形成官匪分治的格局” ^[3]1。对于土匪这样一支不容小觑的武装集团和社会势力，活跃于中国近代历史舞台的各个政治派别纷纷拉拢、同化、利用他们。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领导民众展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实践中，在如何对待和解决土匪的问题上也形成了自己有别于其他政治派别的主张。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土匪问题的研究在社会史异军突起的背景下崭露头角，截至目前已硕果累累。英国学者贝思飞的大作《民国时期的土匪》拉开了中国学界土匪问题研究的序幕。此后，蔡少卿、王全营、邵雍、迟子华、徐有威和张永等一批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对近代中国土匪问题都做过经典解读。本文试图在前述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19世纪20年代中共作为各政治派别中的一支新锐，在分析和解决土匪问题的策略方针进行探讨。

1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解读土匪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虽然还只是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很小的政党，“但他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4]。党成立后，主张看待和处理中国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要从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实际国情出发，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去分析和解决中国包括土匪问题在内的一切社会问题。关于土匪问题的成因，党认为其深刻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剥削。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指出：外货输入给中国农民带来诸多痛苦，进而导致农民破产，最后不得不“流为兵匪”。外国的工业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大量倾销，加剧了中国市场的通货膨胀并使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进一步拉大，造成中国农民大量破产，这些破产农民客观上为军阀部队和土匪组织准备了丰富的人力资源^[5]。中国共产党此时已经认识到，外国资本入侵，乃是近代中国匪情严重的根本原因之一。

1923年5月，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爆发后，党的机关刊物《向导》曾多次撰文指出，该案件的深层原因还是由于列强的侵略和军阀的统治，要想杜绝此类案件的发生，就要把它当成“经济问题”去解决，而要解决这一“经济问题”，前提必须要推翻军阀统治，建立一个不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支配的民众自己的政府。临城劫车案后，《向导》周刊撰文指出：该案表面上看是裁兵问题处理不当而引发的，但其本质却是由深层的经济因素造成的，如果不把该案当成经济问题去解决，不把裁兵当成经济问题去解决，此类案件是永远不会解决的。该文明确指出，中国时下的最大问题是失业问题，如果不解决好这个最大的根本问题，裁兵、剿匪等此类工作是不会也不可能取得什么真正的成效。要想解决中国这个最根本的经济问题——失业问题，就需要一个有效力的政府去创办实业，而这个有效力的政府不可能是时下的这个代表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利益的腐败政府。该文进一步号召中国民众行动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压迫，创造中国劳动平民自己的政府^[6]。

临城劫车案发生后，党还利用《向导》周刊这一舆论阵地，深刻揭露了列强借该案掩饰和扩大其侵略本质的真实面目。“英国人想藉土匪掳人问题掩盖乐志华冤案，日本人想藉此掩盖旅大问题”^[7]。“土匪掳人勒赎，在政治组织薄弱的中国，是常用的事，掳去洋人也不自今日始，独有此临城事件竟闹得全国震动，这缘故很容易明白，乃是帝国主义的列强，尤其是英美日三国，欲藉此掩盖他们凌辱中国人的丑行并达到公管中国的贪欲”^[8]。陈独秀在临城劫车案爆发后，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该案的罪魁祸首乃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封建军阀政府的压榨。

在此之后，早期党的优秀分子纷纷撰文，深刻揭示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压迫乃是造成近代中国匪祸不断的根本原因。1924年初，恽代英在《评国民党政纲》中指出：“土匪游民，在一般人多认为是没有生活权利的人，他们以为土匪游民都是因为好吃懒做所造成的。然而他们既不知人民生计，自易流为土匪游民。流为土匪游民之后，学成懈怠习惯，然而即令要回头，亦仍是找不着安定生计，他们自然只有安于做土匪游民了。”^[9]邓中夏在《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问题》中也说：“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所扶植的军阀战争，连年不息，加以贪官污吏之横征暴敛，地主劣绅之鱼肉把持，以致农民生活愈益困难，失业愈益普遍，于是到处发生土匪，其实便是一种变相的农民反抗运动。”^[10]毛泽东后来在总结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动荡的原因时也这样指出：“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生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11]

2 直面中国兵匪相通的国情、匪情特点

早在辛亥革命后，大量民团被裁撤，这些无法被妥善安置的兵勇，大部分因找不到生活出路被迫流而为匪，造成了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民国建立后，军阀混战，各大小军阀深谙有兵就有权、兵多则权大之道，争先恐后地扩兵，于是兵越招越多，仗越打越大。民国时期，当兵实在只是一种门槛很低的职业，穷人把他看作为谋生之路。1925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在《告农民书》中指出：农民受地主、外国资本家、军阀、贪官和劣绅的五重“逼迫”，“不但生活艰难，有些并且不能在农村安居，只得弃农改业了。各地乡间充满了没田地耕种的农民和有田种而吃穿不够的农民，再加上水旱兵灾便不得不去当兵随匪替军阀匪首充当炮灰，能跑到城市里做苦力的还算得法”^[12]510-513。这些人入伍以后，一旦被裁撤遣返或溃败失散，必定别无生路，只能流而为匪。此外，由于受不了军阀政府及军官将领的克扣和打骂，军阀部队经常出现“哗变”的情况。据不完全统计，从1911年至1922年间，全国各地就发生了177次部队哗变^[13]，这些哗变士兵，大多投奔土匪，有的整队地加入土匪队伍。

民国时期大量哗变和被遣散的士兵许多都流而为匪，而相当部分的土匪武装又由于政府的招抚而转变为合法的军队，形成了由兵入匪、变匪为兵这种兵与匪、匪与兵身份不时转换的恶性循环，为兵与匪的互通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性。由于军阀部队军纪的普遍松弛，这种可能性在民国时期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现实，以致在民国的军队和土匪之间，出现了这样一种独特的现象：“民以兵、匪为生涯，入彼出此，入此出彼，故兵与匪通气为现在之习惯，无足异也。” “兵与匪通。民国时期的土匪虽多，但政府所养之兵也不少，为何土匪始终不能扫清？究其原因，兵与匪互通一气实为一大关键”^[3]17。难怪学者蔡少卿在探讨民国时期土匪与军队的关系时这样评价：“像这样兵匪互相通融的关系，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罕见。由于政府的军队不但不能负起‘剿匪保民’之责，反而去招匪，抚匪、通匪，并大量流而为匪，这就造成这一时期的土匪活动在中国历史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3]19

党成立后，对中国近代兵匪互通这一事实及原因较早就保持了清醒的认识。1921年7月，在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广州共产党报告》中，在谈到今后工作与士兵的联系中这样写道：“我们把这一段放在最后，因为广州没有真正的士兵，而我们军队里的士兵，不是土匪就是坏蛋。他们是危险的，对待他们我们要特别谨慎。许多军官在我们当中受到尊敬，不久我们就要把他们吸引到我们这边。”^[14]尽管该段文字所下定论有失偏颇，但也清楚地表明党在成立之初就对中国近代兵匪相通的这一事实保持清醒的认识。

1923年5月“临城劫车案”发生后，《向导》周刊刊文指出：“临城的匪就是旧日的兵，然而他们是因列强为保证其在中国债权起见顾念中国财政而提倡裁兵的牺牲……。所以有兵入匪。不但如此，他们更是因列强几十年的侵略，破产事业，因之而入军队，堕落恶化，所以由民而兵。”^[15]“临城土匪大半是裁掉的新安武军，我们可以看见只知裁兵而不去解决经济问题，兵就会变为匪的。本来兵就是匪，匪就是兵，同是一个失业者，当兵当匪，都是为了一个饭碗问题。这个失业问题是中国最大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什么裁兵剿匪都没有用的”^[6]。实际上，制造临城劫车案的孙美瑶匪部，就是被打败了的赵倜、张敬尧和张勋的旧部。

3 指出对土匪问题的处置关系国民运动的成败

党成立初期及大革命时期，对土匪问题在中国社会的严重性及其对国民运动的影响开始有了正确的认识，认为土匪问题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解决好这一问题，对于促进国民运动的深入开展具有积极意义。1925年1月，中共中央《对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指出：“游民无产阶级(兵匪秘密会党等)多出于破产的农民及手工业者，如果能在无产阶级指导之下，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也有相当的作用。”^[16]

1924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直接领导下，北伐战争所到之处的工农运动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在这些地区，农村中，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纷纷建立；城市中，党领导下的以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为主体的工人运动也蓬勃发展。这些工农运动的开展不可避免地要和已经控制这些地区和行业的民间组织发生关系，如红枪会、帮会、地主土匪武装等。其中，帮会以游民为依托，向社会各个阶层渗透，这些帮会组织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渗透到当地城乡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因此，在“战争连年不息，土匪遍于各地”^[17]的形势下，能否处理好同上述这些或多或少带有土匪性质的组织的关系，就成为国民运动能否健康发展的紧要所在。

在中国早期的工人阶级队伍中，职业联合性质的行帮、行会组织具有较大的影响力^[18]。除此以外，一些帮会组织对早期工人阶层的影响和控制也相当普遍，不容小觑。以安源煤矿的工人阶级为例，煤矿上的全部工人基本上由当地势力很大的称为“洪江会”的帮会组织控制。“湘潭人肖克昌为各匪会总理”，“久居安源，能左右窿工” ^[19]；“三合会及其分会一向在矿工和搬运工中吸收大量会徒。在广州和香港，秘密会社控制了各行各业”^[20]；清末铁路建筑工人中帮会也具有较大的势力；手工工场工人、个体手工业者加入会党组织的也不在少数，如“木厂悍夫”、“私立盟会”^[21]等。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国民革命运动也未曾改变。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上的《湘区报告》指出：“安源洪匪颇发达，工人加入者，已一千余人。”^[22]

对于这类社会群体的性质，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这些在中国“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他们各自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23]。但是应当指出，由于帮会性质的寄生性，由这些帮会组织领导开展的“经济斗争”，其局限性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破坏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类社会组织从事“经济斗争”的目的是维持自身的基本生活需要乃至挥霍享乐，其手段多呈现封建性和掠夺性的特征，其“经济斗争”的成果源于侵占和掠夺其他生产领域的工农阶层。正因如此，周育民先生曾这样评价过帮会组织与工农自身阶级意识之间的关系，他说：“帮会对这部分由传统社会结构中游离出来具有稳定的或不稳定的劳动职业人口的控制，不是促进、而是阻碍其独立的阶级意识的成长。”^[24]

此外，这类帮会组织通常具有较强的土匪意识，不时就会使用恐怖手段实施社会劫掠行为。在农村，帮会与乡绅和地主势力联合起来，在剥削和压迫农民方面沆瀣一气。一些地主富绅加入帮会后，利用财富和权势成为帮会的大小首领，使得帮会进一步转化为压榨和迫害农民的工具。吴玉章先生曾说：“会党中上层分子有不少是地主阶级出身或与地主阶级有着密切联系的人”^[24]，例如，长江下游的青帮，“初犹无业游民、刑伤匪类当之，今则居然武庠中举秀，仕途中之子弟，衙署中之差役，愍不畏法，自以为雄，乐居下流，毫不为怪。”^①四川哥老会中，“富家大族之子弟，遂至有用钱捐当帽顶之的事”^[25]。这种现象，势必会极大地削弱工农的革命力量，成为国民运动发展的障碍。

①消息来源于：申报.光绪二年(1876年)五月廿四日.

针对帮会、土匪组织打击工农革命、破坏国民运动的一面，党主张加强工会、农会建设，突出发挥工会、农会在工农群众中的宣传和组织作用，唤醒他们的阶级意识，使他们认识到日常斗争是和自身利益是紧密集合的，进而逐步把这种斗争引向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26]。如在处理安源洪匪控制煤矿工人问题的态度上，指出：“此事应由安源同志在工人各种会议中将土匪问题详细提出演讲，说明土匪之原因及其方法之错误与吾人对土匪之态度。即是以教育的方法，纠正工人入匪党的错误，工会并应作广告声明，如有工人抢劫者，工会不负保护责任；工会发觉，即捆送官厅究办。”^[22]

4 阐明解决匪患只能依靠民众的力量

为了对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加强领导，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案，主题是对日益高涨的工农革命加强领导。大会认为，土匪与农民之关系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大会还根据广东农民革命运动的经验，把土匪总结为不同性质的三种类型，并分别指出了对待这三种性质不同的土匪的策略方针。即根据广东开展农民运动的经验，农村中存在着三种性质不同的土匪组织，分别是：帮助农民反抗压迫的土匪；受地主豪绅挑拨利用压迫农民的土匪；唯地主豪绅马首是瞻残害鱼肉农民的土匪。对待以上三种土匪，第一种要“予以适当的联络”；第二种，“只能用反对地主压迫之口号去对付他，但不宜专门攻击土匪，使农民与失业农民(既土匪)互相屠杀互相积怨，以中土豪之奸计，尤其紧要者当土匪被利用来攻击农民时，我们一面以武力对抗，一面须积极力向他们宣传并揭破地主利用他们的阴谋”；对于第三种“自然只有训练农民自卫军以防御之”^[12]363-364。《告农民书》进一步指出：“由农民协会组织自卫军，并要求政府发给枪弹，以防土匪兵灾”，应当是全国农民应该有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之一^[27]。

“四大”提出对不同性质土匪的三种策略后，经过一年多国民革命的实践，党对土匪问题的认识和策略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1926年中共广东区委扩大会议指出：四大总结的三种类型土匪，在实际工作中，第一种可与革命合作的土匪，要加入农会或不知不觉地跑到农会中来，结果导致农会中有了土匪，引起了外间不少的攻击。第二种土匪唯利是图，不管革命怎样联络他，却敌不过地主的钱多，时常反被地主利用来打击农会。第三种自然不必说了，专以农民为敌，三种土匪实际上都是阻碍革命的行动，阻碍农会的发展的。因此，会议认为“有肃清土匪的必要” ^[27]。

湖南同广东一样，也是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省份，农村的阶级斗争形势十分尖锐，土豪劣绅对农会的进攻也尤其猛烈，当时土豪劣绅进攻农会的方法之一就是勾结土匪。“差不多在省农协的卷宗，十件中有九件报告着土豪劣绅聚合匪类，饮雄鸡血酒，指天发誓：打倒农协，杀尽特派员”^[27]。

美国学者裴宜理在分析农民集体暴力活动中指出：“一些防御性活动受传统社会公正思想的影响，是以一种平均主义的态度进行的；而其他的一些活动则受权威主义影响而组织起来，为满足一小撮强有力的地主的利益服务。”^[28]从广东和湖南的事例可以看出，随着国民革命中农民运动的高涨，原有的土匪群体有向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分流之趋势：一方面，农民运动打击了乡村土豪劣绅的势力，农会掌握了权力，一些为生活所迫流而为匪的农民，对生计看到了希望，因而返回乡村参加了农会；另一方面，一些因各种原因流而为匪的农民，在土豪劣绅的物质诱惑下，站到了向农会进攻的行列。

在这种趋势下，只有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和佃农发展农会武装，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才能最终彻底治理农村匪患。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充分评价了农会武装在治理匪患中的重大意义，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他说：“什么盗匪，在农会势盛地方，连影子都不见了。巧得很，许多地方，连偷小菜的小偷都没有了。有些地方，还有小偷。至于土匪，则我所走过的各县全然绝了迹，哪怕从前是出土匪很多的地方。”^[29]38究其原因，是因为：“农会会员漫山遍野，梭镖短棍一呼百应，土匪无处藏踪。……因此，农运一起，匪患告绝。”^[29]39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和大革命时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分析处理问题，主张看待和解决包括土匪问题在内的一切中国的问题，不能脱离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基本国情，对中国兵匪互通的特殊国情、匪情保持着清醒认识，充分认识到土匪问题的严重性及其对国民革命的影响，号召并组织民众武装起来以抵御匪患，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成效。正是在大革命时期中共有了这样宝贵的理论和实践的积淀，才为后来各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处理土匪问题并最终解决匪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英国学者贝思飞在对近代中国匪患治理的研究时这样评价：“把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作一比较，结果会令人大吃一惊，在政府控制的地区，掠夺性土匪活动在战争期间实际上有增无减。严厉的军队征兵定额使得农业缺乏劳力，苛捐杂税和无情的征粮造成大面积的贫苦和频仍的饥荒，大量饥饿的士兵被遗弃。军事镇压仅仅使问题激化，在1945年以后共产党所接收的大部分‘白区’土匪活动盛行。另一方面，在共产党统治的地区，不论是共产党的报告还是路过的旅行者的报道，从1944年开始，已经根本不再提到土匪活动，即使在陕北的‘盗匪老巢’也是如此。”^[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