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格局, ……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 ……形成陆海内外联动, 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 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其中开放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现在与未来新型开放发展的新方向与新模式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智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 如何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内涵与背景?“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是什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 “一带一路”倡议的作用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 必须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深入考察“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本源及其发展的中国智慧。

一、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本源

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中指出:“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 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2](P7)从中可以看出, “六册计划”(及其前身“五篇计划”)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较为完整的框架。虽然对于《资本论》在“六册计划”中的位置及其相互关系, “六册计划”的内容及实施等问题, 国内外还存在不同的理解^[3-4], 但是, 以《资本论》为基础的“六册计划”的框架对于遵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全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并进而对社会主义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指导, 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以“六册计划”为思路, 马克思较为明确地提出了世界市场理论的系列观点, 主要包括以下四点。

(一) 世界市场的生产力基础

以大工业为表现的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是世界市场形成的物质基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斯指出:“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 ……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 ^[2](P68)

(二) 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关系

第一, 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发展是相互推动。“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件。”^{[5](P126-127)}“对外贸易的扩大, 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幼年时期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 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 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性, 由于这种生产方式要求不断扩大市场, 它成为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5](P264)第二, 以世界市场为形式的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与特征。“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概念本身。”^[6](P391)第三, 世界市场的性质是资本主义性质。“它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7](P470)

(三) 世界市场的国家与民族的联系功能

第一, 世界市场使得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关系相互依赖, 并形成世界性联系。第二, 这种联系不仅包含生产和消费, 还包含文化等精神联系。第三, 影响这种联系的因素包括各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 分工方式和联系程度等。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场, 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民族性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已日益不可能存在于是由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个世界的文学。”^{[7](P469-470)}“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 就把全球各国人民, 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 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 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 ^[7](P368)“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2](P24)

(四)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危机属性

第一, 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具有内在的危机属性。第二, 这种危机属性内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中。第三, 这种危机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危机在世界市场的延伸与表现。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之所以陷入绝境, 这种状况是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2](P40)“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 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 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8](P246)除此之外, 刘明远(2016)等的研究认为, 按照“六册计划”, 马克思国际贸易与世界市场理论还应当包括: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世界经济组织; 全世界雇佣劳动者、资本家、土地所有者的经济生活条件等内容^[4]。

二、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内涵:一个比较分析的视角

深刻理解马克思世界市场的理论内涵, 必须在其与新古典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的比较分析中进行。新古典贸易理论首先由赫克歇尔与俄林(1933)提出要素禀赋理论^[9], 并经萨缪尔森(1947)标准化处理^[10]及Ronald W. Jones(1965)的模型结构整合^[11]。其主要思想是, 价格比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 贸易可以使得所有人受益, 其中市场机制发挥着核心作用, 贸易是市场均衡的结果。其核心思想是市场机制通过推动贸易实现各国的经济增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在诸多方面存在着显著的、甚至是本质性的差别, 主要表现在:

第一, 研究框架的效率与公平的内在统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既充分肯定资本主义极大地创造物质财富的事实, 又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 深刻揭示其内在的危机属性及导致劳动阶级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内在本质, 从而将效率与公平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而新古典范式中以帕累托效率为思想的研究思路尚无法将公平问题研究有机地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

第二, 研究目的的制度演进指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为核心, 目的在于揭示从资本主义制度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必然规律, 因而其研究目的具有明确的制度演进指向。而新古典范式传统上专注于市场机制中资源配置问题的相关规律的深入研究, 而非制度演进的内在规律的研究。

第三, 研究方法的动态化特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由于以制度演进为研究指向, 因而在研究视角上具有自然的动态性特征, 即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危机及收入分配不公平视角研究从资本主义制度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动态演进。而新古典范式传统上专注于以个体最优化决策为基础的市场均衡研究, 虽然采用了比较静态分析、动态分析等方法, 但是其研究视角仍然是对市场机制本身的静态化分析。

第四, 研究视角的劳动者立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从经济、文化、历史发展等视角全面考察人的发展, 并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进步的目标。而新古典范式将对人的研究收敛于消费者、生产要素等的简约化分析之中, 专注于给定制度结构下的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问题, 而非在这一过程中的人的发展问题。

从以上可以看出, 在研究框架、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立场等方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存在着显著差异。在这个基础上, 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贸易理论虽然都认为贸易及其推动的世界经济联系是必然趋势, 贸易具有推动经济增长的效应, 但是在许多方面存在根本性差异:

一是贸易产生的原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各国的生产力水平、分工方式和联系程度等是贸易的原因, 而新古典经济学贸易理论认为市场机制基础上的价格比差异是贸易产生的原因。

二是贸易利益的分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世界市场会造成劳动阶级的分配不公平，而新古典经济学贸易理论设定分配问题可以存在解决的方法。

三是贸易推动下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世界市场具有危机性质，而新古典经济学贸易理论则未考虑贸易及其推动的世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

四是研究立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于世界市场的研究是其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而其研究立场与视角体现着劳动者立场与视角；而新古典经济学贸易理论则是从市场机制资源配置角度进行研究。

从以上可以看出,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世界市场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世界市场蕴含危机属性, 必然被新型世界市场所替代。而新古典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市场机制可以自动创造贸易以及其基础上的世界的经济增长。因此,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世界市场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在研究立场、研究视角、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存在系统性的根本差异。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 (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构建一种全新的世界关系

2016年9月, 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杭州峰会上指出:“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2]。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其实质是构建一种全新的世界关系, 其内涵深刻地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主体的全面性。即这种全新的世界关系在参与主体上应当涵盖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区, 是全世界, 特别是应当全面包含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共同参与的全新的世界关系。二是关系的互利性。即在这种全新的世界关系中, 全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密切交往、相互依存、相互平等、互利共赢的新型关系。其核心是通过共同参与、多极架构、新型治理, 实现各个国家之间的互利共赢。三是利益的共享性。即在这种全新的世界关系中, 全球化发展的利益应当在各个国家之间, 以及各个国家内部各个社会群体之间实现公平分配, 让各个国家、各个社会群体都能够共享全球化发展的利益, 而不应只为少数国家、少数社会群体所独占。四是内容的广泛性。即“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应仅仅是人类经济共同体, 而应当包涵更广泛的内容, 这种全新的世界关系应当在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 涵盖全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卫生、环境、气候等广泛而全面的各个领域。在这些领域, 全世界通力协作, 共同发展, 推动全世界在上述各个领域实现广泛而全面的发展。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既有经济全球化模式的大转型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具有其深刻的世界时代背景。目前, 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既有经济全球化模式导致的各种问题凸显, 发展陷于多重困境, 世界发展正在进入巨大而深刻的全球化大转型的时代。

1. 既有经济全球化模式的困境

既有的经济全球化模式使得世界发展出现了四个重大的困境:

困境之一:贸易带动增长的作用明显下降。从图 1和图 2中可以看出, 1961—2016年, 世界贸易额增长率总体下降, 世界经济增长也总体下降, 贸易带动增长的作用明显下降。

困境之二:世界增长的严重的非均衡。一是增长速度的非均衡, 二是增长模式的非均衡, 三是增长利益的非均衡。在增长速度方面, 新兴经济体增长较快, 发达经济体平稳增长, 低收入经济体人均增长缓慢。在增长模式方面, 发达经济体的创新增长与发展中经济体的贫困化增长趋势形成了巨大差异。在增长利益分配方面, 全球化带来的增长利益更多地为发达经济体获得, 而发展中经济体的利益有限。阿德里安·伍德(2017)的研究表明, 1985—2015年期间, 经济全球化强化了与要素禀赋相关的各国的部门专业化模式^[13]。

困境之三:经济全球化利益分配的非公平性持续累积。全球化利益在各个国家内部, 包括资本家等高收入群体, 科技人员、金融从业人员、管理人员等中等收入群体, 体力劳动者等普通收入群体, 贫困人口等低收入群体等在内的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严重不公平，而且这种不公平呈现持续累积和自强化趋势。

困境之四:既有经济全球化模式下引发的非经济问题日益突出。既有全球化模式所产生的上述诸多经济问题引发了包括国家及国家集团关系巨变, 世界及国家内部的社会分化尖锐, 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严峻, 气候、环境、资源问题突出等在内的一系列问题广泛爆发。

2. 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转型

上述一系列问题突出地表明, 世界发展正在进入巨大而深刻的经济全球化大转型的时代。

转型之一:世界经济增长动力的生产力转型。随着传统技术、传统产业、传统经济等的增长的日渐放缓以及以第三次产业革命为代表的新技术、新产业、新经济的飞速发展, 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必然地由传统生产力向以信息网络技术、智能技术等为代表的新兴生产力加速转型, 由工业化向信息化加速转型, 由资源、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加速转型。

转型之二:世界经济增长动力的经济主体转型。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新兴经济体, 特别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经济体的快速增长以及传统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长期放缓, 世界经济增长动力的经济主体由过去长期依赖传统发达经济体的单极驱动, 向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共同作用的多极驱动转型。

转型之三:世界经济的分工体系转型。在既有经济全球化模式下, 传统的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 与近20年迅速发展的产品间分工成为主要的国际分工形式。其中, 基于资源与要素禀赋的产业间分工与产品内分工的纵向分工形式, 形成了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以及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分工体系; 而基于规模经济与产品多样化的产业内分工的横向分工形式, 则形成了发达经济体内部的分工体系。这种分工体系是既有经济全球化模式下各经济体非均衡增长的原因。随着世界经济增长动力的生产力转型, 新兴经济体在信息网络技术、智能技术、信息化、创新驱动等方面的后发优势与“弯道超车”, 将推动形成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及发展中经济体的新型分工形式, 推动世界经济的分工体系转型。

转型之四:世界经济增长利益的分配方式转型。在既有经济全球化模式下及其决定的收入分配方式下, 世界经济增长的利益分配在不同社会群体间产生了严重的非公平性。随着世界经济增长动力的生产力转型, 世界经济增长利益的分配方式也必将出现转型。一是信息网络技术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 创新驱动模式的形成, 使得创新成为经济利益分配主体的重要部分, 这就为更多的社会群体参与经济利益分配提供了基本前提。二是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扩大着公众参与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渠道。三是智能制造等模式将从根本上改变劳动的方式与形式, 进而对收入分配的方式产生根本性影响。

转型之五:世界经济的治理体系转型。既有经济全球化模式下, 在既有生产力、分工体系、增长主体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 世界经济治理体系更多地表现为发达经济体的主导与推动。而上述的四方面转型要求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必须向包含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共同参与的多边治理体系转型。

四、“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智慧与政治经济学的结合与创新

从以上可以看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是在针对既有经济全球化模式的根本性质及由此必然导致的诸多困境, 准确前瞻世界经济模式的大转型的基础上提出的。其实质是包含世界经济的未来模式及其基础上世界未来发展的根本方向与目标。而“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当前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未来世界共同发展根本目标与全新模式的重要的现实路径。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充分体现了对于全球经济发展最新贡献的中国智慧。

(一) “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智慧与政治经济学的结合

“一带一路”倡议本质上蕴涵着中国智慧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结合。

1. 坚持生产力的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性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 以大工业为表现的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是世界市场形成的物质基础。而“一带一路”倡议充分体现了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这一基本认识的坚持。一是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以坚持生产力的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为前提, 通过推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实现世界经济增长及其基础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二是“一带一路”倡议以坚持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为基础, 提出更协调更广泛地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习近平指出:“我们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 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14]这与当前逆全球化的主张与行动形成了鲜明对比。

2. 坚持世界经济中各国地位由其分工地位决定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各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分工方式和联系程度等决定其在世界分工的地位。而“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在坚持这一认识的基础上, 提出通过改善分工地位提升参与水平。习近平指出:“推动产业和产品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 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发展。” ^[12]

3. 坚持世界发展是包含经济、文化等在内的广泛发展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指出, 世界发展是包含经济、文化等在内的具有广泛内涵的发展。在坚持这一认识的基础上,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包含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卫生、环境、气候等各个广泛领域的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包含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在内的“五通”的全面发展概念。

4. 坚持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 由资本主义推动的世界市场的性质决定它的危机属性, 因而不可持续, 而未来必须实现新方式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正是在坚持这一认识的基础上, 深刻认识、准确判断既有经济全球化模式的困境及大转型趋势,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世界未来发展的方向与目标,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其重要的实施路径。

(二) “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智慧对政治经济学的创新

在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内在结合的基础上, “一带一路”倡议更蕴涵着中国智慧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1. 创新性地提出了生产力转换推动世界经济新发展

在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动力的认识的基础上, 结合当今世界技术、产业、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生产力转换推动世界经济新发展的创新论断。从而在生产力决定世界市场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基础上, 发展出生产力转换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转换的新认识, 发展和丰富了生产力与世界经济关系的认识。

2. 创新性地提出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升级路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指出, 分工决定各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但是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提升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并未进行深入论及。“一带一路”倡议在分析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与总结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基础上, 指出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升级的路径, 即开放、创新、改革。具体而言, “丝绸之路经济带”通过发展经济为基础, 实现西向发展；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在已有与东向密切的经贸往来的基础上, 全面发展广泛的联系, 最终实现与世界的协调发展。

3. 创新性地提出了世界经济治理的新观念、新内涵与具体路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指出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性质, 但是对于其治理以及新型治理的涵义与路径并未深入阐释。“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世界经济新型治理的理念——“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12]。指明了实现路径:“全球经济治理特别要抓住以下重点:共同构建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 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大局; 共同构建开放透明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治理格局, 巩固多边贸易体制, 释放全球经贸投资合作潜力; 共同构建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 推动全球绿色发展合作; 共同构建包容联动的全球发展治理格局, 以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目标, 共同增进全人类福祉!”^[12]

4. 创新性地明确了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目标、内涵与实现路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指出, 新型世界联系是世界市场未来的发展方向, 但是并未明确提出这一目标的具体内涵和实现路径。中国在坚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论断的基础上, 创新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 并明确了其丰富的内涵。同时, 通过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载体的互利共赢的经济发展道路, 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经验, 但不会干涉他国内政, 不会输出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 更不会强加于人。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 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 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 而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