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 委内瑞拉制宪大会引发的总统马杜罗(Nicolás Maduro Moros)与反对派之间的冲突日趋严重, 导致国内局势动荡和对外关系的危机。美洲国家纷纷选边站队, 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叫嚣要对委动武。委内瑞拉的局势走向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之一, 国际社会呼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在此国际背景下, 研究委内瑞拉对外关系史中的冲突很有必要。委内瑞拉过去200年的外交史, 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冲突史, 且每一次重大外交冲突均与隔海相望的美国密切相关。第一次委内瑞拉—英属圭亚那边界争端正是这种“密切”美委关系的开端。争端中, 美国政府与舆论主张通过仲裁手段和平解决争端, 显示出和平主义的倾向。本文拟从考察委圭边界争端及其仲裁入手, 管窥美国崛起中对外政策的和平主义面相。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外交中追求国际法规与制约机制

在国际交往中, 战争与和平是两大主题。为了维护和平, 历史上许多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神学家等都曾构思过建立理想的世界共同体和机制以帮助解决国家间的争端, 避免战争^[1](P3-42)。近代国际法学奠基人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在《战争与和平法》中设想了一种根据各国达成的共识和契约建立的国际秩序; 欧洲30年战争及战后重建过程为他的万民法提供了灵感。后来，荷兰人文主义运动代表人物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ummus)、英国空想共产主义代表摩尔(Thomas More)、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等也都在各自的著作中构建过旨在推动和平的国际秩序或者和平制度。因此, 当我们回顾人类历史时会毫不意外地发现, 和平一直都是最需要、最紧迫的话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 帝国主义国家对势力范围的争夺愈演愈烈, 国际关系日益紧张, 各国都在扩充军备, 世界战争阴云密布, 这更加迫使一些有识之士思考如何维护世界和平。在此基础上, 召开了两次海牙和平大会。1899年5月至7月, 在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Czar Nicholas Ⅱ)的提议下, 欧洲和其他地区共26个国家聚集海牙, 出席了第一次海牙和平大会。会议通过了三个公约、三个宣言和一项决议。其中《1899年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意义最重大, 并规定1900年设立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应该说, 该公约体现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放弃使用武力的早期努力, 正如奥本海(Lassa F. L. Oppenheim)所说:“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在国际法的历史上标志了一个时代。”^[2](P39-40)但囿于历史条件, 此公约并没有规定国家有和平解决争端的强制性义务。在美国的推动下, 第二次海牙和平大会于1907年6月至10月举行, 与会国增至44个, 产生了13个公约, 其中《1907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代替了1899年公约。

两次和平大会都竭力倡导仲裁解决国际争端。作为一种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 仲裁的应用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和欧洲中世纪, 但作用非常有限。自18世纪末始, 仲裁逐渐被广泛接纳。随着国际争端日益频繁, 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日益增大, 通过仲裁解决重要国际争端的案例逐步增加, 仲裁的价值和意义日渐凸显。19世纪末20世纪初, 仲裁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仲裁案例增多。1820—1840年共8件; 1840—1860年增至30件; 1860—1880年增至44件; 1880—1900年达到90件^[3](P583)。海牙常设仲裁法院自成立以后共受理了32项案件(1项撤诉), 其中14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4](P422)。二是案例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包括涉及国家主权和利益被侵犯的争端、国家领土纷争、海上中立法和海上捕获法等争端。仲裁的广泛应用, 一方面说明全球交流的深入导致国际冲突和争端大幅增多，另一方面也显示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和接受仲裁这种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总体上看，体现了国际关系中的国际和平主义走向。

19世纪末, 由于美国已跃居世界第一工业大国, 对势力范围的争夺、经济利益的驱使和“天定命运”的使命感将其推向国际舞台。同时美国又希望避免战争(尤其是欧洲战争), 追求国际法规与制约机制, 倡导世界和平，为全球经济扩张创造条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首先, 从社会层面来看, 19世纪美国相继成立了许多和平组织, 它们与其他和平主义者为世界和平以及仲裁作出了贡献。成立于1828年的美国和平协会(the American Peace Society)通过其喉舌《和平倡导者》(The Advocate of Peace)在倡导和平和仲裁解决国际争端方面不断发声。委内瑞拉边界危机时, 该协会在和平解决争端和引导舆论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他组织如成立于1866年的世界和平联盟(Universal Peace Union)、成立于1873年的基督教妇女戒酒联盟(Woma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以及美国教友派等, 长期宣扬和平, 支持仲裁解决国际争端。许多政要也成为和平大军的成员。格兰特(Ulysses S. Grant)总统和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也都积极推动仲裁解决国际争端^①。诸多国际法律师或专家为推行仲裁付出很大努力^[5](P19-20)。和平倡导者最初认为, 国家间以签订仲裁条约的方式同意将某些类型的争端提交仲裁委员会, 是奠定国际合作和成立国际组织的最快途径。但随着和平力量的壮大, 他们希望能够成立一个常设法院和司法机构保存记录和做出裁决, 同时开始思考国家军事力量的作用以及其在维护和平和国家组织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倡导国际仲裁和支持成立国际仲裁机构的同时, 他们也开始思考如何在国际关系中执行国际法。在两次海牙和平大会期间, 美国和平运动人士对仲裁与和平活动的热情高涨。新的和平组织相继成立, 和平倡导者召开了更多的会议。自20世纪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 美国的和平运动如火如荼, 倡导者定期举行会议, 举行公开演讲, 发表文章，出版书籍, 启动教育项目, 倡导国际仲裁等仍是其焦点。但是随着欧洲内部冲突日益激烈, 和平运动逐渐显得无力。

① 格兰特总统任期内通过日内瓦仲裁法庭成功地仲裁了阿拉巴马号索赔案(the Alabama Case), 解决了美英间的一个遗留问题; 罗斯福总统调停了1904年日俄战争和1905年摩洛哥危机。

其次, 从国家层面上看, 美国通过参与国际法、国际规则的制定和执行, 成为支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阵营的领导者和实践者。泛美大会、打造英美仲裁条约以及两次海牙和平大会是这一时期美国追求国际法规与制约机制的集中体现。为了实现在中南美洲的商业目标, 美国政府调整了与美洲其他国家交往的方式, 从而诞生了第一次泛美会议。除了要确保在泛美大会上的领导地位, 美国的另一个目标是强制仲裁西半球争端。当时的国务卿布莱恩(James G. Blaine)希望建立和平解决拉美争端的机制, 消除欧洲干涉的潜在危险, 这是来自太平洋战争(智利与秘鲁、玻利瓦尔联盟因领土问题发生的战争)和墨西哥与危地马拉边界争端的教训。智利、墨西哥、阿根廷的代表则担心华盛顿常设仲裁法院会变成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争论, 最终就仲裁只达成了毫无约束力的协议^{[6](P188-195)}。虽然许多目标未能实现, 但第一次泛美会议体现了美国构建其领导美洲秩序的努力。

自19世纪80年代起, 英美和平倡导者开始为构建两国仲裁机制做出努力。1895年, 美国国务卿格雷沙姆(Walter Q. Gresham)与英国驻美大使鲍恩斯福特(Julian Pauncefote)多次会谈, 商讨建立两国仲裁机制的原则。格雷沙姆于当年5月突然离世后, 继任的奥尔尼(Richard Olney)也表示支持建立两国仲裁机制。但由于委圭边界争端爆发, 英美谈判出现了短暂中断。随着关系的缓和, 两国恢复了谈判, 并与委圭边界问题谈判同时进行。1897年1月11日, 两国签署仲裁条约^{[7](P237-240)}。虽然条约遭遇各方阻力^{[8](P234-238)}, 最终未能获得批准, 但后来英美矛盾的解决基本遵循了使用仲裁或其他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原则。同一时期, 美国积极参加两次海牙和平大会。除了支持许多国际法的制定, 美国代表团在第一次海牙和平大会上提出建立常设仲裁法院来解决国际纠纷的建议。美国国务卿鲁特(Elihu Root)就是法院章程起草人之一。该提议于1900年落实, 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建立。美国国务卿休斯(Charles Hughs)和凯洛格(Frank Kellogg)都曾任职于法院^[9](P23)。政府间组织的建立、预防战争的海牙和平大会的召开、国际法的制定以及国际仲裁法院的建立, “共同证明了这样一种意识, 即国家的存在不仅是为了其国民的安全和利益, 而且是为了从整体上提高各国国民的福利, 在现代世界, 国际合作比非单边行动更能成事”^[10](P14-15)。而美国利用这种趋势, 其角色逐渐转变为充当美洲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的“保护者”和国际事务中的“公平和正义之士”。

同时, 美国也是国际法治的积极实践者。在国际法框架下, 美国调停和推动仲裁了许多国际争端。如当拉美国家与欧洲国家因债务问题、领土问题等产生纠纷时, 美国便会出面。在委圭边界危机和1902—1903年委内瑞拉债务危机中, 美国在门罗主义的名义下, 不仅担当委方监护人, 还担任委方与欧洲国家间的调停人, 并且凭借自身实力迫使欧洲国家接受门罗主义和国际仲裁。美国的仲裁还扩展至亚洲、欧洲大国之间, 如调停1901年布尔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和1905年摩洛哥危机。三次跨洋调停提升了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增强了国际社会对美国的认同, 却也牺牲了弱小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倡导和实践通过仲裁和平解决争端既是对世界和平主义大潮的迎合, 也是美国追求政治强国地位和建立美式话语体系的重要途径。正是在和平主义、仲裁运动的迅速发展和美国实力大幅提升的背景下, 委圭边界危机爆发, 为仲裁的发展和美国建立地区霸权提供了机遇。

二、委圭边界争端及其仲裁

委内瑞拉—英属圭亚那边界争端, 是指双方围绕埃斯奎博河(the Essequibo River)河谷及其支流流经的整个流域归属问题的矛盾冲突。委内瑞拉原为西班牙殖民地, 英属圭亚那原为荷兰殖民地。1814年, 荷英签订条约, 后者获得了荷属圭亚那。委内瑞拉诞生于西班牙殖民地之上, 即委内瑞拉都督区。无论是西荷殖民地时期, 还是大哥伦比亚共和国时期或者1830年委内瑞拉独立后, 双方都未有明确的边界线, 美国历史学家布尔(George L. Burr)曾无奈地指出, 两国边界线“从未找到”^[11](P471)。从19世纪40年代起, 委圭两国围绕边界问题, 展开了长达半个世纪断断续续的谈判, 但都以失败告终。80年代起, 随着争议地区各种资源尤其是黄金被发现和开发, 越来越多的移民涌进该区域, 争议地区的价值逐渐凸显, 边界争端问题的解决显得愈加复杂和紧迫。

美国在19世纪晚期获得了在委圭争议区域航行、开采金矿等权利, 英国对该区域的蚕食引起了美国的不安。1882—1893年, 美国两届政府都表示关注委圭边界争端, 也试图以双方友好国家的立场居中调解, 并督促英国接受仲裁, 但均无果而终^①。1894—1895年夏, 一些因素的变化使美国对英国的态度渐趋强硬^②。1895年7月20日, 美国国务卿奥尔尼向英国发出照会^{[12](P545-562)}。在这份被克利夫兰总统(Stephen Cleveland)称为“二十一英寸大炮”的照会中, 奥尔尼明确表示, 作为美洲大国和共和制国家的代表, 美国将以门罗主义之名介入委圭边界争端。11月26日, 英国答复美国, 门罗主义并不适应于委圭边界问题, 它也不是国际法^{[12](P563-567)}。12月17日, 克利夫兰向国会提交特别咨文强调:门罗主义毋庸置疑就是国际法; 坚持门罗主义政策对美国的福祉至关重要; 英国在美洲攥取土地、扩张领土违背了美国的意愿, 损害了美国的权利; 因此采取措施确定两国边界, 美国义不容辞, 为此要求国会批准成立委员会，仔细、公正地调查边界问题和确定边界线^{[12](P42-545)}。从此, 委圭边界争端演变成美英间的外交对抗。

① 参见1882—1894年美国外交档案(FRUS)。

② 首先, 政界普遍存在反英情绪, 不少政治人物、媒体与民众敦促政府积极介入争端。其次, 这时发生了尼加拉瓜事件与尤鲁安(Uruan)事件, 对美国民众的好战情绪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再次, 1895年5月, 主张对英强硬的奥尔尼接任格雷沙姆的职位, 在委圭边界问题上比较强硬的萨里斯伯里(the Marquess of Salisbury)重新担任英国首相。最后, 美国介入的根本推力是美国实力的上升。

委圭边界争端不仅导致一场英美外交危机, 也引发了两国的和平运动, 为和平解决争端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1895年12月18日, 总统特别咨文公开, 随后三天, 美国民众陷入战争式的狂热, 到处喧嚣着极端爱国主义和对英国的愤怒。然而, 美国无论是在军事上、政治上还是心理上并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很快, 民众出现了对战争的恐慌以及和平运动。战争的阴霾首先影响金融领域, 导致股市下跌, 英国在美投资受到影响, 出现了金融恐慌, 引起了金融界的不满。宗教界始终反对英美开战, 呼吁和平^{[13](P240-251)}。学术界、文学界和社会名流纷纷加入和平大军。一些学者公开表示总统的外交政策鲁莽, 反对战争^{[13](P228-234)}。许多知名人士如卡耐基(Andrew Carnegie)、美国前驻英公使菲尔普斯(Edward J. Phelps)等都发表文章, 呼吁和平。一些民间组织也积极为和平奔走呼吁^{[13](P342-345)[14](P65)}。“克鲁格电报事件”发生后, 美国审时度势, 对英国表示了同情, 从而缓解了两国矛盾。

英国各界对美国总统特别咨文感到非常震惊和气愤, 反对强行推行门罗主义, 不少人甚至认为美国政府强硬的措词实际上是一种战争威胁, 但相比美国舆论, 英国媒体则较为温和与克制。一方面, 它们不断强调美英的同宗同源性, 另一方面，它们也开始讨论如何在不失面子的情况下, 能满足美国在委问题上的要求。1895年圣诞节后, 报纸极少再谈论战争。英国人逐渐放弃了“尚伯克线”(the Schomburgk Line)作为最低限度的立场^③; 对于仲裁的形式和广度虽有不同意见, 但是开始支持仲裁原则, 并鼓励和敦促政府积极与美国对话。同样, 英国宗教界从一开始就呼吁和平。坎特伯里大教主、伦敦教区主教等著名神职人员, 一致呼吁和平解决争端^{[13](P254-255, P316)}。英国皇室和贵族也为和平作出了贡献^{[14](P65-66)[15](P294-295)}。文学界名人联名向美国文学界呼吁发挥作用, 避免给文学界带来不光彩^{[13](P301-302)}。英国反对党——自由党始终对政府的政策持反对立场。著名自由党人布莱斯(James Bryce)专门撰文, 向美国人传达英国民意, 倡导两国的和平与友谊^{[16](P147-153)}。

③ 该线为英国19世纪40年代划出的第一条委圭边界线, 英国在委圭边界危机中坚持该线为其最低领土要求。

两国的民意互动与和平运动为危机的和平解决提供了强大的舆论基础, 同时, 两国政府的妥协与让步为危机走向国际仲裁铺平了道路。1896年1月11日, 英国内阁会议做出决定, 准备接受美国的仲裁提议并承认门罗主义。1896年2月, 英美开始正式谈判。随着谈判的进行以及在媒体和两国调停人的努力下, 英美双方的分歧最终落在两点。一是英国希望确保在争议领土内有长期居民的区域免于仲裁, 因为边界问题不仅关系到国家的整体利益, 也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争议区域内大量臣民的直接利益^[15](P300)。但是奥尔尼希望调查并仲裁双方宣称为己所有的一切土地包括已有长期居民的土地^{[7](P249-252)}。二是确定争议地区有效占有年限。通过不断磋商和讨价还价, 英美互相妥协, 最终同意提前确定已有长期居民区域, 并将年限定为50年, 被确定的区域将不再提交仲裁法庭。1897年2月2日, 委英在华盛顿签订《委英仲裁条约》。仲裁条约共包括四个条款^{[17](P293-294)}。第一条规定立即成立仲裁法庭; 第二、第三条对仲裁法庭成员的构成、义务等方面做出了规定; 第四条就仲裁法庭调查和确定委圭边界制定了三条原则。三条原则分别为:第一, 50年内非法占有或使用可成为有效所有权。仲裁人可判定, 对一个区域的单独政治掌控和实际居住足以构成非法占有或足以通过占有获得所有权; 第二, 仲裁人可依据任何其他有效的国际法和仲裁人认为适用于该案、且不与上一条规定冲突的国际法原则, 承认并使权力与要求生效; 第三, 仲裁法庭认为, 在确立边界线的过程中, 如仲裁法庭发现签约一方在签约之日正占有另一方的臣民或公民, 根据理性、正义、国际法原则和该案公平性之要求, 此类占有应视为有效占有。值得关注的是, 这三个原则均对英国有利, 因为英国对争议区域的实际占有和开发远远多于委内瑞拉。

根据《委英仲裁条约》, 仲裁法庭于1897年年底在巴黎成立。成员共有五人，英美双方各派两名法官, 法庭主席由俄国国际法专家马汀斯(F. de Martens)担任。但是, 直至1899年6月21日仲裁法庭才正式投入工作。在此期间, 各国都发生了重大事件, 导致法庭工作一拖再拖。1897年初, 克利夫兰任期届满, 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继任美国总统; 第二年, 发生了美西战争。在南非, 英国与德兰士瓦共和国的矛盾继续发展。到1899年夏, 矛盾升级, 布尔战争正在酝酿。而在委内瑞拉, 克雷斯波(Joaquin Crespo)总统已经下台, 安德拉德(Ignacio Andrade)取而代之, 新的政变正在上演。1899年10月3日, 巴黎仲裁法庭就委圭边界争端做出最终裁决^[13](P604)。裁定的边界线基本与“尚伯克线”重合, 只是在两个地方做出了调整。其一, 出于安全考虑, 巴黎法庭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奥里洛科河(the Orinoco River)河口的沼泽地划给了委内瑞拉。这样, 委内瑞拉掌握整个奥里洛科河, 但条件是该河应对所有国家开放。其二, 在内陆地区, 委方获得了“尚伯克线”内大约150平方英里的土地。除了奥里洛科河河口, 英国的要求基本得到满足, 并获得所有有价值的种植园和黄金储藏区。

三、美国在委圭边界争端中追求仲裁解决争端的影响和实质

首先, 由于美国的介入和国际仲裁, 委圭边界仲裁作为国际仲裁较为成功的案例和成就为和平作出了贡献。然而, 由于仲裁的局限性, 委圭边界争端并未得到彻底解决。

委圭边界争端通过国际仲裁得以和平解决对世界和平与国际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一, 委圭边界仲裁案是当时国际和平主义的重要体现和国际仲裁较为成功的实践, 也是1899年海牙和平大会召开后第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通过这次仲裁, 一些仲裁程序上的规定, 作为必须遵守的规定传达给辩护律师, 并在整个仲裁过程中得以贯彻, 这在此类法庭中尚属首次^{[18](P176-186, P343-354)}。这些规定与俄国政府向海牙和平大会的提议完全一致, 并在大会上通过, 成为国际法的一部分^[19](P15-18)。第二, 委圭边界仲裁裁定了两国边界, 为此类国际仲裁提供了示范。《和平倡导者》评价:“如果像这样涉及大片争议区域、双方都坚信为己所有、且又密切关系到他们荣誉的争端都能交付给一个仲裁法庭，来确保可以取得公正、体面的解决, 那么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任何国际争端总能有理由被置于仲裁法庭的司法权之外？”^[20](P54)但从委圭边界遗留问题来看, 将国际争端尤其是涉及国家领土和主权等国家核心利益的纠纷提交仲裁, 存在很大的争议和风险。第三, 仲裁为美洲的和平作出了贡献。委英实力相差悬殊, 美国的强硬干涉客观上对英国具有威慑作用, 英国不得不顾及美国的态度。国际仲裁避免了委圭矛盾进一步激化甚至发生战争, 维护了该地区的和平。当然, 美英主导争端的仲裁, 牺牲了委方的某些利益, 美国的最终目的当然是为建立地区霸权和进行经济扩张。

因此, 由于仲裁的局限性, 委圭边界争端并未得到真正解决, 并遗留至今。从委方来看, 仲裁是不公正的。一方面, 虽然委方提出和接受仲裁基于“自愿管辖”的原则^①[3](P583), 但作为弱国, 始终没有话语权。谈判中, 英美政府跳过委政府直接谈判。仲裁法庭上, 委方律师团全部由美国律师构成。另一方面, 仲裁结果对委瑞拉来说也是不公正的, 是大国牺牲小国、弱国利益的结果。仲裁结果明显对英国有利, 且更多地体现了英美妥协, 而不是委方权益。仲裁结果宣布后, 美国律师团成员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和马雷特-普雷沃斯特(Severo Mallet-Prevost)对仲裁结果的司法纯正性提出了质疑, 公开表示仲裁结果应是法律保障合法权益的结果, 而不应是外交妥协的结果。美国仲裁法官布鲁尔(David S. Brewer)在采访中暗示法官们对边界的划分各有看法, 且委内瑞拉国内叛乱影响了司法的平衡^{[13](P612-613)}。奥尔尼指出:“令人担心的最坏结果不是委内瑞拉丧失领土, 而是对仲裁事业的普遍不信任。”^[21](P70)可见, 相比仲裁的公正性, 美国政府更加看重仲裁能否最终达成。

① 仲裁具备的特点:争端当事国自愿接受管辖; 仲裁裁决对争端当事国有拘束力; 仲裁裁决是依据法律作出的, 争端当事国有权选择仲裁所依据的法律。

从委圭关系来看, 遗留的边界问题成为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发展的巨大障碍。1949年, 马雷特-普雷沃斯特生前留下的一份关于委圭边界仲裁的备忘录被公开^{[22](P523-530)}。他在备忘录中声称, 仲裁的结果是仲裁法庭主席马汀斯和英方两名法官暗箱操作并迫使美国法官接受的结果, 并指出:“它虽然给予了委方争论的最重要的战略点, 不过结果对委方是不公正的, 它剥夺了委方大片重要领土, 在我看来, 英方没有任何权利拥有这些领土。”^[22](P530)1966年, 委政府据此备忘录, 以仲裁不公为由要求推翻1899年仲裁裁决, 并由联合国重新仲裁两国边界, 致使纠纷再起。1982年, 委内瑞拉再次要求联合国仲裁。2015年夏, 因圭亚那附近海域的石油开采问题, 委圭领土争议再次爆发。因此, 委圭两国领土纷争持续至今, 不仅严重阻碍了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发展, 也威胁到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其次, 美国在委圭边界争端中所秉持的法治与制约机制是美式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 充满权力因素, 为美国利益服务。

这个时期, 美国和平运动人士和政府特别关心的是发展出有利于世界, 更确切地说, 有利于保护美国的国际合作方式。因此, 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理念吸引了一大批美国政治圈举足轻重的人物和其他领域的盎格鲁-撒克逊精英^[23](P31-49)。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美国是唯一能改变世界的国家, 能够运用自身强大实力构建新的世界秩序, 特别是维持拉美地区秩序。他们的主要原则是尽量避免战争, 但又认为在特殊时机和情况下, 激烈对抗也是有可能、有必要的。委圭边界危机中英美对抗证实了这一点。“特别对这些人来说, 既然国际主义实际上意味着全球范围内的美国化, 那么将保护美国的正是国际主义而不是孤立主义。”^[5](P9)因此, 美国所倡导的法治与制约机制是美式的。

同时, 美国所追求的法治与制约机制是盎格鲁-撒克逊式的, 是基督教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结合。从美国和平主义来看, 由于英美间的种族亲缘关系和共同的政治与文化遗产, 和平倡导者希望与英国携手合作, 打造两国的和平仲裁条约, 和平解决争端, 并向世界证明所谓文明国家如何处理彼此关系, 共同担承“天定命运”和“白人的负担”。这一点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在委内瑞拉边界危机中, 两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掀起一场和平运动, 及时地影响政府决策, 避免对抗升级, 并建立了两国的友谊。从英美外交关系来看, 委圭边界争端的解决也给两国和平解决其他矛盾铺平了道路, 开启了英美“特殊关系”的进程。19世纪末, 英美两国的共性为未来的友谊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共同的假想敌、独立于欧洲纷争的外交政策以及在远东和美洲的共同利益为英美的外交联合奠定了基础^[24](P489)。英国正式承认了门罗主义, 接受美国在美洲的霸主地位, 为两国未来关系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现代仲裁活动和仲裁制度的发展, 为英美间的矛盾和冲突提供了和平解决的途径。两国充分利用并受益于现代仲裁制度和彼此达成的默契, 以委圭边界争端为开端, 其他矛盾也迎刃而解。1901年11月, 英美订立条约, 美国完全掌控地峡运河和加勒比海。1902—1903年, 美国力促英、德、意与委内瑞拉的债务纠纷提交海牙常设仲裁法院。1903年, 伦敦仲裁法庭裁定了阿拉斯加与加拿大的边界争端。委圭边界争端后, 英美两国再没有开战的可能性。20世纪初, 英国将其部署在西半球的海军舰队召回, 关闭了哈利菲克斯(Halifax)海军基地。勃特拉姆(Marshall Bertram)略带夸张地说:“美国对英国一个世纪的憎恶在几天的震惊、义愤、不满和怒火后戛然而止, 从中诞生了一种新的精神。”^{[14](Preface)}这种“友谊”避免了英美的正面冲突, 促进了委圭边界危机以及两国其他矛盾的和平解决, 也在20世纪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友好协定, 形成了英美“特殊关系”, 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和国际关系的发展。

美国外交史是道德政治和权力政治两种思想并存和相互斗争的历史。在不同时期二者的力量对比不一样。美国建国初期, 权力思想占绝对优势。19世纪, 基本表现为思想上以道德为指导, 行动上以权力为标准。美西战争后, 道德性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行动上占据绝对优势^{[25](P13-14, P33)}。委圭边界危机发生在第二个和第三个时期的转折阶段, 道德性逐渐上升, 占据优势。同时, 美国开始挥舞着大棒, 干涉其他美洲国家事务。因此, 和平主义与干涉主义在这个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体系中表现为二者的矛盾统一。

美国外交中和平主义和干涉主义的矛盾性在委圭边界争端中主要体现为地区霸权、话语权与和平主义、共享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一方面, 美国极力主张甚至不惜武力威胁迫使英国接受国际仲裁解决委圭边界问题, 并打算与英国构建仲裁机制和平解决两国冲突。美国将自身定位为保护拉美免受欧洲侵蚀的“道义力量”, 在二者的争端中充当仲裁者、调解人和前者的保护国。另一方面, 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美国主动干涉委内瑞拉事务, 确保美洲霸主地位。奥尔尼在其照会中表示:门罗主义就是国际法; 美国有权介入欧洲国家与拉美的纷争, 尤其是领土纷争^{[12](P553-560)}。他还宣称:“如今, 美国是这片大陆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在它所干预的事务上, 美国的命令就是法律。”^[12](P558)最终, 英国承认了门罗主义和美国在美洲的霸权地位。

美国的干涉主义与和平主义统一于权力, 统一于美国外交政策体系, 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介入委圭边界争端及其仲裁全面渗透着权力的因素。首先, 美国以门罗主义为名, 担当了委方监护人和委英调解人, 已具备足够的能力和实力说服英方接受仲裁提议和委方接受仲裁协议、仲裁结果。其次, 美国也通过调解委圭边界争端证明了自身实力, 提高了国际地位, 增强了国际社会对美国的认同。再次, 美英占据了主导地位, 仲裁法庭不得不屈服于强权, 牺牲委方利益。

总之, 委圭边界争端体现了世纪之交美国外交政策体系的两条主线:一条为激进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 另一条则为和平主义。前者主要表现为干涉主义, 后者主要表现为世界范围内的调停和仲裁。在干涉的同时, 美国奉行孤立主义、主权主义与和平主义相结合的政策, 即美国在保持美洲纯洁性, 避免遭受外来威胁和感染的同时，仍然追求美国主导的国际规范、国际准则和国际体系^[26](P37-38)。

四、结语

委圭边界争端是西方殖民扩张的产物, 但其仲裁却是国际和平主义和仲裁活动的结果。争端中诞生的英美友好关系为20世纪英美“特殊关系”奠定了基础, 并产生深远影响。委圭边界仲裁案成为国际仲裁史上一个重要案例, 丰富了国际法的内容。在委圭边界争端及其仲裁中, 美英占据主导地位, 仲裁结果是妥协的, 是对强权的屈服, 牺牲了委内瑞拉的利益。作为世纪之交美国主导的诸多仲裁案中的一例, 它揭示了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外交政策追求国际规范与和平主义的一面, 也体现了美国在干涉主义道路上迈开了一大步。美国在崛起过程中的对外政策是干涉主义与和平主义的结合, 即美国在通过武力威胁或战争手段对外扩张、争夺殖民地的同时, 积极提倡和实践国际法规与制约体制, 扮演“国际卫道士”角色, 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美国利益, 开拓更大更多的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