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5年1月以来,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副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着力推进经济和社会改革, 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 旨在实现经济繁荣, 打造活力社会, 展示国家雄心。在这一过程中, 相关的改革举措推出速度快、内容广、力度大, 涉及政治、经济、宗教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 密集打击权贵、富商和不同政见者, 冲击着沙特王国暮气沉沉的老人政治, 展示出一定的革新努力和发展方向, 笔者姑且称之为“王储新政”。在现阶段, 沙特既是中国寻求国际能源合作时的重要对象国之一, 又是中国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节点国家之一, 系统分析“王储新政”三年来的内政外交变化, 评估其效果和前景, 不仅可以弥补学界对沙特当下内政外交研究系统性和全面性不足的缺憾, 更有助于中国外交有效地应对沙特国家发展和中东地区事务演变, 更好地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一、保守王国的激进变革

与其他沙特王子大多选择留学欧美不同, 1985年出生的穆罕默德王储一直在国内接受教育, 喜欢穿传统服饰, 在占总人口70%的年轻人中比较受欢迎。2007年，年仅22岁的穆罕默德被任命为沙特内阁专家委员会法律顾问，两年后被时任利雅得省长的父亲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Salman bin Abudulaziz Al Saud)调到身边做顾问，开启了从政之路。2015年1月23日, 前国王阿卜杜拉(Adbullah)病逝, 身为王储的萨勒曼·阿勒沙特继位, 不仅立即将兼任的国防大臣一职传给儿子穆罕默德，六天后进一步任命他为国家经济和发展委员会主席。2015年4月29日, 萨勒曼国王废黜同父异母弟穆克林(Muqrin)的王储职务, 由原先的副王储本·纳伊夫(Bin Nayef)接任, 同时任命自己的儿子穆罕默德担任副王储, 第三代王子正式进入了沙特王位继承序列, 初步改变此前“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原则。2017年6月21日, 经过两年多的权力博弈和酝酿, 过渡性的本·纳伊夫王储最终被废黜、软禁, 兼任的内政部长职位也被解除。穆罕默德擢升王储兼副首相, 同时接管纳伊夫王子一直负责的反恐事务和安全部队力量。事实上, 正是由于萨勒曼国王的大力提携, 穆罕默德王储成为数十年来首位掌控国防、反恐和国民卫队三支武装力量的沙特王子, 同时担任国防大臣、经济与发展事务委员会主席等要职, 又掌管着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最高委员会, 对王室、军队和经济部门的控制力度前所未有。作为被安排等待接班的“待国王”和实际掌控权力的“代国王”, 年轻的穆罕默德王储抱负远大, 朝气蓬勃, 锐气十足, 同时在多个领域推进大幅度变革, 被称作“万能先生”(Mr.Everything)。

(一) 大胆激进的经济和社会改革

2016年4月, 穆罕默德王储主导推出沙特《2030愿景》, 计划从经济、社会、外交和国防四个领域开始改革, 规划的具体发展战略包括扩大石油天然气生产能力, 巩固油气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鼓励非石油经济发展, 扩大非石油产品出口, 促进私有经济发展; 加大开放力度, 加速基础设施建设, 夯实经济发展基础等。《2030愿景》是“王储新政”的核心, 也是沙特现阶段内外施政的行动指南, 设定的基本路径是发展非油产业以实现“经济繁荣”，削抑保守宗教信条和禁锢传统以增强“社会活力”, 强化外交话语权以展现“国家雄心”^[1]。

在经济领域, 《2030愿景》的核心目标就是重新打造沙特的经济体系, 减少对石油产业的依赖, 同时大规模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 重点发展现代贸易和电子商务, 成为区域性的物流和金融枢纽。与此同时, 沙特对2030年跻身全球前15大经济体设置了各项具体目标, 涉及非油行业产值、石化行业本土化率、社会失业率、女性劳动人口占比、军工行业本土化率:非石油收入由436亿美元提高到2 670亿美元; 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本土化率从40%提高到75%;社会失业率由11.6%降到7%;女性劳动人口占比从22%提升至30%;军工行业的本土化水平从2%提高至50%。为了实现这些目标, 穆罕默德王储的主要对策就是一再创纪录地持续扩大政府开支, 重点投资80多个经济多元化项目, 试图通过刺激私人部门和非油行业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多元化。2018年, 沙特财政预计收入7 830亿里亚尔, 开支9 780亿里亚尔, 预算赤字占GDP比重接近8%, 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的目标年份为2023年，再次被推迟四年。与此同时, 沙特积极推动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上市，筹建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 承诺在五年内使水电油气等基础产品价格市场化, 开征5%的增值税、针对含糖饮料及香烟的恶习税及土地闲置税等, 大力开辟财源, 多渠道改善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

在社会生活领域, 穆罕默德王储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及配套设施, 包括取消电影院禁令, 发展旅游产业, 举办文化体育活动, 建设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设施, 在2020年前建设450个专业俱乐部等。由于这些目标比较具体, 实施难度相对较小, 效果又立竿见影, 穆罕默德王储在社会领域的改革实际上比《2030愿景》设置的目标走得更远。他从给予女性更多权利入手，尝试冲击保守的宗教法规, 包括允许公立学校女生开展体育活动, 允许女性进入体育场观看比赛, 取消女性驾驶机动车禁令, 赋予女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任命女性高级政府官员等。对于在沙特社会有着深远广泛影响的宗教意识形态, 穆罕默德王储先是在父王的支持下一直进行着温和的外科手术式的改革, 通过控制圣训解读中心数量和限制宗教警察职能等措施改良宗教土壤和氛围, 随后更貌似狂飙突进地吹响了沙特国内的宗教改革号角。2017年10月, 穆罕默德王储甚至大胆地公开谈及宗教意识形态, 呼吁改变过去30年因僵守宗教教义而导致的“不正常”生活, 立即着手摧毁极端主义意识形态, 重返一个对所有宗教、对全世界、对所有传统和所有人都开放的“温和伊斯兰国家”。

(二) 主动强硬的对外政策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外交行为服务于对内施政。为了给实施《2030愿景》和王位传承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国王父子密集出访世界主要大国, 签订大手笔经贸和军购订单, 充分表达了结好善意, 争取尽可能多的国际支持。2017年3月, 萨勒曼国王率领千人规模的豪华代表团出访东亚, 既以近50年来的最高规格访问、巩固与日本的经贸关系, 又与中国签署价值650亿美元、包含35个项目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和意向书, 深度和广度均创双边关系纪录。2017年10月, 作为建国以来首位到访莫斯科的沙特国王, 萨勒曼国王先是缓和与俄罗斯在车臣、叙利亚、伊朗等诸多问题上的分歧, 既而签订军购大单, 从俄罗斯购买S-400型防空导弹系统等军事装备, 协议金额30亿美元。2017年5月, 在多方因素的推动下, 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选定沙特作为任内的首次出访国, 证实并强调了沙特在中东和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重要性。萨勒曼国王不仅亲自前往机场迎接以奢华著称的特朗普总统, 拨款2.57亿里亚尔(约合6 800万美元)安排沙特王国历史上最盛大的接待活动, 而且充分迎合特朗普总统的重商主义和“美国优先”主张, 送上立即生效的1 100亿美元原则性军售协议大单, 基本修复了奥巴马时期严重受损的沙特战略互信和同盟, 渡过了此前困扰双边关系的一系列危机, 稳住了外交大局。而在权位继承、改革、反腐等内政重拳取得一定成效后, 穆罕默德王储也频繁与外国领导人建立工作联系, 传递出沙特欲维护安全稳定并提升地区及国际地位的强烈信号。2018年3月, 穆罕默德王储开展不同寻常的年度外交首秀, 连续访问埃及、英国和美国, 成果丰硕。与埃及设立100亿美元联合投资基金，并把西奈半岛南部纳入“新未来”(Neom)巨型城市项目, 与英国签署总额数十亿英镑的军需采购意向书，以换取英国在也门、伊朗、卡塔尔等议题上的政治和安全支持, 与美国敲定价值125亿美元的军售大单, 宣布了可帮美国创造400万就业机会的2 000亿美元投资计划, 强化了特朗普政府对沙特的作用和对穆罕默德王储地位的认可^[2]。就目前来看, 穆罕默德王储似乎与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Kushner)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 后者不仅在2017年三次到访沙特, 时间点与沙特的几次重大举措颇有重合，而且促成特朗普总统将沙特作为首次出访国。

与此同时, 穆罕默德王储越来越多地积极介入地区与周边事务, 多渠道强化沙特在阿拉伯世界乃至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多年以来, 沙特的地区政策和周边外交一直稳健内敛, 主要通过对地区国家的经济、外交、军事援助换取他国对其领导地位的支持, 甚至出钱出枪武装当地的代理人, 曲折却有效地间接打击地缘政治敌手, 维护沙特的声望和话语权。然而自2015年以来, 可能是渴望展现沙特的大国雄心, 塑造强势领导人形象, 也可能为了政权稳定交接和缓解国内经济转型的压力, 制造更多的政治议题搅动国内政局, 穆罕默德王储强硬、高调介入周边和地区事务, 借组建逊尼派国家反恐军事联盟增强地区影响, 在叙利亚、也门、卡塔尔、黎巴嫩等各条战线和热点事务上, 针锋相对地与宿敌伊朗激烈交锋, 甚至被曝其与以色列“秘密联系”对付伊朗。具体而言, 穆罕默德王储不仅拉拢其他国家组成反对伊朗的地区联盟, 频频通过阿盟等平台表达了阻止伊朗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的愿望, 在黎巴嫩和伊拉克积极培植亲沙特势力, 与伊朗争夺地区事务话语权; 而且不顾自身的硬实力缺陷在叙利亚采取冒险的“代理人”战争政策, 直接组建由41国参加的逊尼派国家反恐军事联盟介入也门事务, 要跟进宿敌伊朗研制核武器, 联合埃及等四国断交、封锁兄弟国家卡塔尔，并提议冻结其海合会成员资格, 推高了中东地区本就激烈的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对抗。

(三) 震惊全球的反腐风暴

2017年11月, 沙特发起了震惊全球的反腐风暴。4日晚, 沙特宣布成立王储穆罕默德担任主席的最高反腐委员会, 要严厉打击侵占国家利益的各种腐败行为, 维护沙特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环境。最高反腐委员会被赋予了广泛的职权, 可以进行案件调查、发布逮捕令和旅行禁令、没收个人财产等, 在成立数小时后就迅速而密集地开展抓捕行动, 至少11名王子和38名现任及前任大臣被抓捕, 所有被捕人员的银行账户被冻结。被捕的王子中包括已故国王阿卜杜拉的两个儿子、国民卫队司令米特阿卜(Mitab)和利雅得省省长图尔基(Turki), 另外还包括“中东首富”阿勒瓦利德(Al Waleed Bin Talal)王子。被捕的政府高官和商人包括现任经济和计划大臣、信息部长、前财政大臣、前皇家典礼局局长、前沙特航空公司总裁、前沙特电信公司总裁、前投资总署署长、中东地区最大媒体集团MBC董事长等。阿勒瓦利德王子的女儿是此次“反腐风暴”中唯一涉案女性^[3]。在反腐风暴初期, 金融管理局几乎每个小时都下发冻结银行账户的指令, 沙特政府突击任命和提拔了56名在反贪腐调查中有高度权威的法官。根据外媒报道, 此次反腐风暴冻结的企业和个人账户超过1 900个, 涉及的现金和资产可能高达8 000亿美元, 沙特当局允诺被羁押人员上缴多达70%的财产以换取自由。在此次反腐行动中, 先后有381名重要人士被羁押, 其中大约95%与政府达成协议或缴出所有赃款, 被捕的前国民卫队司令米特阿卜与当局达成的“和解协议”价值超过10亿美元；有中东股神之称的阿尔瓦利德王子在被关押83天后与政府签订秘密谅解协议后离开, 估计反腐风暴中最终被充公和扣押的资财在1 000亿—3 000亿美元之间。2018年3月, 沙特宣布在检察机关内设立专门遏制和打击腐败的司法部门, 一是继续在未被释放的涉腐高层身上做文章, 二是意在扩大反腐范围和规模, 在更大的范围内发现和缉拿涉腐分子, 通过收缴罚款等为国家建设注入资金支持。

沙特的反腐风暴伴随着大规模的解职和逮捕行动，被广泛看作是沙特现实版的“权力游戏”，是王储穆罕默德在反腐口号下的权力暴力转移和变相敛财，甚至被质疑是对一场失败政变的严厉打压^[4]。事实上，就在沙特反腐风暴开始前后，已经有好几位重量级王子出现状况，前王储穆克林的儿子曼苏尔(Mansour)王子在靠近也门边界的阿西尔省坠机遇难，传言已故国王法赫德(Fahd)的小儿子阿齐兹(Aziz)在抵抗抓捕中交火身亡。根据“维基解密－海湾”账号披露的消息，中东首富阿勒瓦利德王子之所以被捕，除了因为被控参与行贿和洗钱外，他的12.2亿美元资产已经被充公，还因为他曾在王室内部会议上威胁穆罕默德王储释放被软禁的前王储纳伊夫，否则就将自己的所有资金转移到欧洲。

二、穆罕默德王储的革新善念与政治豪赌

虽然穆罕默德王储的施政理念才刚刚展开, 为推动新政而实施的各项举措的实际效果还有待观察, 但可以肯定的是, 疾风暴雨的王储新政已经初步终结了沙特王国“兄终弟及”的百年历史, 打破了传统的家族分权制, 未来有可能形成具有超级威权色彩的君权统治。政贵有恒, 不惟好异; 虑善以动, 动为厥时。鉴于中东地区根深蒂固的复杂矛盾和诡异多变的发展可能, 加之国际油价短期内似乎还难以重返产油国期望的价位, 穆罕默德王储施政的外部环境并不太好, 沙特国内权力结构的新格局和王位传承新模式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正在经受考验, 故对穆罕默德王储的新政, 无论是动机、性质、过程和结果都值得关注。

(一) 内外交困背景下的革新善念

2014年下半年以来, 沙特同时遭遇两方面的困境。首先, 沙特政坛处于从第二代王子向第三代王子的传递过程中, 权力继承和政治发展存在不确定性, 针对叙利亚、也门和卡塔尔等事务的相关政策冒进唐突, 进退失据, 地区环境恶化。其次, 石油产业为沙特贡献了50%的国内生产总值、75%的财政收入和90%的外贸收入, 然而由于国际油价长期在50美元左右的价位区间徘徊, 沙特经济窘境持续, 2014—2016年的财政赤字超过2 000亿美元, 2017年的实际GDP增长因为履行石油减产承诺而可能接近于零^[5], 依靠高福利换取民众忠诚和政权合法性的传统治理模式难以为继, 社会发展存在不确定性。

萨勒曼国王父子拥有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集中的王室权力, 初步打破了传统的家族分权制衡, 悉数掌控了国家核心权力, 有条件, 有能力, 也似乎有使命感, 要为权力在沙特家族内部的正常传承创建规制, 再造沙特家族内部世袭君主制的创造活力和执政能力, 确保沙特家族掌控国家并主导国家持续发展。平心而论, 内忧外患的沙特确实需要一位强势国王引领才能走出困境, 实现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但问题是, 穆罕默德王储的新政及其为推动新政而实施的各项举措, 究竟是乱中求变、解困沙特的政治善念，还是巩固权位、急于求成的政治豪赌?

在现代沙特王国的建立过程中, 沙特家族、瓦哈比教派与伊赫万运动三位一体, 构成了伊本·沙特开疆拓土的有力工具, 伊斯兰教圣战(吉哈德)思想的极端性和暴力性被推向了阶段性高潮^[6](P762)。建国后, 瓦哈比主义被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 国王兼任最高世俗统治者和瓦哈比派伊玛目, 对吉哈德思想的认知经历了从宣扬圣战到提倡宣教的变化, 并借助日益膨胀的石油美元向全世界推广。由于沙特的对外宣教活动与始自20世纪70年代末的全球性宗教复兴浪潮重迭, 加之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在全球化时代严重落伍的刺激, 积极对外传播的瓦哈比主义成了极端暴恐分子的思想外衣和精神依托。从这个意义上讲, 沙特王室确实应该加强瓦哈比主义宗教理论的兼容性并去极端化, 穆罕默德王储炮轰瓦哈比主义的“温和伊斯兰国家”提法, 即便有其他的欲念、恚念和害念, 也算是包含慈悲、勇气和改变的善念, 其改革宏愿、决心和方向得到了沙特年轻人的认同, 庆幸沙特正走向一个新的方向^[5]。

(二) 风险巨大的政治豪赌

虽然通过两次换储确立了“代国王”和“待国王”的权力地位, 通过数轮内阁调整和人事变动压制了大部分的反对声音, 与世界主要大国关系良好, 甚至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为其反腐风暴背书, 但“王储新政”的推行过程仍然显得相当冒进, 有可能带来不良后果。首先, 穆罕默德王储对经济转型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 对社会现代化的目标认知过于简单, 既低估了艰苦转型带来的痛苦蜕变、保守既得利益者的抵抗甚至反扑, 也低估了与强邻伊朗对抗的代价、周边动荡的溢出影响和海湾国家间的同质化竞争。其次, 在改革举措缺乏基本共识的情况下, 如果自上而下地强行推动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 手段生硬, 速度太快, 树敌过多, 不仅没有机会纠偏新政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误, 而且将改革者自身置于险地, 就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冒险和豪赌。

沙特的王位传承是个很吸引眼球的问题, 但更重要、更艰巨、也更难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却是沙特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而且远非一两代人就能够完成。也许正因为如此，以80岁高龄继位的萨勒曼国王才急于传位交权, 提携年轻的儿子早日继位, 引领沙特实现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鉴于王室内部对于变革“兄终弟及”的传统继承模式已有基本共识, 也大致认可以“子承父业”取而代之, 斗争的焦点仅在于哪一支系的“子承父业”能够取而代之, 沙特目前的政局发展大概有两点结论。其一, 萨勒曼国王的权力交接安排符合国家发展大方向, 是沙特王国最高掌权者在现时政治环境下应该做、也能够做的政治举措, 穆罕默德王储的继位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其二, 虽然同时将众多王室成员排除在权力之外是个很危险的举动, 穆罕默德王储针对也门和卡塔尔的政策本身就很有问题，但即使萨勒曼国王父子因某些技术原因导致权力传承过程中出现波折乃至反复, 沙特也可能会在一定的权斗后出现另外支系的“子承父业”, 但应该不会出现内战性质的全局性动荡。

穆罕默德王储巩固权位、急于立威的政治豪赌, 确实包含乱中求变、解困沙特的政治善念, 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 但从豪赌到善念的具体过渡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短期内的不确定性, 就是萨勒曼国王能否在各派力量间谨慎地制造平衡, 以技术层面的周到安排确保权力平稳传嬗, 建立新情势下的权力传承制度。长期的不确定性, 就是推进《2030愿景》的环境变量, 这既包括外部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和中东地区的安全环境, 也包括沙特内部对改革阵痛的容忍和接受程度, 并且集中表现为国际能源市场低迷状态的持续时间和沙特对低油价的忍受程度。

综观穆罕默德王储近三年来的诸多新政举措，尤其是2017年下半年以来狂飙突进的内政外交, 可以有两个基本判断。其一, 穆罕默德王储的对内政策虽然激进, 但目的明确, 思路清晰, 是沙特社会转型和发展必须承受的阵痛, 战略方向没有问题, 只要战术安排不出现大的纰漏或者失误, 局面就基本处于可控状态。其二, 中东是一幅由诸多碎片不断排列组合的地缘战略拼图, 穆罕默德王储过度扩张和激进的周边外交政策, 既超出了沙特国家的安全利益需求, 也超出了沙特经济实力和外交能力的支撑限度，风险相当大。如果失败，将注定给沙特和中东地区带来严重后果, 至少在目前没有营造出有利的地区安全态势, 没有扩大沙特的地区主导权, 反而使沙特陷入地区事务的泥沼无法自拔。即使侥幸没有失败, 低烈度的地缘政治对抗还限制在以代理人战争形式展开的背后较量, 也势必带来急剧抬高的地区张力和战争可能。一方面因为中东的什叶派新月带自伊拉克战争以来已经有了明确、稳固的领土地带,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另一方面, 沙特和伊朗在中东的博弈本就有美国和俄罗斯代理人色彩, 两国在中东内部又各有其代理人, 客观上形成了双重代理人格局, 中东地缘政治的阵营化冷战趋势越来越明显^[7]。

就目前来看, 萨勒曼父子的诸多集权之举, 包括试图完全控制执政家族、军方和国民警卫队, 以反腐名义打压其他的实权派和重要财经官僚, 清除所有前国王及王储的儿子们, 不仅改变了沙特王室延续60多年的王位继承规则, 冲击了沙特数十年来各派共治的传统平衡, 而且同时触动前朝重臣、权贵资本和宗教利益集团, 打破了过去40年间“苏德里系”(Souris)对阵非“苏德里系”的权力格局, 客观上甚至形成了国王和王储对阵王室其他派系的情势。由于当今沙特的王室权力已经融入国家各重要部门, 各派势力盘根错节且根深蒂固, 权力传承新规制的确立过程必然会造成新一轮的政治危机, “王储新政”带来的利益格局调整也必然遭遇强劲干扰。沙特国内权力结构正在变革, 国王父子的权力空前集中, 为巩固权力的斗争也空前激烈, 设局或者被设局的政治豪赌正在展开, 过程和结果都值得关注。

三、“王储新政”的前景透视

王位的代际平稳传承是“王储新政”的权力基础, 依照《2030愿景》而展开的经济转型才是“王储新政”的根本内容, 外交政策本质上是服务对内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手段。从最近三年的发展情况看, “王储新政”的权力基础正在逐步夯实, 与世界主要大国的关系也平稳顺畅, 对内的经济转型进展和对外的地区事务状况开始越来越显著地影响着穆罕默德王储的各项新政举措。甚至可以更直接地说, “王储新政”的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沙特经济转型的成功与否。社会变革更多是“王储新政”吸引眼球的表现, 宗教改革雷声大雨点小, 社会改革仅有空泛主张, 且日益缩减为以赋予女性权利为主要内容的女权改革运动, 甚至有可能集中为更多的文化娱乐设施建设。

(一) 基本顺利的王位传承

沙特王室的核心成员大致分“苏德里系”和非“苏德里系”两派, 前者实力雄厚, 后者人数众多, 大致平衡。开国君主伊本·沙特为了抑制王室内斗而规定了“兄终弟及”的王位传承原则, 客观上也确实维系了沙特王国半个多世纪的顺利运转。然而, 进入21世纪以来, 第二代王子们普遍年事已高, 阿卜杜拉国王时期就有两位王储先后离世, 萨勒曼国王于耄耋之年继位, 沙特王国“兄终弟及”的权力传承已难以为继。作为沙特王室内部两个派别的代表, 前国王阿卜杜拉和现国王萨勒曼对此做出了不同的应对和变革。

阿卜杜拉国王在2005年继位, 为了保持王室内部不同派系的大致平衡, 不仅成立了由王室家族成员组成的“王室效忠委员会”负责遴选王储, 从制度上规范了王位继承的平稳过渡, 而且在纳伊夫王储病逝后废黜了其弟拉赫曼的王储地位, 替之以萨勒曼, 同时不顾“王室效忠委员会”部分成员的反对, 确定非“苏德里系”王子中最年轻的穆克林为副王储。这样的权力安排虽然遏制“苏德里系”的意图明显, 但也不失是“兄终弟及”权位继承模式下的最佳权力传承方案。

2015年继位的萨勒曼国王也把权力的代际传承当作执政第一要务。在继位后的两年时间里, 萨勒曼国王在法定权限内安排权力从第二代向第三代的快速转移, 不仅先后通过“王室效忠委员会”在三年内两度更换了两位王储人选, 费尽心机地排除了其他支系的候选人, 尤其是通过对侄子纳伊夫王储的先立后废，将儿子穆罕默德确定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而且在2015年继位伊始就秘密调查取证酝酿, 借助强力反腐为穆罕默德王储继承王位扫清障碍, 多次试探性放风要早日传位, 以国家“看守人”身份给儿子保驾护航, 开启了沙特建国以来王位继承争夺战的最新一幕^[8]。而恰恰是萨勒曼国王这样的权力安排, 挑开了沙特王室内部长期心照不宣的斗争焦点, 即究竟应该以谁家的“子承父业”取代传统的“兄终弟及”模式?

从整体上看, 沙特家族的核心成员一直掌握着国防、内政和外交等关键政府部门, 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演变, 沙特的权力结构已经高度条块化。有权势的亲王或者家族分支可能长久掌控了一个部门、机构或者地区^[9](P219)，这导致沙特第三代王子人数众多, 派系林立, 有资格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核心成员多达十几个, 无论选择谁出任王储都会有不同意见。踌躇满志的穆罕默德王储激怒了王室内部很多人, 被认为粗暴无礼、缺乏经验、没有原则, 在很多内外施政上都有不同意见和反对声音。执政经验丰富的纳伊夫王子就似乎比刚过而立之年的穆罕默德王子更能胜任, 也更有国际声望和认可度^[10]。萨勒曼国王在一个适当的时间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能按照自己的意志结束第二代亲王们的统治历史, 用萨拉曼支系的“子承父业”取代传统的“兄终弟及”模式, 兼具公意和私念, 算是沙特权力结构内部比较现实的一种制度选择。由于这一权力继承模式的转变有必要性, 有可行性, 程序正当, 符合传统, 两度废储都得到了“王室效忠委员会”的背书, 不能看作政变, 应该也不会引起太大的政局动荡, 沙特王室内部围绕王位继承权的斗争还将维持斗而不破的格局。鉴于历任沙特国王就任后都重用自己的儿子们, 因而可以做这样的假设, 如果此前的苏尔坦、纳伊夫和穆克林王储都能如愿继位, 他们恐怕也会采取和萨勒曼国王相似的举措。

(二) 艰难迟滞的经济变革

为了推进《2030愿景》的实施, 沙特政府将各项目标通过《国家转型计划》细化为2020年前必须实现的具体指标, 已经分解到政府各相关部门并逐一设定关键绩效指标(KPI), 例如, 将非油财政收入从1 635亿里亚尔提高至5 300亿里亚尔, 将公共资产规模从3万亿里亚尔提升至5万亿里亚尔, 将非油出口额从1 850亿里亚尔提升至3 300亿里亚尔, 将吸收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从300亿里亚尔提升至700亿里亚尔, 将政府债务的GDP占比从目前的7.7%提高至30%等。理想很丰满, 但如果不对愿景落实过程进行认真分析, 忽视落实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或者最近几年的国际油价依然在50美元左右徘徊而不是70美元以上的高位, 穆罕默德王储的诸多新政举措就只能是愿景和远景。即便能够推动沙特阿美公司上市并建立巨额主权财富基金, 跨国的巨型城市项目“新未来”能够如期开工, 恐怕也只是又多了几项政绩工程, 《2030愿景》设置的美好目标依旧任重道远。

沙特是一个穿着现代外衣的传统国家, 现代化进程主要依靠石化行业带动, 基本不涉及或者较少涉及人的现代化, 国民经济的结构性障碍和短板从根本上制约着沙特的发展和转型。其一, 沙特在石油的资源存量及纯粹的生产成本方面具有优势, 然而由于石油收入是沙特赖以生存的基础, 对国家财政、社会福祉和政治安全具有特殊意义, 更由于缺乏独立完备的石油产业勘探、开采和冶炼能力, 沙特实际上比普通石油公司更难承受油价下跌和收入减少的打击, 历届沙特政府的经济多元化努力最终都被迫让位于石化行业的维稳考量。其二, 沙特所有的经济部门都直接或间接地依靠政府投资, 绝大多数家庭都依赖公共部门支付的工资, 整个社会既缺乏高素质的娴熟劳动力, 也无法在低油价期间为快速增长的年轻人群体提供教育和工作岗位, 发展和转型缺乏人力资源。其三, 由于“福利换稳定”治理模式的强大惯性, 也因为好逸恶劳的人性使然, 沙特民众虽然也认为依赖石油生存不是长久之计, 愿意改革, 但却不愿意降低福利水准, 加之沙特王室和政府本身豪侈奢靡, 王室成员们能够合法地利用权势从经贸活动中获取贪腐利益, 增加税赋、削减福利等开源节流措施的实施阻力很大, 棘手的失业和高补贴负担问题将长期存在, 严重制约沙特经济发展。

(三) 状况频出的地区外交

穆罕默德王储的周边外交本质上是以攻代守, 但实施过程状况频出, 整体上就是失败或者混乱。被大国博弈逆转的叙利亚局势基本脱离了沙特的预设轨道, 阿萨德政权凭借外部支持重新掌控了叙利亚局势, 沙特支持的反对派武装节节败退、难以为继, 以色列为打击真主党而频频介入叙利亚局势, 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已经着手重塑叙利亚政治格局。沙特联合阿联酋等国对卡塔尔的“断交和制裁”围剿暂时彰显了海合会老大的权威, 但沙特在各个层面都有失道义, 强化了卡塔尔由来已久的离心倾向, 让伊朗和土耳其势力进一步介入海湾南岸事务, 对沙特有重要意义的海合会组织的战斗力大打折扣。意在以绝对军事优势教训胡塞武装的也门战事直接将沙特拖入了安全事务黑洞, 沙特军队的尴尬实力和指挥缺陷暴露无遗。胡塞武装至今仍然控制也门首都萨那, 双方战事被纠缠在靠近沙特南部边境的也门地区, 已经出现了向沙特本土蔓延的趋势。

事实上, 由于也门战争持续, 沙特与伊朗对抗加剧, 伊斯兰宗派冲突扩大, 沙特的暴恐威胁将长期存在。2015年, “伊斯兰国”对沙特发动了15次恐怖袭击, 造成近50名人员死亡, 130多人受伤。就在反腐风暴刮起前后, 沙特及其盟友均遭遇不利状况。首都利雅得多次险遭胡塞武装的导弹袭击, 巴林的一处输油管道因暴恐袭击爆炸起火, 叙利亚和黎巴嫩局势戏剧性逆转, 埃及遭遇至少305人死亡的最致命暴恐袭击。多重挫折之下, 渐显疲态的沙特周边外交激荡调整, 既有动辄就指责对方、向沙特“宣战”的极端状态, 也有无奈被迫的现实回归。在也门, 沙特封锁海陆空通道阻止胡塞武装接受国外援助, 不仅给也门民众带来大饥荒和公共卫生危机等灾难性人道主义后果, 也惹火烧身反蚀本土安全, 被迫提高对所有石油设施的安全防范等级, 被迫开放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机场和荷台达港。在矛盾复杂的黎巴嫩, 沙特先是蛮横地威胁要中断双方经济往来, 后又指责黎巴嫩真主党向沙特“宣战”, 从黎巴嫩撤侨并发布旅行禁令, 期间蹊跷地发生了哈里里(Hariri)总理未遂的境外辞职事件, 但整体上劳而无功, 背后显现的“老大哥”做派, 本质上是穆罕默德王储历练不足的权力任性和无奈失落的情绪发泄。

四、中国的挑战和机遇

自1990年建交以来, 得益于优势互补的能源领域合作的推动, 中沙两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多领域的共识增多, 交流与合作不断拓展, 基本概况是经贸往来先行, 政治互信跟进, 文化宗教联系增多。2016年1月, 中沙决定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成立高级别联合委员会, 双边关系定位被提升到新水平。

“一带一路”倡议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积极对接沿线国家发展战略, 是推动全球开放合作、促进和平发展的中国方案^[11]。沙特油气资源丰富, 国际境遇优越, 与中国在资源、地缘、市场、产能等方面高度互补，是“一带一路”倡议落地最好的地区之一。然而由于中东地区存在根深蒂固的复杂矛盾和诡异多变的发展可能, 长期是“全球政治中最黑暗的地方”^[12], 更由于中国观察世界的角度以及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在中东的政治影响并不必然随着经贸联系的深入同步增长, “一带一路”倡议要有效落地沙特, 中国外交就必须在充分认知沙特经济发展新动态的基础上, 将“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的《2030愿景》对接, 有效持续地深化两国经济合作, 打造互利共赢的中沙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中国外交向来恪守“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 对沙特的利益需求主要局限在能源领域, 参与沙特事务呈现出明显的议题性特点, 一事一议, 区别对待, 以点带面, 稳步推进。这样的中沙关系现状反映了一种尴尬的现实, 即中国和沙特都是对方重要的对外参与对象, 但都在对方的整体外交棋盘中不占最重要位置, 在安全领域尤其如此。中国对海湾地区的安全事务更具象征性影响, 希望保持现状、维持稳定, 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波斯湾能源通道的安全主要依赖美国提供的秩序保证。沙特把美国视作主要的安全倚靠, 希望借助美国实现经济多样化和加入全球经济, 而且认为中国在短期内还无法取代美国这一角色, 中沙关系发展需要来自美国的“安全保护伞”^[13]。也就是说, 现阶段的中国对沙特事务的参与程度和方式确实不能令人满意, 中国外交需要以前瞻性眼光建立完善的安全形势和风险评估机制，有效管控危机, 与沙特探索新的经济合作模式, 建立广泛的人文交流渠道, 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互利共赢的有效落地。然而从另一角度看, 中国对沙特事务的有限度务实参与在动荡时期却也不会首先遭人嫉恨。例如，在不确定的政治发展时期没有人会认为中国在试图影响沙特内政, 客观上保全了中国在沙特的利益和现实的影响力。沙特现阶段的内部权力斗争及其导致的政治发展不确定性对中国而言影响有限, 中国外交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动力介入其中, 还应该继续保持此前的整体超脱, 静观其变, 等待沙特政局尘埃落定。

与此同时, 由于目标宏大的《2030愿景》实施起来困难重重, 穆罕默德王储既要稳定既往经贸基本面, 保障国计民生和权力平稳过渡, 又要戒除“油瘾”，实现经济转型升级, 重塑沙特形象, 就必须借助外力。正在全球范围内力推“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最有意愿、也是能够同时满足他这两方面需求的世界级大国。也就是说, “王储新政”是中国进一步扩大参与沙特经济事务的机遇, 《2030愿景》是中国在沙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抓手。合作的路径大概有三条:深化能源合作，稳住双边经贸基本盘, 以延布炼厂等大项目为抓手构筑中沙能源安全共同体; 可持续地参与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 推进沙特经济多元化发展进程; 增进政治互信与战略合作, 深化互补性优质产能转移, 提升沙特军工技术本土化水平。

中东地缘政治博弈的阵营化、冷战化趋势, 从长期看也许是个需要认真对待的严重问题, 但短期内的情况并不严重, 暂时都可以不去理会。首先, 伊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地区大国, 在伊斯兰革命后的革命输出中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冲动, 有国家实力支撑, 但现在已经基本是一个后革命时代的常态国家, 有个性, 有韧性, 具备成为地区性大国的必要条件。沙特是一个泥足巨人, 主要的战略支撑是石油储量和宗教地位, 经济结构畸形脆弱, 人力资源匮乏落后, 缺乏与伊朗长期对抗的实力和资本, 现阶段的挑衅性主动可以看作是其内部权力斗争时期的非常态。就此而言, 沙特和伊朗主要基于教派分歧的对抗实际上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那么激烈, 两国的地缘政治博弈目前还主要局限在口头攻击和代理人较量, 短期内不会升级。其次, 与欧美提供的非此即彼的“安全类公共产品”不同, 中国现阶段能够给中东提供的主要是共赢和多赢的“经济类公共产品”, 素来主张通过对话和谈判和平解决争端, 是一种对立各方都需要的基础型产品, 因而不会被首先列入需要选边站队的国家。最后，中东地缘政治博弈即使真的分裂成沙特和伊朗主导的两大阵营, 对国际社会的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太大, 因为双方都承受不起彻底切断国际能源供应的代价, 实际上也都把斗争范围局限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20世纪80年代, 两伊之间长期低水平的军事交锋及其对国际社会的有限影响, 就是中东地缘政治阵营化对抗的前例和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