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与此同时, 我国社会进入到了一个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 出现的问题也不少。其中一些人价值观缺失, 观念没有善恶, 行为没有底线是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其现实表现就是这些人什么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都敢干, 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 没有国家、集体和家庭观念, 不讲对错, 不问是非, 不知美丑, 不辨香臭, 浑浑噩噩, 穷奢极欲。他强调这是社会上种种问题的病根, 如不加以有效解决, 将会阻碍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 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努力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 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概括起来讲, 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极大地促进了当代中国物质文明建设, 也为精神文明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在不断改革、完善之中，难免引发大量的伦理道德问题。反过来, 这些问题又将影响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这一重要论断充分说明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逐步完善是当代中国伦理变迁的根源, 当代中国伦理建设必须扎根于此。那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意涵是什么?全面深化改革布局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哪些新特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完善中产生了哪些伦理效应?回答这些问题, 有助于更好把握当代中国伦理道德建设的经济基础, 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伦理道德体系。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是当代中国伦理变迁的根源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社会的经济状况、生产方式制约着历史的发展过程, “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1](P668)。作为观念形态的伦理道德从根本上来说是由经济发展方式决定的。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来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当代中国伦理变迁的经济基础, 是理解当代中国伦理生态失衡与修复的“红线”。因此，深入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意涵是把握当代中国伦理变迁根源的前提。

(一) 市场经济的一般含义

市场经济是相对于计划经济而言的, 二者都是促进经济发展中资源配置的调节方式。计划经济条件下, 进行资源配置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即通过对计划指标的分解、资源的调拨, 由政府来进行配置。计划经济具有自身的优势, 比如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迅速建立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但是计划经济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比如会因资源配置不合理而导致经济社会发展效率低下, 效益不高。与计划经济不同, 市场经济是依靠价格、供求、竞争等市场机制对各类自然资源、生产要素和社会成员的收入进行资源配置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 同样存在着优势和不足。

市场经济由商品经济发展而来, 了解商品经济的发展历史和演变形态有助于更好认识市场经济。按发展历史来划分, 商品经济依次经历了小商品经济,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三者分别以个体所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按发展程度来划分, 简单商品经济和发达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两种基本类型。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进入发达阶段, 经过现代化的淬炼才产生的。进一步讲,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社会化、市场化、货币化、开放化的产物。没有这些条件, 商品经济是不可能转化为市场经济的。具体来说, 商品经济在成长为市场经济过程中必须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 以统一的市场体系为土壤, 以金融市场、工具和手段全面介入经济运行为条件, 以参与世界竞争, 融入世界经济浪潮为载体。

评判一种经济形态是否为市场经济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是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是否以市场为中心; 二是社会总生产过程, 包括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是否以市场为导向; 三是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是否都通过市场进行配置, 由市场来决定它们的流向并依靠市场供求力量形成均衡价值; 四是价值规律及其实现机制是否是调节经济运行的主要手段。由此可见, 市场经济必定是商品经济, 但商品经济却不一定就能称作是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市场经济都可以存在。总的来说,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方式有助于资源优化配置, 调节供需平衡, 促进自主创新。但是, 发挥这些优势需要建立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自主性、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竞争性、经济活动的开放性和政府调控的宏观性等基础之上。另外，健全的现代企业制度, 完善的市场体系以及与此相应的法律、道德体系等也是市场经济稳步运行的内在要求。

(二) 以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意涵

恩格斯在《致奥托·冯·伯尼克的信》中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应当“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国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1](P58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创造性成果。与市场经济的一般形态和固有特征相比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自身的特殊内涵和本质规定。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基石, 由现代市场体系、现代分配制度、宏观调控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开放型经济、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中介组织这七根主要支柱共同筑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厦。其中最为根本的要抓住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 以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没有这一前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变质, 就会与一般市场经济相混淆, 就会使社会主义制度丧失最根本的存在条件。

概括来说,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是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规定的前提和基础^[2](P149)。如果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发生动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当代中国就不可能长久的存在和发展下去。

(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与衡量标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体现在它与一般市场经济, 特别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差异之处。综而观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密不可分; 第二个方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共同富裕, 由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第三个方面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须以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为价值导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决定了衡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标准需要从两个方面综合考量。一个是“比重加质量”的所有制标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刘国光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所有制标准的评价中是坚持比重和质量兼顾的, 不能只顾所有制成分的比重不顾质量；相反, 也不能只顾所有制的质量而不顾所有制成分的比重, 质量和比重都要看。他认为过去人们往往只讲公有制在经济成分中的影响力而忽视了比重。事实上, 如果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降低, 降得很低, 以致趋近于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变质。另一个是“国有经济的主导性”标准。刘国光教授认为坚持公有制经济必须占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变质的基础。与此同时, 还必须坚持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性作用^{[2](P149-150)}。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完善, 应当以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 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竞争力全面增强为前提。

毫无疑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当前我国伦理道德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完善为我国伦理道德建设提供了前提条件。但是, 市场经济固有的缺陷和消极属性也为极端利己主义等不良道德价值观念提供了土壤。

二、全面深化改革布局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特点

恩格斯在研究住宅问题时指出，通过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件和观念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3](P320)。回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历程, 了解全面深化改革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常态, 把握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向有助于深化对我国伦理变迁根源的认识, 探索由此造成的伦理效应。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历程回顾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历时约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至1982年。这一阶段可概括为以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改革开放开启了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1979年, 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 改革是以计划经济为主, 同时要结合市场经济, 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一论断大胆地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设想。1981年,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正式提出要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 同时对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作了肯定性表述。1982年, 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将我国经济改革的方向确立为:“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这使得部分产品的生产流通可以不通过计划, 而是依靠市场调节来实现变成了可能。对于长期以来实行高度集中的、以单一的指令性计划为特征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大胆的突破。时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陈云同志关于当时经济工作的看法很好的说明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情况。他把搞活经济比作“鸟”, 把国家计划比作“笼子”，他提出笼子大小要适当，但是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4](P287)。意思是说为了搞活经济需要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但其作用不能离开计划的指导, 且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

第二阶段从1983年至1991年。这一阶段以实施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主要标志。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 农村和城市的改革不断推进并取得初步成功, 市场调节在许多领域已经突破了“为辅”的地位。1984年,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 会议全面总结了改革开放之初的经验教训, 结合今后改革的重点任务, 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要摒弃把计划同市场对立起来的思维, 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来发展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培育发达的商品经济, 这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必经阶段。这一判断说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迈入到了一个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实质性阶段。1987年, 党的十三大召开, 会议进一步明确了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本质规定。市场的充分发育和不断完善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不能脱离的前提, 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经济的作用决不能与搞资本主义划等号。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论断的提出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飞跃,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做了充分的准备。

第三阶段从1992年到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是这一时期的突出特征。1992年, 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 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调节手段的精辟论断, 破除了长期以来人们把计划与市场看成是带有强烈社会属性的思想藩篱。随后, 中共十四大明确指出,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 基本要求就是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1993年,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改革路线做了说明和部署。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进入到了全面推进的阶段。随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以国家大法的形式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并正式确立。

第四个阶段从2003年至今。这一时期的鲜明标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2003年, 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提出以制度为保障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下一步要努力的方向。2007年, 党的十七大再次提出要在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把握的基础上, 建立起让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制度体系, 加快形成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步骤。2012年, 党的十八大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为此, 应当更加自觉地尊重市场规律, 同时必须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报告还用“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面临的新任务。2013年,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会议进一步强调全面深化改革中经济体制改革是重中之重,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关键所在, 要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结合起来, 统筹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这标志着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跨入到了攻艰阶段, 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是当前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突出任务。

(二) 全面深化改革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常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力度不断加大,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常态”一词最早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Mohamed El-Erian)于2009年初提出, 原指处于“后危机时代”, 由于商业环境、人们的消费观念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世界经济体系不可能再简单复原到危机发生之前。在此背景下, 西方发达经济体的通缩将是长期化和常态化的。随后, 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前财政部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enry Sunmers)在著名经济报刊《金融时报》撰文, 称“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停滞不前将可能成为“新常态”。尽管在不同情境下, “新常态”的含义不尽相同。但在西方思想舆论中, 一般把宏观经济恢复缓慢而痛苦的过程视为“新常态”的基本内涵。

2012年10月18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第三季度经济发展相关数据。数据表明第三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7.4%, 创下14个季度以来新低。之后, 国际评级机构惠誉(Fitch)表示中国经济发展态势与“新常态”增长率的预期基本符合。2014年5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对当前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展现出来的新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做出了新判断。他指出中国经济仍将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全国人民要积极适应“新常态”。同年7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党外人士座谈时再次提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同年1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全面阐释了中国经济“新常态”, 引起了与会国内外人士的高度关注。同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和2015年4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中国经济“新常态”做了更加详细和全面的阐述, 并将其定位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这表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理论体系和政策准备业已形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发展步入到了一个全新历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常态”可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从形态上看, 中国经济正在向品质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转变; 二是从增速上看, 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 三是从方式上看, 中国经济正在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 四是从结构上看, 中国经济正在从增量扩能为主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转变; 五是从动力上看, 中国经济正在从传统增长点向新的增长点转变。

中国经济“新常态”集中表现为“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四大特点，即增长速度从过去平均10%的高速增长渐渐向6%—7%的中高速增长回落, 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水平不断提升, 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逐步向创新驱动转变, 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更加复杂多样。

(三)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向

正确看待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向, 需要对新常态产生的原因做客观的分析。从国际国内两个维度来看, 新常态的出现是多重因素造成的。它是中国经济面对多重问题叠加后的内、外表现。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矛盾与世界经济大调整的叠加。这种叠加决定了中国经济进入与周期性调整不同的潜在增长率回落, 结构性趋势下滑但就业和物价稳定的新常态时期。二是经济总量大与发展质量差形成的叠加。这一叠加决定了中国经济必须在增量上做减法, 在质量上做加法, 一减一加决定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三是宏观形势的“三期叠加”。这一叠加决定了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不二选择^[5](P6-7)。这说明中国经济新常态与西方舆论所说的“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缓慢而痛苦的恢复过程并不相同。中国经济新常态出现的增速下降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换, 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出现的一种必然态势, 这一态势是符合中国经济高速运行30多年后进入的一种换挡、调整阶段。

在新常态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呈现出增长更稳定、更干净、更自主、更协调, 发展更均衡、更稳定、更公平、更合理等良好预期。具体来说, 也就是随产业结构再调整和再优化, 第三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将迅速提升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稳定器和净化器的作用; “旧常态”下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长期失衡的增长模式将被有效改变; 东、中、西部地区相互支撑、良性互动、协调共生、融合发展的态势将越来越明显; 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和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新发展思路, 将实现从追求“国富”到更加重视“民生”的阶段转变, 共享发展理念将深入人心^[5](P11-12)。与此同时, 中国经济也将面临众多挑战, 诸如财政金融风险不断显露, 新旧增长动力接续不畅, 宏观经济平衡更加不易, 综合偿债压力明显增强, 劳动争议不断扩散, 网络舆情问题更加突出^[6](P69-71)。这一系列问题都将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不可回避的严峻挑战。

唯物史观认为所有的历史现象通过充分分析该历史时期的经济状况后都可以得到彻底且简单的说明。思想观念同样可以由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和政治关系加以说明^[3](P459)。全面深化改革布局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特点是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的基本状况, 这种新状况必然会引起人们在伦理道德上的转变以及整个伦理生态的调整、变革, 衍生出与以往不同的伦理生态。在这一过程中, 一方面要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 另一方面要积极应对伴随市场经济出现的负面影响。只有这样, 才能医治一些人观念无善恶, 行为缺底线的病根。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完善中的伦理效应

马克思主义认为从根本上来说, 精神生产是由物质生产决定的。恩格斯曾为了反驳“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 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强调从根本上来说, “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在历史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1](P591)。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进一步总结到,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制度是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7](P69)。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当代中国物质生活的基本生产方式, 它的变化发展突破了原有的、既定的“伦理—经济”“伦理—社会”“伦理—文化”生态, 影响和决定着包括伦理建设在内的各领域的发展。

(一) “伦理—经济”生态平衡需要再调适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指出, 整个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无一不受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制约^[8](P591)。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进一步确立人的主体地位, 这必将引起伦理道德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反映在一方面它打破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伦理—经济”平衡机制; 另一方面,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仍在全面深化过程之中, 其形态没有完全成熟和定型, 而伦理道德观念往往与经济发展并非同步, 由此导致了新的平衡尚未建立。而且市场经济本身对伦理道德存在一定的冲击。法国哲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其著作《社会分工论》中就提出市场经济在一定情况下对伦理道德建设具有稀释作用。他认为当经济事物主宰了大多数公民的生活后, 成千上万的人将把整个精神投入在经济领域, 这样一来, 人们对社会道德的关注力度就会下降。在这样情况下, 一旦经济环境的道德色彩不浓, 人们就会越过道德底线, 做出不道德的行为。“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牵引, 有效降低了市场经济引发的伦理风险。但是, 市场经济对伦理道德的稀释和冲击仍在所难免。

在一项关于伦理道德与市场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调查中, 57.3 %的被调查者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我国经济实力有了明显提高, 但与此同时伦理道德也发生了变化, 尤其是人们的幸福感下降了; 24.54%的被调查者认为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变得自私了; 两项相加, 总数达81.8%。仅有6.8%的被调查者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人们的伦理道德更趋合理。从以上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上的表现持肯定态度, 而对由此带来的的伦理道德的变化明显持否定态度。可见, “伦理—经济”悖论的存在已经成为现实, 二者之间的平衡需要进行再调适^[9](P25)。这说明当前中国伦理道德正处于从传统形态向市场经济道德转型阶段, 经济因素的影响依然强大。这种状态体现了“经济决定性”的基本规律。然而从辩证法的视角来看, 伦理道德与整个市场经济的运行体系尚不融洽。

从伦理的意义上来看, 市场经济的变革不仅是经济基础的变革, 更是“伦理—经济”生态的变革^[10](P110)。进一步讲, 作为影响伦理和文化生态系统最根本的因子即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必然会导致和要求相应的伦理精神与之相匹配。然而由于这一变革的深刻和激烈, 新的经济结构尚未完全定型, 而且在“伦理—经济”生态中, 伦理具有天然的迟滞性, 新的伦理道德还难以确立。于是, “伦理—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必然存在张力, 其表现在精神领域中就是价值混乱和行为失序。在经济生活领域, 特别是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则会出现由于缺乏相应的伦理道德的规导和制约, 道德风险突出, 经济伦理难以获得认可和践行的状况。

(二) “伦理—社会”生态平衡需要再修复

亚里士多德(Aristatele)为了说明伦理道德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把伦理学看作是政治学的一部分。他说, 如果某人要想在社会活动中有所行为, 就必须有好的道德。关于道德的讨论不仅是政治学的部分, 而且还是它的起点^[11](P241)。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更加科学地指出, 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和社会存在而发生变化的^[8](P50-51)。伦理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必然受到社会存在的影响。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整个社会产生推动作用的同时, 也会对社会有机体产生了一定的破坏作用。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认为市场经济体系在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伤害也是持久和无法估量的。他认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 资本主义伦理道德与整个社会机体早已脱节。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体系只不过是通过道德家来劝世喻人, 或是社会学家用来编织神话的材料以维护其意识形态, 而不是作为人们现实的行为规范来发挥作用。他深刻地认识到导致传统资产阶级道德价值体系的崩溃的真正缘由正是资产阶级经济体系, 更为精确地说是“自由市场”。

由于前置条件不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存在根本差异。尽管如此, 市场经济偏嗜物质财富的惯性仍不可避免。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虽然使人们的社会生活更加丰富, 但由于伦理道德体系的急剧变化, 使已有的“伦理—社会”生态平衡被迅速打破, 这种失衡集中反映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与幸福获得之间关系上。因为这一关系既反映着一种文明的品质, 也体现着特定社会的伦理内蕴。在一项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人们幸福感之间关系的调查中, 37.3%的被调查者认为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未带来幸福感的上升, 35.4%的被调查者认为生活虽不富裕但幸福并快乐着, 两种选择基本持平^[9](P8)。人们对生活幸福感的体验主要来自于对社会伦理的判断。正如莱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所说, “最高的道德洞见”和“个人良心的造诣”都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联^{[12](P201-202)}。经济发展与幸福获得之间的关系, 在一定意义上体现着一个社会的道德公正状况, 在伦理学意义上反映着道德与社会的整体运行状况。

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来讲, 对于维系一个社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伦理—社会”生态, 经济条件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是, 与此相关的政治、传统等社会条件, 也发挥着特殊的作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全面深化, 原有的伦理道德体系已经发生激变, 并与社会整体运行的间距正在逐步扩大, “伦理—社会”生态平衡需要再修复。

(三) “伦理—文化”生态平衡需要再建构

从广义上讲, 文化和伦理之间是一种包容关系, 伦理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构成。换句话说, 伦理与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亲密的生态关系^[10](P112)。进一步讲, 这种生态关系的现实表现就是伦理是文化的生态因子, 伦理精神的价值合理性只有在一定的文化生态合理性中才能得到体现和确认。当代中国伦理道德的建构是以整个文化的现代化为宏观背景和前提条件的道德价值观的重塑。这就意味着, 从文化发展的整体视野来看, 中国伦理的当代建构必须置身于整体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之中。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经济发展方式的急速转型所酿成的道德观念的急剧变化已经使伦理道德体系与整个文化生态不相匹配。

据《中国伦理道德报告》的调查数据显示, 43.0%的被调查者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增强了竞争意识, 但淡化了协作精神; 38.0%的被调查者认为市场经济强化了个人主义, 淡化了奉献精神; 13.0%的被调查者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 人们更注重眼前利益, 而忽视长远利益; 5.0%的被调查者认为市场经济破坏了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9](P334)。概括起来讲, 市场经济对人们的道德观念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人们之间竞争趋强而协作趋弱, 趋利增强而奉献淡化, 看重眼前而不顾长远。这样一些道德观念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所要求的相互协作、集体主义、乐于奉献等伦理精神存在严重冲突。

那么究竟是不是市场经济对当代中国人道德观念的的负面影响最大呢?在一项关于对当前伦理道德风尚造成最大负面影响的文化因素的调查中, 55.4%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市场经济导致的个人主义, 28.2%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外来文化的冲击, 12.0%的人选择了传统文化的崩坏^[9](P23)。由此可见, 市场经济派生的个人主义使得伦理与文化时常处于紧张关系之中, 是造成“伦理—文化”失衡的主因。其背后反映着文化的变革必然要求伦理的变革, 而伦理的变迁也将是文化变迁的重要条件这一原理。因为, 伦理变迁意味着对“人”的新发现和新认识, 必将引起人们对道德价值的新追求和社会伦理的新建构, 进而深刻影响作为“人化”的文化模式及发展方向^[10](P125)。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增强经济发展的道德底蕴对于推动伦理与文化的再平衡, 创造新的文化质态意义深远。

综合来看, 造成当前我国“伦理—经济”“伦理—社会”“伦理—文化”生态失衡的根源就在于在伦理道德建设中, 没有抓住伦理变迁的经济原因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与文化因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完善中, 尚未把经济与社会文化, 特别是伦理道德紧密结合起来辩证看待、协同推进。正如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所说, 只在这里看到原因, 在那里看到结果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 这种观点看不到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是在各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 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因素^[1](P601)。面对这种状况, 当代中国伦理道德的建设, 在整体思路和方法论上应当坚持辩证综合的“生态价值观”。所谓“生态价值观”, 就是在伦理与文化、经济、社会的有机生态中来理解、建构、确证伦理精神的现实合理性的价值观^[10](P453)。这种价值观要求人们在看待事物发展中既要把相互联系的要素合为一体, 也要把意识的对象分解为它们的要素, 实现分析与综合的统一^[13](P45)。其认识论的前提就在于人们通过思维来考察历史和精神活动时, 首先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幅总画面, 而相互联系着的一切都处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的过程之中^{[3](P538-539)}。探索当代中国伦理变迁的根源, 面对伦理道德建设的重任, 生态价值观无疑是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的。

总而言之, 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来看, 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化、确立、发展、完善的过程中, 由于经济发展方式的急速变换, 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活力, 创造了丰富的物质、精神财富。与此同时, 也引起了原有的“伦理—经济”“伦理—社会”“伦理—文化”的生态失衡。我们应该坚持用唯物史观来分析和看待这一问题, 深刻把握一定历史阶段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 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 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这一早已经被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的基本原理。因此, 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当代中国发展中伦理变迁的根源, 对其全面深化改革的历程进行深入分析, 准确把握其内涵, 坚持“生态价值观”对依其变化的伦理生态进行“再调适”“再修复”“再建构”, 达到新的平衡, 是解决当代中国发展中伦理问题的根本所在。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将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布局的顺利推进。